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在此书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得到很多人和机构的帮助，应予感谢，但在简短的致谢中我只能提到他们中很少的一部分。首先，向我哈佛大学的前同事们致以温暖的谢意，尤其是费正清中心的几位，在那里本书开始形成，思想开始提炼，并完成了最初的草稿。他们不但提供了敏锐的评论，还有永可宝贵的团体友情。特别要感谢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因其多年给予的支持和睿智建言，而本书标题“中国乡村起飞”即出自他的建议。

很多人曾提供了富有洞察力的建议并提出挑战性问题。傅士卓（Joseph Fewsmith）、陆思礼（Stanley Lubman）、米克尔·奥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葛格瑞·鲁夫（Grogery Ruf）、苏黛瑞（Dorothy Solinger）和崔大伟（David Zweig）对手稿给出了详细的评论。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本书初稿的审阅者托马斯·伯恩斯坦（Tomas Bernstein）和乔纳森·昂格尔（Jonathan Unger），以他们机敏的评论激起本人的重新思考和修正——虽然我怀疑这些意见所导致的变化是否能满足他们的期望。葛迪文（Steve Goldstein）耗费了很多时间与本人多次讨论国家和发展的作用，在他离开费正清中心时还提供了珍贵的关于转型体制的书目资料，他的帮助值得赞美。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的问题促使我重新思考关于地方政府对税收收入的财产权利的论点。我还想感谢鲁梅（Lu Mei），其对中国改革过程的写作提供了很多洞见，并帮助准备了本书附录B中财政体制变化的表格。郭小林（Guo Xiaolin）对1994年改革提供了关键信息。还要感谢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评议了本书手稿最初的一章，并对整合享受大自然与写作之乐卓有识见。

很多机构提供了帮助，其中包括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为曾经有过的一年美好时光，我感谢马若孟（Ramon Myers）和国家研究者计划，正是在那里我第一次产生且最终变成地方政府法团主义之基础的想法，并熟悉了道格拉斯·诺斯和其他后来成为我同事的学者：巴里·温格斯特（Barry Weingast）、特里·莫（Terry Moe）和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那一年也让我接近罗思高（Scott Rozelle），是他说服我接受委托代理模型对理解中国的用处。还要感谢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的高效团队。在我结束最初的手稿写作之后，我在此处吸收了中国农村经济中发生的诸多变化的资料。亨利·尚（Henry Chan）、托尼·宗（Tony Chung）和蔡树强（Choi Shu Keung）提供了出色的计算机技术及统计工作、图表工作的技术支持。大学服务中心副主任熊景明，是世界上最“有效率”、最“有办法”的学者之一，她就我的关注带来关键资料。还要感谢哈佛大学的很多学生，感谢他们快活且高效地在此项目的各个阶段从事研究助理的工作，他们包括：劳拉·道奇（Laura Dodge）、马克·亨德森（Mark Henderson）、大卫·莱恩（David Lane）、董秋（Dong Qiu）、丹尼尔·西尔弗（Daniel Silver）、王继伟（Wang Jiwei）和大卫·约德（David Youd）。

为我提供了本书大多数关键资料的人仍要保持匿名：那些我在中国访谈过的组织和个人。这些访谈的细节见附件A。感谢他们和我分享他们的策略、困难以及他们的成功。对那些把我领到家里并给予热情款待的人要表示特别的谢意。我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辽宁社会科学院、山东社会科学院、四川社会科学院、天津社会科学院，以及各种中央的、各省的和地方政府的机构帮助我安排访谈。

我有幸从各种机构获得了资助。我获得的大部分资助来自于中国的学术交流委员会，一些辅助性资助来自于哈佛大学。感谢阿少卡·莫迪（Ashoka Mody）和世界银行的资助以及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帮助，它允许我1994年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开展调研。

我还要单独提到希拉·莱文（Sheila Levine）、劳拉·杜瑞希（Laura Driussi）和辛迪·富尔顿（Cindy Fulton）以及其他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他们在本书出版过程中很耐心和宽容。摄影师杰弗里·阿伦森（Jeffrey Aaronson）提供我本书的封面照片。

无尽的感谢要献给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图书馆的南希·赫斯特（Nancy Hearst）。她不仅不断提供各种珍贵资料，乐于见到本书从最初的草稿到出版，并在手稿最终校对过程中提供了她无比珍贵的、无微不至的对细节的关注。

最后，无限感谢魏昂德（Andrew Walder），我非常荣幸地承认他仍是我最严苛的批评者和最大的支持者。除了智识上的贡献外，当我出门去中国从事似乎无止无休的、日日月月的田野调查时，他还要既当爸爸又当妈妈。也许更糟糕的是，他还要面对本书最初的多次草稿。本书谨献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