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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5月5日，表兄丹尼斯来找艾瑞克的时候很不客气地说他是个“头脑灵光的丑家伙”。
在17岁这个年纪，艾瑞克就像许多同龄男孩一样，开始关注女孩子。“有一天——如果我这副丑样子也可以的话——我会坠入爱河。然后我又会面临人生的一个困境。”
如果他找到了一个女朋友，那么当初面临的家庭与事业忠诚的两难选择，也会换种情况再次摆在他面前。但他某种程度上“迫切希望谈恋爱——当然，他没能找到对象”。
搬到英国后，他“几乎忘记了世界上会有受过教育、充满活力的女子，甚至是男子——更别说社会主义者了”。当一个这样的“现代女性”来到家里时，艾瑞克欣喜若狂。
但在街上看见的任何年轻女性，不管她富有女性魅力还是长得很普通，都让艾瑞克感觉很美好。
然而，他对自己的外貌有一种“自卑感”。“我对自己的外表感到羞愧。这听起来很愚蠢，事实上也的确愚蠢，但这是我的真实感受。”在维也纳时，他第一次从一个镶着镜子的商店橱窗里端详自己的模样：“我真的如此毫无吸引力吗？”
“如果我的样貌和现在不一样”，情况就会有所不同。这也是为什么他承认“我压抑了自己的性欲”。
几个月后，发生了一件令他更加困扰的事情。某个晚上他路过海德公园的时候，一个正在物色客人的妓女过来和他搭讪。海德公园在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站街女聚集地，那里经常有人因为卖淫嫖娼被逮捕。
“请原谅我将它写下来，”这件事发生大约一个半小时后，艾瑞克在日记里对想象中的读者说，“因为我是一个毫无经验又单纯的17岁年轻人，从来没有像这样触摸过女人。”
如果不是这么孩子气又缺乏经验，我就不会把这事看得如此认真。但这依然让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一种隐隐约约的兴奋和摇摆不定——在与她交谈、跟她走的渴望和清楚自己一分钱也没有（以及在我内心深处，不想沾染上梅毒）的自觉之间。一种糅合了巨大恐惧和极度狂喜的感情让我颤抖起来。我知道自己两眼放光。我想说的是，我当时还是隐约记得自己长得丑的。我也知道真实的自己与表现出来的冷漠跟语带讽刺恰恰相反，那时我说话犹犹豫豫，就像在害怕一样……我那故作冷静又禁不住颤抖的声音，带着隐藏的欲望，听起来就像喝醉了酒。我用这样的声音对她说我身上没带钱，口袋是空的……还未彻底走开，我便意识到自己本可以先抓住她，晚些再说没钱的事，那样我好歹能够享受一小会儿。这世界上有我能得到的女人——即使她是为了钱——这个念头让我浑身发抖。用福楼拜的话来说，青涩的岁月是多么哀伤啊（Comme c'est triste, la jeunesee）。
这场遭遇让他觉得相当荒唐，他记下这件事是如何勾出了他的自卑感，并且在回想此事时是如何冷淡而颇具讽刺意味地将之视为“有趣的现象”，而没有对这些女子产生同情或思考她们的职业性质：归根结底他还是太年轻了，或者说对两性关系太无知了。但不管怎样他显然在这场艳遇中受到了困扰，释放了他试图压抑的欲望。
实际上他又到海德公园那条昏暗的小路去走了一遭。“想要再听一次那令人愉悦的‘你好，亲爱的’——妓女们是如此平庸乏味，她们甚至在招徕客人的时候除了像爱情电影里那样问‘需要人陪吗？’就不会说点别的了。”
他得出了结论，问题在于自己的理想主义阻止了自己释放本能——虽然他同时提到这一整段插曲唤起了他的性悸动。当艾瑞克离开公园走到街灯下，他有一种再次置身于普通人中间的解脱感。他在维多利亚站上了一列火车，找到车上的一个小隔间开始读博须埃的《路易·德·波旁亲王的诔词》（
Oraison funèbre de très haut et très puissant prince Louis de Bourbon
），这是一篇写于17世纪、在孔蒂亲王葬礼上的布道。“华兹华斯所说的‘在平静中回想激情’说得很对”，后来他在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进行了反思，并补充道，“我真的极其幼稚。”
于是他用马克思主义充实自己的头脑，这会是他此前无论如何都未曾体验过的性爱的替代品。
人必须过充实的生活。生命太短暂了，不管是20年还是80年，尽量不要放弃……我拼尽全力去过充实且成功的生活。因此我训练自己从有限的个人经验里尽可能获得最大收获——无论从审美还是别的层面——并从书本里拓宽我的经验小格局……我有自己的“基本观点”——让我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而且我想致力于这项事业，我想像潜入海里那样投入其中、沉浸其中。我想要充满激情地热爱这项事业……而这种热爱又是精神层面的。就像爱上一个女人那样。
