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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无须假设共产党官员的品质——无论是腐败还是被那些引导他们渴望致富自己家乡的崇高意识形态所激励。在共产主义体制中遵从中央指示不能掺假。如同在任何一个官僚等级体制中一样，官员是否遵从是一个代理问题。
对中国而言，问题不是她的官僚系统是否有能力促进经济增长，而是她是否有激励机制。在毛泽东时代，国家计划和财政体系的约束给地方微弱动机以争取额外税收。地方被要求向上级上交全部或几乎全部税收，上级回报以预算分配作为支出。地方政府对任何剩余税收的使用都要获得上级的批准。相比于自主性增长，地方政府更愿意尝试从上级政府获得尽可能多的以更大份额预算分配出现的官僚系统多余资源。
中国的官僚系统可被动员，语言和行动成为政治态度的标志——这被称为“表现”。这种态度的表达与经济表现相关，按照完成或超额完成经济指标来衡量。
因为农村干部夸张产量，甚至在他们村民很少或没有粮食自给时仍致力于向国家交售谷物方面彼此超越，夸大经济表现的压力导致了“大跃进”时期的大饥荒。
这并非是中国没有能力培育经济发展，而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干涉的破坏了它的效果。查尔莫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称共产主义体制为“意识形态计划”，像日本这样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为“理性计划”。
他指出使用类似的政策工具，后者培育了市场竞争，而前者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导，消灭了市场，培育了一个资源和收入平等分配体系。
中国有工业政策，但是它无所不包而非选择性的做法妨碍而非促进经济效率。不像日本那样的“理性计划”经济体，国家干涉受到对私人产权和市场承诺的限制，中国在1957年关闭了自由市场，垄断了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的获得和售卖。工厂获得生产原料，根据指令决定哪种产品可以生产、生产多少，用什么价格出售他们的最终产品，产品卖给谁也根据指令进行。
如同东亚新兴工业国家，中国有权力“制定错误价格”，但是定价是为了保障控制通货膨胀，以及在一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语境中平等分配产品和服务，不给工厂主在竞争性市场中常有的比较优势。生产不根据成本也不根据销售情况，而是根据国家行政部门的计划。该计划决定需求，限制消费者的选择。
本书考察当改革时代中国地方官员获得了新的激励时，发生了什么。它以一个简单的假设为起点：共产主义体制下的地方官员，如同任何政治系统下的官员一样，在他们认知能力能够评价备选方案和过程信息的情况下，是会对激励和限制做出反应的理性行动者。
他们对改革的反应只能被对他们作为代理人的行为产生影响的具体环境所决定：激励，约束，技术和资源——这些资源对完成改革任务和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所监控的效率负有责任者可获得。这些不能根据过去的表现或意识形态取向预知。官僚系统行为是“纯粹激励对核心官员产生的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的结果。
本研究与此前聚焦于中央或者农民的成果区别开来。
他们考察的重心从中央到地方，从农民到那些每日负责完成改革任务的官员。可以确信的是，如果没有中国农民对“敢于出头”、“率先致富”的号召最初热情的反应，改革不会取得如此成功。但是也不能从农民的反应推论到去集体化和农业部门的增长以解释农村工业的兴起。要理解后者，还需要考察地方政府的作用。
改革和发展研究的一个地方层面取向认识到中央政府和它的政治精英在政策制定方面的作用——正是中央政府建立了治理制度。
中国成功的经济改革过程开始于一个由邓小平领导的很小的政治精英团体在国家层面的政策构造。
没有上层，或最低限度来自于中央核心成员的允许，发动改革是不可能的。
虽然来自中央的启蒙性改革创新是制度变迁的前提，但是正如苏联和其他地方的失败所示，善意的政策并不能保障成功的执行。
理解中央领导层中的精英对农村工业政策的支持，这些是有用的，
但是这些信息不能对这些观念如何转变成农村工业的增长、为什么在农村的不同地区增长采取了特定形式提供一个满意的解释。理解这些需要聚焦于地方层面，聚焦于那些其反应最终决定中国农村工业化政策能否完成的人。
国家主义者的文章把“国家”从“社会”中挽救出来，但是需要注意洛维（Lowi）对以下观点的保留：视“国家”如“一个统一、团结的现实体，可作为某种可测量力量引入理论”。
当问题中的国家通常被定义为“强”国家时，这点就加倍重要。
暗含了此标签的假设对于解释发生于前共产主义国家或一个如中国这样的改革中的共产主义体制的政治经济转型过程，作用甚小。
中国地方层面的官员是官僚系统的成员，是这个“结合良好”的系统的行家；
他们行动起来如同行政机器的一部分，如同国家的一部分，但是地方政府是有别于中央政府和社会的一个独特实体，有他们自己的日程，也不断增强他们自己的资源。
本研究对经济发展的制度分析是在地方水平上，视地方官员为有别于中央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行动者。
研究探寻经济发展的过程，以考察地方官员在其中开展行动的变迁的政治经济语境。研究追问制度性激励如何影响了某种发展策略的施行，地方政府如何计算和最大化他们的利益。研究考察地方政府满足不同利益及与其上级和下级打交道的机制。研究思考地方官员支配下的资源财富的效用、他们做出选择时面对的约束，以及随着时间发生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