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 原载《学术探索》2009年第3期。

艾思奇的一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今天我们学习和研究艾思奇哲学思想，目的是继续艾思奇的事业，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不断创新。

一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通俗读物的先河，倾其心血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工作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的任务，首先是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创新，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其次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果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艾思奇曾经把自己所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工作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初步”。

艾思奇运用人民大众熟悉的、通俗易懂的、喜闻乐见的、中国特色语言文字表达方式和哲学形态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为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大众化、通俗化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心智。1936年，年仅24岁的艾思奇以《大众哲学》而闻名遐迩。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前后《大众哲学》共出了50多版。《大众哲学》一问世，就十分引人注目，特别是在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发挥了非同寻常的巨大唤醒作用。甚至毛泽东也说过，他自己从艾思奇著作中“得益很多” 。在黑暗的旧中国，许多追求进步的年轻人在苦闷彷徨中读到此书，看到了希望，振奋了精神。他们中间不少人由于阅读此书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开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读物的先河，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作用，除了历史时代舞台和已有的思想材料为艾思奇的成功提供主客观条件外，与艾思奇本人的刻苦努力也是分不开的。他一是心系国家大事、天下大事，关心大众关心的事情，抓住了哲学所要回答的时代课题；二是真正接受并理解吃透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并把它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到回答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概括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道理；三是综合中外哲学的思想精华，丰富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艾思奇两次远赴日本留学及在昆明逗留期间，刻苦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带着哲学的时代课题，思索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吸收中外哲学的精粹，从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真理答案。艾思奇对哲学的涉猎是很广泛的。他说，在年轻时为了解决宇宙观、人生观问题曾经试图从古代哲学中寻找答案。在日本及昆明期间，除了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外，还认真阅读、研究了培根、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学著作。此外，他在评述和批判近代哲学思潮的过程中，对近现代中国各派哲学也有深入的了解与研究。后来他在谈起这段经历时说：“我总想从哲学中找出一种对宇宙人生的科学真理，但古代哲学都说不清楚，很玄妙，最后读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才豁然开朗，对整个宇宙和世界的发生发展，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合理的解释。” 我们读他的书，也有类似的感觉。黄楠森教授曾经回忆说：“我初读这本书至今已有40多年了，但它使我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的情景犹历历如在目前。” 另一位当年的青年读者后来给艾思奇写信说到，30年代，他正是一个满怀热情的青年，由于国家满目疮痍，民族处于危急，个人出路渺茫，精神上极端迷茫、苦闷、悲观，曾想自杀了此一生。一个偶然的机会，读了《大众哲学》，精神为之一振，仿佛在黑暗中看见了曙光，觉悟到国家民族、个人的前途，要靠自己奋起斗争。于是，毅然投身到革命的行列。由此可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真理吃透，用以回答中国的实际问题，在与实际的结合中升华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成果，并使之通俗化、大众化，为群众所接受，这是《大众哲学》成功的最重要的内在原因。

毛泽东同志说过，“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正确的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为了实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和普及化，艾思奇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纵观艾思奇的一生，尽管曾经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但始终没有离开过哲学讲坛。1949年前，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起到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化的重要作用。在延安期间，在革命队伍中，他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普及化工作。1949年后，艾思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走出书斋走向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艾思奇曾在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担任过副校长，同时兼任哲学教研室主任，全校师生一致习惯地称呼他为“艾教员”。除了在校内讲课以外，艾思奇以满腔热情在社会上许多单位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两所高等学府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的成效，至今仍留给我们许多重要的启示。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曾经说过：“艾思奇同志向广大社会、向群众普及哲学，人们早已熟知。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把马克思主义普及到大学、高等研究机构，与知识分子交朋友，似未引起注意。当时形势下的哲学普及工作，十分艰巨。把本来站在唯心主义阵营的大批旧知识分子引导到马克思主义一边来，固然由于整个革命形势决定的，但他的功绩是卓越的。”

艾思奇善于向高级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性的坚定信念及对于其伟大作用的坚强信心。当时在高校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虽然表示“服了共产党”，但哲学思想上却还处在将信将疑之际。1950年在北京大学一次座谈会上，有人对艾思奇说，我对世界是物质的这种说法怀疑。艾思奇回答他，怀疑是可以的，但你看看实践嘛，事实胜于雄辩。接着艾思奇耐心而扼要地向他解释为什么说世界是物质的。艾思奇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体现了对人类文明成果的了解和尊重，准确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貌，赢得了教授学者们的信服和尊重，并使自己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费孝通教授当时在文章中这样表达自己的心情：“今天我们才见到了太阳，这样光明。”“我从此看出来的人都不同了，面目可亲了。我们参加了队伍，有了伙伴。” 这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宇宙观、人生观方面发生变化才会有的感觉和体验。

《大众哲学》产生如此大的思想威力，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化的结果。《大众哲学》是艾思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用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哲学话语和思维形式，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回答了当时许多中国人普遍关心又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解决了人们迫切需要解决的认识问题，所以才引起强烈共鸣，受到普遍欢迎。

