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家庭成员人口及就业基本信息

曾俊霞 王瑜

本章主要分析了农户家庭人口的基本特征和就业情况。人口基本特征包括家庭人口规模、年龄、性别、婚姻、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社会职务等方面，以及住户成员户籍与居住情况；就业基本信息包括乡村劳动力基本从业特征与农业劳动投入情况。研究发现目前乡村家庭的人力资本水平仍然不高，年龄整体偏大，教育水平整体偏低，尤其是务农劳动力队伍素质不高、结构不优，并且地区差异明显；此外，乡村家庭经济生活模式发生了重大变革，常住本户的家庭成员约为3/4，有三成家庭成员与户主分开吃住、分开收支，如何重新看待家庭和成员间的关系，重新看待乡村家庭的生活模式，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 人口基本情况

调查样本人口基本情况将主要从家庭人口规模，家庭住户人口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民族，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社会职务等几方面加以描述。以上分析将加以地区维度，查看一些重要特征是否存在地区差异。

（一）家庭人口规模

调查的3833户家庭，平均家庭户规模为4.06人。中部地区最多，为4.4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居中，分别为4.08人和4.05人；东北地区最少，为3.37人。 从家庭户的具体规模来看，最少的一人户占比为2.87%；最多的为十人户，占比为0.1%。首先是占比最多的四人户，达到23.01%；其次是三人户（18.89%）和五人户（18.16%）；再次是二人户（16.38%）和六人户（16.23%）；最后是七人户（2.92%）和一人户，占比相当。

分地区来看，东北地区人口规模较小（二人或三人）的家庭占多数，而中部地区人口规模较大（五人或六人）的家庭相对占多数。东北地区二人户家庭占比是最高的，达到了29.76%，几乎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2倍，中部地区的3倍；东北地区三人户家庭占比也是最高的（26.27%），高于其他三个地区7—10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家庭规模最大的为七人。与其他地区相比，中部地区五人户占比（20.95%）是最高的，比东北地区高出了约8个百分点；六人户占比（22.04%）也是最高的，是东北地区的3倍之多，也远高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近50%的水平。

调查样本中，家庭常住人口平均为3.26人，中位数为3人。2018年全国乡村家庭平均规模为3.23人/户， 此次调查的家庭常住人口平均数和全国乡村家庭平均数非常接近。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家庭常住平均人口数最高，为3.38人；其次是中部地区，为3.42人；再次是西部地区，为3.20人；东北地区最低，为2.83人。全国和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家庭常住人口中位数均为3人，只有东北地区是2人。

（二）人口年龄、性别及婚姻状况

1.年龄和性别

家庭住户人口年龄分布在0—102周岁， 平均年龄为39.8周岁，中位数年龄为41周岁。男性共7892人，占比为51.73%；女性为7364人，占比为48.27%；性别比为107.17（女=100，下同）。

分年龄段来看，50—54周岁的占比最多（9.35%），其次是55—59周岁（8.42%）、45—49周岁（8.2%）；超过80周岁的高龄老人占比合计1.87%，而全国乡村人口该占比为2.32%。从各年龄段的性别比来看，一些较小的年龄段性别比非常高，比如5—9周岁、15—19周岁、20—24周岁三组性别比都高于122；超过80周岁的年龄段性别比都小于100，体现了女性高龄老人明显比男性高龄老人多的特征。

农村人口老龄化是关系农村地区和整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次调查数据也直观反映了该问题的严重程度。国际上通常将一个地区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10%或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7%作为进入“老龄化社会”（Ageing Society）的标准；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4%时，标志着该地区进入“老龄社会”（Aged Society）；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20%时，标志着该地区进入“超老龄社会”（Hyper-Aged Society）。 从调查样本情况来看，全体人口中60周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了20.03%，65周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了13.81%，完全达到了“老龄化社会”的标准，并非常接近“老龄社会”标准。分是否常住人口群体来看，常住人口的年龄明显偏大，平均年龄为42.03周岁，大于非常住人口约11周岁；常住人口中60周岁及以上的比重达到了23.99%，65周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了16.57%，超过了“老龄社会”的标准，距离“超老龄社会”的标准只差3.43个百分点。和全国老龄化数据相比（2019年中国60周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8.1%，65周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2.6%），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远超全国。

