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

艾瑞克和母亲很亲近，这在他去英国以及后来内莉住院时写给他那些充满爱意的信里有所体现。 回顾母亲的一生，艾瑞克认为她主要在道德方面影响了自己，她是个正直诚实的女子；在政治立场方面，她是欧洲统一的热忱支持者，并深受其早期倡导者库登霍夫-卡莱基伯爵（Count Coudenhove-Kalergi）的作品鼓舞。她是左倾自由主义者而并非社会主义者，并不鼓励艾瑞克关注政治话题，因为她觉得孩子年纪还小，无法理解那些问题。 而最关键的也许是内莉活在文学的世界里，她是一位短篇故事作者、小说家及译者。1935年4月，当时住在伦敦的艾瑞克托人从维也纳运了一箱母亲的作品过来，他热切地希望了解“妈妈到底是一个真正的天才，还是仅仅有点才华，她写的东西是十分出色，还是马马虎虎”。箱子在6月到达伦敦后，他重读了母亲的一些信件，这些信勾起了他内心的伤感，母亲去世后再也没人叫他“亲爱的”了。 很久以后，艾瑞克才阅读了母亲的小说，他折服于母亲那“优雅、流畅、和谐的文笔，以及在用德语写作时的仔细斟酌”，但他并不认为她是“第一流的小说家” ，17岁时，他读了母亲在同样年纪写下的诗歌，在诗里感受到海涅、艾兴多夫以及其他德国诗人对母亲的影响，虽然并没有很好地融会贯通，但她的阅读面之广出乎艾瑞克意料，她的诗句带着“无由来的怀旧之情，是一种对当下的逃离”，流露出敏感和对温情的渴望，打动了艾瑞克。他认为母亲最擅长描写自然事物。他希望从诗中挖掘所有蕴藏的意义，因为这些诗歌中寄寓着在自己14岁那年去世的母亲的丰富情感，他自己也写道：“我希望了解妈妈。”但是，他又不想只从感性的角度来看待母亲。“如果我要评价母亲，我必须用尽量客观的方式，从她作为一位女性、一名作者、一个母亲的角度来看待她。黏腻的感情迸发并不能让我更好地认识她。”艾瑞克持论的坦率和严谨甚至让姨妈葛蕾特大为吃惊。但是这终究只是对母亲作品的评价而已，艾瑞克的私人记忆中，对母亲的感觉仍然是鲜活而有温度的。

艾瑞克对丧母的感受是很强烈的。 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开始担心自己关于母亲的记忆会逐渐模糊，变成“一个有着乌黑双眼的幻影，而我已经无法描绘她的神情”。 在母亲去世之前，艾瑞克已经经历了丧父之痛，但是母亲去世带来的情感冲击远大于丧父，对他而言是相当沉重的打击。为了消解自己在这些可怕的家庭悲剧中遭遇的“创伤、失落和不安”，他一方面沉湎于阅读、求知，一方面专注于组装矿石收音机这类独自完成的活动。后来的他回忆自己变得“像一台电脑……一个‘回收站’，可以删除令人不快或是难以接受的信息”。 这种性格对后来的他大有裨益。家庭的分崩离析使他的成长环境变得更不稳定。内莉没有留下钱款或任何真正值钱的东西。1929年，她给艾瑞克开设了一个存有3 000奥地利先令的账户，给南希的账户则有1 000先令，但是他们要到成年之后才能把钱提取出来。兄妹俩现在没有任何依靠了。在寄宿埃芬贝格尔太太家之前，艾瑞克曾短期居住在外祖母艾妮丝汀娜·格林家中，不过警察局表示艾瑞克没有按照法律要求进行登记。现在，除了被正式指定为监护人的西德尼，艾瑞克和南希没有别的亲人可以投靠了。 艾瑞克出生以来就保持着英国国籍，也一直被当作英国人看待，因此他并不后悔离开奥地利。“这个国家，”多年后他评论道，“从来都不是我的祖国。”

