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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文学家历史地位的形成，必然有一个被传播、被接受的过程。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家中，作品传承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影响之深，莫过于杜甫了。北宋孙仅在《读杜工部诗集序》中说：“公之诗，支而为六家：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
即说出了杜诗影响的几个侧面。杜甫死后，他的地位虽然在短时间内或有歧见，但自韩愈以后，就不可动摇了。唐末韦庄尊重杜甫，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浣花集》，因为杜甫曾住过成都的浣花草堂。这是唐人对杜诗地位的认同。唐人学习杜诗情况，又随着时代的不同，流派的各异，甚至个人的差别，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风貌。从时代来看，中唐时期的学杜者，无论是元白，还是韩孟，他们趣尚虽不一致，但同样表现出要求中兴的革新精神。而晚唐杜牧、李商隐而下，对杜甫的崇敬之心虽较中唐不减，但其气派已与他们的前辈们大不相同，逐渐收敛而内向，杜牧所说的“无人解合续弦胶”（《读韩杜集》），认为杜诗高绝难继，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从流派上看，元白和韩孟虽处同一时代，他们又同为尊杜学杜者，但元白所得的是杜诗感时愤世的一面，突出其忧国忧民的精神；韩愈所得的是杜诗沉雄壮大的一面，犹如强弓硬弩，以拯救诗坛的流弊。一个得其主观的精髓，一个得其客观的表现。因为杜诗传承的内容极为广泛，我们这里拟截取唐代杜诗传承，从一斑以窥见杜诗传承的全豹。
杜诗在杜甫生前就已经得到传播，这主要表现在他与同时与后辈诗人的交往中。比如他与王维、岑参、高适同登长安慈恩寺塔，相互唱和五首，都已流传下来。比杜甫长十一岁的大诗人李白，写了4首诗赠给杜甫，即《沙丘城下寄杜甫》、《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鲁郡石门东送杜二甫》、《戏赠杜甫》（本诗或为伪作），对杜甫在诗坛上的地位的提高，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杜甫同辈的诗人岑参、高适、严武、韦迢、郭受等人，也有寄赠杜甫的诗，想必杜甫与他们都有寄赠往来诗作。唐诗在当时的传播主要是靠相互寄赠得以实现的。时人任华有一首《杂言寄杜拾遗》诗，开头几句是这样的：“杜拾遗，名甫第二才甚奇。任生与君别来已多时，何曾一日不相思。杜拾遗，知不知？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更是杜诗在当时传播的极好例证。
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是杜甫最忠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杜甫所开创的写实精神，绕过了大历诗坛对形式的追求，到元稹、白居易的时代才进一步发扬光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诗学观点的传承。杜甫论诗，最重视诗歌的社会效用。比如杜甫在《同元使君舂陵行序》中，盛赞元结“知民疾苦”的政治品德，正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精神。他评论元结的诗歌是“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认为继承《诗经》的比兴传统，因而产生了政治教化的作用。细绎元结这两首诗，内容深刻，语言质朴，是典型的写实之作，可见杜甫的诗歌主张充满了写实精神。诗歌要写实、要讽谕的主张，到了白居易，有了更加明确的阐发。他说作诗要“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策林六八·议文章》）；“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并且明确指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些都是与杜甫的诗学观点一脉相承的。白居易在创作上继承杜甫写实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乐府诗的写作。杜甫一贯重视运用乐府体裁来反映现实生活。杜甫以前的乐府诗，大多沿袭旧题。杜甫的乐府诗，一方面继承《诗经》及汉魏乐府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又即事名篇，自创新题。他早年在长安时期就写过《兵车行》、《丽人行》；中年经过安史之乱，写了《悲陈陶》、《悲青坂》及“三吏”、“三别”；晚年还写了《岁晏行》、《蚕谷行》等，都是即事名篇的佳作。杜甫的文学活动对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等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写了很多新乐府、古题乐府等更加创新的诗篇，极大地发扬了杜甫新题乐府的精神。白居易在《伤唐衢》诗中，说明了写作《秦中吟》的目的：“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明显是要表现民病，以及引起民病的种种政治、社会弊端。他的《新乐府》，更是与杜甫的新题乐府一脉相承，而且将杜甫的即事名篇精神进一步发展，以成为讽谕诗。
