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I

然而，还没等房东下最后通牒，一场意外的灾难突然降临。1929年2月8日，内莉打开公寓的房门，发现敲门的是珀西·霍布斯鲍姆的同事，他们把珀西背了回来，放在门前过道处，接着就漠不关心地离开了。 几分钟之后，珀西就去世了，年仅46岁。内莉心有余悸地记得濒死的丈夫躺在过道上，嘴里叫着她的名字。几年后回想起这场灾难事件，艾瑞克觉得自己当时的眼泪仿佛都很不真实。“你哭泣只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哭泣。” 然而，不管他与父亲有多疏远，这一灾难无疑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深刻影响。珀西被认为是死于“心脏病”，他于1929年2月11日在维也纳中央墓园的16号墓区下葬，墓碑在第8排的27号。 艾瑞克和他的妹妹现在只能完全靠母亲抚养了。

内莉始终未能从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这一切令我痛苦不堪，”她在一周后写道，“我的心已经碎了。”也许想到珀西的死让他不会再为家庭财务状况的恶化所扰，这能让内莉感到些许宽慰。“反正将来的情况是不会好转了，日子只会越来越糟，”她写道，“孩子们都很乖，尤其是艾瑞克，他像一个小大人。” 这也给了她一些安慰。“你根本想不到这孩子有多棒，”内莉在代替艾瑞克回复西德尼·霍布斯鲍姆的慰问信时写道，“要是他的父亲能看到就好了。”西德尼送来的不只是慰问，他还给内莉寄了一张支票。她感激地表示这能“让我再多撑一个月”。 然而到1929年3月底，她就不得不承认：“我很快就一点钱也没有了。” 3月11日，他们被迫搬出公寓，住进维也纳第三区下魏森格伯街45号这个房租更便宜的地方。 这次搬迁对他们的财务状况并没有多大帮助。“我很难形容艾瑞克有多么乖巧、懂事和可爱，”她告诉妹妹葛蕾特，“我想努力让一家人都能过下去，结果却总是令人失望。” 当艾瑞克需要换一双鞋的时候——他的鞋子已经无法抵御冬天的冰雪了（他后来写道：“我记得自己因为脚冻得发痛，在环城大街上哭了起来。”），内莉只能从犹太人慈善机构那里给他弄一双回来。

她到柏林和西德尼、葛蕾特以及他们的儿子彼得一起小住了一段时间，希望换个环境能让她振作精神，她在1929年4月回到维也纳。在她寄给西德尼和葛蕾特表示谢意的信里附有一张11岁的艾瑞克用英语写的便条，这张出自稚嫩学童之手的纸条，留下了我们目前所拥有的艾瑞克的最早手迹：

亲爱的叔叔：

很抱歉我忘记了您的生日，补祝您生日快乐！希望您不会因为我这么晚才写信给您而生气。您一切都好吗？妈妈跟我讲了很多关于小弟弟和您家的故事，像是他（彼得）经常去动物园，在那里会如何玩耍等等。

妈妈昨天回到家了，那时我们刚刚吃完午饭并洗了碗。她也会写信给您。我们一切都好。昨天早上外婆也收到咪咪姨妈的信了。

奥托和沃尔特还好吗？

祝您生活愉快，一切顺利！

爱你们的艾瑞克

6月份的时候艾瑞克又写了一封信，这次无疑也是在母亲的督促下写的。他刚过了生日，这封信是要感谢西德尼和葛蕾特送他的“一本《古代航海家》”以及10马克。“我不知道要拿这10马克做些什么，”他补充道，“我可能会留着等去英国的时候花。”

此前艾瑞克的姨妈咪咪邀请他夏天的时候过去小住，他在学期结束后就到英国去和姨妈待在一起。 在去英国的路上，途经莱茵河和摩泽尔河交汇处的科布伦茨时，一个开着小轿车的德国人指给他看河对岸拿破仑时代建立的埃伦布赖特施泰因要塞上飘扬的三色旗，这旗帜标志着法国军队在“一战”后对该地区的占领，而法国对此地的管理在大约一年之后的1930年6月就要告终。 艾瑞克从那里到达法国海岸，横渡英吉利海峡抵达伦敦，住进哈里叔叔及其妻子贝拉的家里。在那里他认识了他们的儿子罗兰，罗兰喜欢别人叫他罗恩或者罗尼，虽然他家人更多叫他“霍比”。罗恩于1912年7月21日在伦敦东部和埃塞克斯交界的温斯特出生， 他比艾瑞克年长5岁。他带着艾瑞克乘公共汽车在伦敦观光，这是两个男孩亲密而重要的友谊的开端。

