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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一战”结束。埃及的民族主义势力迅速崛起，在1919年演变为革命，并在三年后实现了埃及的独立，这让那些移居埃及的外国人感到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内莉以最快的速度乘船至的里雅斯特，而此时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已经达成了停战协议，的里雅斯特随即被意大利占领。她在第一艘开出亚历山大港的蒸汽船——意大利邮船公司的“赫勒万号”——上度过了一段舒适的旅程，两岁的艾瑞克跟着母亲一同出发，珀西则在同年的初秋时节前往的里雅斯特与妻儿团聚。
内莉的父亲在的里雅斯特的码头等待女儿和外孙，随后带着他们取道南部搭乘火车回到维也纳，并将他们安顿在自己与妻子艾妮丝汀娜居住的维也纳西郊魏森格伯街14号3楼的一间公寓中。艾瑞克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制作一部电视纪录片时重访旧地，他认出了当年父母带他搬进来时住的那个空房间。“这里变化不大。”他一边评论一边从街道对面打量着这栋坚固的石砌建筑物，但他并没有接受电视导演的邀请进入房屋。
艾瑞克一家到达维也纳的几个月后，他的父亲用在亚历山大城邮政局攒下的充足的硬通货——英镑，租下了哈金区山中佐伊特别墅的二层公寓。这座别墅建于19世纪80年代，由卡尔·佐伊特·冯·勒茨恩伯爵建成自住。别墅是一栋相当宏伟的建筑，上覆四坡圆顶，宽敞的庭院是艾瑞克和住在一楼的戈尔德家孩子玩耍的地方。内莉和戈尔德家的主妇也交往甚密，她们在文学和文化方面趣味相投。
战后的恶性通货膨胀使曾经富裕的佐伊特家族不得不出租这座别墅，在财力恢复之后，才终于收回别墅——这座建筑如今仍是佐伊特家族的产业。这段日子也许是艾瑞克儿时生活最优裕、最宁静平和的时光，虽然他因为搬家时鼻子受伤而很不好受。“艾瑞克情况很不好，他在发高烧，”他的母亲几年后回忆道，“我们5月搬到哈金区的时候，他的鼻子还缠着绷带，这不是刺伤，就是鼻子自己破了，可能正因如此伤口才一直没能痊愈。”
艾瑞克童年时在维也纳的大家庭以两对夫妇为中心。第一对就是他的父母，珀西和内莉。1921年他的叔叔西德尼加入了他们，有意思的是，西德尼在1921年12月14日迎娶了内莉的妹妹，被大家称为“葛蕾蒂”的葛蕾特·格林（生于1897年9月21日）。1926年7月30日，他们的儿子彼得出生。
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西德尼和葛蕾特都住在维也纳，西德尼在那儿尝试经营过各种生意，直到20年代末才搬去柏林。
这个大家族都住在维也纳的时候，艾瑞克和他的姨妈变得很亲近，1925年他被送到阿尔卑斯山的一个疗养院，在那里待了一小段时间养病，在医生建议下陪同照顾他的就是葛蕾特。
同艾瑞克关系亲密的还有他的外祖父和外祖母，以及与这个核心小家庭不时相聚的格林家表亲。格林三姐妹中的大姐玛丽安，小名叫咪咪（生于1893年2月23日），她和艾瑞克一家的关系没那么亲近，但也有联系。
内莉的娘家亲戚弗里德曼家族也是这个大家族圈子的一部分。艾瑞克一家在英格兰也有亲戚。“如果说他们有什么特别像犹太人的地方，”艾瑞克曾经在给家庭成员的信里写道，“就是这种家族成员遍布五湖四海的感觉，以及在国与国之间迁徙的生活常态。”
20世纪20年代的艾瑞克就成长于这个维也纳中产阶级的社会圈子——尽管他与父母以及妹妹南希（1920年11月5日出生）因为英国背景和国籍而没能完全融入其中。
但是，他到晚年讲起德语还是“有一点儿老式维也纳口音的痕迹”，如同他后来陈述的那样：“70多年之后我的德语还保留着一些口音。”
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这几个奥匈帝国的“继承国”于战后独立之后，奥地利第一共和国并没有在昔日哈布斯堡帝国的剩余德语区塑造出强烈的国族身份认同。帝国的遗产到处可见：艾瑞克仍记得一个斯洛文尼亚保姆曾给他讲过其家乡流传的狼人故事；他的亲戚们都住在（或是来自）现在的波兰、罗马尼亚或者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城镇；维也纳公寓楼的包工头几乎都是捷克人。因此，与父亲的英国背景以及艾瑞克自己在亚历山大城的早期生活不同，他是在一个几乎真正的国际化环境中长大的。同时，中产阶级的通用语言一直都是德语，这给维也纳的中产阶级（包括与之高度融合的犹太人）带来一种凌驾于其他少数族裔之上的坚实的优越感。