他觉得通过使自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就能把自己令人厌恶的外表变成一种美德。“我对外部事物的忽视正是我由于意识到自己的丑陋而催生的心理反应。”但同时艾瑞克也试着不为自己的外貌而感到羞愧。“我特意去扭转这种想法，并且试着为自己的长相而自豪。”事实上他做了有意识的努力，使自己看起来像个知识分子。他在专注求知的过程中克服自己的羞耻感，就像之前他通过成为一名共产党人克服了贫穷带来的羞耻。虽然对世界并无多少实践经验，但他知道自己头脑聪明。因此他表现得冷淡、平静、理智，就像一个不带主观感情色彩的观察者。
当然，在阅读和学业之外艾瑞克有些时候也有别的消遣。1934年10月，艾瑞克那此前在柏林从事电影行业的叔叔西德尼带他去了艾尔沃斯摄影棚，摄影棚在豪恩斯洛附近，是一个离伦敦西边不远的地方。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一些手法出色的电影，包括《笃定发生》（1936年）、《第三人》（1949年）和《非洲女王号》（1951年），会在这里拍摄。艾瑞克注意到片场布景不和谐的地方——一座等比例的西班牙客栈模型，边上是麦克风、探射灯和摄影机，加上片场地面一张格格不入的《每日快报》。他认为电影制作是“一种寄生形式”，抓住现实充分利用，电影里面“没有坚实的基础”。但是电影依然引人入胜，与之相比，英国左翼政治的圈子看起来既沉闷又无趣。总的来说，中欧的政治局面比大英帝国的更能使人兴奋。艾瑞克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在1934年7月初所谓的“长刀之夜”行动中，希特勒逮捕和处决了德国褐衫队的领头人物以及他从前的一些竞争对手。一开始艾瑞克至少是相信了纳粹声称褐衫队图谋叛乱的宣传口径，虽然他很难相信希特勒的两个受害者——前任总理施莱歇和巴本——被卷入了褐衫队的暴动。两人中的前者被枪决了，后者收拾包裹去了维也纳担任大使。他没有犯某些共产党人那样的错误，认为这个事件意味着纳粹统治的终结。
事实上，他看得很清楚，对欧洲政治局势更悲观了。他认为西班牙新的人民阵线政府会引起革命或者内战。想到前一年2月，与教会勾结的法西斯在短暂的内战中通过政变镇压了奥地利的人民运动，他希望“别再有第二个奥地利了！”。
暴力和死亡在整个欧洲爆发，不久前发生过一次世界大战，而另一次很可能就在不远的将来，革命和反革命连绵不绝。生活在这样恐怖的年月里，艾瑞克觉得唯一的道德事业就是投身创造美好未来。
他和表兄到一个在书店工作的年轻共产党员家里去，这个共产党员的妻子是个秘书，他们还有一个小婴儿。这家人破旧的公寓让艾瑞克意识到大多数人都住得相当普通：“相比起来我们是多么奢侈啊，我这样想的时候觉得很羞愧。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我真的应该比无产阶级都要加倍努力。”
接下来的好几天，他都处于一个“狂热布尔什维克”的状态。共产主义事业确实是艾瑞克的全部，但在内心深处艾瑞克知道他永远不可能摒弃其他一切去追随它。未来的唯一希望在于共产主义，因此如果一个人不能“完全投身到摧毁资本主义的事业中，那个人就会是叛徒。结论：我是个叛徒”。
在此期间，他继续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1935年1月，他买了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版，怀着强烈的自豪感把书带回家，添加到他那规模不断扩大的个人图书馆中。
“我把马克思这些人的书当作课本，”他写道，“类似于当作一个对数表，也就是说，当我想要分析的事情出现，而我又因为怕麻烦，不想用辩证法的方式去思考整件事的时候，我就会到马克思的书里找找看，这样我手头就会得到一个完整又精彩的分析。”
17岁的艾瑞克还是缺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这种能力在后来才会形成。除了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作品外，艾瑞克通过读侦探故事来自娱自乐，1935年2月，他还关注了戏剧，读了埃斯库罗斯、博蒙、弗莱彻、查普曼、契诃夫、德克尔、马辛杰、米德尔顿、马洛、奥尼尔、索福克勒斯、斯特林堡、韦伯斯特，另外还看完了斯特恩的《项狄传》（虽然他叔叔想阻止他看）。韦伯斯特的《白魔》触发了艾瑞克的思考，剧作家描述的堕落世界和艾瑞克自己所处的时代不无相似之处。
从T.S.艾略特的文章中，艾瑞克加深了对早期现代英国戏剧的认识。“这个人一直是很有价值的评论家。”