1931年7月28日，艾瑞克被送去柏林与妹妹团聚，西德尼在柏林的环球影片公司谋得一份工作，这是一间由德国人卡尔·莱默尔（Carl Laemmle）在美国创立的好莱坞电影公司。 西德尼负责组织德国本地的电影拍摄以及宣传《科学怪人》之类的电影。《科学怪人》由波利斯·卡洛夫主演，为了在波兰市场打响名声，他声称自己的真名叫巴洛克·卡洛夫（实际上他本名叫普拉特）。一些不同寻常的人物开始陆续出现在霍布斯鲍姆家中，其中还有一名曾参与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某次探险的队员，他向艾瑞克解释了队长魏格纳的大陆漂移理论，并告诉他自己在格陵兰岛冬季探险时由于冻伤失去了所有的脚趾。 西德尼此前从一位年迈的寡妇那里租下了阿沙芬堡街6号的一间公寓，公寓所在的威尔默斯多夫是柏林西边的郊区，就在动物园南边不远处。艾瑞克记得那间公寓隔音很差，墙壁薄得能在他的卧室听见叔叔婶婶和客人的晚餐谈话。 但当时环球影片提供的薪水较高，足以让一家人搬到柏林西南一带的中产阶级社区利希特菲德去，艾瑞克还记得隔壁的户主是一位音乐家，拥有私家游泳池。

西德尼和葛蕾特把艾瑞克送到了位于格鲁尼沃尔德街的亨利亲王文科中学，学校离他们初到柏林时的公寓很近，搬到利希特菲德的大住宅后，艾瑞克仍然可以骑自行车轻松往来于学校与住处之间。艾瑞克形容这间中学是“一所完全遵循普鲁士保守传统的学校……具备新教的精神、浓厚的爱国意识和保守氛围”。学校成立于1890年，名称来自威廉二世的弟弟亨利亲王。 这间学校自创建之初就是一所典型的“人文主义文法学校”，只招收适龄男孩，注重古典著作、拉丁文和古希腊语教育，为学生们接受更广泛的博雅教育尤其是大学课程打下基础。和其他德国学校一样，亨利亲王中学没有制服，但学生可以自愿购买并戴上染成学校代表色的鸭舌帽，帽顶是皮质的，学生可以在上面系上表明自己班级的彩带。

学校里的资深教师都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学者，其中几位出版过署名的学术作品。 艾瑞克觉得他们“几乎都是从夸张漫画里走出来的德国学校教师，方脸，鼻梁上架着眼镜，（尚未秃顶的人）全都理着小平头……所有人看上去都像是狂热保守的爱国分子”。 教英语的佩策尔博士总是在课堂上称法国为德国的世代宿敌，曾在“一战”中当过海军军官、据说指挥过一艘U型潜艇的拉丁文老师巴尔杜因·费舍则习惯在维持课堂秩序时大喊：“全体船员肃静！” 艾瑞克和同学们还学会了在希腊文老师埃米尔·西蒙的课堂上转移重点，鼓励他回忆“一战”的情形。大部分课程都是冗长乏味的，卡尔-君特·冯·哈泽是艾瑞克的同班同学，“二战”结束多年后他成了联邦德国的驻英大使，据他回忆，当时的历史课主要教授古代史，从未涉及20世纪。 艾瑞克后来承认：

在历史课上，我除了学完就忘的德国历代皇帝名号和年代，完全没有学到任何东西。教这门课程的是身材矮胖、年纪颇大、绰号“小水桶”的鲁班松老师。上课的时候他一边快步在我们中间走来走去，一边用米尺逐个指着我们提出“快说，‘捕鸟者亨利’所处的年代”一类的问题。现在我晓得了，他那时跟我们一样觉得这种练习枯燥至极。

鲁班松老师其实是一位出色的古典学者、人类学家和莎草纸文书专家，但是他的教学方式让艾瑞克至少在当时失去了对历史的兴趣。 弗里茨·卢斯蒂格是和艾瑞克同期的学生，他后来回忆巴尔杜因·费舍老师“长时间地让我们连续听写拉丁文作家的名字”，课程“无聊透顶、十分低效”。 只有少数老师受到学生的普遍尊敬，比如教历史和希腊语的阿诺德·博克博士，根据弗里茨·卢斯蒂格所言，他有办法“唤起和维持我们对课本的兴趣”。

