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

1931年夏天来到柏林时，艾瑞克立刻见识到了两年前华尔街股市大崩盘引起的世界经济危机对这座热闹的德国首都的巨大影响。银行无法兑换存款，三分之一的劳动人口处于失业状态，资本主义的全面崩溃似乎就要来临。此前的人生经历让他觉得资本主义已经失败了，而现在简直是巨大灾难。“我们就像在泰坦尼克号上一样，” 他后来写道，“每个人都知道这船要撞上冰山了。”这里的环境完全不同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及30年代早期的英国，英国的“贫民阶层”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到的冲击相对温和一些，而柏林面临的经济灾难看上去好像世界末日已经来临。在大萧条造成的巨大经济压力下，柏林经历着政党暴力的急剧抬头和政治体系的动荡。1919年建立的魏玛共和国熬过了早期的暴动、暗杀活动、来自右派和左派的政权颠覆以及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在1924年后获得了短暂的稳定和繁荣。但是大萧条改变了一切。社会民主党赫尔曼·缪勒领导的联合政府倒台后，各个组成政党在如何应对当前形势的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1930年3月30日继任上台的是由海因里希·布吕宁领导的保守派天主教中央党。新政府不断利用《宪法》赋予当选总统的法令权来施行统治，以非常严酷的紧缩政策来减少政府开支。这些做法无疑加剧了社会矛盾，中产阶级组成的各自由保守党派也很快垮台了，选票流向希特勒的纳粹党。大萧条爆发之前，纳粹只是少数派政党，他们的领导人希特勒在国民心目中只是一个形象模糊的边缘人物：在1928年的大选中，他们获得的支持率还不到2.6%。但自那以后，他们的支持率大幅跃进。1930年夏，超过400万德国人把选票投给了纳粹党，1932年7月，纳粹获得了37%以上的选票。民主政治体系正在逐步解体，国家立法机构德意志帝国议会几乎不再召开会议，因为相互反对的政党除了互相叫嚷之外无法达成任何共识。1932年5月末，布吕宁的政府被贵族弗朗茨·冯·巴本领导的反动派内阁取代，社会民主党主导的普鲁士政府随后亦被巴本强行解散。随着巴本寻求与纳粹党合作以取得民众支持，许多不满于社会民主党抵抗巴本政变不力的左翼人士认为，现在是由共产党人执政以避免法西斯主义的最好时机。

艾瑞克在柏林期间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大规模的共产主义运动，这场运动无处不在：那些最坚定、最忠实的共产主义支持者频繁出现在街头、议会、报纸杂志，乃至柏林大大小小的酒馆餐吧。经济大崩溃让越来越多的失业者加入共产主义的行列中，1931年后期，德国的共产党员从1929年的12.5万左右增长至24.5万，一年后这个数字更是达到了36万。共产党在历次选举中的得票率不断攀升，1932年11月的全国选举也是如此，在这场选举中，600余万选民把100名共产党代表选进了国会大厦，而相较于前一年7月的选举，纳粹则是大败而归。共产党员组织严密、充满激情并且十分活跃，对年轻人有特别的吸引力。例如在1929年到1933年之间的柏林市中心地区，将近60%的新进党员都不超过30岁，其中25岁以下的又占了大多数。共产党的大型集会和示威，更不用说它的准军事化组织——着统一制服的“红色阵线战士同盟”了，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工人涌向街头，宣扬共产主义理念、捍卫共产党。

不久后，在诡计多端的宣传家、冷酷无情的阴谋分子约瑟夫·戈培尔的策划下，纳粹与共产党在柏林发生了冲突，他们双方在持续的街头混战、酒馆斗殴以及充满争吵和暴力的集会中展开较量。魏玛共和国最后的日子里，在狂热又危机四伏的气氛中，成百上千的褐衫队和纳粹冲锋队队员全副武装，涌上柏林街头。社会民主党由于支持魏玛共和国最后一任政府的紧缩政策已经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天主教中央党在以新教为主的柏林素来支持者寥寥，然而这两个政党已经是阻止德国政治两极化的最后力量。 在这种高度政治化的氛围中，很容易理解艾瑞克为何迅速对共产主义产生了兴趣（艾瑞克后来评论道：“如果我当时还待在奥地利，我很可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社会民主党在那里是最大的反对党，而且他们明显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柏林，社会民主党是执政党，而共产党是最大的反对党。”）。

