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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然而和其他古代文明国家一样，我们的古史越向上追溯，就越显得模糊荒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时间相距久远，当时能传留到后世的信息不多，同时受古人思想观念影响，真实的历史信息常与种种神话传说混杂在一起，不易分辨。因此，古史已被遗忘淡化，需要重建，而问题的核心在于重建的方法途径。
上世纪20年代开始，持续到抗战的《古史辨》大讨论，归根结底正是古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学者，接续康有为、崔适的学说，对传统的古史观做了全盘的检讨清理。在这一讨论期间，王国维先生1925年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既批评了“信古之过”，也指摘了“疑古之过”。他认为疑古学者“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所说“二重证据法”，是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两者互相印证。作为古史研究的方法论，王国维这一论点对学术界有深刻启发，成为后来中国古史研究和考古学密相结合的先声。
王国维所讲的“二重证据法”，是以他本人多年研究实践的丰硕成果为基础的，自然也难免受到他那个年代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在《古史新证》讲义中列举“纸上之材料”，从《尚书》、《诗》、《易》，一直到周秦诸子和《史记》，差不多包括了所有有关的传世典籍，而“地下之材料仅有二种”，即甲骨文字与商周金文。王国维当年只能提到这两者，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现代考古学仍处于发轫阶段，到后来李济先生论“古史重建”时，就将田野考古放到突出的位置了。
甲骨文和金文，用现在通行的词语说，都属于出土文献，所以王国维心目中的“二重证据法”，实际上是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的彼此印证。尽管如此，王国维依据他所能利用的出土文献甲骨金文材料，在古史研究方面做出了辉煌的业绩。他的几篇名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等，都是不朽的论作。特别是他对商朝世系的论证，说明了《史记·殷本纪》的基本真实可信，使“载祀六百”的商代历史存在确立无可怀疑，实在是古史研究中的大事。我们依据出土文献来重建古史，应当以王国维先生的工作作为范例。
今天，在中国考古工作迅猛发展之后，与古史研究密切关联的出土文献，其内涵的丰富、品类的繁多，都远远超出王国维那个时代所能想象。出土文献研究本身已经形成了四个学术界公认的学科分支，即甲骨学、青铜器及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和简帛学。通过这几个学科分支的进步，学者们正在古史重建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以下就让我们展望一下出土文献研究对古史重建可能取得哪些成果。
先谈甲骨学。近些年来，对于殷墟所出商代晚期甲骨卜辞的分期断代，学者已经建立了新的学说系统，将卜辞分别为王卜辞和非王卜辞，再把王卜辞划分为小屯村北与村中南两系，这大大便利了卜辞的整理释读，使卜辞所反映的史事更清楚准确地显现出来。
现在知道，殷墟甲骨卜辞以两个时期的为最多，一个是武丁时期，一个是商末文丁、帝乙、帝辛时期。
武丁即传世典籍中的殷高宗，据说在位59年，属于他的时期的卜辞，差不多占所有殷墟卜辞的一半。特别是小屯YH127坑和花园庄东地出土的卜辞，已经得到初步整理，相当详细地展示出武丁盛时的历史面貌。
商末的甲骨，包括村北系的黄组卜辞和村中南系的无名组晚期卜辞，数量也比较多，内容涉及重要历史事件，如对盂方、夷方等的战争等。同时，这个时期的金文亦多，不少可与甲骨卜辞联系对照，增加我们对当时历史的认识。
由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发现了在商代甲骨文以外还有西周的甲骨文。西周甲骨卜辞迄今已有一系列发现，地点广及山西、陕西、北京、河南以及山东，但是数量较为零碎。其间最重要的是陕西岐山凤雏和周公庙出土的卜甲，其卜辞对于研究周初历史有很大裨益。
青铜器及金文的研究，虽然起源甚早，在宋代已相当发达，然而近年还是有非常大的进步。西周王室世系的证实，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上面我们已经说到王国维以来的学者怎样根据甲骨文的研究，证明了《史记》的商王室世系基本可据，但西周世系的论证要晚了许多。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出土的史墙盘，列举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的称号，作器时的“天子”是恭王，这只有世系的前一半。到了2003年，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了