一段日子之后，艾瑞克坐火车北上前往默西塞德郡的绍斯波特，住在姨妈咪咪经营的寄宿公寓里。他在这儿发现了《巫师》（ The Wizard ）之类面向英国男孩的历险故事周刊。这可比亲戚们从英国寄过来的学习书籍有意思多了。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杂志，不但把所有零用钱都花在这上面，还将一大堆藏书带回了维也纳”。 他头一回和同龄的英国男孩有了同样的体验。他也第一次开始写日记，后来咪咪把日记本寄给了他母亲。内莉把这本日记又转寄给了葛蕾特，但加上了留言：“我不想把他的信寄给你，因为他的字写得太难看了，我简直为他感到羞愧。” “孩子在英国玩得很开心，”她写道，“我也很感谢咪咪。” 那一年的7月29日到8月12日，世界童子军大会在默西塞德郡阿普顿的艾劳公园举行，刚好在咪咪的寄宿公寓附近。这是一个在“一战”前创立的团体，目的是强健男孩们的体魄，让他们参与一系列户外实践活动，为其将来在生活中扮演独立军事侦察兵的角色做好准备。虽然艾瑞克没有参加童子军，但他花了很多时间参与大会活动。事实上，童子军激发了他的巨大热情，他回到维也纳后立刻注册为其中一员：这是他加入的第一个纪律严明、组织有序的团体，主要成员都是像他这样的中产阶级犹太男孩。在经历了维也纳毫无保障的生活和父亲的突然去世后，童子军为艾瑞克提供了他渴望的身份认同、安定和归属感。他后来写道：“我成了一个无比热心的童子军。”他甚至招募了好几个朋友一同加入，还得到了一份由童子军创始人巴登-鲍威尔勋爵（Lord Baden-Powell）于“一战”前撰写的《童子军活动指南》，尽管艾瑞克承认自己“在野营活动或者团队合作方面并没有多大天赋”。 他在学校里也收获了一些朋友，虽然彼此之间并不十分亲密。学校还会组织外出活动，其中包括艾瑞克的第一次溜冰体验，但只有童子军真正点燃了他的热情。

与此同时，内莉通过做英语家教维持全家生计，不过教学对象主要是她的朋友或是朋友的孩子，他们用这种方式资助内莉，同时也保护了她的自尊心。艾瑞克也加入这个工作：他赚到的第一笔钱就是给母亲朋友的女儿补习英语，帮助她通过本地中学的入学考试。 内莉也不用再给艾瑞克零用钱。珀西在英国的弟弟哈里也给了他们一些资助。内莉开始为里科拉出版社（Rikola-Verlag）把英语小说翻译成德语，这家出版社也出版过内莉根据亚历山大城生活经历所写的小说。她的英语技能还帮助她在亚历山大·罗森堡纺织公司（公司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都设有分部）谋得了一份工作。 艾瑞克一家的经济状况终于好转了。但到了1929年11月，内莉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 ，几个月之后，她出现呼吸困难、高烧不退的症状，身体越来越虚弱。 她的父母到公寓来帮忙，而她很快就虚弱到无法做任何工作了。 医生诊断她染上了肺结核，此前她经常去丈夫的坟前，在湿冷的冬天久久伫立，又没有足够保暖的衣衫，这也许加速了病情的发展。她开始咯血，随后被送到阿尔卑斯山恩斯河畔魏尔村的疗养院接受治疗。