但需要完成阅读作业时，他对学校要求阅读的“资产阶级作家”作品感到厌恶（文学作品除外）。他宣称这些作品“全都是浪费纸张”。这就是它们的本质，比这更糟糕的是“资产阶级的宣传”，沉闷、片面又脆弱。当然，根据他的总结，还是有“很多差劲的共产主义作品的。与马克思相比，斯大林也不能算是伟大的作者”——任何同时读过这两位作者的人都很容易同意这个结论，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叶，很少有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敢于挑明这一点。资产阶级的作品只有在“把思想引向它可以进一步发展的道路”时才有价值。艾瑞克觉得萧伯纳可以做到这一点，还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华兹华斯和雪莱（主要是他的散文），以及历史学家维诺格拉多夫和其他几位作者。相较而言，即使文笔沉闷如斯大林，也能直接教育读者，因为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艾瑞克认同传统左翼阵营里那些著名的反叛英雄，从在古罗马时期领导了奴隶起义的斯巴达克斯开始，到中世纪的农民起义领袖瓦特·泰勒和约翰·波尔、哥萨克领袖斯金卡·拉辛、平等派、爱尔兰起义领袖沃尔夫·托恩、宪章运动者、新芬党、许多国家的罢工工人，还有无政府主义者萨科和范泽蒂，这两人1927年在美国被处决，当时对他们犯下谋杀案的指控在全世界激起了抗议示威。他的德国英雄包括明斯特的新教再洗礼派信徒，1919年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以及20世纪20年代早期萨克森的极左游击战士马克斯·霍尔兹。但是，他强调世界各地皆有英雄，从印度到中国、墨西哥和纳米比亚：“有百万个英雄，上亿个英雄！这难道不比因自己的需求和欲望而烦恼要来得伟大吗？”只需要想象一下全世界的受压迫者联合起来建设一个更好未来的情景。“天啊，这是多么波澜壮阔的景象！啊，我不太可能见证这一刻了，虽然我才17岁，我设想自己能活到40岁。离现在还有23年。但我更可能只活到35岁，对，我不太有机会经历世界革命了。”
他很好奇革命将以何种方式出现。爱尔兰在1916年到1921年间的经验显示，一个组织良好、资源充足的小规模团体，在人民群众不太积极的支持下，仍能在为自由而战时赢得胜利。因此，有必要（就是现在！）召集一群革命者，在体育俱乐部或者类似的地方训练他们，找地方储藏武器，建立有效的情报网络以确保杜绝叛徒，列出需要攻占的重要设施和建筑物。而且，由于只有得到民众的支持革命才可能成功，因此必须提前赢得无产阶级的支持，这样才能在宣布大罢工后继续组织武装政变。必须炸毁铁路，以阻止政府向动乱地区调派军队。要切断伦敦和其他国家的联系：
要炸了大北路、艾奇韦尔路、大西区、南安普顿、克劳登、A20公路、黑斯廷斯和伊斯特本（的公路）。还要炸毁铁路网络，或者占领它们。炸毁一些铁路桥梁以及控制泰晤士河的交通要道。封锁泰晤士河上游，在小街道上投入战斗小组（战士们）以提供支援。同时，控制电台或者关停它，使用自己的电台。在所有的贫民区设置路障（就像1923年的汉堡、1871年的巴黎和1929年柏林的韦丁区一样），试着去控制工厂以及攻占银行和公共建筑物。切断电报线路和电线，可能的话占领发电站，如果没有别的办法，那就炸毁它们。利用运输业工人的力量封锁公共汽车、电车线路以及尽可能多的街道。当然这不能阻止军队的到来，但可以给他们制造更多困难。
艾瑞克觉得相同的行动可以在英国的其他城市开展。
当然军队的核心成员也有可能投向革命者。但即使这没有发生，政府的武装力量也没办法摧毁那些已经被革命者占领的公共建筑、工厂和银行，等等。最后，一场大罢工会切断军队的供给，使他们在饥饿中缴械投降。“这看起来好像有点儿过分血腥了”，在关于英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少年奇想结尾处，艾瑞克总结道，“但老实说，我并不是出于孩童的冒险乐趣而写着玩的，坦白地说我想了解一场成功的革命是如何进行的，因此尽可能地利用其他革命的经验。”如果艾瑞克稍微想到1871年巴黎公社那被武装力量从外部摧毁的命运，或者1923年汉堡以及1929年柏林韦丁区被警察拆除的街垒，他就不会如此孩子气。很多年后，当他以考察了数十年右翼分子武装政变后产生的悲观态度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时，他认为军官团才最有可能是武装夺权的发动者，虽然那时他依旧认为一场组织良好的人民民主运动可以打败他们。
就像这些奇思异想暗示的那样，艾瑞克觉得自己陷入了乏味的生活中。“我读书、吃饭、思考、睡觉，”他在1935年3月写道，“买书，整天做白日梦。为什么不呢？也许，给自己一点愿望满足感也无伤大雅吧。”
他感觉“压根没办法投入到学习中去，天知道期末考试会考砸成什么样子”。