（佐，或释
）盘，在恭王之下又补上了懿王、孝王、夷王、厉王，作器时“天子”是宣王，这样，除西周末一代幽王外，世系业已完整，列王次第全同于《史记·周本纪》。
西周有三个时期的金文，数量最多，内容也最重要。
首先是周初的武王、成王时期。如利簋记伐纣牧野之战，大保簋记平武庚三监之叛，
方鼎、禽簋记周公东征，沬司徒
簋记封康叔于卫，何尊记营建洛邑，等等，都可与《尚书》、《史记》等典籍对照。
其次是西周早期之末的昭王时期。古书所载昭王向江汉地区发展，如古本《纪年》说的征伐楚荆及到南方巡狩史事，大都可在金文中得到确证。比较重要的，关于伐楚荆有令簋、京师畯尊、胡应姬鼎等；关于南巡的有静方鼎、中方鼎、中甗、析尊卣等。
再就是西周晚期的厉王、宣王时期。过去关于厉王时历史，能从古书里知道的，差不多只有任用荣夷公专利，激发国人起义一事。由于一批当时金文，如宗周钟、伯
父簋、翏生
、鄂侯驭方鼎、禹鼎等的发现和考释，大家才了解到厉王之世南夷、东夷入侵，造成战乱的情况。至于后来宣王继位，王朝对南方夷人与北方
狁作战等情节，有不其簋、虢季子白盘、兮甲盘等金文。宣王十八年的驹父
、二十三年的文
，更是所谓“宣王中兴”的证据。
既属于战国文字研究，又属于简帛学，兼跨这两个学科分支的出土文献，是战国简帛。大家知道，在过去历史上有过两次战国简书的重大发现，就是西汉前期的“孔壁中经”和西晋初年的“汲冢竹书”。前者之中的古文《尚书》、后者之中的《纪年》，都长时期影响着古史的探究。近年战国简帛有一系列发现，内容为严格意义书籍的，主要有三批，即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郭店简，1994年上海博物馆入藏的上博简，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的清华简。
郭店简、上博简和清华简都是在公元前300年前后书写的，其文字是当时的楚文字，其性质是秦代焚书以前的书籍，书的类别则互有不同。郭店简是儒家和道家的著作，上博简亦以儒书为主。清华简则主要是经史之类的典籍，其间以《尚书》一类文献为多，也有《诗》、《礼》、《乐》、《易》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在清华简里面已经整理出一部完整的史书《系年》，共有23章，概要地记述了自周朝建立直至战国前期的历史。清华简还有一篇《楚居》，详细记载了楚国的世系和历世都邑所在，如结合上博简多种有关楚史轶事的篇章，可能对楚国历史有所补充修正。
可以预见，出土文献的品类和数量将越来越多，通过“二重证据法”，与传世典籍结合互证，我们一定能够更好地重建古史，阐明我们民族、国家和文明的起源。
（原载《光明日报》2013年9月11日）
如刚才王震中先生所说的，具茨山的岩画和石构建筑等的发现，实际上已经讨论有一段时间了。刚才我们在录像上也看到了，也已经举行了多次的相关学术讨论会。经过这些研讨会，特别是新郑市编著的一些著作和图录，已经使这个发现为世所周知。特别是河南省和新郑市各方面的领导，邀请和组织历史学、考古学、岩画研究以及艺术等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集中力量对具茨山的岩画做了调查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明显的成果。对于这个成果，我们应该给予一个充分的估价。今天这次研讨会一定会更进一步把这一发现和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的探讨。在更高的层面上深化这方面的研究，这样的话一定会有更大、更好的效果。我自己能有机会参加这个会，应该向主办、承办的各方领导和在座的各位表示特别的感谢。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叫《具茨山与上古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题目也可以这么说：《古史传说是中国古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说法我以前在一些会议上也提过了，今天在这里再申述一下。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的历史，都知道二十四史，最近刚刚有一件学术界的大事，就是《史记》标点本修订版的发行，不但在我们国内举行了首发式，而且在世界上举行了首发式，这对于中国历史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二十四史头一部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以《五帝本纪》为首的，《五帝本纪》是以黄帝为首的。我常常说这个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以黄帝作为我们正史的开始，这一点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了我们祖先以来传统的文化理念，肯定了中华文明的开端和作为人文初祖的黄帝的历史地位，对这点应该有明确的认识，而黄帝的历史传说，从来就是和具茨山和新郑结合在一起的。