他在图书馆里的一套当代德国文学作品中发现了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出色的诗作，这是一位重要的共产主义作家。这些作品让艾瑞克宣称自己也信仰共产主义；一位名叫威利·博斯的老师“怒不可遏”，“严肃地（同时也是正确地）”告诉艾瑞克：“你显然压根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赶紧到图书馆找些资料看看吧。” 艾瑞克照着他的话在图书馆找到了《共产党宣言》，这本小册子指引着艾瑞克在15岁这年找到了新的身份认同。 艾瑞克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他的表哥奥托·弗里德曼，他“高大英俊，深得女性欢心”，让艾瑞克印象十分深刻。 艾瑞克开启了“一个20世纪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典型的入门仪式，也就是从第一页开始阅读和理解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的短暂尝试”，他的阅读伙伴是高年级的格哈德·维腾贝格，一个犹太男孩，也是一位忠诚的社会民主党员。他们没能坚持读下去，艾瑞克不能理解格哈德的温和社会主义立场，对他那越发强烈并在纳粹上台后促使他迁往巴勒斯坦“基布兹” 的犹太复国主义信念，也缺乏认同。

一个叫鲁道夫·雷德尔的高年级学生听闻学校里有个英国男孩宣称自己信奉共产主义，于是把艾瑞克引荐到“社会主义学生联盟”（这个组织在德语中有个更响亮的名字叫Sozialistischer Schülerbund），鲁道夫“肤色黝黑、性格阴沉，喜欢穿皮夹克”，是一名活跃而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介绍艾瑞克加入的是一个专门面向中学生的共产党前线组织，大部分成员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在艾瑞克来到柏林前不久，雷德尔被另一所包容度比较低的柏林文法学校开除了，原因是他为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的刊物《校园斗争》（ Der Schulkampf ）撰写了一篇煽动性的文章。他给艾瑞克推荐了一些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小说，这些书所展示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俄国前景都不怎么美好。但是当艾瑞克提出俄国落后的经济社会条件会阻碍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时，“鲁道夫勃然大怒地说，苏联是不可批评的”。鲁道夫还收藏了一系列革命歌曲，艾瑞克在他的帮助下购买了一本纪念十月革命15周年的特刊，并在扉页上写下了摘自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一句话，据他后来的回忆，这是他投身政治的最初记录。

雷德尔自己加入的是比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在阶级成分上更粗粝、更面向无产阶级的共产党青年联盟。艾瑞克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但是许多年后雷德尔摇身一变，成了诗人斯特凡·赫尔姆林，一位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学界地位显赫的作家。他的自传性作品《暮光集》（ Abendlicht ）因文笔华丽、优美而备受赞誉，但随后有人揭发他在这本书中捏造个人经历，他压根就没有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也没有被囚禁在集中营里。这本书显然不是基于作者真实经历创作的，只能算是一本小说或虚构作品，勾勒了一位与赫尔姆林有相似之处的共产主义作家的人生，但并不完全相同。 1965年，当艾瑞克意识到赫尔姆林就是他的旧同学鲁道夫·雷德尔时，曾经写信给他，但对方的回信令人失望，上面写着：“老实说，您的名字我有一点印象，但仅此而已，因为我已经去过太多地方，经历过太多事情了。” 最早批评《暮光集》并引发此书争议的卡尔·柯林诺跟艾瑞克说过：“赫尔姆林一贯都有如此反应，他完全避免和你这样年轻时的旧相识联络。他就是不想给自己那可疑的履历留下任何把柄。”