然而，艾瑞克在后来对学校的记录中传达出的沉闷和保守主义印象并不完全准确。他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学校正经历变革。魏玛共和国的普鲁士政府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政权，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希望从根源上扭转被德国君主制和保守主义主宰的教育体系，并将其改造成为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1925年政府向普鲁士的学校颁布了与这一目标相适应的办学指南。 1929年，在亨利亲王中学担任校长多年的索罗夫博士（据弗里茨·卢斯蒂格回忆，他“长得很像俾斯麦，为人正直但难以亲近”）退休了，政府任命了一位社会民主党的成员为继任校长。他就是沃尔特·夏布伦，一个“无框眼镜后的双眼炯炯有神，发际线后移的小个子男人”，他很快开始推动学校的重大改革。

夏布伦将现代作品引进文学课程，在歌德、席勒等传统作家之外，增加了毕希纳、尼采、托马斯·曼、易卜生和斯特林堡等人的作品。他把周一上午的晨祷（宗教集会）改成了师生间的非宗教集会，会上由一位老师向学生做道德训示，还有一位老师或几个学生进行音乐表演。他取消用希腊语表演校园戏剧的传统，取而代之的是现代英语话剧《旅程终点》（ Journey's End ），作者是R.C. 谢里夫，剧名翻成德文是Die andere Seite（“另一边”），剧里把“一战”描述为一场人类悲剧，这彻底背离了夏布伦的前任以及一些教职人员反复灌输的热烈的爱国主义。根据1930年至1931年的学校年报记载，学校图书馆终于可以提供“真正的现代作品”了。这些书籍包括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和路德维希·雷恩等共产主义作家的著作。学校建起了新的科学实验室，配齐了设备。最有意思的是，夏布伦创办了由学生编辑撰写的刊物，成立了学生选举的学生委员会，甚至设立了一个学生法庭来解决学生私人物品受损赔偿等问题。 他在庆祝魏玛共和国的立宪日时向全校发表演讲，表示他相信自从德皇被赶下台后，国家在朝好的方向发展。“我们的红砖楼里充满了全新的气象。”一位曾就读于此的学生在回忆录里如此写道。 而根据弗里茨·卢斯蒂格的回忆，“大多数老师反对夏布伦校长的做法，因为校长是左派人士，而他们属于右翼阵营”，这不足为奇。 一些老师甚至会在课堂上公开批评成立学生委员会的做法。

夏布伦校长尤其热衷于组织学生郊游，他甚至写了一本书宣扬郊游的教育意义。仅仅在1931年，学校就组织了5次大规模的郊游，1932年则有11次，他们去了柏林周边的乡村、勃兰登堡边区和更北边的梅克伦堡。男孩们要么在野外露营，要么住在青年旅馆。这种户外探险、接触自然的活动形式，是德国中学教育的核心传统，在20世纪早期青年运动——这些运动让许多中产阶级年轻人融入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艾瑞克参加了这些活动，即使他并不喜欢男孩们对性话题的迷恋、晚间的下流谈话以及他们的流行音乐品味。 艾瑞克更喜欢观鸟。他回忆自己曾从利希特菲德骑车到柏林西边的里姆恩斯特芬，这片地区树木葱郁，适合观鸟、拍照。他把自行车放在草地上，自己绕到池塘边。“我听到10米或20米之外不时传来的水花声，有鸭子在抖动翅膀，窸窣作响，我觉得它嘎嘎叫起来的样子很好玩。我很容易从大自然中获得满足感。” 这也是艾瑞克喜欢参加学校赛艇俱乐部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俱乐部看重的并不是竞赛求胜，而是让不同年纪的男孩在平等的前提下开展共同活动。俱乐部还拥有

