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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青铜时代，使我们立即联想到古代文明。确实的，众多曾经辉煌繁盛的古代文明，包括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等，就其物质文化的发展阶段来说，都处于青铜时代范围。中国的古代文明，情形也是这样。无怪乎一些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把他们论说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著作冠名为“青铜时代”，例如郭沫若先生的《青铜时代》、张光直先生的《中国青铜时代》。不过关于中国的青铜时代与古代文明还有不少问题，这里只举出几点。
将人类物质文化的发展进程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所谓“三时代说”，是19世纪初任丹麦国家博物馆馆长的汤姆森奠立的，他当时把馆藏的古代工具、兵器等文物，按照这样三个时代分别整理陈列起来。尽管后来有人指出这一类观念在很早的时候便出现过（如中国汉代的《越绝书》），但汤姆森的学说仍是影响深远的创见，而且成为现代考古学发端时期的一件大事。
“三时代说”随着考古学的不断进展，得到了补充和修正，比如人们都熟悉的，石器时代被细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学者们发现，从新石器时代前进到青铜时代绝不是一蹴可几，而是要经过相当长久的期间。在成熟的青铜器工艺出现之前，铜器还不可能较大规模地取代石器。这样的过渡时期，被称作“铜石并用时代”。具体到中国，早在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已有零星的铜器（甚至有个别的青铜器）。到龙山文化及与之年代相当的若干文化，铜器发现已多，材质有红铜、砷铜、黄铜、青铜，工艺有锻造、铸造，一般认为这肯定属于铜石并用时代了。
这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既然铜石并用时代是青铜时代的前行阶段，而古代文明的发展是与青铜时代平行对应，那么文明的起源是不是应该到铜石并用时代去寻找？
在人类历史上是有这样的实例的，那就是古埃及。如有的古埃及史著作所说：“埃及文明是奠基在铜石并用文化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在早王朝和古王国时代，手工业生产仍然离不开铜器和石器这些基本的生产资料和水平。”埃及的早王朝时代即第一、二王朝，约当公元前3150—前2700年；古王国时代即第三至第六王朝，约公元前2700年—前2200年。
从此又可联系到李伯谦先生最近在《中国青铜文化研究的反思》（《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53期）一文中提出的一个问题：“青铜器是否为衡量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的必要标志之一。”
李伯谦先生所说，是指考古学上判断是否进入文明的标志。依照目前有关学者间通行的见解，这种标志一共有四个，即：城市、文字、礼仪性建筑和冶金术，冶金术实际即指青铜器。
我以前介绍过，这种判断文明的标志之说，其来源乃是上世纪中期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召开的一次关于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研讨会，会上有哈佛大学的教授克拉克洪提出了这种标志。随后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丹尼尔在1968年出版的《最初的文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一书中引述并引申了克拉克洪的观点。
必须说明，克拉克洪和丹尼尔提出的文明标志里面，只有城市、文字和礼仪性建筑三种，并没有青铜器，丹尼尔书里还特别声明，三种标志只要有其两种就够了。虽然文字是标志中最重要的，在个别实例（如秘鲁的古代文明）也可阙如。这也就是说，判断是否文明没有必要的标志，反映着各个古代文明在这些作为标志的文化因素上的多样性。由此推想，即使青铜器算作判断文明的一项标志，也不好说是必要的标志。
上面业已谈到，各个古代文明在其文化因素方面有着多样性，亦即其自己的特点，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古代文明以及与之对应的青铜时代具有怎样的特点？
这是一个需要我们仔细探讨吟味的问题。大家可能记得，张光直先生曾经讲过：“我们古代文明是以青铜器（或是有特殊形制和装饰花纹的青铜器）为特征的。”他说的青铜器，其实指的是青铜的礼器（包含乐器），中国的青铜时代究竟是不是以礼器的制作应用为其主体或者说特征？
我们对古代青铜器所做的研究，传统上确是以礼器作为集中对象的。这一点，早在宋代金石学家关于青铜器的著作里，已经有其充分的表现。礼器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于社会经济更有直接作用的工具和兵器难道没有多少地位吗？
涉及青铜工具，大家不可忘记陈振中先生的贡献。他以后半生全部精力，走遍全国有关单位，著成《先秦青铜生产工具》这一巨作，以大量证据说明古代青铜工具的发达，其成果超出一般预料之外。
至于青铜兵器，我们只要温习《史记·秦始皇本纪》的一段记事就够了。《本纪》说，秦兼并六国之后，“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三辅黄图》还说这十二个金（青铜）人“坐高三丈”，上面有“李斯篆，蒙恬书”的铭文。这当然只是秦人收缴来的部分兵器，但已足显示那时青铜兵器数量的庞大。
总之，中国的青铜时代和与之相关的古代文明还有许多奥秘，有待我们深入探索。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8月29日；《新华文摘》2012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