艾瑞克对共产主义的着迷首先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初柏林青年在政治上面临的严峻选择。他绝不可能加入纳粹党：作为一个英国男孩，他无法认同纳粹激进的德国民族主义；而作为一个犹太人，他更不可能接受他们偏执的反犹主义立场。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化明显更吸引他，加上共产党富有活力，并承诺解决资本主义给世界、给德国尤其是给柏林带来的经济和政治灾难。德国的共产党人致力于宣传苏联国家和社会的优点，并鼓吹他们的核心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苏维埃式的德国”。出现这种情况，并不仅仅是因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任何经济、社会道路都比带给德国如此之多痛苦和绝望的资本主义要好，也是因为苏联提供了一个看起来光明而充满希望的未来，一种看起来积极且颇具吸引力的选择。西欧不少左派知识分子都成了共产主义的热切支持者，不仅在大萧条最深重时是这样，在之后也是如此。对15岁的艾瑞克来说，生活在魏玛共和国晚期的政治温床柏林，又适逢德国共产党蒸蒸日上之际，共产主义的政治吸引力必定是难以抵挡的。

除了这些普遍因素的影响，艾瑞克对共产主义的认同也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他后来写道，自己长久以来都因家境贫寒而感到羞耻。之前在维也纳，他因为“母亲送的生日礼物——一辆非常廉价的二手自行车，车身显然重新上过漆且严重弯曲”——而感到万分尴尬。 当他在柏林骑着这辆车去上学时，他越发感到没面子（“我会提前半小时到达学校的自行车棚，放学后则会待到很晚才偷偷摸摸地把车骑走，害怕被人看到”）。 他在维也纳和柏林两所文法学校的同学们大多来自比较富裕（至少也是小康水平）的家庭，即便在大萧条时也是如此，而他的家庭即使在父亲生前也一直仅能勉强糊口。家庭的贫困使他深感难堪。“只有完全扭转这种心理，为此感到自豪，我才能征服这种羞耻感。”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意味着把贫穷当作一种积极的美德来接受，而不是因此感到羞愧。这必然是艾瑞克越来越把自己当作共产党人的内心驱动力；实际上，他认为大部分发生“无产阶级觉醒”的人们都是出于相似的原因，这样才不会以自己的贫穷为耻。 然而和其中的大部分人不同，在父母去世后情感无从寄托的艾瑞克视党组织为家庭的替代品，党员赋予的身份认同感在艾瑞克的情感世界中长期处于核心位置。作为一个在柏林读书的英国男孩，艾瑞克的异乡人身份也得以转变为某种积极的身份：共产党人因他们在德国政治和社会中的局外人角色感到光荣，通过这样的身份认同，艾瑞克得到了远不限于情感补偿的归属感。

他顺理成章地成了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的积极分子。这个团体的成员被看作苏联流亡人士的追随者，这些流亡人士因持有不同政见而离开苏联。不论男女都可以加入这个团体。据一个成员回忆：

每次集中学习结束后，我们都会留在附近的咖啡店里继续闲聊。这种非正式的集会让大家有机会结识异性，其中有几位颇具魅力的代表。我们也会组织周日到周边乡村进行短途郊游。

但随着政治局势在1931年至1932年逐渐恶化，纳粹的街头暴力更加泛滥，这种相对温和的生活方式也变得严肃起来。成员们碰面的地方换成了自己的家里，有时则在哈伦湖附近的一间酒馆，后来在威尔默斯多夫的西边地区。 这个团体同时有一位“组织领导”和一位“政委”，并向《校园斗争》投稿，直到1932年末，这本刊物都是被草草排版、复印和装订后分发的，1932年秋，《校园斗争》出版了最后一期，这期刊物讥讽了“反动的”学校体系以及弗朗茨·冯·巴本政府的独裁思想，鞭挞以厉行节俭为名义进行的学校医疗和牙医服务预算削减（“节约是以我们的健康为代价的！”），并批评了旨在收回海外殖民地的政治运动，这些殖民地在1919年的停战协议中已经被交给其他国家托管。其他报道则将火力集中在一些中学里设置的“反动分子的公共休息室”，虽然亨利亲王中学里并没有这种地方。

