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

新的国家对艾瑞克和妹妹南希，叔叔婶婶以及他们的儿子彼得来说是一个安全的庇护所，但在许多别的方面，艾瑞克对大英帝国的第一印象并不算好：

英国真是令人失望。魏玛共和国末期的柏林无比精彩、复杂，学术和政治都上呈现出爆炸性的势头，在那儿待了两年后来到英国，我感觉就像一个曼哈顿的记者，却被主编调到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去报道新闻。在英国的头几年我百无聊赖，等待着有机会重新拾起在柏林中断的社会活动。当然，对我来自中欧的年长亲属来说，英国的守旧、沉闷和一成不变是这个国家的魅力。他们说这是个快乐的国家，报纸头版上的“危机”是关于板球比赛而不是文明的解体的。但这并不是我在16岁的年纪里想要的。

他的叔叔西德尼和婶婶葛蕾特都对政治或文化兴趣不大，虽然葛蕾特可以欣赏古典音乐，也懂一点儿。因此艾瑞克有时在家里感到“非常沉闷”。 实际上，当艾瑞克的叔叔发现他在读斯特恩的18世纪讽刺小说《项狄传》时，他把书拿走了。 这让艾瑞克在文化和政治生活方面不得不寻找别的纾解方式。至于妹妹南希，艾瑞克让她参与相关话题讨论的尝试彻底失败了。“我们都很诧异，”他写道，这里的“我们”主要指他自己和叔叔婶婶，“南希是如此平庸，简直可以说是平庸的典型。”从前艾瑞克的父母要有趣得多，而他在伦敦的亲戚——他的另一个叔叔哈里和堂兄罗恩——都是能够和他交流的人。但南希不是这样，她和艾瑞克没有共同兴趣，而是专注于她这个年纪的普通英国女孩典型的兴趣和活动。有时他们一起打牌，看看电影——比如1934年5月他们和表弟彼得一起去看了《安妮号拖轮》。 虽然南希很聪慧，但她没有学术天赋，也不看哥哥读的书，对政治更不感兴趣。艾瑞克觉得妹妹多愁善感，而且在因某些事情焦虑的时候还有可能撒谎。他不知道如何和她建立亲密关系，作为哥哥他自然是希望照顾她的。“我想尽力。但是我能做到吗？” 他不太确定。“在政治方面，”他无奈地总结道，就像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我已经认识到95%的人类总的来说都是庸人。”

我们可以重现艾瑞克在这方面以及其他问题上的私人想法，是因为在伦敦安顿下来后，艾瑞克从1934年4月开始写日记，他写了自己记日记是为了“摆脱无聊”以及练习德语写作。“不过这些只是借口而已，”他后来又补充，“实际上，我这样做是因为想要像俗话说的那样，打开心扉。”写了一段时间后，日记变成了“某种垃圾箱或者杂物间，我可以往里面塞进各种想法和心情”。1935年重新读自己的日记时，他觉得自己那时写的东西相当矫情，里面自我剖析过多，客观描述不足，“我不像佩皮斯 那样”。除此之外，他像一个有追求的日记作者那样，把日记作为写作风格的试验品。例如有一次他用很长的篇幅描述了西德尼和葛蕾特客厅里的家具。他一直在尝试找到一种能让他表达情绪但又不多愁善感的风格。 用德语写作很有可能是因为德语作为他最私密和熟悉的语言，下笔更加自然。好些年之后，在经历一场情感危机时，他在日记中又重拾了这种语言。可以肯定的是，没有迹象显示他需要为练习而写德语日记。

日记的首篇记录他后悔搬来伦敦，虽然这次搬迁是无法避免的。“在柏林我有朋友……我处于成为一名活跃共产党员的最佳道路上。德国共产党不能得到合法承认只会强化我的观点。”而且他觉得自己可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从理论研究角度来看，我离开柏林也是一件相当遗憾的事情。” 在英国时他第一次开始认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马里波恩公共图书馆里并没有这些书，所以他只能购买，这是限制他阅读量的不利因素。他“经常在午休时间从学校到考文特花园去，英国共产党在国王街有一个小书店，学生组织干事杰克·科恩在那里干活。我那时会买下所有的小开本，比如‘小列宁图书馆系列’以及德语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文本”。 1934年5月15日，艾瑞克在日记里记录自己买了一本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以及列宁的一些文选，但很遗憾没能读更多这类作品。在这之前他只读过《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以及列宁的《唯物主义与修正主义》。 一个月之后，他记录自己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以及德国共产主义者威廉·皮克的演讲，还有美国共产主义者法雷尔·多布斯的早期作品。 他还读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以及一些没那么艰深的文章，例如乔治·萧伯纳的《知识女性指南：社会主义》（艾瑞克的读后感是“非常好”）。 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时候他才刚刚满17岁。