具茨山，什么叫具茨？我很希望在座的各位先生给我讲一讲。这个词本身非常古老。什么叫具茨？为什么叫具茨？这两个字名称本身就看出来它的历史久远，这是非常古老的词。而具茨山有关的历史可见于先秦文献，正如刚才刘五一副市长在他著作里已经记录的，目前我们能找到的是《庄子》的《徐无鬼》篇。徐无鬼我个人意见应该念徐无畏（ ），无畏这是当时的人名。不管怎么样，庄子的《徐无鬼》篇是战国时期的著作，这篇著作里边曾经记述：“黄帝见大隗于具茨之山。”这是我们今天所能够查到的关于具茨山的最早记录。当然，以前可能还会有，可是我们目前在其他的材料里还没有发现。而“黄帝见大隗于具茨之山”，《水经注》里面有一个明确的解释，说“大隗山即具茨山也”。黄帝见大隗，当时大隗是一个神性的传说人物，可是它也是这个具茨山的名称。因为有这个人物，所以就有这个山名，所以说大隗山就是具茨山。这是《水经注》里从地理角度提到的。可是《水经注》同时也提到了新郑，《水经注》说当时的新郑县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水经注》这句不是他本身说的，而是根据皇甫谧的《帝王世纪》，皇甫谧是晋代的人。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明确说了，新郑是有熊氏之墟，是黄帝之所都，就是黄帝的都城。这也就是说，关于具茨山和新郑的传说，自古以来都是结合在一起，不能分开的。这个传说不是后人造的，而是长久存在的古史传说，这点是我们要特别明确的。所以我们研究具茨山的岩画和上面的石构遗址等其他各个方面，都要考虑到这个传说的历史背景。
新郑和具茨山和黄帝的历史传说是有非常密切、不可分的关系，这点对我们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和其早期的发展，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对我们理解具茨山岩画以及有关的考古遗址，它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地位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是我今天在这里说的一个主要的想法。
可是我们大家也应该充分注意到，像黄帝这样的古史传说，在今天探究上古历史和文明的时候，究竟应该怎么看待这些古史传说？这些传说居怎么样的地位？起什么样的作用？在我们研究里面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还是有待阐明的问题。我也提请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应该进一步探讨和讨论。具体说起来的话，有些学者和著作，这里面包括国内外的，我必须特别说明，今天尤其是一些国外的汉学家，他们认为黄帝和类似的中国古史传说，可以说基本上，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什么历史价值，好像是禁区，是不能提的。对于这样的古史传说应该怎么看？《五帝本纪》内容是不是完全是后人的虚构？或者说是伪史？这样的话，有必要来考虑我们研究上古历史方法论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些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值得我们今后和在这个会议上的各位专家讨论和研究。
根据司马迁本人的叙述，《五帝本纪》的写作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记述和传说性的东西，而是经过很长期的工作。《五帝本纪》后面司马迁“太史公曰”讲的一段很清楚。他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尚书》里面没有黄帝的内容，百家诸子言黄帝又有很多矛盾、不雅驯的地方，“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五帝德》和《帝系姓》现在还存在，存在于《大戴礼记》，这两篇文章跟《五帝本纪》对比，可知《五帝本纪》内容正是根据这两篇文章。这两篇是战国时候的著作没有疑问。因此《五帝本纪》讲黄帝是根据历史传留下来的文献做了大量的研究，他不但考虑到儒家的著作《五帝德》、《帝系姓》，还考虑到诸子百家各方面的材料，做了充分的收集，同时很重要的就是他做了旅行和实地的调查研究。