2.抚养比

从调查样本来看，全国0—14周岁的人口占比为15.62%，15—64周岁的人口占比为70.55%，65周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为13.82%。总抚养比为41.74，其中少儿抚养比为22.15，老年抚养比为19.59。此次调查样本的抚养比和全国乡村人口抚养比较为接近，其中总抚养比为1.34，少儿抚养比为1.5，老年抚养比为2.8。

3.婚姻状况

调查样本中家庭住户15周岁及以上的成员中，有配偶的占到77.39%，未婚的占到17.43%，离异的占到1.23%，丧偶的占到3.94%。 与全国乡村人口相比，调查样本中已婚的占比高出了4.14个百分点，未婚的占比低了0.36个百分点，离异的占比低了0.53个百分点，丧偶的占比低了3.26个百分点。

分性别来看，可以看到男性和女性的婚姻状况有明显的差异。男性有配偶的占比低于女性5.29个百分点，而未婚的占比高于女性6.91个百分点。如果关注30—40周岁的“大龄青年”，可以看到，调查样本中30—34周岁、35—39周岁的男性未婚占比分别为该年龄段的16.07%和8.88%，而女性对应的未婚占比分别为6.39%和1.66%。这个年龄段，也是一个离异高峰年龄段，30—34周岁、35—39周岁男性离异的占比分别为4.26%和2.75%，而女性对应的离异占比分别为2.24%和2.61%。

（三）民族

调查样本中，除了汉族人口，还调查了回族等22个少数民族人口。调查样本中，汉族占到86.73%，接着是回族（4.86%）、藏族（1.56%）、毛南族（1.51%）、侗族（1.39%），其他民族人口占比均不足1%。

对比汉族和少数民族家庭人口的一些基本特征可以看到，汉族家庭户平均规模为4.04人，低于少数民族家庭户平均规模0.15人；汉族家庭人口平均年龄为56.15周岁，高于少数民族家庭人口平均年龄4.69周岁，中位数年龄（56周岁）高于少数民族家庭人口中位数年龄5周岁；汉族家庭男性占比为51.33%，性别比为105.47，而少数民族家庭男性占比为51.73%，性别比为107.17，均高于汉族家庭。

（四）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程度是一个重要的人力资本特征，文盲率 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是衡量一个地区和社会总体受教育程度的代表性指标，此外一个家庭中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又是这个家庭受教育程度的代表性指标。

1.文盲率

调查样本中共有12836名15周岁及以上的住户人口，文盲人口共1296人，文盲率为10.1%，该文盲率高于全国乡村15周岁及以上人口文盲率近2个百分点， 这和调查人口多为留守人口有关。调查样本中15周岁及以上男性的文盲率为6.03%，女性的文盲率为14.41%，女性是男性的2倍之多；与全国该指标相比，男性和女性文盲率都高出近2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各地区15周岁及以上人口文盲率差异较大，东北地区的文盲率最高，达到了15.2%；其次是西部地区，为11.74%；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较低，分别为8.23%和7.27%。各地区15周岁及以上乡村人口文盲率性别差异最大的是中部地区，女性文盲率是男性的3倍以上；其次是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女性文盲率是男性的2.3—2.7倍；倍数差异最低的是东北地区，女性文盲率是男性的1.7倍。

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调查样本中共有高等教育适龄人口855人，有365人接受了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42.69%。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最高的，达到47.44%；其次是西部地区，为44.7%；再次是中部地区，为39.52%；东北地区是最低的，只有22.39%。分性别来看，调查样本中女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于男性约8个百分点，不管是哪个地区，女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都大于男性，而且在东部地区、东北地区这一性别差距扩大到了10个百分点。