萨克罗湖禁渔区边上的一块草地，常常被叫作“我们的地盘”，只有经过一条狭窄的水道，被允许通行后才能进入。朋友们可以周末去那里组队划艇或是聚会，大家一块儿聊天，看看夏日的晴空，在傍晚回城前去碧绿的湖水中畅游一番。在我的人生中，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体会到体育俱乐部的意义。

除了有限的训练和赛艇活动，男孩们还可以到柏林西边连片的湖泊间探险、花费大量时间在草地上打排球，抑或坐成一圈谈天说地。 20世纪30年代初，亨利亲王中学有477个学生和29个老师，还有一间附属的实科学校（Realgymnasium），那里教授拉丁文而不教希腊语，学生们以自然科学学习为主。大部分学生（学生总数有388人）是新教徒，另外有48个天主教徒、35个犹太教徒以及一些信奉其他宗教的学生。艾瑞克被算作犹太人，但实际上大家都叫他“英国男孩”。 同学们叫他“Hobsbaum”（“au”的发音是“ow”）；弗里茨·卢斯蒂格还记得自己好奇过，为什么这个英国男孩的名字听起来不那么英国。 在一些教师，尤其是博克博士的影响下，即使在1933年1月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后， 学校里也并未出现明显的反犹主义。纳粹从1933年春天开始掌权，1932—1933学年快结束的时候，夏布伦校长由于政治原因被纳粹政府撤职，接替他的是一个纳粹分子。新校长遭到了全校师生的蔑视，他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约兰特”，这名字来自当时奥古斯特·海恩里希（August Hinrichs）创作的流行喜剧《约兰特的烦恼》（ Krach um Jolanthe ），是主人公的一头猪。 当备受尊敬的犹太裔数学老师所罗门·毕恩鲍姆（又叫“萨利”）在1933年由于民族背景被辞退后，学生们组织了一次请愿活动，希望校方能收回成命，虽然活动没有实现这个目的，学生们到这位老师家里去拜访，表达他们对老师遭遇的同情。高年级的学生在1936—1937年的冬天全部到老师家里探望过，一些毕业生很久之后仍然和老师保持着联系。即使在“二战”期间，奥托·路德（后来他化名延斯·雷恩，成为知名作家）还趁着他服役的U型潜艇在鹿特丹维修的空隙，赶回来看望老师。这次拜访不久后，毕恩鲍姆就被盖世太保逮捕了。在所谓的“工厂行动”中，他被送上载着最后一批犹太人的第36号列车，从柏林前往奥斯威辛，在集中营的毒气室里遇害。

亨利亲王中学的学生来自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即所谓的“Bildungsbürgertum”，其中不少人的父亲都是政府公务员。他们和自己的父母一样，是温和的保守主义者，如果说他们有政治立场的话。老师们在“一战”中的经历和对战后《凡尔赛和约》的愤恨必然会影响他们的政治观念。 艾瑞克记得同学中只有一个人加入了纳粹组织，那是“一个非常愚钝的同学，他的父亲是希特勒手下的勃兰登堡省党部负责人”。 艾瑞克在学校结交的朋友并不特别热衷于政治——事实上，在他印象中男孩们从未谈论过政治，即使在郊游探险期间那些深夜漫谈的晚上也是如此。 他和赛艇俱乐部的积极成员恩斯特·维默尔很要好，与热爱音乐的汉斯·海恩茨·施罗德关系也不错，这个男孩会吹长笛，被称作“教室诗人”。艾瑞克和维默尔大多数时间讨论的是“克里斯蒂安·莫根斯特恩那些意义不大的诗作以及一些日常话题”，施罗德是腓特烈大帝的崇拜者，收集了很多他的军队士兵模型，但这些都没有妨碍他们成为朋友。艾瑞克离开学校后和这两个男孩都失去了联系，很多年后，艾瑞克发现他的朋友施罗德在纳粹掌权后加入了党卫军：虽然他在军乐队中任职，并没有参与大屠杀活动本身，但艾瑞克仍然十分震惊。施罗德最后在“二战”东线战场的战斗中阵亡。 qEqhHKUrBEDEpMi/EE/vyixoXAcRFwRLbyWN14TKXx8Tm5qGZCdfbfMPBxQvnSK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