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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瑞克到剑桥上学的前一年，也就是1935年夏末，西德尼叔叔问艾瑞克是否愿意在他去巴黎谈生意的时候跟着去玩几天。
9月2日星期一，他们在维多利亚坐上了港口联运火车，9月8日星期天返回。当西德尼忙于参加业务会议和工作晚餐时，艾瑞克开始了一趟兴致勃勃的观光之旅。
回到伦敦后他在校刊上发表了这趟旅行的游记，描述了自己在蒙巴纳斯的盖特街散步的情景：
我观察着画廊，每次猜对了画家的名字时都对自己感到很满意。这里到处都是画廊，他们的店铺之间是杂货店，店里有戴着贝雷帽的邋遢年轻人大声叫卖香蕉。这个地方拥挤、肮脏又迷人，置身其间我觉得很浪漫，我必须让自己别太情感泛滥。这里就是蒙巴纳斯，我对自己说，并且觉得如果能住在这里该有多好。
然而他转念一想，不好的念头浮现了：别人告诉过他“这儿有传染病”。于是他继续向前走到卢森堡公园，在那里坐下，看着保姆们聊天、孩子玩耍。在圣礼拜堂他仰望穹顶和柱子：“它们很纤细，就像在黑暗中生长的植物向天空舒展，圣人立像僵硬呆板，在泛蓝的巨大彩色镶嵌玻璃上闪着红的、绿的和黄色的光芒。”在蒙马特他游览了圣心大教堂，“清晨闪烁着浅金色的微光，看上去颜色暗淡，俯瞰着整个巴黎，下面是破败又参差不齐的灰色公寓，楼与楼之间一片片光影似在游戏，薄雾之中的某处是塞纳河”。艾瑞克在地铁里遇到了一个试图和他搭话的人，“但我听不懂他的话，因此很是尴尬”。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蒙马特已经是个宰客的旅游点，“电影院门票非常贵，比英国贵多了”。那里卖的衣服都是一些“廉价又粗制滥造的货色”。坐公共汽车到巴黎郊外去参观的时候，他发现凡尔赛宫也是个宰客的地儿，但他对宫殿本身很赞赏，“虽然有很多美国游客，但镜厅和国王的寝室很棒”。“那里一杯橙汁的价格贵得离谱。”艾瑞克抱怨道。
但是他还有很多经历没写到校刊的文章里去。在游览了凡尔赛宫后，艾瑞克回到巴黎，前往一个很出名的综合娱乐场——巴黎赌场，在得知“女神游乐厅”后，他对那里的演出非常期待。他在日记中吐露：
我期待着妙趣横生的表演，还希望能看到女性的胴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带来的性刺激）。结果我很失望。舞台场景和演员服装都显得华丽俗气，远称不上高雅艺术。表演几乎没有什么风趣之处，因为面向的主要是外省游客。衣着暴露的女演员是我最期待的部分，但也没有多少新意。巴黎赌场里没有哪一出色情场面能比得上我们熟识的美国电影中常见的类似画面。当然，表演会时不时“给你一点刺激”，然而看着一大群表演女郎，你压根没有那样的想法。我以前觉得男性的身体比女性的要美丽。现在我改变了看法。我从未见过任何像那些衣衫半褪的女郎那么美的人或物。在15分钟的时间里，我得以观察各种姿态的女性身体——这比最精美的塑像还要动人。
当然，艾瑞克知道自己没有机会真正地接触巴黎丑恶堕落的一面，这个城市在这一方面相当出名。然而他喜欢看着街道边走过的女人，欣赏她们精致的妆容，同时惋惜她们“没有美丽的双腿”。天黑之后他在城里一些破败的区域游荡，观察站在街角的女郎，晚上的煤气灯灯光微弱，从通向街道的半掩门洞里能窥见光线昏暗的楼梯。“除了天性浪漫的画家，任何人都会觉得这些女子悲伤、疲惫和乏味，我不厌恶她们，只是觉得疲惫。”
即使伦敦更加宏伟，但巴黎比伦敦更加宜居，艾瑞克总结。他爱上了这个城市。从此时起，和罗恩骑自行车兜风度假的时代结束了。艾瑞克为了能在第二年夏天重访巴黎花了大力气。这也是个在政治上令他感到兴奋的城市。巴黎的工人运动是苏联以外唯一能给共产主义事业带来希望的。1936年5月，人民阵线在法国和西班牙都赢得了大选胜利，在这两个国家分别组成了强有力的左翼政府，包括艾瑞克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这给了咄咄逼人的法西斯主义一记重击。伴随着这场胜利的是左翼阵营中掀起的一波亢奋情绪，对很多人来说这似乎预示着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的到来。2个月之后，艾瑞克得以亲身体验巴黎令人兴奋的氛围，因为他获得了伦敦郡议会的一笔拨款，可以在进入剑桥之前到巴黎进行为期3个月的法语进阶学习。