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教科书为载体，以科学的精神贡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发展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教科书的成功范本，该书的编撰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过程，它的编撰出版对于人们系统地准确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不断创新，发挥了独特作用。

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批判了德波林的孟什维克唯心主义以后，米丁等人编写了哲学教科书，传到中国，影响很大。当时艾思奇也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他一生编写过多部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突出贡献。《大众哲学》本身就具有教科书的性质。在延安时期，为了给干部学习提供教材，艾思奇还编写过《哲学研究提纲》，它可以被视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雏形。新中国成立后，他编写过《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纲要》。

1949年以后，在干部教育和高等教育中，我们一直使用苏联教材进行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党中央认为，苏联教材不能反映中国共产党的经验。196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组织力量编写两本体现中国共产党经验的教材，一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另一本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党中央委托胡绳、艾思奇负责哲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成功编写和出版，产生了极大影响，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乃至80年代，该书曾经是高等院校、党校、干校普遍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文化大革命”后还不止一次再版，受到高度重视和普遍欢迎。这本书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培养了整整一代人。编写《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作为主编之一，艾思奇从提出编书原则、拟定提纲，反复修改书稿到最后定稿，付出了极大的心血。该书编写的全过程、特别是所提出的编写原则，充分体现了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新事业的不懈追求和艰辛努力。

艾思奇提出的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四条原则，实际上阐述的都是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第一条是力求内容的相对稳定性，既要反映理论的进展和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又要体现教科书的特点；第二条是把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与阐述毛泽东哲学思想适当地结合起来，既反对忽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又反对乱贴标签、空谈发展；第三条是适应教科书的使用对象，便于我国干部及高校师生使用；第四条是贯彻学术百家争鸣的方针，既不轻易写不同意见，又为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留有余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使用了许多中国哲学史和外国哲学史的有关思想材料和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突出阐发了哲学的方法论功能，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贵探索和发展创新，其中许多思想和做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发展，至今仍具有启发和借鉴价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绝不仅仅是技巧问题，也不只是学术问题，而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态度问题，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风，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风问题。

艾思奇正是以这样一种科学精神，学习、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创新。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理，吃透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握好中国实际问题，力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赋予群众能够接受的形式，使之走出书斋，与群众真正产生精神层面的沟通与共鸣，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大众心中、特别是青年人心中扎下根来，变成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真实的实践力量。

艾思奇涉猎、研究的哲学领域很广、问题很多，但他能够融会贯通，把它们聚焦于中国紧迫的现实问题的哲学解决。这一思想，他在延安《新哲学会缘起》中作了集中表述。1938年9月，为了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党员干部，毛泽东倡议成立“新哲学会”，并把这个任务交给艾思奇和何思敬负责。艾思奇在他起草的《新哲学会缘起》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脱离实际，脱离现实的需要，搞空洞的所谓“纯理论”研究；另一个是浅尝辄止，不能从理论上深入，不能实现创新。这对于我们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研究，仍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要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任务，脱离实际，轻视实践，认为研究实际问题不是学术、没学问，是不行的。反之，满足于简单的结论，不能广泛研究和汲取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成果来深化理论研究，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也不可能完成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使命。

艾思奇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研究中，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治学严谨、坚持真理、乐于接受不同意见乃至批评的科学态度，并以这种科学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不断创新。

首先，他采取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之矢，去射中国实际之的，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过程中，升华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过程中，他注重针对中国的实际，总结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的经验。

其次，他采取了解放思想、勇于探讨的科学态度。1950年有一次在清华大学讲对立统一规律时，艾思奇提出基本粒子不基本，仍然可分的观点。物理学教授们依据自己当时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坚持认为基本粒子是不可分的。有人甚至认为“艾思奇不懂自然科学”。后来的发展证明，艾思奇当时的观点是正确的。何祚庥研究员因此曾写文章说：“作为新中国的粒子物理学工作者，当然不会忘记在1964—1965年间，毛泽东同志和艾思奇、于光远，还有周培源教授等人所做的一系列有益的讨论和谈话。但是，同样需要纪念的事情，早在1950年，艾思奇就将列宁的 ‘电子也是不可穷尽的’这一经典式的论断告诉了我们，并做了他自己的理解和论述。”

再有，他采取了平等讨论、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科学态度。艾思奇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始终是以平等讨论问题、乐于接受正确意见的态度来对待不同的看法和观点。一次，他在北京大学讲授社会发展史，指定大家阅读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讨论中，地质系研究古生物的教授们提出，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说人类是从“类人猿”演化而来，这是以达尔文等人的研究资料为依据的。现代科学研究的成果认为，人类并不是从类人猿演化来的，而是从古猿演化来的。当时有人认为这是违反经典著作的错误观点，是某些教授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甚至主张加以批判。艾思奇不同意这种看法，不但不认为这是错误，而且十分虚心地尊重和接受这些意见，并在以后的讲授中加以纠正。