在晚唐诗坛上，受杜甫、白居易新乐府影响而反映现实生活的，首推皮日休。他在《正乐府十篇序》中，具体地表达了诗歌美刺教化功能的观点，通过“观功”、“戒政”以补察时政的得失。因此他对于齐梁以来乐府的“侈丽”、“浮艳”都加以贬斥，而自己用乐府写出反映时代的正声。他的《正乐府》中《卒妻怨》、《橡媪叹》、《农夫谣》、《哀陇民》等都是远绍杜甫，近承元白的。在当朝的人物中，白居易是皮日休最尊敬的人物之一，他在《七爱诗》中，专门有《白太傅》一首：“吾爱白乐天，逸才生自然。谁谓辞翰器，乃是经纶贤。欻从浮艳诗，作得典诰篇。立身百行足，为文六艺全。”
序中又说：“为名臣者必有真才，以白太傅为真才焉。”
他赞扬白居易出于“真”和“自然”，不仅擅长词翰，而且具有经纶之才。从杜甫到中唐元白，直至晚唐皮日休新乐府诗的发展，是杜甫写实精神传承的基本线索。
与写实传承不同的一路是中唐而下以韩愈为代表的写意传承。韩愈的诗文中，评论杜甫的文字有好几处，《荐士》诗说：“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后来相继生，亦各臻阃奥。”《醉留东野》诗说：“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调张籍》诗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酬四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也说：“高揖群公谢名誉，远追甫白感至诚。”从这些文字中看出，韩愈受李白、杜甫的影响很大，两位风格不同的诗人的影响，在韩愈身上得到了融合。这也是杜甫对韩愈的影响与元白不同所在。韩愈诗歌有奇崛的特点，不像白居易那样写实、通俗，这一根源也来自于杜甫的变新。因为追求写意，韩愈在题材上也就以学习杜甫的古诗为主，这与元白也很不相同。杜甫写作古诗，已经表现了奇崛的特色，特别是五言古诗，长于铺陈，具有散文化的倾向。《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壮游》、《遣怀》等就是著名的代表作品。这样写，目的当然是求变求新。与杜甫一样，韩愈写了《南山诗》、《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等，散文化的手法源之于杜甫而又过之。如《南山诗》，一连用了五十一个“或”字，简直奇崛到了极处：“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妥若弭伏，或竦若惊雊。”其风格则又由杜甫的奇崛变为奇险，不问生活原来的情况如何，只表现自己主观上以为的生活如何。以意驱笔，故他笔下的生活，是经过作者主观幻化了的生活。从这方面看，他在学杜，但成就尚不如杜。韩愈的学杜，重在奇崛风格的表现，进而追求奇险，已与杜诗稍有偏离。至于韩门弟子，又沿着韩愈奇险的方向滑行下去，离杜甫就越来越远了。杜甫的奇崛，是建立在忧国忧民、关心国计民生的基础上表现的，这在韩愈，因其才大与识广，尚能得其精髓并有所发扬与创新，而孟郊作诗时心与身雠，贾岛则推敲苦吟，李贺则要呕出心肝，其共同特点都是偏离了现实生活。他们或标榜学杜，但只是学到皮毛而已。
韩愈“以文为诗”的风格也是对杜甫精神的发扬。杜以诗为文，在作文方面另辟一路，是创新，但检讨杜甫传世之文，实在未见佳作，可见对杜甫来说，这种尝试是不成功的。韩愈却不同，他受了杜甫以诗为文的启发，反过来以文为诗，倒是别开生面了。就韩愈所写的古文来说，是在道统精神的范围下，务去陈言，力求新变。所表现出来的气势，就像灏灏漫溢的大水，浑浑无涯，他用这种方法作诗，做到其力大，其思雄。韩愈以文为诗，上继杜甫以文为诗、以诗为文之法，下开宋诗无限法门。
晚唐传承杜诗最重要的诗人莫过于李商隐，宋人王安石说：“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
李商隐的诗，完全渊源于杜甫，他在学习杜甫方面，总体说来是比较全面的。一方面学习杜甫关心国计民生，揭露时病的精神，在形式上不仅学习杜甫的古诗，而且学习杜甫的近体。李商隐的长篇古诗，如《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井泥四十韵》等诗，和杜甫的《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样，为民请命，表现爱国爱民的思想。《行次西郊》诗从唐玄宗的荒淫乱国，叙述到唐德宗的藩镇之祸，以至唐文宗的甘露之变。把唐王朝由盛转衰过程的大致线索描画在读者面前，不仅立意上胎息杜甫的《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即是作法上也渊源于此。李商隐的律诗，无论在题材还是内容方面，本于杜甫就更多了。如他的不少爱情诗，受杜甫《月夜》的影响。杜甫写了不少组诗以反映较为重大的政治问题或表现重要的历史人物，如《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李商隐近体组诗也不少，代表作就有《无题四首》、《碧城三首》、《漫成五章》等。对于李商隐来说，他对杜甫的学习和继承，也并不是亦步亦趋的。他的诗在韵味神理与遣词造句上都深得杜诗的精髓，但我们细读李商隐的诗，又觉得风华掩映，情韵深美，比之杜甫诗更加曲折深婉，典丽浓郁，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