艾瑞克去巴黎的原因很复杂。这趟旅程除了表面上的学习安排，也有助于他克服抑郁的情绪，圣诞节假期之后他在家里陷入了情绪低谷，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不时反复。1936年初，与艾瑞克关系很亲密的葛蕾特婶婶胃里出现了一个“像拳头一样大的”肿瘤，医生诊断她的病情已经不能动手术，她在这一年的6月去世。“西德尼带我到老汉普斯特德综合医院去和她的遗体告别，”艾瑞克后来写道，“她的遗体也是我所见过的第一具遗体。”艾瑞克从前会和她聊自己的困惑，甚至是性话题，她给了艾瑞克在父母去世之后十分渴求的母爱。没有她的家庭生活和从前不再一样。在葛蕾特去世不久后去巴黎可以分散他的悲痛，至少艾瑞克是这样希望的。
1936年7月5日，艾瑞克抵达巴黎不久后在给堂兄罗恩的信中写道：
我所在的这个国家，资本家十分仇恨和害怕共产党人，而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其他左翼分子都在期待——十分期待，提醒您，不只是在理论层面——社会主义。我不用再坚持强调这里的氛围对一个即将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来说是如何焕然一新。天知道他为此煎熬了多久（准确来说是3年又3个月），在一个甚至对“资本”一词都缺乏足够译介的国家里，竭力维持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在巴黎待了12天后，艾瑞克告诉罗恩他已经和各式各样的人沟通过，其中包括“一个失业的共产党员、一个上年纪的共产党员园丁、一个静坐的罢工者、一个工人、一个在电影院工作的共产党员、一个持激进社会主义观点的学生、一个加入了法西斯组织‘火十字团’的学生、我的女房东、她的丈夫和儿子（都是右翼分子）”，以及他叔叔的中介商（共产党员）。艾瑞克观察了火十字团的一次小型示威，注意到“右翼分子在自己的公寓外面都插上了旗子，帽子上还有表示身份的帽徽”，他还留意了相关的海报和明信片，并阅读了从《共产党人文科学报》到极右的《法兰西行动》等一系列报纸。然而他提醒罗恩，这些都是非常简单化的样本，而如果自己开始在实例不足的情况下大量阅读那些关于法国政治的概述书籍，将会写信告诉罗恩。
艾瑞克觉得巴黎的政治氛围在人民阵线执政的头几个星期里是极其狂热的。前一年里低迷的政治气氛消失了，法西斯政变的危险（主要体现为1934年在巴黎发生的右翼暴动）也已经消退。“共产党人非常自信，”艾瑞克告诉罗恩，“这很令人震惊。当然他们意识到还是有很多困难，但他们很确定——我遇到的那些人甚至还不算是十分狂热的支持者——他们的时代要来临了。‘我们已经等得太久了’，就像那个年轻的失业者告诉我的那样。”选举结束后随即而来的一场大罢工争取到了关于改善工作环境的重要法律修订，也就是《马提尼翁协议》，但直到7月还是有一些工人没有回去上班。人民阵线当时正在把很多关于社会福利和文化改革的计划想法付诸实际。艾瑞克觉得“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站在同一阵线”很令人鼓舞，他在和一个园丁交谈之后确认了这一判断。这个园丁把19世纪激进分子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的著名宣言“财产就是盗窃”改成了更具小资产阶级色彩的“巨额的财产就是盗窃”（la grande propriètè, c'est le vol）。换句话说，是“垄断资本”引起了他的愤怒，艾瑞克认为其他下层中产阶级的观感也是如此。至于法西斯联盟，“从他们衣服上的三色扣眼和玫瑰胸针我可以断定他们几乎都是上层阶级”，他认为其中45%是大学生，35%是上层阶级的妇女，7%是男中学生，12%是商人，也许还有1%是工人。一些持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报社此前统计过，纳伊区（城郊的高级住宅区，上流社会人士聚居地）有55%的公寓在窗外悬挂法西斯旗帜，而在工人阶级聚居地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形。