在战前维也纳市长卡尔·卢埃格尔的支持下，中产阶级里一小股强硬的反犹主义力量给这座城市造成了深刻的创伤。城市里20万有犹太血统的人都不能免于影响，他们占人口的10%，包括霍布斯鲍姆和格林家族这些不信犹太教的群体，虽然珀西表示自己“无宗教信仰”（konfessionslos），但所有关于他及其家庭的官方文件都把他们归为犹太教信徒（mosaisch）。
因此艾瑞克在维也纳上中学时，不用学习基督教的教义，而是被送到维也纳另一处犹太人的下午学习班，学习犹太宗教仪式和希伯来文，尽管他成年后把这些内容都忘得一干二净。
到年满13岁有权宣布自己的宗教信仰后，他曾试图宣称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但母亲阻止了他。尽管面临着恶意的偏见和负面的刻板印象，艾瑞克的母亲在他10岁的时候就坚定地告诉过他：“你永远不可以用任何方式宣告你以犹太人身份为耻，即便是作势也不可以。”
他一直记得这条嘱咐，并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坦陈自己始终竭尽所能地践行这一点。
在佐伊特别墅的家庭生活是平淡而有规律的。“我发现艾瑞克画了一幅画准备送给你做生日礼物，”内莉在1924年8月给葛蕾特的信中写道，“虽然他自己认为画得不太好。”她主要的烦心事是女佣干活不利索：“她干起活来根本不像说的那样好。”这个女孩最后被解雇了，冬天里没有帮佣让内莉十分焦虑。
1925年春，她到英国去照料病重的姐姐咪咪，珀西和她的母亲则留下来照顾孩子。
艾瑞克有三周假期，可以去柏林和他的姨妈葛蕾特待在一起。
这一家人其实没有女佣也可以过下去，但在20世纪20年代的维也纳，用人是中产阶级的重要标签，因此就算不雇用人能减轻经济压力，内莉·霍布斯鲍姆也不愿如此。“千万别承认没有女佣你也能应付得了！”内莉告诉她的妹妹，“女佣就像食物或是头上的屋顶一样不可或缺。”
霍布斯鲍姆家和格林家的境况都大不如前了。格林家的积蓄在奥地利与德国战后的大规模通胀中消失殆尽，珀西从亚历山大城带来的英镑也很快用完。对于一个会用“错失机会和抓住机会”
来回答“最擅长和最不擅长的事情”的自嘲者来说，战争结束后的维也纳并不是一个适合谋生的地方。维也纳挤满了教育背景优良、训练有素的公务员，他们曾经管理着哈布斯堡帝国，但现在失业了——除去居住在奥地利领土上600万讲德语的人民，他们已经失去了其他所有的管理对象。和他们一道陷入经济窘境的还有那些曾经仰仗哈布斯堡王朝和政府（如今业已消逝）庇护的商店主、律师、工厂主和贸易商人。在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珀西·霍布斯鲍姆只能四处碰壁。
内莉通过把英文小说翻译成德语来贴补家用，但这并不是维持家庭生计的长久之计。
1926年5月13日，迫于经济压力的霍布斯鲍姆家从租金昂贵、绿树成荫的哈金区郊外的佐伊特别墅搬到了俭朴得多的奥伯圣法伊特区，住进艾因西德勒巷18号3层的一间便宜公寓。
这次搬迁意味着艾瑞克不得不转学到新公寓附近的另一所小学去。他在那里适应得不错，从小学刚升入初中时，除了卷面不太整洁外，他所有的科目都得了高分。1928年的中学成绩单显示：他的神学、自然历史和声乐都是“优异”，德语、历史、地理、体育则是“优”，数学、绘画和写作是“良好”。艾瑞克显然是个模范学生，因为报告里他的操行评定为“优异”。1928年6月，他的老师们在报告里推荐他进入下一年级学习。但是不稳定的在校生活影响了艾瑞克的正常学习，让他不得不依靠自学。他大约从10岁开始广泛而深入地阅读，并在此后85年的人生中从未停止过。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关于史前世界和自然环境的书籍杂志，成了一个热情而细心的观鸟人：1927年在雷滕格的乡村里度假时，他在施蒂里亚的山林中“第一次发现一只黑色的大啄木鸟，足足有1.5英尺［约46厘米］高，头冠火红，像个癫狂的小小隐士，独自在幽静山林里的空地上反复叩击着树桩”。
