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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2008年秋入藏的战国竹简，通称清华简，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清华简的一种主要内容，是《尚书》及与《尚书》体裁相类的文献。在2010年末出版的竹简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
，共收录竹简九篇，其中前八篇都是这一类的典籍，但只有《金縢》一篇于传世今古文《尚书》中都有，也就是说既见于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又曾见于孔壁发现的古文。
《金縢》记载周武王伐纣之后患病，周公祈祷欲以身代，以及武王死后管蔡流言，造成成王与周公间存在芥蒂之事，为《史记》和各种史籍所依据，对周初史事研究有重要关系。由于篇文古奥，有种种费解的问题，历代学者多有异说，迄无定论。现在有了清华简本，在不少方面提供了解决的线索，这里试举几点，望能得到大家的指教和讨论。需要说明的是，下面引到的传世本，系用中华书局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内的《尚书正义》本。
整理报告已说明，清华简这一篇原有篇题是《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不称《金縢》，然而与传世本《金縢》对照，虽然有若干文句差异，但首尾完具，属于同篇异本是没有问题的。按《金縢》篇文，先秦古书罕见征引，篇名则见于《尚书序》。清华简不用《金縢》篇名，很可能是未见《尚书序》，这一点在整理报告注释里已作解释，对百篇《书序》写成时代的探讨有参考价值。
简本《金縢》的出现，证明该篇在战国时期已经流行。过去有学者以为《金縢》是在较晚的时候才形成的，如清代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主张《金縢》“秋大熟”以下是《书序》所载《亳姑》的逸文，近年论著也有类似看法
。简本《金縢》把这一类怀疑统统消除了。至于篇中包含神话色彩，反倒是该篇成形较早的证据，有些学者，如梁玉绳《史记志疑》所引明代王廉的《金縢非古书辨》，清人袁枚的《金縢辨》
，从传统道德伦理观念推论周公作为圣贤不应如此行事，就不必在这里澄清了。
简本《金縢》与传世本对校，有许多有重要意义的异文，以下分几个问题来讲。
第一，关于周武王有疾与卒世的年代：
传世本《金縢》首句为：“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史记·鲁世家》据此云：“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这句话非常关键，因为司马迁在同书《封禅书》中说：“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武王克商后只在位二年之说，后来有许多论著沿用，特别影响重大的，是王国维的《周开国年表》。王先生说：“案《史记》所记武王伐纣及崩年根据最古。《金縢》于武王疾书年，于其丧也不书年，明武王之崩即在是年。《史记》云：‘武王有瘳，后而崩’，可谓隐括经文而得其要旨矣。”
清华简本的首句是“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豫有迟。”作“三年”，不是“二年”，武王克商后在位二年说的基础于是动摇。
说《金縢》“于其丧也不书年”，是由于传世本在周公祈祷后“王翼日乃瘳”之下云“武王既丧”。简本不是这样，没有“王翼日乃瘳”一句，而说“就后，武王力（陟）”，“就后”即是终后，意味时间较长，这虽然没有标明其中距离，总不会是同年紧接的时候。因此，历代学者提出的三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等说
，都与《金縢》没有矛盾。
第二，关于“丕子”一词的解释：
《金縢》传世本周公祷辞，对先人太王、王季、文王说：“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其中“丕子”一词注释家意见纷纭，以致顾颉刚、刘启
先生的《尚书校释译论》专设很长的一节加以讨论
[1]
。种种异说，这里不能备引。
简本此处作：“尔元孙发也，遘害虐疾，尔毋乃有备子之责在上？”特点如注释所说，是反诘的语气。“毋乃”即古书多见的“无乃”，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云：“‘无乃’，犹‘得无’也。”举例有《左传》隐公三年的“无乃不可乎？”又僖公十九年的“今君德无乃犹有所阙？”由此足见“备子”即“丕子”一定是有贬义的词。孔颖达《尚书正义》引郑玄云：“‘丕’读曰‘不’，爱子孙曰‘子’。元孙遇疾，若汝不救，是将有不爱子孙之过，为天所责，欲使为之请命也。”简文的“备”字与“丕”通假，“尔毋乃有备子之责在上”是说三王也要负不慈爱子孙的罪责，郑玄之说应该是正确的。
第三，关于周成王继位时的年龄：
简本于武王死后云：“成王犹幼在位”，传世本没有这一句，但是司马迁在《周本纪》和《鲁世家》引据《金縢》的地方，都说“成王少”，这和简本可以说是相应的。不过《鲁世家》在“成王少”下又讲“在强葆（襁褓）之中”，就过分了，不仅于情理不合，在《金縢》中也有反对的内证。梁玉绳指出：“《金縢》曰周公以诗贻王，而‘王亦未敢诮公’，则成王非不识不知之孩稚矣；曰‘王与大夫尽弁’，则成王已冠矣。……先儒说成王即位之年虽异词，而其非居强葆明矣。”这一点，下面还将说明。
这里必须指出，古代所说的“幼”，其年龄概念与今天有很大不同，《礼记·曲礼上》：“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是说十岁到满二十行冠礼之前称为“幼”，而孔颖达《礼记正义》更放宽一些，说：“幼者，自始生至十九时；……二十成人，始加冠。”可知简文讲成王“犹幼”，年龄不一定太小。
据古书记载，当时天子、诸侯由于特定的政治原因，有提前行冠礼的规定。提前多少，有两种说法。
