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并不是艾瑞克的全部,他也不仅仅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艺术。他对英国的乡村抱有强烈的热爱。对于在维也纳、柏林和伦敦这样的大城市长大的人来说,接触大自然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体验。“我到乡村去放松自己,”有一次在达特穆尔的廷茅斯和家人一起度假后,艾瑞克写道,“我一点也不想了解大城市和它的文化。” 他特别喜欢在位于萨里郡乡村地区的格林森林露营,这个地方靠近霍舍姆,由一位圣马里波恩文法学校的毕业生罗瑟米尔爵士捐赠,他是报纸大亨,有时也支持莫斯利的英国法西斯分子联盟。从短暂的童子军经历开始,艾瑞克就已经对必须整齐地排成一行的扎营方式相当熟悉了。男孩们睡在帆布大帐篷里,一个帐篷可以容纳6个人。他们被分成小组,进行比赛、游戏和探险,包括在乡村之间的跑步比赛。他们也在霍姆伯雷山和克罗斯港之间徒步旅行,还有一个可以随时使用的游泳池。这些活动的重点大部分都是锻炼身体。 艾瑞克还开始和堂兄罗恩一起在周末骑车漫游伦敦周边的乡村。1934年夏天的一次旅途中,他俩骑到了北威尔士并爬上了卡德伊德里斯山。 1936年4月,他们在斯诺登尼亚山区露营两个星期,全程骑车来回,在帐篷里过夜并登上了威尔士的第三高峰——白雪皑皑的卡纳德戴维德山。
大自然对艾瑞克来说有着重要意义。1935年早春,艾瑞克坐在伦敦家中的书桌前,穿着他的蓝色编织毛衫和法兰绒裤子,突然,他感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渴望:
渴望什么?也许是田野,生机勃勃的红色田野,还有被太阳晒得暖洋洋的广阔草地;也许是夜里无声无息的树林;或者是浩瀚无边的大海,充满温柔而轻盈的力量,在傍晚映闪着美好的霞光与水波。我想要心平气和地躺下来,轻轻地,在灿烂的太阳底下,深深地沉浸在迷人的阳光中。我不想动,一点也不想,就这样躺着直到睡着,在太阳下,在温暖的草地上。
1935年春,他和罗恩又一次骑车去德文郡和多赛特郡旅行。这个时候罗恩已经开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上经济学的夜校课程,这能帮助他通过管理级的公务员资格考试,从而参与政策的规划与执行。从1935年1月开始,罗恩就在位于邱园 的劳工部财政处工作, 工资有所增长,罗恩于是从新成立的克劳德·巴特勒公司购买了一辆倒装把手的赛用自行车,此时艾瑞克也扔掉了那辆让他在维也纳和柏林感到难堪的老自行车,设法要到了一辆可以让他长时间骑行的车。
这让他能够充分感受到与大自然沟通时近乎狂喜的情绪,就像他在英国西部旅行时写的那样:
早上,我躺在帐篷里,眼睛半睁半闭,懒洋洋地看着一只苍头燕雀停在头顶一棵山楂树的枝条上。枝条细嫩,微弱的阳光为它的灰褐色染上光芒,使那些就要长成叶子的叶芽更加明显。这只苍头燕雀正在对着天空唱歌,对着海浪那恒久重复的声音唱歌……我对海很着迷,于是扭过头去,看到悬崖周围的海面在慢慢地摇曳,一波波温柔破碎的浪花,绿得如同被打破的酒杯玻璃。阳光所及的海面闪耀着银光,移动着的模糊云影笼罩其上……我的脑袋放空了,只想感受这一切……我们又惊喜又雀跃,还有一点害怕。悬崖、树木、海鸥和云彩,这些让人目眩神迷的斑斓光线、眼花缭乱的色彩和形状的漩涡,既在我们之中,又环绕着白色的帐篷旋转。
艾瑞克后来形容罗恩“热爱大海”。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罗恩就自豪地向艾瑞克展示了他“精心描绘的画作,上面是扬帆的三桅船”。 对罗恩来说,骑自行车去海边最大的好处是有机会出海。
在罗恩的提议下,两个男孩在海边一艘拖网渔船上过了一夜,渔船“来自德文郡布里克瑟姆,两个年老的水手慢慢地拉着我们穿过红色的帆篷到船上去,并将小渔船上的渔网和白得发亮的小平底船系到我们船下锚的地方”。
这艘拖船发出轧轧的声音,驶出港口来到托尔湾深蓝色的海面上。阳光灼热地照在深红色的悬崖上,海面如同一面打磨过的钢铁盾牌一样闪耀着光芒。海岸慢慢往后移去,港口、防波堤、悬崖。托基和佩恩顿像蜘蛛一样匍匐在远景中。海鸥滑翔而过,一队队潜水鸟有节奏地扎进海里……波尔特山谷出现在天幕下,在我们身后的海岸线上显得十分开阔。细微的阴影开始在波峰之下显现,或者在涟漪之间的波谷里,因为海面很平静。红色和金黄色的云彩颜色变得更深,在海面上投下颤动的影子。