其他危险依然存在。社会党中还是有一些团伙（“可恶的蠢货”）想要把共产党人从人民阵线中驱逐出去，另外，托洛茨基派的“革命掮客”除了想方设法在罢工者中间煽动暴乱外就想不到别的正事儿了。法西斯联盟“装备精良，并且在政府中占据重要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需要小资产阶级分子。如果法国的共产党人开始煽动建立苏维埃联盟、消灭私有财产和成立公社，“我们在一两个月之内就会迎来一场得逞的法西斯政变”。避免这条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斗争策略的模范体现，如果我们够幸运的话，也许会奏效”，就像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在1917年的俄国经历了种种迂回曲折后，最终还是成功了。那个年轻的失业者向艾瑞克保证武装政变不会有危险，因为法国政府招募的士兵全都是工人，这个事情对艾瑞克有所触动，让他觉得征兵制总的来说是个好办法。至于战争的威胁，艾瑞克承认：“我认为开战的可能性还是像以前一样大，但这里的人们并没有很焦虑。”
1936年7月13日，艾瑞克到布法罗体育馆（巴黎的一个自行车比赛馆）去参加一个集会，他聆听了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对工人们的呼吁，希望他们不要在短时间里提出太多要求，否则会像1848年那时一样吓坏中产阶级。那天一直在下雨，但在场的近8万听众毫不介意。
他们坐在体育馆四周的台阶上，天色越来越暗，扩音器传出革命歌曲。在歌曲停顿的那一小会儿，你会在昏暗中听到体育馆的另一侧有人群高喊“让苏维埃政权遍地开花！”，但在听过扩音器的声音后，这喊叫声听起来就像是耳语。然后再远一点儿的另一群人重复这一口号，接着又是另一群人这样做，喊口号的声音好像从一处被抛到另一处，突然大半个场馆一起高喊“让苏维埃政权遍地开花”; 接着口号变成了“释放台尔曼”或者是“处死多里奥”——多里奥是一个变节的共产党员，在大资本的支持下成立了“法国人民党”。集会没有什么纪律可言，人们会离开座位到草坪上去，从近处观看舞蹈或者演说者，然后人流再次回到座位。组织者搭建了一个上方有聚光灯的舞台，这让体育馆其余的地方像一个巨大的碗，碗壁被抹上了一大片在隐约移动的黑色。有从歌剧院来的人唱起了法国大革命的歌曲，唱到《卡马尼奥拉》的时候，每个人都开始跟着轻轻唱起来。突然草坪上的人拉起手来围成了一个圆圈，开始跳舞。其他人很快也加入了，几分钟之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圈，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手拉手在昏暗的光线中旋转、摇摆，此时四周台阶上的人们唱歌的声音越来越大，聚光灯的光束投射在舞台上的歌手身上，紧密地站成圆圈的人们头上有淡银色的光晕。当歌手唱到“我们会打倒他们”这句歌词时，全场超过7万名群众声嘶力竭地高声呼喊起来，围成圆圈跳舞的人也在狂野地旋转。
从集会回家的路上，艾瑞克和其他同志在地铁里继续唱着革命歌曲，直到车厢里的每个人都跟着旋律哼起来，“我们彼此叫嚷着、微笑着，喊着口号向共产党、青年党员和人民阵线致敬。在地铁站我们能听到别的车里传来的歌声”。与之形成对比的是，7月13—14日法国人在街上跳舞的习俗在艾瑞克看来并不热闹，主要的路口都有安置着小型乐队的棚子，情侣无精打采地跟着音乐有一搭没一搭地跳着舞。这冷清的景象也许是因为天气不好，或者是已经夜深了（艾瑞克觉得法国人比英国人晚睡是个无礼的错误观念）。
一般来说，巴黎的街道要比伦敦的更有活力，但即使是这样，午夜时分街上的人还是比较少的，有几个没找到客人的妓女、一些从戏院夜场出来的人、少数在夜晚游荡的人，以及一到两个刚在咖啡馆喝完咖啡或酒的人……见的人越多就越我就越确信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城市，有一大群非常普通而且总的来说很有同情心的人民……黄昏的时候，我总能看到门房和小商店主拿出一把椅子，在他们房子或店前的人行道边坐下来看日落，和邻居聊天。此时我想起伦敦的郊区街道和贫民窟以及它们夜里的样子，就不禁打了个冷战。
英国的电影，艾瑞克在上面的描述中插入了一句补充，“更像一种麻醉剂而不是娱乐形式”。虽然在那次集会之后发生了很多令人失望的事情，但这个在自行车比赛场举办的大会对一个19岁的青年来说，是一次如痴如醉的政治体验。这种情形不可能在英国出现，并让艾瑞克充满了此前无处可寻的希望和热情。
