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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春，艾瑞克搬到伦敦，入读圣马里波恩男子文法学校，这个学校创立于1792年，最初是个语言学会，1908年变成一间国立文法学校。学校位于利森森林，在伦敦北边的幽静一隅，往北是罗德板球运动场，南边则是帕丁顿地铁站，东边是摄政公园。为了离学校近一点儿，艾瑞克住到了叔叔哈里在埃尔金大楼的家中，这栋大楼位于学校附近的梅达谷，这里的公寓区大多建于爱德华时代或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与此同时，西德尼也在寻找能让一家人安顿下来的房子。哈里1888年7月9日生于伦敦东区的贝斯纳尔格林，在一份伦敦警察的报告中，他被描述为“一个轻慢又尖刻的人，说话毫不客气，从外貌看有一半犹太血统，长鼻子，头发少，蓝眼睛，他在政治上极端左倾”。 当时的这些记录无疑体现了苏格兰场的反犹倾向。

哈里的儿子罗恩此前也就读于这间学校，于是艾瑞克认为“我自然也应该去这个学校，即使在伦敦找到我们自己住的地方后，我还是坚持在这里上学，后来我每天都要从利森森林骑自行车回到像上诺伍德和艾奇韦尔那么远的地方”。 很可能是由于罗恩的缘故，艾瑞克的姓在圣马里波恩文法学校就读期间都被当作Hobsbaum而不是Hobsbawm。 哈里叔叔在伦敦邮政总局工作，罗恩则是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名接待员，这份公职为罗恩提供了稳定的收入和坚实的安全感。他很快就成为艾瑞克的密友，1933年8月，两个伙伴登上了去福克斯通的火车，随后花了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8月26—31日）从那里步行回伦敦，他们每晚都从背包里拿出帐篷和装备在田野里过夜。

艾瑞克搬进了伦敦一个左翼政治氛围浓厚的家庭，哈里后来成为帕丁顿自治区的第一个工党市长。艾瑞克觉得他“通常都很无趣，有时还会自吹自擂”。 从社会阶层上看，圣马里波恩文法学校的学生压根算不上是精英，艾瑞克后来回忆学校并不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业，很少有学生真的上了大学。对大部分学生来说，学龄范围在16岁到18岁之间的第六学级就是他们进入商业或是贸易行业前的最高学历。“我不相信在我那个时候，学校能培养出绅士来。”艾瑞克后来写道。当他“被学校发现在班上兜售一叠大幅的反战报纸，这些报纸是我在午休间隙从考文特花园国王街的共产党总部书店那里收回来的”，学校对他做了宽大处理。学校对他的一系列包容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相当出众的学业表现。

在常常被称作“迪基”的校长菲利普·韦恩的领导下，圣马里波恩文法学校致力于成为英国的“公学”，换种说法就是本质上沿袭了维多利亚时代教学理念的收费私立寄宿中学。学生须穿校服，按照牛津剑桥的学院模式设立的“院舍”（虽然它不是一所寄宿学校）鼓励团队精神和竞争、鼓励树立坚定的基督教道德观念（学校专门印刷了用于早祷的祈祷书），学校注重传统的英国公学运动（冬天是英式橄榄球，夏天是板球），对触犯校规的学生会进行体罚（艾瑞克从未被体罚过，尽管校长据说会“相当随意”地杖责年纪小一点的学生）。在柏林的普鲁士中学上过学之后，艾瑞克觉得这些规矩大部分都非常奇怪。离开圣马里波恩70多年后，他在2007年10月的校友会采访中承认自己“在校时像个外星生物”，对学校的传统一无所知：“我此前从来没有进过板球场，也没见过橄榄球，于是在充当了几次无事可干的外场替补后，我被迅速地排除在圣马里波恩板球运动员的名单之外。我当时并不介意，尽管有些遗憾自己在板球风气如此盛行的校园中，却依旧对这项运动一无所知。” 他甚至完全没有“在学校里体验到那种会让坚定的无神论少年感到不适的浓厚基督教氛围”。他赞许校长“为了让大家学会欣赏剧院里的古典音乐所做出的努力”，但他又承认“我当时并不太喜欢古典音乐四重奏”。他在一场校园戏剧里出演了某个角色，但随后又退出了戏剧社。他在学校里最厌烦的是穿制服。多年后他曾说：“在圣马里波恩的时候，打领带还有戴帽子甚至比穿制服还要讨人厌。”因此“在16岁到18岁那段时间，我和戴帽子的校园规定展开了持久的游击战”。但总的来说，他觉得“学校为了成为利森地区公学模范而做出的大部分努力只是滑稽，而非糟糕”。而他的同学，后来成为爵士音乐家和记者的本尼·格林并不这么认为，格林厌恶学校的做法，也讨厌校长自命不凡的做派。