渔网撒下之后,两个男孩坐在捕捞箱上喝茶、吃巧克力。天色变暗后,托基城“像一只闪着光的巨大萤火虫……灯塔有规律地投射出光柱——两下、停顿,两下、停顿。海面粼光点点,我们的船所过之处有发光的泡沫升起又慢慢飘远,随着船的前进,船舷两边喷溅出绿色的浪沫”。渔夫拉曳着渔网。“渔网一扯就打开了,一大片鳞光闪闪的鱼群挂在网上挣扎扭动。”渔夫对捕获的鱼进行分类,不需要的就扔回海里去。“这样的生活很艰辛,”艾瑞克一边看着渔夫工作一边想,“春夏秋三季的夜晚他们都要出海劳作,冬季的白日也是如此。”他们还必须“在露天市场里用拍卖的方式自己把渔获卖掉,而且运气好坏全靠我们接下来将看到的买家和拍卖人”。
艾瑞克能很自然地将大自然与意识形态联系到一起,因为世间万事万物作为一个整体,彼此总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对艾瑞克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组织的系统,就像宇宙由它的各个部分组成一样:
世界观(Weltanschauung)是很奇妙的东西。它是宏大的、经过完善和包罗万象的:就像新建大厦里一组高大的钢铁脚手架那样,看上去坚固又完整。或者像18世纪英国公园里那些独自屹立的大树,姿态匀称、修剪规整,树荫下有茵茵草坪,顶上是在阳光中熠熠发亮的宽广树冠。还有树干,树皮粗糙黝黑或者光滑如银的树干,树根向外伸展,树枝挺拔向上——一个和谐的整体,“掌控万物的伟业!”不,它甚至更加伟大,上面这些平凡的比拟都不足以形容。它像无所不容的宇宙,如太空般幽深:从遥远的黑暗到我们头顶天空的瀚海星辰,穿越整个无边深邃、如绸缎般光滑的黑色太虚,直至太阳苍白的光束浮现之处……
最后,他没有继续写下去,因为他承认自己的诗学素养尚不足以如此描绘马克思主义。
虽然艾瑞克更喜欢大自然和英国乡村,但他有时也会欣赏一下冬天里伦敦上空那神秘莫测的大雾。大雾笼罩在城市和原野上空,绵延数公里,充盈着密集、酸性的水蒸气,有时候是白色,有时是黄色,有时是褐色,让人几乎没法看清楚周围。 1934年11月19日正逢星期一,大雾让艾瑞克写下了他最早的实验性创作作品之一:
雾气重重,压盖着一切。人们被隔绝了。我在这儿,世界只有方圆10米,此外的地方被白茫茫的雾色完全吞噬。人此刻只能靠自己的本能,感官的敏感程度会扩大、会加深。比如在我走过海德公园的时候,所有的树木都纹丝不动,仿佛尼俄柏一般变成了石像,枝杈伸展着,像一群鬼魂。有雾丝丝缕缕萦绕脚边,沥青马路吐出微弱几不可见的蒸汽,像雪茄燃着的烟。稍远的地方,在大理石拱门那儿,闪闪摇曳着一小片蜂巢状的物体,隐隐约约有许多透着红光的小孔,像一个个小灯笼在舞动。汽车放射出规整的光柱,远远地照着,穿透了雾霾,但车头的灯光还是独力难支,光线消融在雾中,被彻底吞没,只有车的侧灯和尾灯如同泛着幽幽微光的萤火虫(天色渐渐变晚)。影影绰绰的地方意味着有房屋,帕克巷的空气会好一些,至于格罗夫纳或者多尔切斯特那边,谁知道呢。街头的弧光灯在空中一动也不动地径直悬着,像小飞机的旋翼或者木头做的隼鹰,向下投射出阵阵光束,我想到了金色的雨、光之瀑布和光的金字塔、电影片场的探照灯,所及之处都被映照出清晰的轮廓。但雾气在我前方涌动着、翻卷着,又屏障了周围所有的人和景物:我犹如置身于无梦的沉睡、全然的虚空。这雾说不定是伊克西翁和大地上的朱诺在缱绻,但那是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是所谓的田园牧歌般的景象。然后我来到了吉卜赛山火车站:半明半暗之间(我站在露天的站台上),隐约可见的是车站的屋顶,厚重而宽广,像巨鲸背部的一排排脊骨。丝丝缕缕的雾气缭绕着我下方的一段铁路,站台上微弱的绿色灯光在闪烁,几栋轮廓模糊的建筑物呆板地矗立着。在它们后面有一处柔和的灯光(车站大厅)。轨道的另一边有一堵白色的墙,中间是一个光点(信号灯盒子)。我再次感到自己被置于个人宇宙的中心,一个范围只有10米的空间。那些外面的事物全变成了斑驳的星点,轨道和站台地上画的线条是唯一能让我确定的事物。天终于黑了。火车进站,在远处隆隆作响,像雷鸣一般,又像有人将橡木酒桶滚落酒窖。当它急速地渐行渐近时,大雾将这台巨大精妙、能够奏出恢宏完美交响曲、集各部件之和谐于一体的机器,变成了一头黑黝黝的丑陋沧龙。车窗流泻出泉水一样的灯光,颤动着在黑暗中投下一道抛物线。
艾瑞克没有再去更多地尝试这种细腻的描述风格,但这是很好的写作练习。
