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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制度改革、激励和变迁

约翰·齐斯曼(John Zysman)认为:“追踪市场经济中的现金流以及形塑这个现金流的制度,我们可以了解大量社会资源的用途,理解做出分配决定的人们,理解控制保持和运行的程序。” 我利用此进路研究中国财政流变迁对地方政府及在其中服务的人们的影响。

财政流在1980年代被两个制度变迁改变。第一个是去集体化,第二个是财政改革。促使地方干部拥有经济发展的热情直接源于这两个政策。去集体化和向家庭生产方式的回归剥夺了村和乡镇对农业生产收入的控制权。财政改革导致对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更严格,同时赋予地方政府权力支配得自于发展的税收结余。财政改革和去集体化在1980年代的结合给予县、乡镇、村各级干部发展经济的动力和机会。

但是经济是否发展依赖于比激励更多的因素。资源财富的独特构型,政治约束,地方领导技术,以及预算约束的权威性决定了在中国不同地方对制度激励的不同反应。结果,没有一个模式可以充分描述改革期间的发展。

最终,一系列激励的成功使用掩饰了其他因素的效果。提供给地方政府快速发展经济的激励在作为中央国家代理人的地方官员的行为中产生了非预料的政治后果。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分析了农村高速工业化的直接后果,以及地方资源增长对中央政府控制如此成功释放的发展过程能力的影响。 bu0R70TsRbtroBWrTLz4Vv5dfgcha820pbdoJs6jSZJlQTsyfK3XCQ9FZEYU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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