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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与中外记者见面，做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回顾历史，说道：“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对我国文明历史的高度概括和热情肯定。
我们中国人从来十分重视自己民族的历史。我们有汗牛充栋的历史载籍，有悠久丰富的史学传承。历史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不可或缺的核心，也是我们文化创造取之不竭的源泉。曾经有外国著作讲中国人是“历史的民族”，这在一定意义上确实是恰当的。
五千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使每一个有识见的中国人引以自豪，支撑着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凝聚力，使我们得以树立坚定的文化自信。“中国古代文明属于全民族，属于世世代代的人民，是全人类珍贵的遗产。……爱国需要读史。人们说，无论是学社会科学的，还是学自然科学的，都应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鲁迅《华盖集》）学习和了解历史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是由五千年历史进程炼凝荟萃而成。”
以上这些非常精辟的话并非出自历史学者之口，而是自然科学家、技术科学家宋健先生在1996年说的。我以为所有持“历史无用”观点的人，都应该体味一下上面的话。
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诞生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让我们考虑五千年的时间意味着怎样的概念。古人说三十年为一世，这对于人间世代间隔的估计可能嫌略长一些。如果以一个世代平均二十五年推算，五千年就相当于约二百代人。这二百代的中国人，怎样从原始蒙昧进步为文明，怎样建立了幅员广阔的国度，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体现出何等的智慧、才能和勇气，在世界上起了多大的影响，对人类做出了哪些贡献，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什么经验和教训。这里正有着许许多多的重要课题，等待我们思考、探索和解明，下面我试提出几点，与大家商榷。
其一，是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机制。
一个文明所具有的文化特点，每每是在该文明开始形成的时期就已经初步存在了，因而对文明的考察必须追溯其起源。具体说来，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便是探讨中华民族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怎样的形式跨进文明时代的。
大家都熟悉，中国是古代世界中有自己独立起源的文明的国家之一。与我们大略同时进入文明的，在欧亚大陆及北非还有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等古国。文明的产生和形成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一定要讲出某个古国在哪一具体年代成为文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只要了解到在大约五千年前，这些古国先后形成了文明，也就足够了。
可是有些人不相信中国有那样长远的文明历史，他们不承认中华文明有自身独立的起源，而主张中国文化的外来说，特别是西来说。这种观点出现颇早，极端的实例如德国学者祈尔歇，他讲中国人都是《圣经》人物闪的一支后裔，漂流转徙到了中国，带来了文化。其中的文字源于埃及，只是中国人未能全部掌握，结果成了汉字。类似的荒诞说法还有不少，有的还遗留到现代。
中华文明的西来说，根源在于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传播论，以致不相信中国的先民有独立创造文明的能力和智慧。这种观点在学术史上曾有不小影响，大家会记得，在中国发现仰韶文化的瑞典著名考古学家安特生也曾为这种说法所沾染，是中国多位考古学家通过一系列考古工作和研究，才得以驳正。西来说以及其他中华文明的外来说，近年已较少出现了，但中华文明如何起源形成的问题，仍然摆在我们面前。
曾长期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张光直先生，在他晚年论述中国文明起源时说：“我觉得，我们需要做一些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西方社会科学的法则来和中国丰富的历史经验加以对比，看看有多少是适用的，有多少是不适用的。我相信大部分代表人类的法则是可以适用的，但有一部分是不能适用的。这些不能适用的部分有的就牵涉到文明城市和国家的起源问题。”
张光直先生这里说的“法则”，用我们更习惯的话讲，就是“规律”。
人类历史有其普遍的规律，有在规律下显示的共同性、一致性，但不同民族、国家的历史又有其本身的特殊性、个别性，而我们对历史普遍规律的认识，是通过各个民族、国家具体历史的综合比较来萃取的。例如现在大家讨论文明起源，涉及判断是否属于文明的标准，一般流行的说法有一定规模的城市、礼仪性建筑物、文字的发明和金属器（青铜器）的使用等。我曾多次说明，这三四条标准是以若干外国古代文明的材料为基准的，并且从开始提出便有争论。
实际上，城市、文字、金属器等都是文明的因素，在各个古代国家、民族间其发展都是不平衡的。正是这种不平衡，使各自走向文明的轨迹不同，构成了文明起源过程的多样性。像中国这样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其文明的兴起应当有其特有的途径。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深入进行考察探讨，必将使我们对人类文明早期发展的规律有更深刻的认识。
其二，是探讨中华文明绵延持续的原因。