由于内莉这个时候已经无力照看孩子，艾瑞克和南希被接到了舅父维克托·弗里德曼及妻子艾尔莎的家里，他们的儿子奥托比艾瑞克年长10岁，此时正在艾瑞克的叔叔西德尼和姨妈葛蕾特夫妇的柏林家中寄宿，相应地，维克托夫妇则要负起照顾艾瑞克的责任。艾瑞克同时也认识了他们的女儿赫塔，1911年出生的赫塔此时还和父母住在一起，而和奥托见面则要等到艾瑞克去柏林的时候。这一时期，艾瑞克每天要坐公交车往返，从弗里德曼一家在维也纳第七区的公寓穿过城市中心到位于第三区的学校。然而身处疗养院的内莉，健康状况并没有好转。

1930年4月，医生对内莉进行了肺穿刺，这在当时是针对肺结核的普遍疗法，但并不能治愈：抗生素要再过20年才开始产生影响。 穿刺疗法需要很长的康复期。 幸运的是，执掌“红色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推出的社会保险计划覆盖了这笔费用，因为内莉有固定的工作，符合保障条件。 到5月初，内莉已经在疗养院里卧床休养6个星期了。 艾瑞克和他的妹妹搬到母亲疗养院附近的魏尔村，和姨妈葛蕾特以及她的儿子彼得会合，在这儿，艾瑞克和他们在维也纳的房东之子哈勒·彼得成为朋友，哈勒的父亲是个铁路工人，并顺理成章地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哈勒也追随了父亲的脚步。艾瑞克后来写道：“我得出个结论，那就是我也应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疗养院的治疗并没有缓解内莉的病情，到1930年9月她还待在那里。 她在给姐姐咪咪的信里写道：“我现在仍然没有恢复健康，恐怕我已经无法康复了。” 当医疗顾问告诉她康复的希望很渺茫时，她写道：“我的可悲之处在于身患重病，但这病又结果不了我——我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 病情复发的时候，她开始担忧如果自己死了孩子怎么办，尤其是在她已于1929年底不得不从纺织公司辞职，主要靠翻译维持生活的情况下。 暑期结束前她把孩子送到柏林的西德尼夫妇家里小住。她后来写道：“如今看来，艾瑞克已经没有更好的去处了。”

新学期开始的时候，葛蕾特和西德尼带着孩子们回到维也纳，照顾了他们一段时间。“我现在好多了，”内莉在病床上情绪乐观地给南希写信道，“希望我能快点好起来，这样就能和你还有艾瑞克开心团聚了，你们都是好孩子，我为你们感到自豪。我唯一希望的就是你们一切安好。” 但西德尼夫妇不得不回到柏林，并在内莉的同意下带走了南希。内莉现在需要找人为艾瑞克提供食宿，因为她没法自己照顾这个孩子。她一共收到了“90封回复书信”。她在整理回复信件时写道：“我首先找的是那些家里有花园的人家，因为艾瑞克和我一样讨厌城里。”最后艾瑞克住到了埃芬贝格尔太太家里，这位寡妇让艾瑞克在她家安顿下来，只收取一点日常生活的费用。她主要希望艾瑞克为自己8岁大的儿子伯特补习英语，伯特已经能讲一点英语，但是想要更正式地学习这门语言。 埃芬贝格尔太太的公寓在赫贝克街12号，位于威灵区西北边的郊区，那儿有犹太人中央公墓，是一个犹太居民分布较为密集的社区。 艾瑞克需要转学到另一所名为联邦第十八文科中学（Federal Gymnasium XVIII）的学校去，因为他现在住的地方离原来的学校太远了。

艾瑞克被照顾得很好，内莉1930年9月19日在信里提到过这一点， 但是他教英语缺乏经验、课时也不固定，这让埃芬贝格尔太太抱怨儿子的英语进步不大。艾瑞克于是加倍努力地教学，他最后在信里向母亲汇报说：“现在埃芬贝格尔太太对我已经很满意了。”“我现在每天都教课，”他写道，“埃芬贝格尔太太说我现在教得比以前好多了。”他对自己在学校的考试成绩毫不担心，他充满自信地写道：“我一切都好，谢天谢地。”他仍然是一个忠实的童子军成员（“我们唱歌、玩耍和学习”）。 他给母亲写了长长的信，其中一封让内莉有点沮丧，因为他在信中提到自己买了一套西服和一双鞋子。内莉理解儿子这样做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她还是希望由自己来为儿子买他需要的东西， 但艾瑞克已经开始变得独立。内莉在1930年10月20日给葛蕾特的信里写道：“艾瑞克总是报喜不报忧。”他在学校里当了班长，有自己的朋友圈子，但是这些都不能弥补他破碎的家庭生活。他后来还记得自己曾经“坐在埃芬贝格尔太太花园的秋千上，试着记住树上黑鸟的歌声，并分辨其中不同的曲调”。他已经变成孤独的孩子，“与人没有亲密关系”。 他的母亲则在信里写道：“这孩子过着独立又充实的生活，我们任何人在他的生活中都没有一席之地。”