1934年7月时他回顾自己曾在两年前赞同“墨索里尼关于人创造历史的宣言”，但“这是在我读《共产党宣言》之前，从那时开始我的确在意识形态上取得了一些进步”。 但是几个星期后，他对自己学问方面的肤浅进行了鞭挞。“有哪一本书，”他在日记里质问自己，“你是认真仔细读完的？你还好意思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你的借口不错：我想要自学。别自己闹笑话了！” 然而虽然他有时对自己在知识上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展不满，但他情感上的忠诚无疑是深厚的。他去瞻仰了卡尔·马克思在海格特公墓的坟墓，那时他将其描述为“一座简朴而规模不大的坟墓，上面放着一个来自苏联的大玻璃盒子，里面装着玫瑰”（后来于1954年被劳伦斯·布拉德肖创作的马克思头胸像代替）。 他阅读苏联的宣传杂志《今日俄罗斯》 ，不断强调将自己完全投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愿望。“我希望深入地探索辩证唯物主义，不想从中抽身……把你自己沉浸在列宁主义中吧，让它成为你的第二天性。” 读了12页的列宁著作后，他记录道：“它鼓舞人心和理清思绪的作用真是令人惊叹，我读完之后心情大好。” 这不像是大部分人费大力气读完列宁的理论著作后会有的感受。对于马克思主义预测的人类社会未来，他经常抱有狂热的信心：“这让我可以冷静地听着人们嘲笑我的想法，去听、去看资本家们是如何在压迫我们。我知道那一天终会来临，这只是迟早的事情。那是‘震怒之日，终末之时’（Dies irae, dies illa）。”

在学术生涯的形成期，艾瑞克汲取的马克思主义是传统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建立在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和列宁的传承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或者“科学社会主义”的要义建立在假设已经得到证实的确定性上，这确定性指向不远的将来——社会主义会在革命中取得胜利。在这种诠释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念差异被抹平，前者的黑格尔哲学因素消失了，变为赞同后者过分简单的达尔文主义。艾瑞克崇拜列宁和斯大林。他认为两人都属于“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列，因为他们坚持原则、目标明确，但又在采取何种手段方面足够灵活。伟大的政治家可以将坚持原则这一美德和机会主义结合起来。“列宁和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而托洛茨基不是。” 然而，实际上斯大林对艾瑞克学术观点的形成贡献不多，列宁诠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作用更大。因此，艾瑞克认为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应该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并将后者带上革命道路，而不是像卡尔·考茨基那样提出相对消极的理解，考茨基是1914年前德国社会民主党温和派的重要理论家，他认为经济发展能推动革命进程。

艾瑞克的校友中有一些人支持奥斯瓦尔德·莫斯里创立的英国法西斯分子联盟，当时他们的气焰嚣张至极， 他们认为艾瑞克“偏执狭隘、盲目狂热、认识片面，把自己关在理性的支配之外”。他们辩称马克思的《资本论》“不应像《圣经》一样被对待”。毕竟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没有绝对的客观”。艾瑞克觉得难以和非马克思主义者讨论这些问题。 但很显然，“法西斯主义在不断向前推进，战争已经迫在眉睫，还有内战和革命……我就像卡珊德拉 一样能预料到”。 纳粹主义一定会被粉碎。“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劳工运动史，就会看到大革命只会在极度恐怖的国家政权下爆发。” “成为社会主义者意味着乐观主义。” 实际上艾瑞克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里，它的吸引力无穷无尽，难以言喻。世界史上没有别的时期能比得上我们的年代”。 “也许法西斯主义能带来一点好处——它将会是无产阶级要经历的教育阶段，继而让无产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胜利的姿态崛起。” 这是共产国际灾难性的“第三阶段”的典型观念，各国的共产主义者欢迎“资产阶级民主”的消亡，认为这会加速无产阶级革命。