艾瑞克得以参加类似活动，是因为亨利亲王中学和其他德国学校一样，每日课时范围仅仅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1点或1点半，学生们有大量时间可以投入课外活动。在参加以郊游俱乐部为主的常规校内活动、广泛阅读以及继续学业的同时，艾瑞克发现参加共产党的活动相对轻松。在纳粹执政的几个月前，德国政府颁布了一道旨在降低失业率的法令，要求企业必须保证雇员中的德国人比例不低于75%。这让艾瑞克的叔叔西德尼陷入了经济窘境。作为英国公民，西德尼被迫离开环球影片，和20世纪30年代初在德国的数百万人一样失去了工作。他开始寻找别的工作机会，但是当时正处于大萧条最严重的阶段，根本没有什么就业机会。因此西德尼在1932年秋天带着葛蕾特以及他们的儿子彼得前往巴塞罗那，艾瑞克和南希被留在柏林继续学业。他们搬到姨妈咪咪家中，咪咪此前在英国多次创业失败并负债累累（她告诉艾瑞克：“债务还没有多到只得宣布破产的时候，所以我们不得不继续下去。”）。她随后来到柏林，在腓特烈斯鲁街租了一间公寓做二房东，公寓靠近选帝侯大道西端的铁路，因此她可以将房间转租给临时住客，还能通过给一些英国房客教德语来赚取额外的收入。

西德尼和葛蕾特不在柏林的几个月里，咪咪忙于自己的事务，艾瑞克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他和妹妹南希结伴乘坐电车上学，他们虽然没有就读于同一所学校，但两间学校彼此相邻，他记得“11月柏林的交通行业进行四日大罢工时，我们只得步行走过漫长的路途”。 南希和艾瑞克继续成长着，尽管艾瑞克不得不像个父亲那样，在南希12岁时教给她一些生理常识。他们一起打牌，和咪咪聊手相、算命和其他南希感兴趣的事情，但艾瑞克在阅读之外的真正兴趣逐渐被政治占据。 很多晚上他都待在共产党聚会的小酒馆后面的房间里，和他人就严峻的政治局势展开辩论。他阅读共产党的资料，虽然从严肃的学术层面看，他这样并不算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仅仅3年后，当回顾柏林时期的政治信仰时，艾瑞克已经觉得当时的自己想法幼稚，政治观念亦尚未成形，更像是浪漫的叛逆少年而非真正的知识分子。

1933年1月25日，艾瑞克参加了共产党人在柏林的最后一次公开游行，这个活动是对3天前1万名纳粹分子挑衅游行的回应。纳粹的游行由希特勒本人带领，经过比罗广场上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的共产党总部，一路向附近的公墓进发，那里埋葬着3年前被共产主义者枪杀后被奉为纳粹英雄的霍斯特·威塞尔。1月25日，大约13万名共产党员游行经过同一栋建筑，游行队伍在铜管乐队的伴奏中高声歌唱、大喊口号，并对着共产党领袖和此前的总统候选人恩斯特·台尔曼举拳致敬，在零下15摄氏度的气温中，台尔曼坚持在李卜克内西大楼前伫立长达5个小时之久。 第二天，社会民主党的记者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报道了这次游行示威，坦承自己虽然站在社会民主党一方，但共产党的这次行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即使是对共产党政纲最严厉的批评，也无损于共产党通过这次游行赢得的公众好感。衣衫褴褛的共产党人在刺骨寒冷的风霜中坚持了长达数小时的示威活动，成千上万张苍白憔悴的脸庞显露的不只是贫穷，更是他们为深信正确的事业不惜自我牺牲的决心。他们用嘶哑的声音痛诉着对那将他们推入贫穷和苦难的社会制度的仇恨，这仇恨乃是合情合理，这一点早已被千万次地印证过。他们同样痛诉着对这怪诞、疯狂的现实，以及我们社会中的极度不公的抗议。不能同情这次示威游行的人，也许还真算不上一个社会主义者。