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19年为51.6%， 调查样本所属乡村地区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仍然低于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近9个百分点。除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总体落后外，本科入学率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调查样本中，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接受本科教育的占比仅为23.16%，本科生占所有接受高等教育学生的54.24%，而全国本科生占高等教育在校生的57.75%，比调查样本高出近3.5个百分点。

3.户主受教育程度

此次调查样本中共有家庭户3833户，户主共3828。 人总体来看，调查样本中户主的受教育程度不高，45.54%的户主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其次是小学，占到30.82%，高中程度的占到13.02%，还有8.5%的未上过学，大专的仅为1.67%，而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只有0.44%。调查样本与全国乡村人口家庭户主的受教育程度相比，未上过学的占比高出了4.6个百分点，说明留守的乡村人口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低于全国乡村人口家庭户主水平。

分性别来看，超过九成的户主为男性，女性户主仅占到6.25%，男性户主中初中、高中程度的占比高于女性户主，而小学程度的占比低于女性户主，总体来看男性户主受教育程度高于女性户主。分年龄来看，45—69周岁的户主占比都超过了10%，其中50—54周岁的户主占比是最高的，为18.23%；其次是55—59周岁的户主，占比为16.4%。不同年龄段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存在差异，基本上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他们当中受教育程度低的占比增加，而较年轻的户主（比如39周岁及以下的户主）中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占比较多，超过了整体平均水平。从不同年龄段户主受教育程度的变化看到了整个乡村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增加。

（五）政治面貌及社会职务

1.政治面貌

全部调查样本中18周岁及以上的人口共12403人，其中普通群众占到了83.58%，中共党员占12.61%，共青团员占3.79%，仅有2人是民主党派，占0.02%。分性别来看，男性中党员的占比为18.87%，是女性党员占比（6.06%）的3倍之多。

2.社会职务

调查样本中18周岁及以上人口中，普通村民占到了91.94%，有2.66%的担任村小组长，2.59%的担任村委委员/支部委员，0.93%的担任村支书/村主任，0.48%的担任合作社或集体经济的监事会/理事会成员。此外，还有1.39%的担任一些其他社会职务，比如村民代表、护林员、村医、民兵连长、党政联络员、乡政科员、人大代表等。

3.党员基本情况

调查样本中，对比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18周岁及以上的人口中）可知，共产党员的年龄偏大，女性占比偏少，受教育程度偏高。具体来看，共产党员的平均年龄为50.08周岁，大于非共产党员3.5周岁；共产党员中女性占比为23.48%，低于非共产党员女性占比的50%以上；共产党员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比都明显高于非共产党员，而未上过学、小学程度的占比都明显低于非共产党员，初中程度的占比和非共产党员持平。

二 人员户籍与居住情况

调查样本数据显示，常住本户的家庭成员约为3/4，大约有三成家庭成员与户主分开吃住、分开收支，乡村家庭经济生活模式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一）家庭成员户籍分布情况

在所有调查样本的家庭成员中，户籍在本村的占96.89%，村外乡内占1.14%，乡外县内占0.93%，县外省内占0.73%，外省占0.27%，国外占0.02%。从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看，户籍在本村的家庭成员的比重相近，分别为96.81%、96.69%、96.92%、97.53%。调查中除了户籍成员，还包括户籍不在本村但是常住在本户的家庭成员，因此，除了户籍在本村的人口，还有3%左右是本村农户的村外户籍的家庭成员（比如嫁入本户但户籍还未迁入本村、户口迁进城镇但常在本户生活的成员等）。考虑到农村人口的规模，这类人户分离人员数量不可小觑，也对创新乡村社区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须注意的是，此次调查抽样并未涵盖农村的外来户，也就是未涵盖原籍不在本村但长期居住在村中的外来户。而实地调研中发现，例如在浙江等地，外来人口在就业区域就近租住在城郊农村地域范围内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并对这些地区的农村公共管理和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此外，在一些生态良好、民宿经济繁荣的地区，城里人下乡居住、养老的情形也未能反映在数据中。