还有一次，在北京大学的学习讨论中，发生了关于形式逻辑是不是形而上学的争论。艾思奇开始时主张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的。金岳霖等学者认为二者不是一回事。经过反复辩论，取得共识，认为形式逻辑不是形而上学。艾思奇这种虚怀若谷的风格深为哲学界所称道。

由此可见，艾思奇以自己的学识和精神风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精神，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能够深入人心，为人所接受的重要条件。只有彻底的、科学的真理，才能真正大众化、通俗化、普及化，才能真正掌握群众。不能不看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误解，与个别宣传者的误解误传和简单化有密切的关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研究科学化，以科学的精神来普及、宣传、研究和创新马克思主义。

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毕其一生献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

不断创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改革开放、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理论指南和思想保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艾思奇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是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大众化和不断创新，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智慧，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揭示了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既是工人阶级锐利的思想武器，又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思想工具。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类最先进的思想，随着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寻找救国图强的真理和道路而传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然而作为外来的先进思想，要真正转变成中国人民改造旧中国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发挥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必须与中国国情、与中国先进的思想文化相结合，必须为中国人民所接受，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一开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头脑、指导中国实践的过程，就是与中国国情、中国先进思想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就是为中国人民所普遍接受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符合人类思想文化世界性交融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正是遵循了这个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真理，继承了人类社会最先进的思想，又具有中国鲜明的民族形式和特征，富有中国先进思想文化的精华材料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内容。

从哲学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实质上就是哲学原理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问题，只有从思想路线上解决了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问题，才能解决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也只有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才能解决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观方法论问题。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已经从思想路线高度论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实际上，也论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他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 ‘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在1936年《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他从哲学高度明确阐述了一般战争规律与革命战争规律的关系问题，科学地阐明了“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问题。在1937年的《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论著中，他科学地论证了矛盾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思想，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在这个哲学基础和前提下，毛泽东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最为经典的论述：“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的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个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论述，既内在地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真谛，同样又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毛泽东同志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毛泽东哲学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多年来，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和理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不断地推进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和表现形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东方的中国扎下根来，发展起来。正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指南下，中国共产党人一代一代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创新，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不断创新，从而指导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和中国的社会面貌。

毛泽东同志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思想影响了艾思奇的哲学之路。艾思奇一生的哲学成就，集中到一点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现作出了重要贡献。他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 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然性，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和表现形式。在1938年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他着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滥用哲学公式，而是要从抗战的经验中吸取哲学养料，发展哲学理论，然后把发展的哲学理论拿来应用，指导我们的行动，并根据每一时期的经验，不断来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理论” 。在1940年的《论中国特殊性》一文中，艾思奇从中国特殊的现实条件出发，明确地从“应用”和“创造”两个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他首先从“应用”的角度，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坚决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上，用辩证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具体地客观地研究中国社会关系，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具体任务及战略策略；他又从“创造”的角度，说明所谓精通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同时是指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下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这种创造，是在不变的正确原则上的新的理论和事业的创造，是给马克思主义总宝库放进一些新贡献。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环境中的应用和创新，就是在中国现实的地盘上来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具体化，加以发展。艾思奇明确说明“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下来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 ，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艾思奇这里讲的“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就是事物矛盾特殊性的表现，是相对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的。脱离中国的“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从谈起。艾思奇从哲学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角度，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精髓和前提。

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揭示事物一般规律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相结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使之发生内容和形态的改变，形成适应中国实际需要的、具有中国内容和表现形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从哲学高度理解“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既要肯定“一般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又要肯定“特殊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能因为强调“特殊性”而否定“一般性”，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指导原则；也不能因为强调“一般性”而否定“特殊性”，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必要性。不能因为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普遍指导意义，也不能因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而否定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因为强调“特殊性”而否定“一般性”，是拒绝和否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因为强调“普遍性”而否定“特殊性”，不是经验主义，就是教条主义，就会拒绝马克思主义指导，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南，迷失方向。总而言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真谛所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谛所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既要以说明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创新；又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创新，运用于回答中国的现实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韩树英教授高度评价了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性贡献。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相结合，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实践和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毛泽东所写的《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5篇哲学著作中。而这一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化、大众化的领军人物就是艾思奇、李达等人。沿用至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体系框架也是他们在这一时期构建并完善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其内涵一是内容的中国化，研究中国哲学，吸收中国哲学的精华，实现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二是形式的中国化，要用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哲学语言、哲学范畴术语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体系。

艾思奇笃信力行，他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说明中国的实际问题，创造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和发展史上的地位。

实践的发展是绝对的，永无止境的，是日新月异的；认识的发展也是绝对的，永无止境的，是不断创新发展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今天，纪念和研究艾思奇，最重要的就是学习他、继承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奉献一生的精神；最重要的是付诸行动，切实做好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创新，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提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这是摆在我们哲学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面前的神圣而伟大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