《左传》襄公九年记鲁襄公送晋悼公，“宴于河上，问公年，季武子对曰：‘会于沙随之岁，寡君以生。’晋侯（即悼公）曰：‘十二年矣，是谓一终，一星终也。国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礼也，君可以冠矣。’”高诱注《淮南子·氾论》，郑玄注《金縢》，都据此认为天子、诸侯十二而冠
。
《荀子·大略》则说：“天子、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听治，其教至也。”杨倞注：“十九而冠，先于臣下一年也。虽人君之子，犹年长而冠，冠而后听其政治，以明教至，然后治事不敢轻易。”清代郝懿行认为《荀子》所说是古法，《左传》晋侯所论失之太早
。
按《大戴礼记》中的《公符（冠字之误）》篇载有“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的祝辞，也见于《说苑·修文》和《孔子家语·冠颂》，表明成王的冠礼在继位以后。汉代古文《尚书》说正是根据这些，推断武王崩，成王年十三
，虽然没有确切证据，却应说是合理的，可谓不中不远。
清华简《金縢》在传世本“王与大夫尽弁”句处刚好有缺损，不过“弁”字仍能保存。其下云“大夫
”，所以“弁”一定是指成王而言。这同传世本一样，证明当时成王已冠，前引梁玉绳的论证是成立的，成王继位时绝非在襁褓之中。
第四，关于周公东征：
《金縢》传世本在叙述管叔等制造流言之后说：“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简本则作：“周公石东三年，祸人乃斯得。于后，周公乃遗王志（诗），曰《周鸮》，王亦未逆公。”文句出入不是很多，却非常重要。
传世本“周公居东二年”，“居”字似有和平居处之义，“二年”又与其他文献所记周公东征三年不合，以致有注释家认为“居东”与东征是两件事，“居东”的“东”也不是“东征”的“东” [2] 。这样，当时史事就陷于混乱不清。
看简本，问题便很明白。“周公石东三年”的“石”，当即楚文字常见的“
”，即“适”字，意为前往。周公前往东国三年，正是东征之事。
周公东征得胜，作《鸱鸮》送给成王。《鸱鸮》简本作《周鸮》，“鸱”、“周”古音同纽。该诗存于《诗经》中的《豳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季札到鲁国，见叔孙穆子，“请观于周乐”，“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杜预注：“乐而不淫，言有节也。周公遭管蔡之变，东征三年，为成王陈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业，故言‘其周公之东乎’。”
看《毛诗序》的《豳风》部分，所说正与周公东征相应，例如：
《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
《鸱鸮》：“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焉。”
《东山》：“周公东征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归……”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摄政，远则四国流言，近则王不知……”
将这些与《左传》结合起来，更可以看出《金縢》简本的优长。
这里应当附带提到，《墨子·耕柱》有：“古者周公旦非关（管）叔，辞三公，东处于商盖（奄）。”这很可能是受了“周公居东”之说的影响，看来“居东”的文本很早即有流传。孙诒让《墨子
诂》试作解释，讲：“此谓周公居东，盖东征灭奄，即居其地，亦即鲁也。”其实周公何曾居鲁，这种说法对于“辞三公”也没有考虑，实属曲说。
第五，关于秋熟天变的年代：
传世本《金縢》在周公以诗贻成王后，即说：“秋大熟，未
，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于是成王启金縢之书。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与前面叙说的《鸱鸮》诗事是否同年，注释家说法不一。
王充《论衡》的《感类》篇云：“儒者说之，以为成王狐疑于周公。欲以天子礼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礼葬公，公有王功。狐疑于葬周公之间，天大雷雨，动怒示变，以彰圣功。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摄，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这大致概括了汉代两种看法。按前一种看法始于汉初的《尚书大传》
，《史记·鲁世家》之说与之近似，把成王心里的疑虑说成针对周公的埋葬，后来成王亲迎的成为周公的灵柩，实在是很奇怪的。
清华简本《金縢》完全否定了这种看法。上面已引到，简文在周公遗诗之下说“王亦未逆公”，是指周公东征将归，成王并未决定迎接，这与下文亲迎紧扣，不能作两件事理解。更重要的，是简本在“秋大熟”前有“是岁”二字，“是岁，秋大熟”，很清楚是同年的事件，《尚书大传》以来的汉儒今文家说就不成立了。
其实，《尚书大传》等的解释本来即不合情理。清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已云：“案今文之说最为荒谬。……岂有为诗贻王之后，秋大熟之前，间隔若干年，若干大事，不书周公薨而突书其薨后之事，人读罢不知其颠末者？” [3] 看清华简本《金縢》，前后贯通，少有疑义，这种异说归于消除，简本的珍贵价值也由此彰显。
清华简中，还有不少篇章与周初史事有关，有的和《金縢》有密切关系，在全部整理发表后，一定会使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进展。
注释
[1]
顾颉刚、刘起
：《尚书校释译论》，第1253—1260页，中华书局，2005年。
[2]
参看同顾颉刚、刘起
：《尚书校释译论》，第1237页。
[3]
同顾颉刚、刘起
：《尚书校释译论》，第1244页引。
（原载《中国经学》第8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