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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与中外记者见面，做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回顾历史，说道：“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对我国文明历史的高度概括和热情肯定。
我们中国人从来十分重视自己民族的历史。我们有汗牛充栋的历史载籍，有悠久丰富的史学传承。历史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不可或缺的核心，也是我们文化创造取之不竭的源泉。曾经有外国著作讲中国人是“历史的民族”，这在一定意义上确实是恰当的。
五千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使每一个有识见的中国人引以自豪，支撑着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凝聚力，使我们得以树立坚定的文化自信。“中国古代文明属于全民族，属于世世代代的人民，是全人类珍贵的遗产。……爱国需要读史。人们说，无论是学社会科学的，还是学自然科学的，都应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鲁迅《华盖集》）学习和了解历史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是由五千年历史进程炼凝荟萃而成。”
以上这些非常精辟的话并非出自历史学者之口，而是自然科学家、技术科学家宋健先生在1996年说的。我以为所有持“历史无用”观点的人，都应该体味一下上面的话。
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诞生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让我们考虑五千年的时间意味着怎样的概念。古人说三十年为一世，这对于人间世代间隔的估计可能嫌略长一些。如果以一个世代平均二十五年推算，五千年就相当于约二百代人。这二百代的中国人，怎样从原始蒙昧进步为文明，怎样建立了幅员广阔的国度，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体现出何等的智慧、才能和勇气，在世界上起了多大的影响，对人类做出了哪些贡献，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什么经验和教训。这里正有着许许多多的重要课题，等待我们思考、探索和解明，下面我试提出几点，与大家商榷。
其一，是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机制。
一个文明所具有的文化特点，每每是在该文明开始形成的时期就已经初步存在了，因而对文明的考察必须追溯其起源。具体说来，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便是探讨中华民族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怎样的形式跨进文明时代的。
大家都熟悉，中国是古代世界中有自己独立起源的文明的国家之一。与我们大略同时进入文明的，在欧亚大陆及北非还有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等古国。文明的产生和形成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一定要讲出某个古国在哪一具体年代成为文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只要了解到在大约五千年前，这些古国先后形成了文明，也就足够了。
可是有些人不相信中国有那样长远的文明历史，他们不承认中华文明有自身独立的起源，而主张中国文化的外来说，特别是西来说。这种观点出现颇早，极端的实例如德国学者祈尔歇，他讲中国人都是《圣经》人物闪的一支后裔，漂流转徙到了中国，带来了文化。其中的文字源于埃及，只是中国人未能全部掌握，结果成了汉字。类似的荒诞说法还有不少，有的还遗留到现代。
中华文明的西来说，根源在于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传播论，以致不相信中国的先民有独立创造文明的能力和智慧。这种观点在学术史上曾有不小影响，大家会记得，在中国发现仰韶文化的瑞典著名考古学家安特生也曾为这种说法所沾染，是中国多位考古学家通过一系列考古工作和研究，才得以驳正。西来说以及其他中华文明的外来说，近年已较少出现了，但中华文明如何起源形成的问题，仍然摆在我们面前。
曾长期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张光直先生，在他晚年论述中国文明起源时说：“我觉得，我们需要做一些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西方社会科学的法则来和中国丰富的历史经验加以对比，看看有多少是适用的，有多少是不适用的。我相信大部分代表人类的法则是可以适用的，但有一部分是不能适用的。这些不能适用的部分有的就牵涉到文明城市和国家的起源问题。”
张光直先生这里说的“法则”，用我们更习惯的话讲，就是“规律”。
