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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国家干预导致成功的经济发展并不新鲜。对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NICs）中国家引导的发展的研究，都强调了政府政策和制度的重要性。
新识见是把地方政府置于发展过程的引领地位，更令人惊异之处在于这些是共产党政府——这些系统曾被认为无法变革。
在中国改革的最初岁月，快速市场转型的信仰者认为地方干部将从舞台上消失，或者伴随着权力分配转移给生产者，他们将变成家庭企业经济的管制者。
盯着改革如何剥夺植根于中央计划和控制体系之中的官员权力的那些研究者，
认为地方干部将会仇视和抵制改革。
对共产主义体制持成见者可能会认为中国经济繁荣是因为地方干部获得了中饱私囊的优先权。这和无数的干部腐败故事相符。
但中国却用持续而惊人的经济增长说明仅用腐败这个因素解释并不充分。
市场的拥趸们会争辩说对中国农村工业成功原因（以及一般来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功）的一个更好的解释是对此系统投入的快速增长，比如说中国可获得大量劳动力剩余。
一些人认为中国农村工业即便没有国家的介入，单纯依靠市场力量，也会取得今天的成果。
投入和市场需求当然必须要考虑，但是没有一种解释说清了起飞的时机以及公有制和村办企业相较于私营企业的优势。
另外一些明确反对所谓中国国家主义观点的学者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把中国农村改革的成绩全部归于“社会”。这些观察者中的一部分人把变化归于“农民的非组织化能力”
；另一部分人归于“社会腾飞”。
此类结论虽然时髦，但他们无法回答：当个人存款微不足道而市场尚处于发展的幼稚阶段时，农民从何处获得资本和资源以促成中国经济起飞这个核心问题。
鉴于与国家介入相关的失败和问题不仅仅限于列宁主义系统，而且也包括当前的亚洲新兴工业国家，一些人反对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由国家主导发展之观念也就不奇怪了。确实并非所有的国家干预都是如此，市场经济也有一些国家干预的形式。
东欧和俄罗斯的经历表明，制度支持的缺乏导致很多新私营企业在学会游泳之前沉没。正如伊文思曾指出的那样，“恰当的问题不是有‘多少’而是‘哪种’（国家干预）”
。
可以提出一个不同的解释：中国首先排除了官僚系统可能的反对，同时配置了一群有远见、乐于保护改革利益、受过良好教育的官员，从而有效夯实了改革的基础。中国基层官员对改革大多积极反应的原因在于他们与过去的共产党官员不同。这个假设若行得通，也只能带我们走这么远。中国的改革者确实尝试消除其官僚系统中的冗员以改善和更新其干部力量，但他们的成果有限且多限于政府的高层。
很多目前领导经济高速发展的地方政府官员是毛泽东时代主导最小化功能经济的同一批人。
或者，有人仍坚持认为因为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体制国家，其地方官员拥有如穆雷尔（Murrell）和奥尔森（Olson）所说的“包容性利益”，此利益导致比民主体制下官员更强烈的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在此情况下，拥有专制权力的人拥有“在其社会中的财产权利……正如公司的拥有者致力于促使其公司尽可能地有价值且高效益”。
穆雷尔（Murrell）和奥尔森（Olson）头脑里想到的是斯大林这样的专制者，当他们说“任何对一个社会拥有完全控制力的领导者都拥有一个（对该社会生产力的）包容性”利益时。为使此立论成立，他们需要适用于政治体制的最低层级（即村庄），那里个人统治很普遍。很多村庄的领导人真诚地相信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
但是村庄自己并不能决定工业快速增长。因此该理论并没有解释支持阵容——村庄之上的各级地方政府官僚系统——在增长过程中的作为。
另一个解释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动员系统。相比于动员地方的积极性，官员们更是被迫遵从行政体系的要求——追求增长以达成中央的目标。独生子女政策的成功揭示了这个动员机制并没从政治领域消失。
此解释即便有说服力，也不能有效理解地方政府身先士卒致力于增长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