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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五千年是从五帝时代开始的。中国的正史有二十四史，二十四史从《史记》开始，《史记》头一篇就是《五帝本纪》，第二是《夏本纪》，第三是《殷本纪》，第四是《周本纪》，这样排列下来。五帝之后就是我们说的三代，即夏商周。关于五帝时代的研究，其实涉及到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五帝第一个是黄帝，黄帝是人文初祖，黄帝时代代表着文明起源的时代。因此，对黄帝的纪念就是对中华文明产生、形成过程的探索和忆念。
在这里，我特别要说的是，禹，既可以说是五帝时代，也可以说是夏商周时代的代表，他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从我们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五帝时代应该和夏商周时代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五帝时代里面的内容，神话的性质更为强烈，而具体的史实和世系之间的关系，都有待于更多更深的探讨。可是从夏开始，夏朝的世系非常清楚，17个王，每一个王叫什么名字，他们互相的关系怎么样，他们都做过什么重大的事情，这些在古书里面非常清楚。从夏禹以后，中国古代的历史进入另外一个重要的阶段。所以今天我们研究夏禹，纪念夏禹，召开有关夏禹的种种学术文化会议，须知禹不只是属于五帝时代，也是属于三代的开始。这一点对于我们的研究特别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我们从全世界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文明的起源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拿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来说，开始萌生文明的时期都是在考古学上说的铜石并用时代。这一点在我们中国极少有人这样说，他们总认为国家和文明的起源一定是在青铜器时代。
五帝时代，可以说是史前时期和后来的时期交界的地方。我们过去说历史时期、史前时期，历史时代、史前时代，大家知道，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国际上通行的说法不是这样的，产生了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史前时期之后有一个原史时期（protohistory）。史前时期、原史时期、历史时期。历史时期是以文献记载为主的，史前时期是没有什么文献，而是以考古学、人类学或者其他的研究方法为主的，其间的原史时期，则是文献与考古等并重。那么到底中国多长的时期叫原史时期呢？我个人觉得夏禹的时期应该是我们原史时期的开始。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说，除了考古学、人类学、文化学、民族学种种方法之外，我们还是有相当多的文献依据的。这样看来，夏禹对我们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先秦历史的人来说，我感觉是很重要的一个界线。
最近我们看到，在史学界有几位先生写文章主张把唐尧、虞舜、夏禹都划为史前以后的阶段。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杨向奎先生就写过一篇文章，叫《给有虞氏一个历史地位》，把虞，包括唐尧，尧舜禹时期也算作史前以后。最近北京大学的吴荣曾先生，也专门写过文章，发表在《炎黄文化研究》上。
所以，尧舜禹这个时期，我个人觉得，是不是可以用中国的原史时期，或者史前以后时期的一个开端来定义。对于这个开端，我们要特别探讨研究，这关系到我们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那么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个问题不但与我们中国人，乃至与整个世界的文明发展都有密切的关系。全世界起源最早而且独立的古老文明，除了中国，还有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古代印度，但是这些文明，包括希腊和罗马的文明，后来都中断了。只有中国文明绵延不绝，五千年没有中断，这在全世界是惟一的。因此对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来说，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特别的意义。我们中国人积累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对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有什么贡献，对于阐释人类的进步和人类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意义，都是特别重大的问题。
禹，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一个著名的史学界老前辈——王国维先生，1925年的时候在清华开了一门课，叫“古史新证”。在这门课里，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有些人信古，信古有过，就是有不对的地方。他又说，疑古也有不对的地方，为什么呢？他特别指出疑古的人，甚至对尧舜禹的人格和存在都不承认了，这是不行的。可见在王国维这样的学者眼光中，尧舜禹是确有其人的。王国维先生说，中国古代的历史和世界的是一样的。古史中总是有神话的，可是它是和历史事实结合在一起，所以尧舜禹不是完全子虚乌有的。大家知道，1925年的时候中国现代考古学还没有起步，因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标志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考古发掘，第一次是1926年，王国维先生多少参与其事，是李济先生主持的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王国维讲课的时候是1925年，比发掘早一年，王国维先生当时只能举传世的一些东西，他举了两件青铜器，一个是秦国春秋时代的秦公簋，一个是齐国春秋时代的叔夷钟。他说秦公簋和叔夷钟里面都谈到了大禹的故事，所以他说春秋时代东西两个大国，一个是秦国，一个是齐国，两个大国都承认有夏朝，有禹。到1929年，郭沫若先生在日本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这本书里面他也谈到了夏，也谈到了禹，对于这一点有更深入的阐述，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地认为，从春秋时代的人来说，夏禹的存在和他的历史事实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究竟禹的传说是本来就有的，还是后来什么时候才出现的？这个问题有种种的说法，有人说是后人编出来的，因为甲骨文里没有见到禹，就是商代还没有禹的说法，西周也没有。在2002年的时候，我们在北京看到一件青铜器遂公
