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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于2008年7月15日入藏，经过清理保护和鉴定、拍照、试读等过程，当前的主要工作是进行缀合、编排和分篇，并逐篇进行隶定和释读。到目前为止，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业已发布三辑整理报告。经过学者们的研究，清华简的价值越来越显现出来，受到学界同仁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清华简的价值首先基于它的文献性质。与以往的几批重要简帛文献相比，清华简在内容方面的重要特色是：主要由经、史类文献构成。
大家都知道，过去发现的战国时期的竹简，大都是楚简。楚简中，许多属于遣册之类，不是书籍，有些是墓主人在世时的一些祭祀、占卜材料，也不能算是真正的书籍。现代发现的战国书籍，最早是1956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发现的，即长台关1号墓出土的《墨子》佚篇。作为墓主人生前藏书随葬而被大批发现的简册，近年来主要有三批。第一批是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1号墓出土的郭店简，因包含有《老子》等而闻名于世。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抢救回的一批战国简，简称为上博简，也包含有大批珍贵的战国书籍，如《孔子诗论》等。这两批竹简主要内容是属于儒家和道家的理论著作，而清华简的特点则正如前面所说，主要是经、史类书籍。
中国古代也曾有过经、史类简册书籍的出土和发现，著名的有汉代的孔壁藏经和西晋时期的汲冢竹书。孔壁藏经主要包括《尚书》、《礼记》、《论语》等，汲冢竹书中最为著名的是《竹书纪年》，也有《易经》类文献。这批书籍中流传到现在的还有《穆天子传》。清华简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三次这类重大发现。
中国古代自春秋时期起即《诗》、《书》并称，《尚书》和《诗经》在古文献中最显典重。清华简中就包含着丰富的《尚书》类和《诗经》类的文献。其中，《尚书》类文献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西汉伏生所传《尚书》里就有的篇目，比如《金縢》。在清华简中叫《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实际就是《金縢》。因为《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虽然若干文字与传世《尚书·金縢》有所不同，但基本内容是一样的，确定为《金縢》没有问题。
第二种情形是，有一些篇目是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所无，而在后来的所谓古文《尚书》中有的，比如《说命》。《说命》孔壁十六篇里没有，《百篇书序》里有，而且说得很清楚，说“《说命》三篇”。清华简的《说命》就是三篇，称为“傅说之命”。清华简的《说命》每篇都写着篇名“傅说之命”，可见这三篇是一体的。为称呼方便，我们把它称为“上中下”。它们是不是《百篇书序》所言《说命》三篇，当然可以讨论。再比方说《尹诰》，《尹诰》在《礼记·缁衣》里面被引用过。
再有一部分，是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或者孔壁发现的古文《尚书》，或者在《百篇书序》里都没有，而见于《逸周书》。这一点特别重要。
大家知道，《逸周书》里有些篇，在先秦古籍里引用的时候，就叫“周书”，说明它们属于《尚书》类文献。《汉书·艺文志》有“《周书》七十一篇”，《汉书》颜师古注引刘向语，说是“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逸周书》里的《祭公》、《皇门》等，在清华简里面都有。在清华简中，《皇门》、《祭公》和《金縢》、《说命》一样，地位是平等的。抄写的情况，比如简的大小等，都完全一致。可见在先秦时候，是拿它们当《尚书》看的。还有一些，是明显只见于《逸周书》的，比如《程寤》篇。《程寤》汉代肯定是在《逸周书》里面。《潜夫论》里面已经引了，东汉以后，一直在引用，到唐代的时候，佚失了，只剩下佚文。清华简中的《程寤》是全篇。
清华简中还有些篇，看起来就像《尚书》，可是今文、古文《尚书》里都没有。清华简一共有六十多篇，接近三分之一是《尚书》一类的文献。
另外一方面，值得特别注意的，就是《诗经》类文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有一篇叫《耆夜》，记载“武王八年”戡黎，战胜黎国之后，举行了一个庆功会。庆功会上，周武王、周公都作了诗。特别是在周公作的诗中，有一篇称为《蟋蟀》。大家知道，今本《诗经》有《唐风·蟋蟀》，《毛诗序》说是刺晋僖公的诗。那怎么在清华简中说是周公作的呢？当然这是战国时代的一个记载。事实究竟如何，很值得研究。
《诗经》类文献中更值得人们重视的，是我们在清华简第三辑发表的《周公之琴舞》和《芮良夫毖》这两篇。《周公之琴舞》是原标题，诗篇的标题上就写着周公的名字。开头像小序似的，有几句话，明确说这些诗是周公和成王所作。这组诗现存的共有十篇，其中一篇就是今本《周颂·闵予小子之什》的《敬之》。其余九篇，人们根本没见过。将清华简的《敬之》和今本对勘，可知虽有异文，但大体一致。从《敬之》篇来看，《周公之琴舞》为《周颂》之体，但其编排形式和篇中的“乱曰”等字样，是与今本《诗经》不一样的地方。孔子在《论语·泰伯》篇中曾说：“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国语·鲁语下》中鲁国的大夫闵马父也提到《商颂》的“辑之乱”，这些在今本《诗经》中都没有得以显示。它的意义何在，值得研究《诗经》学史的朋友们认真探究。
至于《芮良夫毖》那就更清楚了，因为它作者是明确的，是芮良夫。芮良夫是西周晚期厉王时候的一个著名的贤臣，很多重要的先秦文献比如《国语》中都记载有他的事迹，现存《诗经·大雅·桑柔》篇就是他作的，被称作长篇。《芮良夫毖》这篇诗分为两个部分。两个部分加在一起，有一百八十多句，比《桑柔》还长。《诗经》所有的诗篇里，没有比这个长的，实在令人称奇。
清华简中还有其他一些重要文献，比如第三辑中的《赤
之集汤之屋》，情节曲折生动，对于中国早期小说史的研究非常重要。《良臣》的某些内容可以与《春秋》和《左传》对勘。《祝辞》的一些内容可以补充《仪礼·射仪》等。
我们之所以着重提到清华简中的经、史类文献，不但是因为清华简中这类文献所占比例高、数量大，引人注目，更重要的是经、史类文献本身所具有的巨大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从文化制度来说，先秦时期是礼乐社会。经、史类文献反映了礼乐社会的社会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它的精神为先秦诸子所继承，尤其是经过儒家整合与发展之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核心，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传统还产生着重大影响。清华简中经学文献的大量发现，无疑对学术史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但其意义并不限于此。
我曾有一个谈话，发表在2010年8月4日的《中华读书报》上，题目是《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在那篇文章里，我提到一个历史事实，“就是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儒学是主流，而经学又是儒学的核心。不研究经学，不了解经学，应该说没有把握住我们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的部分。”
清华简中的经、史类文献，实际多数是后世所说的经学文献。《诗经》就不用说了，在今天一般人看来属于历史著作的《尚书》和《春秋》，也是六经的构成部分，这是大家都熟悉的常识。经学文献在楚简中大量出现，是意味深长的。楚国主要是一少数族群荆楚聚集的地方，郭店楚简和上博简、清华简年代大约在公元前三百年左右，这个时代就是方以智所讲的“三子会宗”的时代，孟子、庄子和屈原都生活在这个时期。由经学文献在楚地的大量发现，人们可以想见战国时期的楚国是怎样的一个文化面貌，楚文化与中原主流文化是怎样的一个关系。这对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而不仅仅局限于文献方面的学术研究。
（姚小鸥教授整理）
（原载《文艺研究》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