人类历史有其普遍的规律，有在规律下显示的共同性、一致性，但不同民族、国家的历史又有其本身的特殊性、个别性，而我们对历史普遍规律的认识，是通过各个民族、国家具体历史的综合比较来萃取的。例如现在大家讨论文明起源，涉及判断是否属于文明的标准，一般流行的说法有一定规模的城市、礼仪性建筑物、文字的发明和金属器（青铜器）的使用等。我曾多次说明，这三四条标准是以若干外国古代文明的材料为基准的，并且从开始提出便有争论。
实际上，城市、文字、金属器等都是文明的因素，在各个古代国家、民族间其发展都是不平衡的。正是这种不平衡，使各自走向文明的轨迹不同，构成了文明起源过程的多样性。像中国这样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其文明的兴起应当有其特有的途径。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深入进行考察探讨，必将使我们对人类文明早期发展的规律有更深刻的认识。
其二，是探讨中华文明绵延持续的原因。
上文说过，中华文明与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文明一样，是人类最早创立的有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然而和其他大约同时期起源的古代文明不同的是，中华文明不仅兴起甚早，而且传流久远，延续至今。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地的古文明，很早就绝灭了，直到近现代，才在考古学家的发掘中陆续显现出来。还有稍晚出现的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当时繁荣昌盛，留下深远的影响，不过到了中世纪，仍然归于中断。惟有五千年前始源的中华文明，尽管经过世世代代，风风雨雨，却能一直传流下来，不曾断绝。其中原因，难道不是特别值得思考探索么？
记得前几年，我应邀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组织的论坛演讲，提到中华文明绵续不绝，认为是比所谓“李约瑟问题”更难回答的问题。论坛上有听众要求我一定要给一个解释，我想到的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一个特殊优长之处，就是包容性。
我们文化传统的包容性兼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内的，一方面是对外的。
对内的，是指国内各地区、各民族在文化上的互相影响交流，融会贯通。史学界同仁都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趋向，是强调了我们中国从来是多地区、多民族的国家，而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是各地区、各民族的人民共同创造的。恰恰是由于有多地区、多民族的文化来源，使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多彩的面貌、多样的成果。
对外的，是指中国人在历史上一贯善于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的、有益的文化。我们有时形象地将这种学习、引进喻为“取经”，实际上中国历史中的“取经”，即吸收印度等地的文化学术，在史籍中有极多的描述记载。至于近代中国人之对待西学，更是众所周知的了。现任俄罗斯远东研究所所长的汉学家季塔连科便说：“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从不机械地学习外国文化，而是把一切外国的经验‘中国化’。”
这一点乃是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原因之一。
其三，是论证中华文明演变进步的轨迹。
上面说到中华文明不仅传统久远，而且是历久弥新，这已经谈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又一特点，即在历史上不断更新和进步。在这个方面，我们不同意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停滞论。
停滞论可以承认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然而否认这五千年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的演化过程。持停滞论者主张中华文明是落后的，而且是不变的，中国历史纵然有种种变化，自整体来看，其实质是停滞不前的。所有变化只能限于循环的运动，周而复始，没有真正的进步可言。
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可举出从德国去到美国的魏特夫，他晚年撰写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曾在我们这里引起过不少讨论。魏特夫认为中国的社会是以水利为基础的专制主义社会，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没有大型的水利工程，就不能维持必要的农业生产，而这样大型的水利工程，必须有专制主义的政权才能建设和控制，从而这样的社会及其文化是停滞不变的。魏特夫主张，中国人自己不可能改变历史，只有西方文化的输入才能打破循环，使之有根本的改变。
