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花了很多个晚上和像他父亲一样支持工党的堂兄罗恩·霍布斯鲍姆讨论上述情况后，一个关键问题还是得不到解答：应该以何种方式进行革命？艾瑞克对英国共产党的运动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因为它从来都只是英国政治边缘的一个小派系。而且，在英国当一个共产党员实在不算困难或者危险。
德国共产党员害怕橡胶警棍和集中营，但他有一群同志；英国的共产党员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但他也没有志同道合的伙伴。在德国人们会说：马克思是一股力量，所以我们要把你送进集中营。共产党人在认识到自身的影响力后汲取了新的力量，自豪地认清了自己确确实实地正在被压迫。但在这儿，马克思只是一个被杰文斯驳斥过的过时经济学家。
艾瑞克感觉到共产主义在德国的确是不容小觑的力量。让艾瑞克得到政治启蒙的地方是1932—1933年的柏林，而不是英国，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一点。德国的大规模共产主义运动在魏玛共和国最后的几次选举中使共产党在帝国议会赢得了100个座席，相较而言，英国共产党当时在下议院根本没有议员代表。况且英国的共产党人拒绝成为一个大政党，并且坚持每个成员都必须是活跃的战斗分子，这个角色是艾瑞克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承担的，毕竟当时他还只是个学生，关注点在学业上。他得出了自己没有机会参加英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结论，原因“一部分是克罗伊登
基层组织的情况不允许，一部分则是由于英国共产党自身”。
艾瑞克有机会参与的唯一一次大规模运动是由工党组织的。工党由前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领导，但大部分成员是保守派，1931年大选惨败在执政党手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一蹶不振，不过至少工党不要求艾瑞克绝对效忠，绝对效忠这一点他是不可能做到的。然而工党是“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者”。
1934年的“五一”劳动节游行显示出工党运动死气沉沉、令人失望的情形。艾瑞克本来将这次游行看作“也许是除了十月革命周年庆祝之外全年最盛大的节日”，他不但在日记里列举了前一年全世界最伟大的阶级斗争（“里面有一个详细的列表，标题为‘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团结起来！’”）并标注了这次游行的日期，还自己设法参加了游行。结果他非常伤心。在5月1日这个全世界工人饱含热情地为自己创立的节日里，参加游行队伍的还不足1 000人。
艾瑞克决定更加直接地渗透到本地的工党组织中去“进行共产主义宣传”。
“我打算加入的是工党而不是共产党，”他宣称，“就像军队中的卡尔·李卜克内西、俄国国家杜马里的布尔什维克一样，我打算加入工党，然后尽力宣传共产主义。”为了显示自己的立场没有丝毫妥协，艾瑞克引用了纳粹掌权之前德国共产党准军事组织的口号：“红色阵线万岁！”
几天后，从工党分离出去的左翼独立工党推举的候选人——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活动家芬纳·布罗克韦——在厄普顿的一次补选中落败，这让艾瑞克更加坚持他的策略性决定。他批评本地共产党员以及独立工党的成员与工党作对，而不是待在“恶魔的肚子里”。“人们不能光靠喊口号来掀起运动。但英国共产党和独立工党就是光说不做。”
很明显，他总结道：“工党需要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否则，英国有变成法西斯的危险（奥斯瓦尔德·莫斯里的英国法西斯分子联盟此前在伦敦的奥林匹亚体育场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上了报纸头条并得到《每日邮报》的大力鼓吹）。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那就“必须为一场武装斗争形式的大罢工做好准备”。
艾瑞克向叔叔和婶婶隐瞒了自己立志成为一名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目标”。
但加入工党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当工党诺伍德分部寄信给艾瑞克确认他的党员身份时，西德尼和葛蕾特留意到了信的内容，不太高兴。艾瑞克告诉他们自己准备参加当地分部的一个会议，他们没有批准他去，
理由是地方太远了，他需要很晚才能回到家。
在一连串激烈的家庭争吵中，严重的危机随之而来。葛蕾特此前已经表示过希望艾瑞克能“成熟起来，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但艾瑞克轻蔑地拒绝了这个提议。
现在，他的婶婶明确提出要他集中精力在学业上，不可以被那些她强烈反对的政治运动分心。艾瑞克对自己说他必须“在家庭和马克思之间做选择。但我已经决定了，家庭的纽带，就算是感情最深的那种，也都是资产阶级的情形”。
政治和家庭之间的鸿沟是无法跨越了。“古怪的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我希望叔叔的生意做得好，但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我必须反对所有的资本家企业。”艾瑞克的叔叔无疑正是一个商人，一个职业的资本家。