从居住时长来看，2019年，调查样本家庭成员平均在本户的居住时长为9.2个月。家庭成员中，在本户居住时长半个月以内的占8.17%，不足1个月的占13.84%，不足3个月的占22.09%，居住时长半年及以上的占75.33%，居住时长9个月及以上的占72.36%，居住时长在11个月及以上的占70.58%，全年在本户居住的占69.87%。由此可见，按半年及以上的居住时长为标准，家庭成员常住在本户的超过3/4。由于举家外出的农户未能在抽样中调查到，因此，这一比例应该是高估的。

（二）家庭成员与户主的生活关系

在调查样本中，有71.52%的家庭成员与户主共享收支，而28.48%的家庭成员与户主分开收支；有67.01%的家庭成员与户主吃住在一起，有30.38%的家庭成员与户主吃住都分开，分别有1.67%和0.93%的家庭成员与户主仅一起住或仅一起吃。共享收支和吃住一起是传统意义上定义家庭的重要参照，而数据表明，将近三成的家庭成员与户主分开收支，超过三成的家庭成员与户主吃住分开。从劳动力流动和外出务工的角度看，这个比例并不意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9077万人，而同年乡村常住人口为55162万人，由此可推算农民工数量占农村户籍人口（乡村常住人口+外出人口-流入人口）三成左右。由此，调查数据中体现出的吃住分开与收支分开，可能是劳动力外出务工带来的家庭生活和经济模式的变化。

另外，家庭成员与户主间的吃住关系往往与收支关系密切相关。在与户主收支共享的家庭成员中，有88.00%的成员与户主共同吃住；而收支分开的成员中，63.40%的成员与户主吃住都分开。

三 劳动力从业及农业劳动投入情况

农村劳动力从业分布如何、劳动力如何分配其劳动时间、谁在从事农业劳动，都是长期受学界关注的议题。在调查样本中的劳动力中，非农就业占比四成，全职务农占比1/3，兼业占比不足1/5。在不同从业形式中，初中教育程度是主体，占劳动力的四成到五成；但从受教育水平的两头来看，全职务农劳动力整体受教育水平低，与非农就业劳动力差距鲜明，在全职务农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占比超过四成，而在非农就业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占比近一半（其中大专及以上占近1/4）。此外，全职务农劳动力的年龄结构老化也是教育水平偏低的重要相关因素。超过劳动年龄段的老龄人口依然在大规模从事农业生产，在不区分劳动年龄段情形下，全职务农人员中有10%是65周岁及以上人口。从农业劳动时间投入来看，全职务农和兼业务农的劳动力的农业劳动投入时间的差异不大。

（一）劳动力从业情况

在调查样本中的15—64周岁的劳动力（不包括在校学生以及因病、因残无法就业人口）中，非农就业占比40.26%，全职务农占比34.76%，兼业占比17.43%，另有无业或待业的占比6.98%。

在15—64周岁在业劳动力中，全职务农、兼业、非农就业三种类型就业形式的劳动力群体中，初中教育程度占主体，分别占三类劳动力的45.49%、52.72%和42.02%。但在整体受教育水平上，差异突出：一方面，在全职务农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占44.22%，在兼业劳动力和非农就业劳动力中，这一比例分别为27.72%和14.04%；另一方面，在全职务农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仅占10%左右（其中大专及以上占1.21%），在兼业劳动力中，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占近1/5（其中大专及以上占3.81%），而在非农就业劳动力中，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占近一半（其中大专及以上占23.27%）。

不同就业形式劳动力的教育结构差异，与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也密切相关。全职务农的劳动力平均年龄超过50周岁，兼业劳动力平均年龄约为46周岁，而非农就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将近36周岁。这样的代际差别，客观上也是三种就业形态下劳动力教育结构差别的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前文只统计了15—64周岁劳动力，而现实中，务农群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图2-6补充说明这一点，当不考虑劳动年龄的范围时，全职务农群体的年龄累积分布中，55周岁及以上的人员约占30%（参考第一条纵向参考线），60周岁及以上的人员占比约为20%（参考第二条纵向参考线），65周岁及以上的人员占比超过10%（参考第三条纵向参考线）。