“我的身体还是没有好转，”内莉在1930年12月12日给葛蕾特和西德尼的信里写道，“卧病在床，感觉自己正在发霉——我的工作和其他的一切境况都变得相当糟糕。” 12月上旬的时候，她计划让艾瑞克到柏林去和叔叔婶婶一起住。 但她也担心他们会宠坏他：

艾瑞克还没告诉我他是否接受你们的邀请，但是我觉得他会想要去柏林，所以我也在等他的来信。不过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千万千万不要给他买圣诞礼物！你们打算给他买什么呢？他马上就要得偿所愿，得到一套童子军装备，所以他真的不需要什么别的东西了——柏林就是你们给他最好的礼物。你们就当是帮我个忙，别给他买相机或者别的礼物。至于相机，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它终究还是太过贵重。

1930年圣诞节前，艾瑞克短暂地探望了母亲，但是内莉发着高烧，在病痛之下没能好好陪陪孩子。 他和叔叔婶婶以及妹妹南希在柏林度过了圣诞假期。“他上一封信让我很感动，”他的母亲在他动身前往柏林不久后写道，“他写信说想和我一起过圣诞节，如果我想要他来陪我，或是我能在圣诞节前回到维也纳，他就不去柏林了，而且要到车站去接我！”她随后又补充道：“但同时妈妈也写信告诉我，艾瑞克是多么高兴能去柏林。”

内莉脖子上的淋巴结节肿大让医生确信她必须回到维也纳接受治疗。 新年的第一周，她就搬到了威灵郊区的一间医院，刚好在艾瑞克寄宿的埃芬贝格尔家附近。 她写道：“我对回维也纳不抱什么希望。” 葛蕾特带着艾瑞克从柏林回到维也纳，艾瑞克继续此前在埃芬贝格尔家教英语的工作。内莉在信里则报喜不报忧：“这个地方挺不错，食物和看护都很好，环境也很幽静。” 1931年5月，她的身体状况出现了短暂的好转：“我觉得自己真的开始康复了。我不再整天昏睡，还能到户外散散步，看看报纸之类的。虽然还是有点咳嗽，但已经不像之前那样老是喘不过气来。” 但这只是回光返照。医生意识到她已经来日无多，建议她出院安顿。艾瑞克把这一段经历记录了下来：

母亲被转移到维也纳西郊普尔克斯多夫的一所花园疗养院，我在参加童子军露营活动前夕去探望过她，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当时的细节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她那消瘦憔悴的病容。当时房间里还有别人，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目光投向窗外的时候意外发现一只蜡嘴雀，它的鸟喙十分有力，可以啄破樱桃的核，由于我此前一直寻找这种鸟但从来没有机会看到过，所以母亲留给我的最后回忆并不悲伤，反而带着意外看见珍禽时的喜悦。

5月之后，内莉给妹妹葛蕾特写信的次数变少了，最后更是完全停止，她的病情急转直下，在1931年7月15日去世，年仅36岁。主治医生将她的死因诊断为肺癌加心力衰竭，以此避免当时社会上对肺结核仍存有的偏见。但内莉的死无疑是肺结核引起的。 艾瑞克被从童子军营地召回参加母亲的葬礼。内莉于1931年7月19日在维也纳的新公墓下葬，和丈夫合葬在一起。 艾瑞克在14岁这年成了孤儿。 c63JWO/yki0ccfWTHOV6Tl19pjK+CbEK67aupMoSL9+T1gY3NvJqYP43+O2eVt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