在私密日记里,艾瑞克也开始进行诗歌风格的实验,和那篇关于伦敦大雾的散文一样,他日记里的所有东西都是用德语写的。他这个时期的诗歌不过是一些宣传风格的口号。他写了一系列不同版本并称之为《资本家之歌》的诗,不过这只是一连串列举资本主义体系之邪恶的句子而非真正的诗赋,后面还接着一段“控诉”,其中资本家的代言人宣扬“战争是美好的,无比美好”“打倒犹太人”“民族的英国”以及诸如此类的口号,而工人则宣告“内战,只有红旗最后飘扬,独自飘扬”。 他在读过西里尔·乔德的《巴比特·沃伦:美国讽刺故事》( The Babbitt Warren: A Satire on the United States , 1927年)后写了另一首诗。西里尔·乔德在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夜校给非全日制的学生上课,是和平主义者和左翼的工党支持者,但对艾瑞克来说乔德还不够左派,他觉得乔德的这本书有些地方写得很好,但总体来说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调调”。他赞赏乔德关于“人没有创造历史,恰恰相反,是历史创造了人”的洞察。然而他自己写的这首诗是一篇政治宣传口号:里面也有资产阶级式的宣言——“我们让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但并没有取得任何进步”。 直到1934年11月末,他才写了一些不再局限于为即将到来的革命欢呼雀跃的诗句:自然在“一战”的时候已经被埋葬在西线的帕斯尚尔和凡尔登了,他写道:“我们再也不能歌颂鲜花了。”
他在如饥似渴的阅读中广泛涉猎了英语和德语的文学作品,包括麦考莱的散文、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梦游仙境》以及19世纪德国讽刺作家及漫画家威廉·布施的作品,虽然艾瑞克觉得布施“粗俗”并且缺少另一位讽刺作家、诗人和韵文作家克里斯汀·摩根斯特恩作品中的精致感。他认为自己如果留在柏林,对德语文学会有更好的认识。 但他的私人图书馆包括了海涅、荷尔德林和里尔克的德语诗歌,以及莎士比亚、邓恩、庞德、济慈、雪莱、柯尔律治和弥尔顿的英诗作品。他读过几卷奥登、戴-刘易斯、斯彭德,以及17世纪宗教诗人乔治·赫伯特、理查德·克拉肖的诗作。他的法语水平也足以让他读完一卷波德莱尔。 艾瑞克对散文小说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同时代的作品上,他买了一本当时很受欢迎的T.F.波伊斯写的短篇小说集,还读了利翁·孚希特万格出色的反纳粹小说——描写一个德国犹太家庭衰落史的《奥培曼兄妹》( The Oppermanns ,1933年),虽然他觉得这本书“太资产阶级情调了!”。他还阅读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海浪》(1931年)和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1929年)这一类的实验性小说,并将这些小说和当时受欢迎的美国社会主义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的作品进行比较。
所以,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吗?他担忧自己会摇摆不定、有所怀疑。说到怀疑,他郑重地补充道:
这毫无疑问是思考能力出色的表现。知识分子甚至可能告诉你教条主义的共产党员并不如他们(知识分子)那般心智健全。但对教条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做的事情……我要承认:我心存疑惑……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知识分子,有着知识分子所有的弱点——压抑、复杂,诸如此类。
知识分子毕竟是资产阶级里有能力成为社会主义者的那一部分人。 (不久之后,当艾瑞克再次读到这篇日记时,他不禁大呼:“天啊,我是多么自负!”) 在英国,将自己定义为知识分子很不寻常,更何况这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但艾瑞克觉得还有问题没有解决。而这问题主要是他不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运用到行动中,以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他感到自己只是摆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姿态以掩饰他的“非布尔什维克”行为和对资产阶级习惯的坚持。他承认自己“没办法做出决定干一番事情。需要当机立断的行动时,我能做什么?当我独自一人没有长辈或贤师指引时,我该依靠谁?”。他决定用自己从童子军时代就铭记于心的格言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就是:时刻准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