，这件青铜器有人说是河南出的，是西周中期的，铭文里面详细叙述了大禹的情况。它一开头就说：“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大吃一惊。大家知道，“禹敷土”这三个字是见于《尚书·禹贡》，而“随山浚川”见于《禹贡》的序。序比《禹贡》要晚，可是这四个字，其他古书里都没有，只是在《尚书序》里面才有。所以这里明确证明了《禹贡》和《尚书序》是有根据的。所以这个发现以后，有人说我们可以把禹的传说上推到西周，当然这是没有问题的。这件遂公
现在在北京的保利艺术博物馆。这件东西的存在从文体、内容上证明了《尚书》的头几篇，包括《尧典》、《皋陶谟》、《禹贡》这几篇，是有根据的。这几篇有根据，那么我们古史的很大一段就活了。这一点，我想我们还需要再进一步讨论。
可以说，尧舜禹的历史根据是《尚书》的记载，春秋时代孔子这么讲，诸子百家也这么讲，用的就是这几篇，可见《尚书》对于中国古史、对于古代文明、对于我们今天讲的尧舜禹文化都非常重要。
我们要讨论的中国古史，不是从中国这块大地上人类的出现讲起，而主要是指中国文明由萌芽形成到其早期发展的历史。传统上一般认为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以司马迁《史记》等传世文献关于炎帝、黄帝的记载为依据的。现在看来，自炎黄以下，不妨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段落：
第一个段落是炎黄到尧舜，即所谓“五帝时代”。大家公认，这属于传说时期，然而如王国维所言，“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刚才讲了，尧舜或许还可以向下划。
第二个段落是夏朝到西周，这属于近年学者讲的原史时期。其间又可以商代盘庚迁殷划一界线，其后由于有甲骨文、金文，我们运用“二重证据法”的机会更多。
最后的段落是东周到秦的统一，由于存在大量传世文献，已属于严格意义的历史时期，但出土文献的意义仍然不可低估。
相对于黄帝来说，有关尧舜的文献神话色彩要淡薄得多。上海博物馆1994年入藏的战国楚简《容成氏》和《子羔》两篇，都强调舜出身民间，没有什么感应神迹；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竹简《穷达以时》，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的战国竹简《保训》对舜的描述也是如此。《古史新证》批评疑古派学者，主张尧舜是实有人物，可能是有道理的。
王国维在1925年时曾称他那时为“发现之时代”，今天我们所处的更可称为“大发现之时代”。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一定会在新世纪里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使我们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识不断深入和更新。
近些年，在史前一直到文明形成时期的考古学研究上，有一项重要的成果，就是纠正了过去以中原为中心的单源论观点。以中原为中心的单源论的形成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考古工作大多局限在中原地区。后来考古范围发展扩大，也便自然而然地开拓了人们的眼界。现在看来，中华文明的起源不能是单源的，文明起源的各个因素不是在一个地区产生，而是在若干地区分别酝酿和出现的。至于文明在什么地方形成和突破，是另外的问题，至少从起源来说，必须看到若干地区的交互作用。这就是讲，中华文明是我们辽阔幅员之上多民族共同创造的辉煌成果。
长期以来，大家讲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这句话今天在一定意义上仍然是正确的。特别是作为文明早期的几个朝代，确实都建都在黄河流域。可是谈到文明的起源，考虑到近年的考古成果，应该认为长江流域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长江地区从考古文化来看，是相当进步的，绝对不是一个落后的地区。我想这一点凡是关心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人都会有同样认识，所以有的学者提出中国也有一个“两河流域”，就是黄河与长江。黄河流域的文化和长江流域的文化，有联系又有区别，互相影响、沟通和融会。这个观点恰好与炎黄二帝居处的两个地区一致，看来并不是偶然的。
2007年5月，我到江苏高邮参加“尧文化发祥地高层论坛”，并进行了实地考察。来高邮之前，我从未把帝尧与高邮联系起来，说明受中华文明单源论观念的影响，尚未把目光投向东方地区。考察了高邮龙虬庄遗址，看了陶器、玉器、石器、先人遗骸及葬俗等陈列，使我大开眼界。如龙虬庄陶片上一看就是符号，在公元前2100年至前2000年之间，与文字有关，成行的，是用右手在陶片上刻的，我不能不由衷地赞叹。高邮的龙虬庄龙山文化是淮河中上游王油坊龙山文化迁徙而来，而龙山文化晚期就与帝尧时代相当。
帝尧与高邮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是皇甫谧的说法，他肯定也不是第一个说的。司马迁写《五帝本纪》不是仅仅依靠文献资料，还很重视实地考察，他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又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等等，可见他对东方各地的情况是考察过的，当时他肯定听到过江淮一带有尧、舜、禹的传说。高邮有丰厚的文化资源，高邮是古代史中有关帝尧传说的重要地点，同时也是研究和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地点。传说伊祁氏在三阿，而三阿就是古高邮。以往我对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读过很多遍，《索隐》的记述自然也看过，就是没有注意帝尧与高邮的关系，可见过去读书之粗疏。
跟希腊、罗马等古代文明的神话一样，帝尧有神话内容，而我们要看到神话里面有历史的背景。高邮是古代有关帝尧传说的重要地点，也是研究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地点，希望将“高邮：尧文化发祥地”问题进一步深入讨论。将来条件成熟了，可以由中国先秦史学会和高邮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开一个全国性的研讨会。
（耿葆根据李学勤教授2007年5月在江苏高邮“尧文化发祥地高层论坛”学术研讨会上演讲以及实地考察谈话整理。）
（原载《高邮：尧文化发祥地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