大家知道，他说，西至崆峒，北到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就是他本人北边到了河北省的涿鹿，西边到甘肃，东边到了大海，南边到淮河、长江地区，进行了大量调查，这些地方的长老所说的，就是民间的传说，都有关于黄帝的内容。“风教固殊焉”，就是说虽然他们当地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性质不一样，总之是“不离古文”，和传世的文献基本上是符合的。大家明白，这几句话不是简单说的，《五帝本纪》不是随便写的，它不但做了大量的文献研究和校勘，而且做了实地的传说的调查，把这两个结合起来，认为这些方面，基本上是合符的，才写成《五帝本纪》。我觉得这种研究方法对今天来说还很有启示，我们也应该这么做。我们不能偏废一个方面，我们只根据传世文献来解释历史传说，这还是不够的，还要根据各方面的调查和有关的研究来做，司马迁给我们做了榜样。以《五帝本纪》为代表的古史架构是不能够简单否定的。当然大家都会原谅古人的，因为古人没有现代的考古学、文献学等各方面的技术和知识。今天我们的研究条件与古人是不相同的，可是古人所做的这些工作，我觉得应该还有借鉴之处。
刚才讲的在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对于古史传说之类进行根本否定的疑古的学风，否定中国传统的古史架构，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前半叶，是有关中国古代研究的一个普遍现象，并不是哪位先生个人说的。我觉得这是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潮流，对于这个潮流里面涉及到的人物，我们应该区别来看。因为大家要知道，疑古学风的开始，像顾颉刚先生自述里面所说的，是从康有为，后来还有北大的崔适，他说受康崔之学。康有为的疑古跟后面的像胡适先生、顾颉刚等先生，他们的疑古性质不同，因为康有为要变法维新，所以要对古代一些正统的观念加以改变，提出孔子改制，是一个变法的维新派。他的学术观点是和他的政治主张是密切结合起来的。
在这之后，现在讨论的话还应注意到有些学者提到的日本人白鸟库吉。白鸟库吉在日本影响很大，今天在这不多做评论，因为他后面的研究是很清楚的。这个白鸟库吉讲“尧舜禹抹杀论”，他的兴起和日本历史所谓的“脱亚”，就是要离开亚洲，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应该说是相关的。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后来在新文化运动开展后兴起的以胡适先生早期的见解、以顾颉刚先生代表的“古史辨”的学派，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进步的思潮，是新文化运动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所做的工作有很重要的启蒙和进步意义。从1923年开始，古史界的讨论，疑古学风影响很大，到现在它的影响不只在国内，特别是在海外。在海外你讲讲黄帝试试，他们绝对不会肯定的，主要是受这样学风的影响。
在新文化运动中疑古学风兴起之后，关于疑古学派就有一些不同的批评，有几点意见，对于这方面的批评和纠正，我想至今还有借鉴的必要。首先一点就是王国维先生，他对于疑古学风的批评不是在事后，是当时。大家知道，“古史辨”的开始是在报刊上，是在1923年，他的《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1926年，我常常说王国维1925年在清华做《古史新证》，和“古史辨”有关。王国维先生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他自己有一个叙述，后来他的学生戴家祥先生也有追忆。在这个学风兴起之后，大家就问王国维说，王先生，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他说，怀疑的精神是对的，可是在建设方面不够。王国维先生后来在1925年秋天在清华讲《古史新证》的课，里面谈了几个问题，都是根据他本人多年以来，对于古史，包括文献以及当时居于最前沿地位的甲骨、金文的研究，所得出来的结论和观点。
首先一点，他指出来，你说古史传说里面有神话因素这是不可否认的。比如说黄帝见大隗于具茨山，如果说大隗是神的话，黄帝后来升天了，这个不也是神话嘛？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有没有研究价值了？这个王国维说得很清楚，他特别说这一点，他说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这是世界各国之所同。我们现在看，我们看各国的古代文明的历史，开始都是从神话里面出来的。大家如果有兴趣，找一本外国的，比如讲埃及史，或者讲希腊史的书，开头一定讲神话，包括埃及南北怎么统一，怎么戴着红帽子和白帽子，等等，都有一套神话观点。所以说并不是有神话因素的这样的古史传说，就不能够信据和不能够研究，我们是要把它区分开来，找出它的史实的背景，这是王国维先生提出来的。