在这次共产党人的公开游行中，歌声、呐喊和行进的队伍如同此前的童子军一样，给了艾瑞克一种强烈甚至是狂热的身份认同感：“我属于这个组织。”特别是他还记得当时大家唱的歌，直到去世前还保留着那张破破烂烂的歌单。 然而，早在1932年，他已经感觉到魏玛共和国注定要灭亡，在这次大游行的5天后，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艾瑞克后来经常回忆起自己在希特勒当选第二天看到报摊上各种报刊大标题时的情形，而就在前一天，“1933年1月30日，一个寒冷的下午”，他和南希从学校步行回家的路上，“我当时还在想着希特勒的任命到底意味着什么”。 保罗·冯·兴登堡总统身边的保守派圈子扶持希特勒上台成为联合政府的领导者，希望赢得民众支持从而废除魏玛时期的民主体系。弗朗茨·冯·巴本则被指派为副总理，内阁中占多数的保守党认为这样可以操控只占少数的纳粹党并将希特勒边缘化。德国共产党发起的大罢工也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在数百万人已经失业的社会形势下，罢工也只是徒劳的表态而已。武装反抗更是没有可能：他们既没有做好相应准备，也没有必要的武器和弹药。与之相反，德国共产党人还在筹备参与希特勒重新发起的3月5日议会选举。 那时，尽管纳粹的街头暴行不断升级，但全面的独裁还暂无征兆。

艾瑞克尝试过描述1933年2月底魏玛共和国末期的青年共产党人的处境，这篇写于“二战”期间的短篇故事明显是基于他的个人经历：

我不太了解芝加哥，但那段时间的柏林是个狂风肆虐的城市。在现代化公寓楼群和我们的居住区之间的大片空地上，风裹挟着雨雪席卷而过，湿透的灰褐色落叶堵塞了电车轨道。寒风钻到我蓝色的雨衣里，冻得我不禁在口袋里攥紧拳头。我们把父亲旧雨衣的内衬拆下来扣到自己的雨衣里，这样才能稍微抵挡寒风。风掠过湖面，穿过沙地上的冷杉树丛，在水面上翻起涟漪，只有落单的白骨顶和几只野鸭还留在风声呼啸的河上。森林就像渔网一样罩住了城镇。

在这个故事里，艾瑞克和一个名叫“麦克思”的朋友在放学路上进了一间百货商店，他们一边取暖一边浏览着书架上的图书，当艾瑞克提到他有一份《童子军活动指南》时，他的朋友被激怒了。“童子军不是好东西，”这位朋友说，“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他们是反动组织？”艾瑞克表示反对，说自己“喜欢1929年的伯肯黑德童子军大会……露营和定向越野是体验一流的活动”。但这位朋友反对的是童子军背后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会“在学习会上指导我们用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来学习政治经济学”，所以艾瑞克自认水平不足以与他争辩。在地铁站里，他们遇到了另一个朋友，后者慎重地向他们展示了一个指节金属套：“纳粹昨晚到我们这儿来了，其中有人留下了这个。”麦克思告诉他不要用这个东西，“这是个人的恐怖手段”，而列宁曾在辩论中指出作为集体军事行动的恐怖斗争有时是可行的，但要坚决反对个体行动的恐怖手段，醉心于个人恐怖的人不是真正的革命者。

6点钟的时候，他们和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的其他成员碰头了。“别像公开集会一样傻站着，”麦克思说，“这会儿可不像1932年那样了。”他们分成了两组行动，分别负责街道的两侧，把共产党的传单塞到公寓每一层楼的信箱里。他们听见铃声响起，难道已经有人通知了纳粹分子？于是他们赶紧爬到4楼。