西德尼叔叔到巴黎来谈业务，而艾瑞克在夜里外出去看喜歌剧院前的跳舞表演、参观证券交易所和圣丹尼斯门，最后他来到了蒙马特的街道。每个广场上的乐队“细细的音量和演奏的热情都刚刚好”，彩旗横挂在街道的上空，带着红的、白的和蓝的灯泡，不同身份的人们在那里一起尽情起舞。艾瑞克也去试了一下。“我发现实际上跳舞并不需要学会舞步。你要做的就是走到你看中的舞伴跟前，请她跳舞，然后跟着听不太清的节奏移动步子，其他的就不用管了。”人群形成了“一大片摇摆的绚烂色彩，就像有风吹过的花田一样。在人群边缘的男人和女孩们则自己跳自己的，他们踏着节奏，舞动着肢体，低声欢笑。围观的人在人行道边和椅背上打着拍子，脸上也挂着笑容”。艾瑞克从中抽身的时候，最后一班地铁已经开走了，他只能花一个小时走路回去，途中在卢浮宫又停下来跳了一会儿舞。路上他遇到了一群美国学生，这群“快活的大学生”问他7月14日有什么活动，“于是我——一个挺地道的巴黎人——告诉了他们”。凌晨2点半的时候，他终于回到了住处。
第二天是法国国庆日，用艾瑞克的话来说，就是“我经历过最震撼、最精彩、最盛大和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下午”。西德尼叔叔的朋友们到酒店找他们，把他们塞进一辆出租车。接着他们很快地解决了午餐，登上一辆安装了电影摄像机的卡车（西德尼和他的朋友居然被社会党指定为正式的影片拍摄方）。“你能想象吗，”艾瑞克问罗恩，“街上100万人欣喜若狂，在认识到他们的团结和力量时进入了精神迷醉的状态。”他们唱着《卡马尼奥拉》，高喊反法西斯口号，他们还对着一个坐在阳台上的法西斯分子呼喊口号，一面“褪色但华丽”的横幅挂在阳台边沿，这个法西斯分子就像一个罗马元老院成员一样，注视着入侵皇城的野蛮人。人群经过的其他地方，阳台上都悬挂着红旗和三色旗，“成千上万的人，有的在衣服扣眼上系着红花，有的戴着红领带，有的在弗里吉亚软帽上别着徽章或者苏维埃红星。一列火车经过高架桥时，火车司机探出头来举起双拳，列车员和乘客人也都从窗口探出身来，兴奋地高举拳头大喊大叫”。
坐在卡车车厢里，艾瑞克、西德尼和他们的朋友“享受着最好的视野”。他们拍摄了工商联盟的游行队伍，从运输工人到政府职员，还有“穿着蓝色上衣戴着皮革帽子的采矿工”，“他们有些缓缓前进，有些大步前行，步调并不一致”，当他们一边高举旗帜一边唱着《国际歌》经过时，歌声交叠到了一起，“他们一直高举着拳头直到关节都酸痛了为止”。
由退役军人和预备役官兵组成的游行队伍过来了，他们穿着制服，胸膛上佩戴着绶带和徽章，一边整齐划一地踏步前进一边庄严地敬礼。人们朝他们鼓掌并唱起了第17军团之歌（大约20年前，这个军团拒绝攻击罢工人员），还有一些群众举起了拳头。他们的步伐非常一致，队伍里有的人干瘪瘦小、皮肤像褐色树皮一样，也有的人体格健壮、虎背熊腰，看上去很是严肃。伤残军人的队列前方是一个坐在轮椅上、腿部残疾且眼盲的男子，他伸出一只干巴巴的手臂，手掌像羊皮纸一样又黑又干、扭成一团，仿佛刚刚碰到了高压电线。他根本都不能算是握起了拳头，那皮包骨的手像一张变形的网，从毛毯下面呈30度极不协调地支棱出来，好像他正举着一根香烟。
接着是工人方阵中的摩洛哥人、突尼斯人和阿尔及利亚人，他们举着的红旗上有一个角是绿色的，代表着穆斯林。他们“步伐不大但非常有力”，高喊着“让苏维埃政权遍地开花”，各种肤色的人，从苍白到深棕，有的戴着小贝雷帽有的则戴着土耳其毡帽，他们都时不时举起拳头，“专注的眼神里透着狂热。我从未见过这种景象。如果说那天有什么人表现了极度的热忱，那就是人数大约有5 000的北非人”。游行队伍里有青年共产党员、社会党员、女人、外省人、工人体育俱乐部成员，甚至还有“知识分子和律师”。他们在行进过程中经过看台，上面站着来自社会党的法国总理莱昂·布鲁姆、共产党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以及人民阵线的其他领导成员。布鲁姆讲话的时候，游行的人们举起了拳头，布鲁姆“声音充满了激情，其他领导人接在他后面发表讲话，街上数十万人欢欣鼓舞”。除了那些守卫着看台的人，街上一个警察也没有。那天艾瑞克在凌晨3点45分才回到住所，在参加过1933年早期柏林的共产党游行以后，这是艾瑞克首次体验到如此兴奋狂热的氛围。唯一令这场盛事蒙上阴霾的是佛朗哥将军率领军队发动政变，从而导致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