停滞论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尽管史学界对中国历史划分为哪些阶段，以及如何划分，迄今还有不少不同见解，但是中国历史，包括社会史和文化史，都可以而且必须划分为演变递进的若干阶段，则是显然易见的。只有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才能说明五千年文明历程的真相。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是阐述中华文明对人类做出的贡献。
我们说中国历史不断演进发展，并不等于说我们的文明历史没有曲折和停顿。特别是到近代，中华民族深陷于危机苦难之中，我们文明的命运也面临危殆，遭到怀疑、蔑视、歪曲，以至于否定。
听到过各种各样否定中华文明的声音，比如说：中国历史上没有科学，只有技艺；没有哲学，只有思想；没有宗教，只有迷信；没有医学，只有巫术，等等。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只是用西方的概念来套，没有与他们一样的科学、哲学、宗教、医学等等而已。中华民族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曾经发展到高度，影响到世界，乃是不争的事实。
最近看到一本外国学者写的书，题目是《字母表效应》，著者认为：“字母表为发明之母。与中国象形文字不同的是，字母表和拼音文字培育了西方人分析和逻辑的抽象能力，西方文化中的独有特征—典章化法律、一神教、抽象科学、逻辑和个人主义—也与此息息相关。”
这样说，似乎中国人命定不能有现代的文明了。有意思的是，与这本书中文版问世差不多同时，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品先先生提出要“培育一个以汉语为基础的创新平台”，因为“汉语有着不同于拼音语言的优势”，“它的形象传递的不仅是读音，还有画面，包含的信息更丰富”。
对于中国文明历史产生种种误说的原因之一，是我们还没有更多更深入地说明和介绍我们民族在历史上曾做出的贡献，也没有充分认识我们自己文化传统的优长和不足之处。进一步研究解读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将能丰富我们的文化内涵，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从而为今后世界的文明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3期；《红旗文摘》2013年第5期）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于2008年7月15日入藏，经过清理保护和鉴定、拍照、试读等过程，当前的主要工作是进行缀合、编排和分篇，并逐篇进行隶定和释读。到目前为止，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业已发布三辑整理报告。经过学者们的研究，清华简的价值越来越显现出来，受到学界同仁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清华简的价值首先基于它的文献性质。与以往的几批重要简帛文献相比，清华简在内容方面的重要特色是：主要由经、史类文献构成。
大家都知道，过去发现的战国时期的竹简，大都是楚简。楚简中，许多属于遣册之类，不是书籍，有些是墓主人在世时的一些祭祀、占卜材料，也不能算是真正的书籍。现代发现的战国书籍，最早是1956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发现的，即长台关1号墓出土的《墨子》佚篇。作为墓主人生前藏书随葬而被大批发现的简册，近年来主要有三批。第一批是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1号墓出土的郭店简，因包含有《老子》等而闻名于世。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抢救回的一批战国简，简称为上博简，也包含有大批珍贵的战国书籍，如《孔子诗论》等。这两批竹简主要内容是属于儒家和道家的理论著作，而清华简的特点则正如前面所说，主要是经、史类书籍。
中国古代也曾有过经、史类简册书籍的出土和发现，著名的有汉代的孔壁藏经和西晋时期的汲冢竹书。孔壁藏经主要包括《尚书》、《礼记》、《论语》等，汲冢竹书中最为著名的是《竹书纪年》，也有《易经》类文献。这批书籍中流传到现在的还有《穆天子传》。清华简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三次这类重大发现。
中国古代自春秋时期起即《诗》、《书》并称，《尚书》和《诗经》在古文献中最显典重。清华简中就包含着丰富的《尚书》类和《诗经》类的文献。其中，《尚书》类文献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西汉伏生所传《尚书》里就有的篇目，比如《金縢》。在清华简中叫《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实际就是《金縢》。因为《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虽然若干文字与传世《尚书·金縢》有所不同，但基本内容是一样的，确定为《金縢》没有问题。
第二种情形是，有一些篇目是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所无，而在后来的所谓古文《尚书》中有的，比如《说命》。《说命》孔壁十六篇里没有，《百篇书序》里有，而且说得很清楚，说“《说命》三篇”。清华简的《说命》就是三篇，称为“傅说之命”。清华简的《说命》每篇都写着篇名“傅说之命”，可见这三篇是一体的。为称呼方便，我们把它称为“上中下”。它们是不是《百篇书序》所言《说命》三篇，当然可以讨论。再比方说《尹诰》，《尹诰》在《礼记·缁衣》里面被引用过。