我们可能被困在这里了。该怎么办呢？也许可以按响某家门铃然后说：“穆勒太太，怎么回事，他们告诉我穆勒太太就住在这一层楼。”上帝保佑，我们可以一直敲不同的门，反复使用这套说辞：“你问我这个女孩吗？奇怪了，她是我妹妹丽莎，我们到这儿来探望姨妈穆勒太太。”我害怕得要命，但是丽莎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惊慌，我敢打赌这个女孩一定会是个比我出色的布尔什维克。

回到街上的时候，他们遇见了“卡布”，一个在组织里有名的大块头。卡布给他们展示自己买的左轮手枪，吹嘘说这个东西即将在大选后派上用场。麦克思说：“把这该死的手枪拿开，赶快把这破玩意儿拿走。”卡布咧嘴一笑：“你们可能需要一个保镖。”“是的，我们可能会需要保镖，”麦克思讽刺道，“而你可以把我们从囚车里救出来，击倒那些警察和纳粹冲锋队队员，也许还能打败党卫军，你甚至可以去把希特勒揍一顿。”组织里的一个女孩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艾瑞克回答说希特勒不会长久掌权，人民会起来反对他。他继续说：

不管怎样，我并不是特别想谈论希特勒。我更想漫无边际地、感性地聊一聊湖水和小船，最好是聊聊那些蓝色的折叠小艇和鸟儿……我们是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孩，对民众其实并没有太多了解……我们是那种会在别的场合为彼此朗诵诗歌的共产党人，我们被一场深刻而复杂的运动吸引，因为对于那些反抗家庭的聪明的资产阶级小孩而言，这场运动有着磁铁般的巨大吸引力。我们徘徊在这场运动的边缘，时而做些有益的事，时而无意义地晃荡。我们可以歌颂革命的理论意义并以这种方式理解它。但纸上谈兵并不能让我们把握革命的要义。

然而，民众并没有奋起反抗，希特勒掌权之久也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至于“卡布”，故事的结尾告诉读者，他不久后就投靠了纳粹。

艾瑞克得到的任务是为3月5日的选举分发竞选传单。他后来记得自己把小册子塞到每栋公寓楼的信箱时胆战心惊，害怕突然在楼梯间听到纳粹冲锋队穿着皮靴的脚步声。 还有一次他发现只有自己和两个纳粹冲锋队员在电车上，他非常害怕他们会看到自己的共产党员徽章，把他痛殴一顿。 1933年2月27日晚上，兄妹俩回到家后，艾瑞克让12岁的妹妹南希把一叠共产党的宣传小册子送到柏林北边的朋友家里，自己则把另一些小册子送去南区的其他青年党员那里。南希骑着自行车穿过城市中心的勃兰登堡门回家时，正是夜里9点多，她注意到国会大厦那边有火光，消防车正朝那个方向赶去。她继续骑车回家，但直到晚年，她依然记得这戏剧性的一幕。

由荷兰无政府主义者马里努斯·凡·德尔·卢贝独自实施的国会纵火案标志着德国纳粹独裁的开端。凭借魏玛共和国宪法赋予兴登堡总统的紧急法令权，希特勒中止了新闻、集会与结社的自由，他声称共产党焚毁了国会而这正是暴力革命的前奏，并以此为借口推行了所谓的警察“保护性拘留”、电话窃听和邮件拦截等一系列缺乏法律依据且无限期的措施。然而，让人意外的是，即使在其他政党都被禁止进行竞选宣传的情况下，不久后的3月5日选举也并没有让纳粹得到绝对多数选票。共产党人依然获得了480万张选票，但是所有当选国会议员的共产党员都立刻被逮捕了，党内领导人大量逃离德国。 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有一段时间把复印机藏在艾瑞克的床底下，大家觉得把东西藏在外国人那儿会更安全，不过在那段时间里，他们没有再印制任何宣传册。