他像一个典型的青少年一样漫无目标，不知道应该投身到某种活动中去还是退回象牙塔中。他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渴望有所不同但又不知道这个“不同”到底指的是什么。“我是个聪明人，非常聪明，难道我智力上的天赋只能白白浪费在我一个人身上？”他在文森特·凡·高的思想中得到了些许安慰。阅读凡·高的书信时，艾瑞克觉得自己对凡·高在信中表达的感受颇有共鸣。但他还是因为自己永远无法成为一个活跃的革命者这个事实感到沮丧。
诗人阿尔蒂尔·兰波让他自惭形秽，因为前者在18岁的时候就已经写出了自己最出色的作品，而艾瑞克觉得自己在这个年纪里还没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与此同时，他继续阅读书籍，在3月初草草读完了莎士比亚的6部戏剧、柯勒律治的《莎士比亚评论》、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和佩特罗尼乌斯的《萨蒂利孔》。
他在1935年3月最后一周和4月第一周的书单包括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其中的一卷《在少女们身旁》，托马斯·曼的《国王的神圣》以及弥尔顿《失乐园》的头4册，鲍斯威尔《约翰逊传》的前15章，威尔弗莱德·欧文、多恩、霍斯曼的诗歌，德莱顿和蒲柏的书信集，以及让·保罗、戈特霍尔德·莱辛和莫泊桑的作品。他觉得普鲁斯特晦涩难懂，因为他采用了个人化叙事和主观视角。他还读了哲学家休谟的作品、列宁那颇受欢迎的传记和多斯·帕索斯的游记，在帕索斯的游记中他摘录了一句明显让他想到自己的话：“我是一个作者，作者是尽可能置身局外的人。”
在专注学业和考试并扩大了阅读量的几个月后，艾瑞克决定再次积极投身政治活动。但他不想再和家人争吵。他告诉叔叔婶婶自己要去见表兄丹尼斯，放学后他去看了一场《哈姆雷特》以打发时间，这出剧由约翰·吉尔古德主演，艾瑞克认为他的表演“非常棒”，虽然这位演员更关注角色塑造而台词功力稍显不足。
在茶室里坐了一小会后，他就前往参加工党的一个晚间会议。这是一次紧张兮兮的经历：
我抄小路到塔尔斯山去，一路问自己葛蕾特婶婶和西德尼叔叔会不会碰巧把我抓个正着。我把去参加会议这件事件又想了一遍，再次理智地得出结论，我的行为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但就算这样，我也还是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不对。一个人终究还是要和自己的父母或者监护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对他们撒谎当然不难，而且我也压根没因为对他们撒了谎而自责，但是我更希望可以坦诚地对他们说：我要去参加一个会议，或者要去某人的房子、花园里或别的什么地方……也许我有一点不安，因为我进入会议厅的时候觉得很热，而且还在颤抖。
在这次会议上，艾瑞克对工党的印象并不比上次好。他注意到这个选区在安斯蒂夫人的铁腕统治下，她是“一个友善的老太太，脸色红润，非常快活，但不是社会主义者”。她在宣读新党员名单时特意强调他们必须遵守工党的原则和规矩，“这样才不会有一些头脑发热的人进入党内”。另外，艾瑞克还发现成员们“意见非常一致”。然而这意味着没有什么能够触动他们接受更先进的理念。艾瑞克回到家的时候，他的把戏并没有被识穿。但他以后再也没有去那里。
虽然西德尼和葛蕾特对他参与渴望参与政治充满反对和敌意，这让艾瑞克很气愤，但他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相对自由和宽容的家庭里。他相信这有好处也有坏处。他对婶婶的评价是：
她是传统衰落的受害者，既不能有条不紊地索性保持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氛围，又不确定是否能用现代的教育方式抚养我们，她被困在旧时代与新时代之间。她回想自己的童年会充满遗憾，但又没有进行系统的尝试，采用那个年代养育孩子的方式。所以我们是没有家庭熏陶的。严格的传统潜意识在我们家庭里是缺失的。传统已死，我们活在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所以理所当然地缺乏对个体的尊重。因此南希和彼得都在“放羊式”地成长，可能以后他们会自学成才，但南希恐怕不太能做到。
艾瑞克觉得有一件事情是西德尼和葛蕾特无能为力的，他们没能想明白自己为什么如此失败。如果他们生活在40年前，可能会更加适应这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