他也会和父母一起去剧院，在本地的电影院看查理·卓别林的默片。他会读流行的侦探小说，也擅长书写哥特字体的德文。艾瑞克还利用闲暇集邮，他后来还记得“英国邮票上不变的乔治五世头像，与其他国家乱七八糟的新邮戳、新名字以及各种新货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奥地利“在经济崩溃的年代里不停变换的硬币和纸币样式”加深了他的不安定感。他从周围的成年人那里了解到了“战争、崩溃、革命和通货膨胀”。
在这个阶段，艾瑞克受到的教育启蒙来自母亲和学校，而不是父亲，
因为父亲的藏书主要是包括吉卜林作品在内的探险故事（他可以“不假思索、囫囵吞枣地直接阅读”这些故事），以及一套丁尼生的诗集。
“他在学校表现不错，”艾瑞克的母亲在1929年1月写道，“不过他的操行还是有进步的空间。”但是她没有留下更多具体细节。
艾瑞克的大多数科目成绩都很好，虽然他家经济窘迫，有时会纠结于是否满足他购买教材的需要，尤其是一本昂贵的教学地图册，尽管艾瑞克最终劝说母亲为他买下这本书，但她的不情愿还是给了他一种“危机感”。
“艾瑞克的成绩挺好的，”他母亲在1929年2月初写道，“他所有的主修科目成绩都是‘优异’，（不知道为什么）只有历史和数学是‘优’。”
1929年上半年的成绩单显示艾瑞克的数学只拿到了“良”。他的神学、德语、地理、自然历史和声乐一直保持“优异”的等级，历史课的“优”被下半学年一连串的“优异”取代了，而其他科目包括新增的拉丁文课，也都是“优异”。但他在数学、体育和书法方面则是例外，表现评价一直停留在“良”。总的来说，学校对他的评语是“优异”，可以继续进入下一个年级学习。
内莉明显下了很大功夫来鼓励艾瑞克认真阅读和学习。她也付出了爱和关怀，同时给予孩子情感和智力两方面的启发。实际上，比起有点冷漠的父亲，艾瑞克和母亲更为亲近。她是一个热切的英国迷，用了很多时间纠正和提升艾瑞克的英语写作和口语，坚持在家只准说英语。
艾瑞克在1929年的学校报告中“母语”一栏里写着“英语—德语”。
换句话说，他其实是个双语使用者，英语和德语都是他的母语。艾瑞克后来回忆，他的母亲“梦想有朝一日我能够在印度文官机构谋得差使——印度林业部门或许更不错，因为我对鸟类很感兴趣，这会让我（以及我母亲）更加接近她喜爱的《丛林故事》中的那个世界”。
母亲在小说和短篇故事领域的创作经历，无疑对艾瑞克后来成为作家这一职业选择有所影响，也为他后来的英语和德语写作风格奠定了基础。
艾瑞克和父亲的关系看上去则远没有这么轻松。他后来将父亲描述为“聪明、平易近人、热爱音乐，各项运动都表现不错，同时还是一个具有冠军水准的轻量级拳击手”。
珀西在1907年和1908年两次获得埃及业余轻量级拳击冠军。在艾瑞克的记忆（或许只是在照片）中，他“中等身材、肌肉发达，戴着一副无边框夹鼻眼镜，黑色头发被梳成中分造型，前额横亘着一道皱纹”。当时流行在相册里填写个人自述，珀西写过他最欣赏的男性特质是强健的体魄，
这也难怪他经常会对自己那爱读书又爱幻想的儿子感到不耐烦了。珀西曾带着艾瑞克去看足球比赛，给他唱歌舞杂耍剧里的曲子，让他在网球男女双打比赛中当球童，还试着教他打拳，但艾瑞克没有学会。
很多年后，艾瑞克回忆起9岁或是10岁时发生的一件事，它集中展现出他和父亲在个性方面的鲜明对比：
他让我去拿一把锤子来钉钉子，应该是有把躺椅上的钉子松了。那时的我很沉迷史前故事，可能是因为我当时正在读松莱特纳尔的《穴居儿童》（
Die Höhlenkinder
）三部曲中的第一卷，书里讲两个像鲁滨孙·克鲁索一样的孤儿（他们彼此也没有亲属关系），在人迹罕至的阿尔卑斯山谷里重现了史前人类生活的各个阶段，从旧石器时代到奥地利典型的农家生活面貌在书中都有所体现。为了模仿他们在石器时代的生活，我自制了一个石器时代的锤子，并很仔细地按照正确方式把它绑在木柄上。我把这个锤子交给父亲后，他的反应之愤怒使我无比惊讶。从那以后他经常说我动不动就让他生气。
1929年初，内莉从出版商那里收到翻译一本小说的预付稿费，补贴了这个家庭的收入，但这些钱远远不足以糊口。
1929年2月初寒冷的冬天里，这个家庭只能负担得起公寓里一个房间的取暖花销。她承认“我经常手头上一个子儿都没有”。她能不付账单就不付，但是她知道灾难会随时降临到这个家庭。
她拖欠了艾因西德勒巷公寓的租金，在杂货店里的欠账也越来越多。1928年末，房东威胁要切断他们的煤气，接着又通知让他们搬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