上文说过，中华文明与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文明一样，是人类最早创立的有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然而和其他大约同时期起源的古代文明不同的是，中华文明不仅兴起甚早，而且传流久远，延续至今。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地的古文明，很早就绝灭了，直到近现代，才在考古学家的发掘中陆续显现出来。还有稍晚出现的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当时繁荣昌盛，留下深远的影响，不过到了中世纪，仍然归于中断。惟有五千年前始源的中华文明，尽管经过世世代代，风风雨雨，却能一直传流下来，不曾断绝。其中原因，难道不是特别值得思考探索么？
记得前几年，我应邀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组织的论坛演讲，提到中华文明绵续不绝，认为是比所谓“李约瑟问题”更难回答的问题。论坛上有听众要求我一定要给一个解释，我想到的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一个特殊优长之处，就是包容性。
我们文化传统的包容性兼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内的，一方面是对外的。
对内的，是指国内各地区、各民族在文化上的互相影响交流，融会贯通。史学界同仁都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趋向，是强调了我们中国从来是多地区、多民族的国家，而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是各地区、各民族的人民共同创造的。恰恰是由于有多地区、多民族的文化来源，使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多彩的面貌、多样的成果。
对外的，是指中国人在历史上一贯善于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的、有益的文化。我们有时形象地将这种学习、引进喻为“取经”，实际上中国历史中的“取经”，即吸收印度等地的文化学术，在史籍中有极多的描述记载。至于近代中国人之对待西学，更是众所周知的了。现任俄罗斯远东研究所所长的汉学家季塔连科便说：“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从不机械地学习外国文化，而是把一切外国的经验‘中国化’。”
这一点乃是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原因之一。
其三，是论证中华文明演变进步的轨迹。
上面说到中华文明不仅传统久远，而且是历久弥新，这已经谈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又一特点，即在历史上不断更新和进步。在这个方面，我们不同意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停滞论。
停滞论可以承认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然而否认这五千年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的演化过程。持停滞论者主张中华文明是落后的，而且是不变的，中国历史纵然有种种变化，自整体来看，其实质是停滞不前的。所有变化只能限于循环的运动，周而复始，没有真正的进步可言。
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可举出从德国去到美国的魏特夫，他晚年撰写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曾在我们这里引起过不少讨论。魏特夫认为中国的社会是以水利为基础的专制主义社会，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没有大型的水利工程，就不能维持必要的农业生产，而这样大型的水利工程，必须有专制主义的政权才能建设和控制，从而这样的社会及其文化是停滞不变的。魏特夫主张，中国人自己不可能改变历史，只有西方文化的输入才能打破循环，使之有根本的改变。
停滞论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尽管史学界对中国历史划分为哪些阶段，以及如何划分，迄今还有不少不同见解，但是中国历史，包括社会史和文化史，都可以而且必须划分为演变递进的若干阶段，则是显然易见的。只有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才能说明五千年文明历程的真相。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是阐述中华文明对人类做出的贡献。
我们说中国历史不断演进发展，并不等于说我们的文明历史没有曲折和停顿。特别是到近代，中华民族深陷于危机苦难之中，我们文明的命运也面临危殆，遭到怀疑、蔑视、歪曲，以至于否定。
听到过各种各样否定中华文明的声音，比如说：中国历史上没有科学，只有技艺；没有哲学，只有思想；没有宗教，只有迷信；没有医学，只有巫术，等等。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只是用西方的概念来套，没有与他们一样的科学、哲学、宗教、医学等等而已。中华民族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曾经发展到高度，影响到世界，乃是不争的事实。
最近看到一本外国学者写的书，题目是《字母表效应》，著者认为：“字母表为发明之母。与中国象形文字不同的是，字母表和拼音文字培育了西方人分析和逻辑的抽象能力，西方文化中的独有特征—典章化法律、一神教、抽象科学、逻辑和个人主义—也与此息息相关。”
这样说，似乎中国人命定不能有现代的文明了。有意思的是，与这本书中文版问世差不多同时，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品先先生提出要“培育一个以汉语为基础的创新平台”，因为“汉语有着不同于拼音语言的优势”，“它的形象传递的不仅是读音，还有画面，包含的信息更丰富”。
对于中国文明历史产生种种误说的原因之一，是我们还没有更多更深入地说明和介绍我们民族在历史上曾做出的贡献，也没有充分认识我们自己文化传统的优长和不足之处。进一步研究解读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将能丰富我们的文化内涵，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从而为今后世界的文明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3期；《红旗文摘》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