随着争执越发严重，艾瑞克去了当地图书馆查阅监护人可以对被监护人行使哪些权利。他还没有成年（当时成年的法定年龄是21岁），查到的信息也令人沮丧。他必须等到了那个年纪才能根据法律规定获得独立。
“要么我待在家里，享受阅读和谈话的自由，要么为了成为政治活跃分子而离家出走。”
艾瑞克想知道自己是否可以通过一份公职养活自己，并在找到公寓之前和朋友们一起住。毕竟离开家里意味着可能会像1914年那些离家的青年一样走向战场。
另一方面，他不想伤害叔叔和婶婶。“葛蕾特婶婶为了我哭过——她可千万别再哭了啊！”
他因为“对葛蕾特婶婶和西德尼叔叔的尊重”而打消了念头。对，并不是因为他性格软弱。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出于爱？还是出于懦弱？还是两者兼有之？难道共产主义不值得他为之牺牲吗？但他不愿意伤害叔叔和婶婶。“天啊，天啊”，艾瑞克十分痛苦。
在艾瑞克要去开组织会议那天晚上，冲突达到最激烈的时刻，“西德尼叔叔勃然大怒，开始扔周围的东西”，家里“乱成一团”。
时间在持续的争吵中过去了，很快艾瑞克就因为太晚而赶不上参加会议。接下来的一周家里的气氛都很紧张。西德尼直到1934年6月8日祝贺艾瑞克17岁生日时才和他说话。艾瑞克被叔叔的举动感动了，但又一次责怪自己性格软弱，对事业缺乏忠诚。
“该死！该死！该死！为什么我是这种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一个小资产阶级？”他悲叹。
“懦弱，是的，就是懦弱！”
他面对工人阶级表现得像一个“卑鄙小人”，不能代表他们参与政治活动。
但他感激叔叔婶婶对他学业能力的信心。他承认，西德尼叔叔“相信我”，葛蕾特婶婶则“像母亲一样”。
最后，艾瑞克做出了选择：家庭终究要排在政治前头。
艾瑞克的这些痛苦很容易被轻描淡写地归为青少年情感波动的产物，但对他来说，这是决定做一个有信仰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投身成为活动家的人生道路转折点。西德尼和葛蕾特的劝说并不能让他放弃对共产主义的忠诚，但这段插曲也形成了另一种压力，将他的参与局限在思想的范畴。实际上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庆幸自己在家里呼吸了18个月的政治“毒气”而依然是个共产党人，哪怕只是个“资产阶级式的布尔什维克”。
不管怎样，艾瑞克不久后还是设法参加了一次工党的集会，一位奥地利的社会主义流亡人士在会上做了发言。他佯称自己在学校“参加完体育运动后”（其实并没有这回事）去找表兄丹尼斯，以此瞒过叔叔和婶婶。
但他在会上看到的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触动。“所以这就是工党了，”艾瑞克参加完他的第一次会议后禁不住疑惑，“一群上了年纪的女士和先生。”在一个还在读书的男孩看来，他们或许已经是些老家伙了，但其实大部分人都不过是中年人。“议会制度的形式和规矩”是“必须严格遵守的，即使讨论的不是重要话题”。他得出了非常尖刻的结论。“噢，”他不无讽刺地大呼，“无产阶级的先锋，社会主义的伟大建筑师。”让他印象更深刻的是那个发言者，那人呼吁发动武装起义反对法西斯分子与教会勾结、建立独裁统治。同一年早些时候，这些法西斯分子在奥地利和社会主义者发生了历时4天的暴力冲突，并取得了国家的控制权。他还提出，社会主义者一旦取得权力，就要通过枪杆子来进行统治。
1934年10月底之前，艾瑞克注意到共产国际已经抛弃了此前的强硬立场，正式支持在人民阵线中与社会主义政党合作的方针。英国共产党同意不提名议会候选人，因为工党的候选人已经“是够格的社会主义者了”。艾瑞克感觉自己难以判断这项政策的好坏。
他此前递交了希望加入英国共产党诺伍德分部的申请。
但即便他真的在那时就已经成为一名英国共产党的党员，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为政党做了什么或者参加过什么会议。不过，在1934年11月1日的自治市当地选举中，艾瑞克协助过工党的竞选活动，而他那时已经学会开车，对他的工作应该有所帮助。“我给工党的人开车。选举——又一次新的体验。但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隆重……我有时帮助行动不便的人到投票站去，有时上别人（工党支持者）家去敲门，询问他们是否已经投票”，如果还没有就邀请他们去投票。
艾瑞克觉得这个任务并无多少成就感。他在教堂巷遇到了一个极其顽固的投票者，或者更应该说是“拒绝投票者”：
我们敲门，问他：“您投票了吗？”“没有。”“那为什么不投呢？”“不想投。”“怎么会呢？”“太累了。如果明天投的话我会去。”“但是明天就没有投票了，不管怎样，来投一下吧！”“不想去。”“只花您5分钟时间，我们的车很舒服的。”“不想去。”“可是，上帝啊，这可是又一次让您为自己的权利投票啊！”（说话的是我的伙伴N.B，我当时坐在车里。）“不想去。”“确定？”“不想去。”你可以从这件事情中得到自己的结论，那就是必须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些疲劳、呆滞和有抵触心理的顽固分子中间，引导工人阶级的觉醒，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不只是工党，艾瑞克迄今为止遇到的工人阶级成员似乎都对革命缺乏准备，而根据艾瑞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场革命应该是由这些工人阶级发动的。不过至少这次竞选的结果对工党来说是一场胜利，他们在伦敦议会赢得了457个席位，控制了11个地方议会，在其中4个议会里继续保持了人数优势。在属于伦敦自治市的萨瑟克，工党获得了52个席位，剩下的1个席位来自反对社会主义的地方纳税人协会——只有一个非工党席位还保持连任，而且那个席位不属于艾瑞克助选的那个选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