让艾瑞克真正重视并从中获益的，是学校给予他的学术训练。这和他此前在柏林接受的教育风格截然不同。比如“当迪基·韦恩在他那间带有护墙板的校长办公室第一次面试我的时候，他带着遗憾的口吻告诉我，在这儿我不能继续像在奥地利和德国那样学习希腊语了，因为学校没有这门课程”。但在艾瑞克离开后，他终究还是找来了一位教授希腊语的老师，尽管那时希腊语这门课程已经逐渐式微。作为补偿，“韦恩塞给我一卷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的德语著作，以及威廉·黑兹利特的书，这让我从此对他异常尊敬”。韦恩在1923年被任命为校长，一直任职到1954年，从给艾瑞克的礼物可以看出他相当了解并喜爱英德两国的文化。他在学校管理方面也是雄心勃勃，在提升学校水准方面，不仅向英国公学看齐，还组建了艾瑞克后来回顾时才意识到的“一流教师队伍”。艾瑞克明白“学校的教育绝对是顶尖的”。

入学不久后，艾瑞克就要在1933年夏季学期里为“普通中学资格考试”做准备，这会决定他是否能在9月进入第六学级：

在一个学期之内，我必须通过一次科目大考，这些科目我很陌生，课程也没学习过，授课语言还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在学校里用过的。所以我疯狂地学习，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上了年纪、经验丰富的老师（他们格外擅长把知识塞进一无所知的年轻头脑），我不可能完成学习任务。这些老师包括英语老师弗里斯比、数学老师威廉斯、物理老师L.G.史密斯、斯奈普、罗兰兹，以及我特别喜欢的法语老师A.T.Q.布吕埃特。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他们不会提起自己在“一战”中的往事，这和柏林的那些老师大不相同。

艾瑞克在1933年12月通过了考试，英语、历史（英国史和欧洲史）、拉丁文和德语（口语考试获得了加分）拿到了“优异”等级，算术、初级数学和法语（口语考试再次获得加分）则是“及格”。学校对数学的要求是考试及格即可，艾瑞克做到了，但他对这个学科没有真正的兴趣，很明显他最擅长各类语言和历史。 实际上艾瑞克在1933年秋天就进入了第六学级。很快他就成为英语老师麦克林恩的弟子，麦克林恩的老师是颇有影响力的剑桥大学英文讲师F.R.利维斯。在麦克林恩的指导下，艾瑞克阅读了“新批评派”的经典著作，包括利维斯的妻子Q.D.利维斯的《小说与阅读公众》（1932年）。他将这些书中对约翰·高尔斯华绥这类庸俗作者的批评，视作对“精神空虚和陈词滥调乃至（更激进地说）通俗阅读中的小资产阶级本质”，以及马克思所说的“群众的精神鸦片”的抨击（马克思所指的是宗教，但在艾瑞克的观念中更加适用于鲁德亚德·吉卜林等作者的小说和故事）。 他读的下一本书是I.A.瑞恰慈的《实用批评》（ Practical Criticism ，1929），艾瑞克对这本书评价是“不错”， 他欣赏这本书在文学批评与其他学科（比如心理学）之间建立起的联系。

1934年秋天的艾瑞克正在读T.S.艾略特的文学批评，这是利维斯的另一心头好。 那位身为利维斯门徒的老师对艾瑞克的启发很大，他带领艾瑞克认识了全新的理论和文学世界，艾瑞克因此开始阅读D.H.劳伦斯的小说（利维斯认为劳伦斯是最伟大的英国现代作家，因为他在道德上极为严肃）。 在他的《英诗新方向》（ New Bearings in English Poetry ，1932）一书中，利维斯高度赞扬了艾略特，认为他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所以艾瑞克把所有能找到的艾略特作品都读了一遍，包括他的长诗《荒原》（1922年）。艾瑞克认为“他就像拜伦一样，深刻地表现了特定时代知识分子的心境”。但是“他的诗歌只有某些片段是真正写得好的”。艾瑞克喜欢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的诗歌，这也是一位利维斯极力推崇的诗人。 莎士比亚是英文课程里的核心内容，1934年艾瑞克和一群同学到威斯敏斯特剧院去观看《李尔王》。22岁的威廉·德夫林是主演，也是饰演过李尔王的最年轻的演员之一，艾瑞克和专业剧评人的看法一样，认为他的表演令人神魂颠倒：“他的大部分台词都十分出色，一些地方异常精彩，有时简直是天才附体。”

