纣子武庚禄父与大保簋

清华大学在2008年7月经校友捐赠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通称“清华简”，已为学术界所熟知。清华简的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第一辑，已于2010年末由上海的中西书局出版，第二辑的编纂工作也已启动。预计收入第二辑的，是一篇史书，拟题为《系年》。该《系年》简共138支，体裁接近古本《竹书纪年》，叙事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战国前期，共有23章。关于《系年》的内容，我已有小文《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刊于《文物》2011年第3期。

小文曾引用《系年》这样一段：

周武王既克殷，乃设三监于殷。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 子耿。

由史事情节看，这里的“ 字耿”显然就是商纣之子武庚禄父，也即大家熟悉的青铜器大保簋铭文中的“录子 ”，小文已经说明。周武王卒后，商邑造反，拥立王子武庚禄父，是周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系年》所记，又与传世文献有所不同。但由于篇幅限制，那篇小文对大保簋未能多做讨论，这里想加以补充，供读者参取。

大保簋是传于清道光咸丰年间发现的所谓“梁山七器”之一，出土于山东寿张梁山下，即今山东梁山县境 ，是最著名的周初青铜器，今在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此簋首先著录于《攈古录金文》，因铭文关系重要，多有学者研究，见解不一。本文想依据新的有关发现，对大保簋做进一步讨论。至于“梁山七器”总体的一些问题，将在另文叙述。

这件簋的图像，读者易于查阅的是《商周彝器通考》281。簋无盖，有四耳。耳上饰具大卷角的兽首，下加长方形垂珥。腹两面作大勾形角的饕餮纹。圈足较高，饰夔纹，勾喙，顶部有向后延伸的冠，长身，尾端上卷，体下有细长横羽。簋上这种特殊的饕餮纹与夔纹的组合，同于陕西宝鸡纸坊头M1∶8方座簋 ^[1] ，而其同出的M1∶9四耳簋，器形正和大保簋相类 ^[2] 。纸坊头这座墓的时代，报告定为“两周成王前期” ^[3] ，这与大保簋刚好相当。

大保簋铭文（《殷周金文集成》4140）共四行三十四字：

王伐录子 ， 氒（厥）反，王

降征 （命）于大保，大保克

（敬），亡 （谴），王 （侃），大保易（锡）休

（集）土，用兹彝对 （命）。

这涉及周初最重要的一段史事。

簋的器主大保就是召公奭，学者并无异词，但对于铭文“王伐录子 ”即大保受命征伐的对象，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影响最大的一种意见，是将录子 与西周中期录伯 簋（《集成》4302）的录联系起来，但录伯 一家世代服事周朝，如录伯 簋铭中王云：“ 自乃祖考有毖于周邦，右辟四方， （助）弘大命”，说曾叛周，实在没有依据。

杨树达先生《积微居金文说》也用与录伯 簋联系之说，而于“王伐录子”下断句，他说：“ 字从口从耳，乃聽字之初文，……此文王伐录子为句， 一字为句，谓王伐录子，录子聽命也。……说者多谓伐者伐其反，今知不然者，如彼说，文当先记反而言伐，今文先伐而后反，知反在伐后也。下云征令，征令谓征讨之令，则征此反耳。” 如果这样，录子为王所伐，降服听命，随后再次反叛，为大保征伐，就更与录伯 家族的情况难合了。

能别辟蹊径，从文献中找出周初伐录子 一事的根据的，是日本学者白川静先生。他虽然仍认为录子 是录伯 的先世，但指出录子 就是纣子禄父。这一见解见于他的《金文通释》卷一上：“‘录子 ’又称‘天子 ’，所作器有觚，铭‘天子 乍（作）父丁彝’［《愙斋（集古录）》二一·九］。其敢称天子者，意指为殷宗既灭后的后嗣。以之与录子 并考，录子 无疑是封以殷余民的‘王子禄父’。”

禄父是商纣之子，《逸周书·作雒》载：“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同书《克殷》称之为“王子武庚”，《史记·殷本纪》等称之为“纣子武庚禄父”，“禄父”为其名，武庚系其庙号。“录子 ”可能是名、字联称，即名禄字子 。武庚禄父叛周一事，乃习周初历史者所共知，也正与从形制、纹饰推定的大保簋年代相吻合。因此，白川静此说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 。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白川静先生所举的“天子 ”觚，其释读还是有问题的。该觚见《集成》7296，原为晚清陈介祺所藏，《簠斋金文题识》云：“道光乙未（十五年，公元1835年）得之历（济南）市。”其铭文首字上作两横笔，与常见“天”字有些不同。《题识》释之为“天”，但说“上盖而有蚀” ，看来是否“天”字值得考虑。另外，纣的庙号是“帝辛”，有没有一个弟兄称“丁”，也不可知。 ^[4] 尽管如此，白川静关于大保簋“录子 ”的见解是有道理的，可谓洞察。

让我们再回来看大保簋铭文。

“ 厥反”，杨树达先生读“ ”为“嗟” ，然而句前并无“王曰”、“王若曰”等语，这里怎么会用“嗟”这样表示语气的感叹词呢？实际西周金文连用“ 厥”还有其例，如：

师旂鼎义（宜）播， 厥不从厥右征，今毋播。

九年卫鼎廼舍裘卫林 里（狐狸）， 厥唯颜林。

“ ”都不能读作“嗟”。按“ ”当读为“徂”，“厥”可训为“兹”。《书·费誓》：“公曰：嗟，人无 ，听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于省吾先生《尚书新证》已说明：“按徂即虘，亦作 ，语词。” ^[5] “徂兹”和“ 厥”意义是一样的。由《费誓》前已有“嗟”，足证读“ ”为“嗟”是不当的。

“王降征命于大保”，“降命”系当时习语，在《尚书》的《周书》诸篇，或言天降命，如《金縢》“无坠天之降宝命”，《酒诰》“惟天降命”，《多方》“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或言王降命，如《多士》“予大降尔四国民命”，《多方》“我惟大降尔命”、“我惟大降尔四国民命”、“乃有不用我降尔命”，均可与簋铭对看。

“大保克敬，亡谴”，西周金文使命征战，常云“敬”，例如师 簋说“敬乃事”，引簋说“敬乃御” ，簋铭“克敬”也是讲敬于王命。“谴”，《说文》：“谪问也。”“亡谴”意与常见的“亡尤（或作 、 ）”相同。

“王 ”，“ ”应依裘锡圭先生读为“侃”或“衎”，训作乐 ，是喜悦的意思。“王侃”当作一句，殷墟卜辞屡见。

“大保锡休集土，用兹彝对命”，是记大保受王锡休，其例金文多有。当时赏赐土地常称某土，如召卣“毕土”，中方鼎“ 土”，都同此处的“集土”一样是采邑。大保作这件青铜器“对命”，是答谢王赏赐采邑，不是指征伐之命。

与清华简《系年》对照，知道大保簋所记确是敉平王子禄父叛乱之事，其重要性也就更为突出了。

注释

[1]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 国墓地》，图二二、二三，文物出版社，1988年。

[2] 同卢连成、胡智生：《宝鸡 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图二四。

[3] 同卢连成、胡智生：《宝鸡 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42页。

[4] 《殷周金文集成》3975 簋是商末器，用祀“大子丁”，又有特殊族氏，应与这里讨论的觚无关。

[5] 于省吾：《双剑 尚书新证》，第301页，中华书局，2009年。

（原载《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tisiOL4gOSK74mvhpe2b/oq0hx7Gdwn9+Rp1aOJD7zRJEWsMOYxFNVQmf+cxdD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