在不同地区之间，各类从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状况既有共性，也有差异。第一，从三条不分地区的平均参考线（不考虑地区差异的从业劳动力平均年龄）看，东部地区三种从业形态下的劳动力平均年龄都高于平均参考线，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则都在平均参考线以下。东部地区从业劳动力的年龄最大。第二，从地区差别看，全职务农、兼业、非农就业三类从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差异在不同地区的情形是相似的，在各个地区，全职务农劳动力与非农就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差距为13—16周岁，兼业劳动力与非农就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差距为9—11周岁。

在全职务农、兼业、非农就业三类形态中，各地区之间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结构相似，初中受教育程度是劳动力的主体。全职务农劳动力中，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比例更低，高中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比例更高；而在非农就业劳动力中，高中以及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比例在地区之间差异不大。

（二）农业劳动投入

分从业形态来看，全职务农的15—64周岁劳动力，2019年农业劳动投入平均为183.6天，在本户投入175.4天，在本户以外投入8.2天；兼业的15—64周岁劳动力，2019年农业劳动投入平均为111天，在本户投入99.09天，在本户以外投入11.91天。

图2-10是全职务农和兼业务农两种从业类型的劳动力（15—64周岁）的农业劳动投入累积分布对比，在全年365个可劳动天数中，无论是全职务农还是兼业务农的劳动力，约有八成劳动力的农业劳动投入天数不到全年天数的1/3，约有一成劳动力的农业劳动投入天数大约为全年天数的1/3、少于全年天数的2/3，约有一成劳动力的农业劳动投入天数大约为全年天数的2/3。在此项调查数据中，全职务农和兼业劳动力的农业劳动投入时间的累积分布图差异不大。当然，劳动投入时间本身不足以成为全职务农和兼业劳动力的主要差异。更重要的是，劳动是如何配置的，是否与机械作业、农业技术等要素投入相结合等，这些方面有待与其他部分数据结合在一起做进一步考察。

四 本章小结

本章基于全国大型随机调查数据，分析了乡村留守家庭成员的人口和就业基本信息，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并尝试提供一些对应的政策建议。

一是乡村家庭的人力资本水平仍然不高，以受教育程度为例，15周岁及以上人口中文盲率高达10.1%，高于全国水平；18—22周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42.69%，低于全国水平。未来乡村振兴首先需要乡村人才振兴的支持，从当前乡村人力资本存量来看，无法满足乡村振兴需要。而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不仅需要全社会的共同投入，也需要人才等制度的深刻改革，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必要的人才支撑。

二是人口因素中，地区差异比较明显，东北地区在家庭人口规模以及人口受教育程度上，落后于其他三大地区。东北地区的家庭住户人口数量最少、家庭常住人口数量最少，15周岁及以上人口中文盲率最高、18—22周岁人口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最低。东北地区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乡村人口数量、质量不仅关系东北地区的发展，也关系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加大对东北地区人口全面发展的政策支持。

三是乡村家庭经济生活模式发生了重大变革，常住本户的家庭成员约为3/4，大约有三成家庭成员与户主分开吃住、分开收支，如何重新看待家庭和成员间的关系，重新看待乡村家庭的生活模式，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据此，需要重点关注家庭生活和经济关系变化对教育、养老等方面的影响，并充分调查研究这种情形下群众对乡村社区治理的新需求，从而在乡村社会转型和家庭生活变革的过程中提升社会政策支持的效果。

四是当前务农劳动力教育水平偏低、年龄偏大，对农业作为产业的效率和农业作为就业的蓄水池两者如何兼得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农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和从业的专业化水平；另一方面，农业作为就业蓄水池，容纳了众多兼业劳动者和老龄人口的就业，在劳动年龄人口以外，全职务农的人口当中有1/10是65周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这意味着，在大国小农的国情下，必须坚持创新农业发展模式，通过带动农民、提高农民从业专业化水平，实现小农和现代农业的衔接。 tIVJTbaV6ZNC6T2b1koLFtM/GEluaLFT48QEgOWi6T2APkt5bXaATNmq+Nb/w4i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