虽然艾瑞克对学校组织的大部分活动都是避之为上，他还是参加了学校的辩论社，而且很快就加入了辩论社的委员会。 他的堂兄罗恩一年前赢得了年度辩论赛的奖杯，艾瑞克急于效仿他。 1933年7月18日，他第一次在辩论中发言，是辩题“财富会带给人们困扰”的正方辩手。在演说了无疑发自真心的辩词（这个辩题和他的政治信仰是如此贴合）后，艾瑞克以优异的表现被校长为首的七人评委团选定为奖杯得主。这次比赛开启了他作为学校首席辩手的生涯。1934年1月25日，他带领辩手为辩题“议院可以接受女性首相”进行辩护，这在当时还是相当超前的话题。 1934年10月1日，艾瑞克重返辩论社，为辩题“议院应当同意苏联进入国联”进行正方辩护，并以大比分获胜。 1935年9月20日，艾瑞克支持辩题“大英帝国无论如何都不应偏向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即今日的埃塞俄比亚）一方并介入战事”。他的论据无疑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影响，后者希望国际联盟采取统一行动并质疑英国的动机。 他之后会很失望：国联最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未能阻止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入侵一事仿佛敲响了国联倡导的集体安全体系的丧钟。 艾瑞克在这个辩题中以11票对55票落败，显示学生们和其他英国民众一样由于阿比西尼亚皇帝海尔·塞拉西的尊严与风度而同情该国，而这位君主无疑会被艾瑞克认为是封建制度的遗留物。 1936年春季学期末，艾瑞克在最后一次辩论中向辩论社提出“我们如今万不敢相信希特勒”的议题。这次辩论中艾瑞克以20票对22票落败，揭示了学校及其学生基本是站在保守派立场上的。 尽管如此，艾瑞克还是在第六学级时发现了一小群同情左翼的学生，他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高兴的征兆”。

回到1933年秋季学期，艾瑞克一返校就加入了校刊《语言学人》的编辑部，并为1935年春季学期的刊物贡献了一篇关于莎士比亚归来这个“世纪大新闻”的幻想小说。这篇杜撰的报道一开始描写每个人都争先巴结这位复活的剧作家（“由多佛·威尔逊教授和布莱德利教授主持了独家采访”），“培根的门徒们咬牙切齿，愤怒又无能为力，牛津的教师们期待着解开麦克白夫人之子的年龄之谜”。不久，莎士比亚就被邀请到好莱坞去了。 这篇文章在妙趣横生的语言和想象力方面都显示出作者的早慧，他不但熟悉莎士比亚，还了解他的编辑和批评者。

艾瑞克在学校里是典型的“书呆子”——尽管对于圣马里波恩这间学校而言他已经足够出色了，他是个聪明的男孩，读书也很勤奋，但他参与的校园生活几乎仅限于编辑校刊、撰稿，以及参与政治话题的辩论。他是豪斯曼院舍的学生干事，但他并不是很在乎这一职位，给校刊投稿报道院舍活动时也写得最为简短。 他在1934年获得了“阿尔伯特散文奖”，在1935—1936学年被评为全优生，这也是他最后的一个学年。 此时他发现自己“拥有了惩罚低年级学生的权力，这让我直接体验到权威和权力带来的感受和欲望”，他想起了刚刚读完的司汤达小说中帕尔马公爵的高尚人格。 但实际上就如他后来承认的那样，除了老师的教学，“学校在我的生活中相当不重要”。 “15岁的柏林男生熟悉的话题——政治、文学、性——在英国学校里都没人谈论。我有点儿无聊，所以花了很多时间在阅读上。” 除了学业之外，对艾瑞克来说真正有意义的知识和文化生活体验都是他在校外获得的，像是马里波恩公共图书馆（他读书时大部分闲暇都花在这儿）、他自己的家里，以及伦敦的城里城外。 同时，从柏林（亨利亲王中学）时代开始埋下的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实信仰也不断加深。后来他认为这些带给他的影响最终远胜于圣马里波恩文法学校。