艾瑞克对苏联表现出一种青少年在热恋期毫无保留的绝对信任。他对有关乌克兰以及稍后蔓延到苏联部分地区的饥荒的报道不屑一顾，认为这是“白卫军的谎言”。他热切地阅读了沃尔特·杜兰蒂的《杜兰蒂苏联报道》（ Duranty Reports Russia ，1934年），这本书结集了作者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一系列报道文章，后来被许多媒体指责称“掩盖饥荒真相”。“杜兰蒂是少数几个……真诚地希望了解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资产阶级人士之一。”艾瑞克写道。 他还列举了其他类似杜兰蒂这样为苏联辩护的人。“苏维埃共和国现在处于战争状态，”他在参观了一个苏联的政治宣传画报展后写道，“所有可以调动的力量都应投到苏联去。‘纯粹的’艺术在这种局势下是没有出路的，艺术必须服从于政治。”他以明显赞成的语气指出了这一点。 在看过苏联最早的有声电影——尼古拉·埃克拍摄的《通往生活的旅行证》（1931年）后，艾瑞克的这一信念更加坚定了。这部电影使用了多种拍摄技术，讲述了街头的流浪儿童是如何得到拯救，并被改造成为可靠的苏联公民的故事。艾瑞克兴奋地评论这部作品是“我迄今为止看过最好的电影”。在这部电影里，艺术不但服从于政治，还与其不可分离地融合起来。

艾瑞克对艺术的政治观念并没有妨碍他系统地参观伦敦的主要美术馆和博物馆以学习视觉艺术，其中包括了英国国家美术馆、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帝国战争博物馆和泰特美术馆。他欣赏了塞尚、马蒂斯、毕加索以及其他画家的作品，尤其对文森特·凡·高那饱含激情的后印象主义画作印象尤为深刻。 他开始从知识上试图理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根据这一概念，政治、文化和社会是经济制度基础的反映：封建主义会产生一种特定的文化，资本主义则会催生另一种。艾瑞克的聪慧使得他没有陷入对这一模型的简单化解释。“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艾瑞克很多年以后写道，“我记得我就已经被《左翼评论》里的一篇文章激怒了，这篇文章把莎士比亚伟大的悲剧歪曲为16世纪90年代粮食失收及饥荒的产物，我可能还写了一封信去抗议这种简单粗暴的阐释，这封信从未被发表出来。”半个世纪之后他依然十分关注这个问题。 直到1935年他仍希望写一本“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文化进行分析的鸿篇巨制——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这个问题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在艺术中的反映：比如阿拉伯的劳伦斯笔下的帝国主义、弗朗索瓦·维庸诗歌中的宗教、波提切利画作里的颓废情调，以及一个时代审美趣味中蕴藏的各种因素。

艾瑞克在校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参观另一个展览的文章——《观超现实主义艺术有感》，向他的读者解释了“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想要做的是将非理性体验的强大作用——比如梦的体验——融入艺术中或者将一些并不和谐的因素关联到一起以形成陌生感”。超现实主义艺术的幽默是富有吸引力的，但“当你看多了这些重复的把戏，就会觉得无聊”。艾瑞克认为不错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只有三位：基里科、恩斯特和毕加索。他不太喜欢米罗，认为他“似乎退化为不断练习色块和画布留白”。除此以外，他还认为马松、曼·雷和包括亨利·摩尔在内的其他几位的作品全都是“荒谬、泛滥和赶时髦的玩意儿”。这些艺术家“对和谐地表达他们的印象毫不上心，研习艺术没有连贯性，满足于躲在弗洛伊德背后”。 他更喜欢另一个关于中国艺术的展览，认为宋朝的艺术作品“十分迷人，完美地集中展现了很多我们的文明希望展示但无法做到的东西，虽然它们是如此贵族化，以致许多人被排除在欣赏门槛之外”。 艾瑞克的观念明显受到他政治立场的影响，但他对艺术的欣赏却远不受其限制。他的日记里充斥着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长篇分析，试图解释画家个人和他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平衡。 他从学校毕业的时候，对过去和当代的艺术已经有了相当广博的了解。 aLdnYDNCDE1rR6G5Ky1G2E8d4Sfm7+kxQCuD64busTLG5Pv1du8Y4KhLmvIyWSr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