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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孙家正主席，
各位领导，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我有机会参加这次“中华三祖文化与黄帝城遗址公园建设高层论坛”，我感觉非常荣幸。回忆以炎帝、黄帝、蚩尤“三祖文化”为中心议题的学术研讨，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我是有幸出席过第一届的研讨会的，这里又能与大家见面，向各位请教，真是高兴的事。承蒙会议要我提前发言，我能讲的只是几点个人意见，不妥的地方恳请批评指正。
炎帝、黄帝和蚩尤，都是我国古史传说时期的人物，就文献传说而言，探讨这“三祖”时期的历史文化，理所当然地离不开涿鹿。涿鹿这个地名，历史非常古远，过去常常只追溯到秦汉，这是很不够的。我曾经指出，涿鹿一名已见于《逸周书》的《尝麦篇》，《尝麦》这篇文字，有些地方相当古奥。例如篇中屡次用“箴”这个词，其实应当是“咸”字，意思是“终”，这是现代学者根据西周金文考出来的，汉朝以来大家都不懂得。由此可见《尝麦》应该是从西周流传下来的文献。这便证明，炎黄蚩尤的传说，在西周的时候候是相当流行的。
炎黄蚩尤“三祖文化”的提法，可以说是对“炎黄文化”概念的扩大、补充和完善，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多源性。大家了解，自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考古学界在理论观点上的一项重要进展，就是强调了古代历史的“多元一体”。在考古学上，发展了文化区系的学说，而在历史学上，突出了中国自古以来是多地区、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五千年的辉煌文明是各地区、各民族共同缔造的。这既综括了历史事实，又有着现实意义。
前些时候，我应三联书店等方面的约请，曾在一个班上讲读《史记》的《五帝本纪》。当时我对听众说，读《五帝本纪》要认识到司马迁写古代历史，从炎黄蚩尤说起，并不是在他心目中在那以前就没有历史了。其所以断自那一时代，是由于他认为那是中国文明开始形成的时期。正因为如此，我们读《五帝本纪》，不仅要注意阪泉之战、涿鹿之战，更应当关注其间关于中国如何进入文明的种种记述，从这样的角度切入，就能更好地理解炎黄蚩尤传说所蕴藏的历史意义。
根据传世典籍和历代学者的论断，炎黄蚩尤所代表的时代，距今大约正是五千年。因此，我们探索那个时代的文化，也就是追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根脉。中国的古代文明，约在五千年前的时候形成，这和近年考古工作所揭示的现象是基本吻合。这告诉我们，古史传说并非凭空杜撰，而是一种对远古的神话化的记忆。事实上，世界上各个古代文明都有这种富于神话色彩的传说，而中国的古史传说的神话意味是最少的。
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学术界一直在讨论怎样对待和研究中国的古史传说。经过长时期的论争商榷，大多数学者都认识到，在古史传说中确实包含着重要的历史内核，而我们的工作正在于如何剥露这样的内核。近年有不少事情恰指向这一点。比如说帝尧、帝舜也是《五帝本纪》的人物，尧都在平阳更是很晚才见于载籍的传说，然而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城址的发掘，在时代和地望上都与之符合。最近我读到李伯谦先生在《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53期上的文章，他强调以河南登封王城岗大城作为夏代的开始，这不正好同战国以来古书说的禹都在阳城一致吗？由此我们不难想到，涿鹿这个地方在古史传说里这么重要，也非常可能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我这样说，绝对不是主张简单直截地把古史传说与考古发现糅合起来。相反地，我认为这常常是难于做到的。我只是认为，即使是古史传说的时代，成功的探索仍然需要历史学与考古学的互相配合。
长期担任历史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领导工作的尹达先生说过，考古的基础是田野工作，田野工作之后要回到室内，还必须做综合研究。我个人体会，“综合研究”意味着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没有理论的高度便不会有真正的创新。历史学上对古史传说时代的探讨也是这样，需要从理论的高度上来思考和分析，才能取得有意义的成果。历史学与考古学在这方面的配合，正应该在这样高度上来实行。
这就是我今天想说的，我们讲的“三祖文化”，指的乃是中国文明形成时期的历史文化，是中国文明的根源。如我以前谈到的，由于中国自古地大人多，在世界古代历史中占有特殊地位，对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研究，其价值和意义肯定不是仅限于中国的。我们可以期待，这方面的成果将对人们探索整个人类文明化的进程，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2012年7月25日
（原载《三祖文化》总第1期，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