艾瑞克的历史老师是哈罗德·卢埃林·史密斯，他最后接替韦恩成了校长。卢埃林·史密斯“不是那种善于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艾瑞克回忆道，“我觉得他的品格比学术水平更让人感兴趣。我感到自己从未能够与他建立起私人关系。”然而，他却是学校老师中对艾瑞克而言最重要的一位。他“相貌英俊、人脉广泛”，父亲赫伯特·卢埃林·史密斯爵士是一位在贸易部任职的知名经济学家，对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和爱德华时代劳工阶层的行业状态进行过一系列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哈罗德·卢埃林·史密斯借给过艾瑞克一些关于社会问题和劳工史的书。“他认识所有在世的改革者和激进分子，事实上他把我的论文呈给西德尼·韦伯以及他的妻子比阿特丽斯阅览。所以对一个十几岁的左翼历史研究者来说，哈罗德既是理想的导师，也是劳工运动史的入门向导。” 他出于社会责任感选择在圣马里波恩任教，而非在其他著名的公学里谋教职——尽管他完全有能力胜任。”“当然，”艾瑞克补充，“和男孩们一起工作对他而言也很有吸引力，但跟着他学习历史的男孩中间没有任何风言风语，也没有人表示过他有任何不当行为。与之相反，他一向以正直严肃著称，每次带男孩们去剧院时都会确保有一位年长的女性陪同前往。”

虽然艾瑞克后来声称卢埃林·史密斯“带我进入了最初的研究领域，即19世纪80年代至1914年间的英国劳工和社会主义”，但一开始并不是这样，因为他最初短暂研究过一个完全不同的课题，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开始涉猎英国劳工史，而且这个选择更多是出于实用而非学术原因。卢埃林·史密斯也许为艾瑞克埋下了兴趣的种子，很有可能正是在他的启发下，艾瑞克在那期间写下了论文《贫民窟的斗争》，但这篇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当代问题，而非历史性的社会分析。艾瑞克后来说自己“在16岁的时候就产生了成为历史学家的自觉”， 这一点也存疑。因为与这个说法恰恰相反，他当时觉得自己有潜力成为富于想象力的作家。“我看到了一个幻景，”他在1934年11月写道，“不是在开玩笑，我没有故弄玄虚，我是真的看到了。”在某个瞬间，他看到了士兵们庆祝1918年“一战”的结束。这个幻景持续时间不过一秒。“它凄凉又黑暗，看起来混乱残忍，但又微不足道……我为此写了一首诗。当然，诗很蹩脚，可我能成为一个诗人或作家吗？如果我想当诗人，将我目前所积累的东西和诗人所需要的潜质一比较，我就觉得自己永远只能是个（诗歌的领域里的）半吊子。”说到底，“我的未来和马克思主义或者教书联系在一起，或者两者兼有之”。诗歌对他来说并非最重要的东西，而对其他诗人来说其实也是这样。他想明白了：大部分诗人都是通过其他方式谋生的。我们从这些想法里完全看不出艾瑞克打算成为一名“专业的历史学者”。

和卢埃林·史密斯相处时，艾瑞克最爱探讨经济而非历史话题，他的老师显然对他采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很感兴趣。 历史在艾瑞克的思想或个人阅读喜好中并不突出。就如他后来回忆的那样：“除了劳工史和社会运动史，我对其他历史的全部兴趣来自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使他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宏观历史问题产生了兴趣”，尤其是从封建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 他认为传统的学校历史教科书大多毫无用处，除了一些偶尔的真知灼见：

我在阅读或者聆听时会记住有用的东西，逐渐地（很缓慢地）我发现了历史的全景是如何成形的。某一刻我看到的只是个别的轮廓——有时候是基石，有时候只是一些柱子和砖瓦。我研究的时间越长，就越希望扩充这幅图景。当然，你永远不能把所有东西都拼全，但也许某天我会收集到所有的基石。多亏了辩证法，我得以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如果说他真的读了什么历史的话，那也就是罗马史，而且大部分是为了应付学校的论文作业。 他也使用了马克思的作品来作为阅读理解的工具，注意到古典哲学和文化为“一切依赖于生产关系”提供了清晰例子。公元前276年到公元14年的罗马历史是他大学入学考试的内容，这段历史为他“提供了一个真实而典型的社会制度转型案例”，这个观点预示着在后来学术生涯里，他将重点关注封建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在学习罗马史的过程中，他观察到共和国让位于帝制和寡头政治当权意味着封建主义制度的开端，随之而来的还有希腊文化的关键要素取代了罗马乡村地带的原始多神教，这形成了艾瑞克关于古罗马的希腊化源头论文的中心观点。然而，富有自我批判精神的他也认识到文章没有涉及民众和贸易生产的作用，而这些本应是论文需要讨论的部分。不管怎样，他的老师们在读到这篇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的古代史论文时肯定感到很震惊，卢埃林·史密斯更是觉得艾瑞克的文章引人入胜又观点新颖。 a8SJehcolgGaUu6n4SWcEhCaZP0UQVGLcViF59M+a10YzSaUSse6Vr171q89Sc4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