再有一部分，是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或者孔壁发现的古文《尚书》，或者在《百篇书序》里都没有，而见于《逸周书》。这一点特别重要。
大家知道，《逸周书》里有些篇，在先秦古籍里引用的时候，就叫“周书”，说明它们属于《尚书》类文献。《汉书·艺文志》有“《周书》七十一篇”，《汉书》颜师古注引刘向语，说是“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逸周书》里的《祭公》、《皇门》等，在清华简里面都有。在清华简中，《皇门》、《祭公》和《金縢》、《说命》一样，地位是平等的。抄写的情况，比如简的大小等，都完全一致。可见在先秦时候，是拿它们当《尚书》看的。还有一些，是明显只见于《逸周书》的，比如《程寤》篇。《程寤》汉代肯定是在《逸周书》里面。《潜夫论》里面已经引了，东汉以后，一直在引用，到唐代的时候，佚失了，只剩下佚文。清华简中的《程寤》是全篇。
清华简中还有些篇，看起来就像《尚书》，可是今文、古文《尚书》里都没有。清华简一共有六十多篇，接近三分之一是《尚书》一类的文献。
另外一方面，值得特别注意的，就是《诗经》类文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有一篇叫《耆夜》，记载“武王八年”戡黎，战胜黎国之后，举行了一个庆功会。庆功会上，周武王、周公都作了诗。特别是在周公作的诗中，有一篇称为《蟋蟀》。大家知道，今本《诗经》有《唐风·蟋蟀》，《毛诗序》说是刺晋僖公的诗。那怎么在清华简中说是周公作的呢？当然这是战国时代的一个记载。事实究竟如何，很值得研究。
《诗经》类文献中更值得人们重视的，是我们在清华简第三辑发表的《周公之琴舞》和《芮良夫毖》这两篇。《周公之琴舞》是原标题，诗篇的标题上就写着周公的名字。开头像小序似的，有几句话，明确说这些诗是周公和成王所作。这组诗现存的共有十篇，其中一篇就是今本《周颂·闵予小子之什》的《敬之》。其余九篇，人们根本没见过。将清华简的《敬之》和今本对勘，可知虽有异文，但大体一致。从《敬之》篇来看，《周公之琴舞》为《周颂》之体，但其编排形式和篇中的“乱曰”等字样，是与今本《诗经》不一样的地方。孔子在《论语·泰伯》篇中曾说：“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国语·鲁语下》中鲁国的大夫闵马父也提到《商颂》的“辑之乱”，这些在今本《诗经》中都没有得以显示。它的意义何在，值得研究《诗经》学史的朋友们认真探究。
至于《芮良夫毖》那就更清楚了，因为它作者是明确的，是芮良夫。芮良夫是西周晚期厉王时候的一个著名的贤臣，很多重要的先秦文献比如《国语》中都记载有他的事迹，现存《诗经·大雅·桑柔》篇就是他作的，被称作长篇。《芮良夫毖》这篇诗分为两个部分。两个部分加在一起，有一百八十多句，比《桑柔》还长。《诗经》所有的诗篇里，没有比这个长的，实在令人称奇。
清华简中还有其他一些重要文献，比如第三辑中的《赤
之集汤之屋》，情节曲折生动，对于中国早期小说史的研究非常重要。《良臣》的某些内容可以与《春秋》和《左传》对勘。《祝辞》的一些内容可以补充《仪礼·射仪》等。
我们之所以着重提到清华简中的经、史类文献，不但是因为清华简中这类文献所占比例高、数量大，引人注目，更重要的是经、史类文献本身所具有的巨大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从文化制度来说，先秦时期是礼乐社会。经、史类文献反映了礼乐社会的社会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它的精神为先秦诸子所继承，尤其是经过儒家整合与发展之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核心，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传统还产生着重大影响。清华简中经学文献的大量发现，无疑对学术史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但其意义并不限于此。
我曾有一个谈话，发表在2010年8月4日的《中华读书报》上，题目是《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在那篇文章里，我提到一个历史事实，“就是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儒学是主流，而经学又是儒学的核心。不研究经学，不了解经学，应该说没有把握住我们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的部分。”
清华简中的经、史类文献，实际多数是后世所说的经学文献。《诗经》就不用说了，在今天一般人看来属于历史著作的《尚书》和《春秋》，也是六经的构成部分，这是大家都熟悉的常识。经学文献在楚简中大量出现，是意味深长的。楚国主要是一少数族群荆楚聚集的地方，郭店楚简和上博简、清华简年代大约在公元前三百年左右，这个时代就是方以智所讲的“三子会宗”的时代，孟子、庄子和屈原都生活在这个时期。由经学文献在楚地的大量发现，人们可以想见战国时期的楚国是怎样的一个文化面貌，楚文化与中原主流文化是怎样的一个关系。这对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而不仅仅局限于文献方面的学术研究。
（姚小鸥教授整理）
（原载《文艺研究》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