国家人民党在3月大选中得到了8%的选票，加上纳粹党的44%，希特勒主导下的民族主义党派联盟默许了他践踏公民自由、一步步走向独裁。希特勒很快就表现得比他的盟友技高一筹，他使出计策让一些议员辞职，并将纳粹的核心成员引入内阁，在剩下的议员中确立起了人数优势。在几个星期之内，希特勒的褐衫队就被征召为“辅助警察”，开始围捕共产党员。他们先是抓捕了共产党组织的4 000名成员关进临时集中营，予以虐待、折磨甚至杀害。那时，任何反对党的成员都处境危险，而共产党人更是被重点迫害的对象。1933年上半年，仅仅是官方记录的政治谋杀事件就超过600起，实际数字无疑只会更多。截至1933年夏天，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逾10万党员被逮捕并囚禁在新的集中营里，除纳粹党之外的所有政党都被禁止活动或被迫解散。

在3月5日选举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德国共产党都遵循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方针指引，认为纳粹主义的崛起和胜利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是在大势所趋的共产主义革命面前一次疯狂又绝望的尝试。社会民主党则作为“社会主义中的法西斯分子”受到谴责，他们“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利益服务，把工人阶级的选民从他们真正的代表——共产党——身边拉走。因此，这两个劳工阶级的政党不应该组成联盟，尽管联合的力量其实能让他们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中胜过纳粹。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漫长的仇恨史可以追溯到1919年，当时的德国共产党领袖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军队残忍杀害。在1929年的“血色五月”示威中，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政府辖下的警察对共产党示威者进行了大屠杀，进一步加深了两党的仇怨。到了1933年末，一个叫弗里茨·赫克特的德国共产党高级干部宣称社会民主党是“主要敌人”，因为后者是“资产阶级的保护伞”。

正如艾瑞克很快意识到的那样，这种观念毫不现实，而且会导向灭亡。“我成长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分裂、斗争达到顶点的那段时期，”他后来回忆说，“现在每个人都看清了那是一场灾难。这是对我后来的人生影响最大的政治经验。” 德国共产党中青年激进分子的热情被引向掀起一场共产主义革命，而不是阻止法西斯主义者上台掌权，后者相较而言十分无趣，也不那么鼓舞人心。 对15岁的孤儿艾瑞克来说，共产主义给予了他如此渴望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让他克服贫穷、破旧衣衫和快散架的自行车带来的难堪，还带给他混杂着政治冒险与激情的兴奋感受。如果他一直待在柏林，极有可能被盖世太保抓住，最好的情况是被毒打一顿，更可能的是被送进集中营里待上一段时间。而纳粹将他视为犹太人这一事实只会让他的境况更糟糕，或许他还会被杀害。

但他的人生出现了意外的转机，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1933年3月底，就在希特勒对德国的控制越来越严密，针对共产党人的暴力上升到新高度之时，艾瑞克的叔叔西德尼在巴塞罗那的事业失败了，他和葛蕾特、彼得一起返回柏林，并宣布要举家搬迁到伦敦。艾瑞克的姨妈咪咪此时也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于是加入搬迁的行列，在肯特郡的福克斯通开了一家城市寄宿公寓。尽管艾瑞克的叔叔肯定已经注意到纳粹在柏林街头不断推动的反犹暴力，但第一次针对犹太人的仇恨大爆发以及1933年4月1日由政府组织的对犹太人商店和企业的联合抵制，都是在这家人离开德国后才发生的。因此艾瑞克并非从纳粹德国逃离的政治（或其他类型的）流亡者：他是英国公民，他的家人由于经济原因带着他迁回英国， 只是恰逢纳粹正在全面攫取政权。就像他后来回忆的那样：“我不是以难民或外国移民的身份来到英国的，我是英国公民。虽然我很难让那些研究中欧知识分子移民及其对迁入国文化贡献的材料编撰者相信，我并不在移民之列。” 在柏林的政治氛围白热化之际，艾瑞克对共产党的信仰很容易成为他核心的身份认同感。但他要到搬去伦敦以后，才从认识和情感这两个层面上加深了共产主义信仰。 +h9YDLY56wgy04x+2dIJulCK1cp1GlnTEYBpXb0LpYnDNW0HFNSZDzfXf+0bosV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