第二点，王国维先生还指出来，在上古没有文字的时代主要就是依靠口传，这话完全对。因为你说黄帝时代的话，找当时的文字记载一定找不着，所以你要要求它像甲骨文一样，有当时的文字证明做不到，是不可能的。这个要求不合理，因为当时的历史都是口传下来的，古代的传说中间神话的因素就是这么进去的，经过长时期口传，才变成记载。这样一些古史传说就没有研究价值，那样说的话，古代文明早期就不能研究。这个问题，王国维先生虽然不是说得很明确，可是在他文字里已经可以看出来。
再有一点，晚出的文献，甚至于百家的杂说，都应该参考。王国维先生大家知道，在甲骨文研究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当然不是他自己，还有罗振玉先生，一起发现的就是王亥，王亥的发现。大家要知道王亥不是商代的，已经是非常之古老的一个人物，是商汤的七世祖，商汤之前七世，二百来年了。可是王亥这个人，在古书里面基本看不见，经过甲骨文的研究，然后从诸子百家甚至《山海经》等著作里面把这个故事钩稽出来。那么这样的发现，使我们看到即使是很晚的一些诸子百家的书，甚至于像《山海经》这样怪异的作品，它还都有历史价值。我觉得王国维先生对于疑古学风的这点意见也是很重要的。这是王国维先生的批评。
再有一点也非常有意思的，就是钱穆先生的批评。我想大家知道，钱穆先生与顾颉刚先生的特别关系。钱穆先生本来是江南的中小学教师，那时候对中小学教师跟今天的看法不太一样。他读了康有为的著作，就写了一篇文章来反驳康有为的论点，这篇文章被顾颉刚先生看到了。文章的论点和顾颉刚先生的刚好相反，可是顾先生是极其大度的，不但把他的这篇文章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而且亲自提笔改了篇名，使其篇名更好一些。原来叫《刘向、刘歆、王莽年谱》，这个名不太好，顾颉刚先生就把它改成《刘向、歆父子年谱》，这个今天原稿具在，而且不但是把反对他的文章发表了，而且说你不应该在小学教书，应该到大学当教授，介绍钱穆先生当教授。这样的气象，我想今天我们很难找出一个学者能够比得了。
可是钱穆先生对于疑古的观点，他也有一个批评，他说顾颉刚先生提倡“层累造成的古史说”，觉得古史是越编越长，是不断层累造成的，大家知道这是顾颉刚先生典型的论点。他说你不要忘了，古代的历史还不断在被遗忘，是层累遗忘的古史，很多古史内容经过几千年，不断地遗忘掉。钱穆先生这个论点是王国维先生和其他的不同意疑古学风的人所从来没有提出的。
大家知道还有张荫麟先生的批评，张荫麟先生是学过哲学的，他从逻辑学上来说，古史辨学派用的是默证，这个比较专业，在这里我就不讨论了。不过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大家知道有关这方面的讨论，现在还在进行。就在前几天，在上海大学举行了一个“古史史料学研究的新视野国际学术讨论会”。我自己没有能去参加，他们把材料给我了，上海大学的谢维扬教授写了一篇文章——《古书成书的复杂情况与传说时期史料的品质》。他是那个会议的组织者，他的文章提出一个新的对于疑古学风的批评论点。他说，层累造成的古史说很大的问题是因为是单线发展，层累造成意味着不断地单线发展。古代传说的变化实际上可能是很复杂的。层累造成的古史说，如果是单线的话，你就得把古史传说排队，越排越晚，童书业先生就说黄帝成为中国历史的头一个，最早是战国末，大家想想这个论点就不合理了，如果最早是战国末，离司马迁太近了，他怎么会采用这样一个说法呢？
刚才我们讲到了研究古史传说的方法问题，我觉得是这样。古史传说的时代当然不同于后面的时代，我们不妨把古史分成几个不同的段落，比方说头一段，从春秋战国以下，包括春秋战国，我们有很详细的文献记载，我们有《左传》、《国语》、《战国策》，我们还有其他诸子百家很丰富的记载，完全可以用文献为依据进行详细的研究，去和考古的发现互相对比和印证。可是从这个以前，我们做“夏商周断代工程”，常说公元前841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就不行了，因为西周就没有这么多的材料，当然我们有《诗经》、《尚书》，还有《周礼》，还有其他一些材料，然而究竟不能和春秋、战国相比。可是包括商代晚期一直到西周，我们还有甲骨文、金文，还有直接的文字材料。在已发现的甲骨文的前面，比如说武丁以前，或者说盘庚迁殷之前，基本上就没有直接的文字材料了，可是我们还是多少有一些材料是可以做的。至于再往前的古史时代，当然就是靠传说。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史料的看法，应该有一个阶梯性的不同。越往前，正如考古学老前辈指出的，更依靠考古学的研究。现在的话，我想我们的任务，就是包括我们讨论的具茨山的调查研究，用现代的考古学的科学的工作成果来解释和对照古史传说，就是冯友兰先生说的，从疑古走到释古，对传说里的古史给予正确的科学的解释。不过，这方面已经超出我的知识范围，待会儿由李伯谦先生给我们好好讲一讲。
我要讲的就这些，谢谢大家。
（原载《光明日报》2014年1月7日；《华夏源》总第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