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家住在法洛克威科纳加大道
792号，那时我在家里搞了一个实验室。这实验室就是一个旧木头包装箱，我把各种架子放在里面。“实验室”里还有一个加热器，虽然我大多数时候都在里面放油炸薯条。我还有一个蓄电池组和一个灯排。
这个灯排也是我自己做出来的。我到十元店买了一些灯口，然后把这些灯口用螺丝钉固定到木头底座上，再用一些电铃线把它们连接起来。我知道，通过不同的开关组合方式——串联或并联——可以让灯泡得到不同的电压值。但我没有意识到灯丝的电阻值与灯丝的温度直接相关，因此那时我计算出的结果和电路实际输出的结果不太一致。但这没什么关系，当我把灯泡串联在一起时，半明半暗之间灯泡闪着 微光 ，非常好看。真是棒极了！
我还在这个电路系统里设置了保险丝，这样只要任何一个地方短了路，保险丝都会熔断。我需要的保险丝要比家用保险丝灵敏，因此我只能自己做一个，方法就是用锡纸包接起一个已经熔断了的旧保险丝。我又用一个5瓦的小灯泡并联在我这根保险丝上，这样当保险丝熔断时，一直给蓄电池组充电的涓流充电器就会把灯泡点亮。小灯泡装在开关板上，我还在灯泡前放了一张棕色的糖果包装纸（灯泡亮时糖果纸就呈现红色），因此如果发生了故障，我就看看那个配电盘，保险丝的位置就会出现一个大红点，这实在太 好玩 了！
我喜欢收音机。我的第一台收音机是从商店买到的矿石收音机，我经常在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用耳机听收音机。每当我父母深夜才回家时，他们都会到我的房间里帮我把耳机摘掉，他们担心我睡着之后有什么东西溜进我的耳朵。
大概就在那个时候，我发明了一个防盗报警器，那是一个特别简单的小玩意儿：一个大电池和一个电铃铛，再用几根导线把它们连起来。当我房间的门被打开时，门把电线推到电池上，导电回路闭合，就会铃声大作。
一天晚上，我父母晚上外出回家，为了不吵醒已经睡着的我，他们蹑手蹑脚地打开我房间的门，要进来给我摘耳机。结果铃声突然在寂静的房间里炸开——当！当！当！……我一下子就从床上蹦了起来，喊道：“成功啦！我成功啦！”
我有一个福特线圈——就是一个从福特车上拆下来的点火线圈。我把它的火花头接到了开关板上，又把一根“雷神”牌RH电子管的两端与火花头连在了一起，由于管子里充了氩气，火花头打出的火花就会在真空里呈现出紫色，实在是太酷了！
有一天，我正在玩福特线圈，用火花在纸上打孔，却把纸给点着了。很快，我就拿不住那张纸了，因为火马上就要烧到我的指头了！情急之下，我把这张纸扔到了金属废纸篓里。废纸篓里满是报纸，报纸又烧得很快，屋里的火势看起来相当凶猛。我赶紧把门关上了，因为母亲就在客厅里和朋友们打桥牌，只要关上门，她就不会发现我房间的火情。然后我拿起手边的一本杂志扣在废纸篓上，这样火就会因为缺氧而熄灭了。
火终于熄灭了，我把杂志拿开，但燃烧后的烟眼看就要充满整个屋子。废纸篓仍然很烫，我没办法用手直接拿，于是我就用老虎钳夹住废纸篓，把它举到窗户外边好让烟散出去。
可窗户外边正刮着风，风又把刚熄灭的火给重新吹燃了，而且我手头上没有杂志了。因此我只能把燃烧着的废纸篓先从窗户外边拿进来，然后再去拿杂志，这一刻我才忽然注意到窗户上还挂着窗帘——刚才实在是太惊险了！
好吧，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是拿到那本杂志了，火也被再次扑灭。这次我把那本杂志拿在手里，然后把废纸篓里带着火星的纸灰抖落到了下边的街道上，当时我大概在二三层的高度。接着我走出房间，关好门，还朝我母亲喊了一声“我去玩了啊”，而烟雾此时正缓缓散出窗外。
————————
我还用电动马达做了一些东西，我给我买的光电池做了一个放大器，当我把手放到电池前时，铃声就会响起来。我并不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因为母亲总是让我出去玩，但我大多数时间还是待在屋子里鼓捣我的小实验室。
收音机是我在清仓大甩卖的时候买的。我没什么钱，但收音机也不是很贵，因为它们又老又破，我买回来后就设法修好。那些收音机的问题通常不太严重，有的是明显的电线松动或脱落，还有的是某个线圈坏了或者部分损坏，因此我经常修好一些收音机。一天晚上，我通过其中的一台收听到了位于得克萨斯州韦科市（Waco）的WACO电台信号。这实在是太令人激动了。
同样还是这台电子管收音机，我在实验室里还能收听到位于斯克内克塔迪的一个电台。那段时间，我们这里所有的小朋友——我的两个表亲、我的妹妹，还有邻居小朋友，都在楼下收听一个叫作《以罗犯罪俱乐部》的节目——由以罗牌果子盐赞助播出，这可是热门节目。我发现这档节目在斯克内克塔迪要比在纽约早播出一个小时，在楼上的实验室就能收听到，因此我能提前知道《以罗犯罪俱乐部》的剧情。当大家一起围坐在楼下的收音机前听《以罗犯罪俱乐部》时，我就会说：“大家应该都知道，某某人已经很久没有出场了吧？现在我敢打赌，他马上就会出场挽救局面。”
两秒钟之后，嗒嗒——他闪亮登场！大家都很激动，我又接着“预言”了另外几个情节。然后大家觉得有点不对劲，意识到这里边肯定有诈：我肯定是通过什么渠道提前知道剧情了。于是我也就爽快承认了，告诉大家我一小时前就在楼上听过这个节目了。
坦白后的结果显而易见，现在小朋友们已经等不及在纽约时间听节目了，他们都跑到我楼上的实验室里，围坐在我的小破收音机前静静收听半个小时斯克内克塔迪时间的《以罗犯罪俱乐部》。
那时候我们住在一栋很大的房子里，它是我祖父留给子女的遗产，但除此之外家里并没有太多资产。这是一座非常大的木制房屋，因此我就在房子外面全都布了电线，保证每个屋子都有电线接头，这样我就可以随时收听放在楼上实验室里的收音机了。我还有一个扬声器，但并不完整，因为它没有那个大喇叭。
有一天，我戴上耳机，再把耳机连接到扬声器上，结果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把手指放在扬声器上并在它上面挠的时候，我能从耳机里听到声音。我因此意识到扬声器可以当作麦克风用，甚至连电池都不需要。当时学校里正讲到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于是我就向大家演示了这个扬声器和耳机。虽然做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但我认为这就是贝尔最初使用的那种电话。
我现在有了麦克风，因此就能用我从清仓大甩卖中买到的收音机中的放大器，从楼上广播到楼下，从楼下广播到楼上。那会儿我两三岁大的小妹妹琼（比我小9岁）很喜欢广播中一个叫唐叔叔的人。唐叔叔在节目中会唱一些关于“好孩子”的歌曲，还会在广播中念家长们邮寄来的卡片，内容大概是“这个星期六，住在弗拉特布什大道25号的玛丽过生日”。
有一天，我表妹弗朗西斯和我让琼坐好，然后告诉她广播里有一档很特别的节目，她必须去听一下。然后我们就一起跑到楼上去广播：“我是唐叔叔。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琼，她住在新百老汇街71号
。她马上就要过生日了，不是今天，而是某某天……她非常非常可爱。”然后我们唱了一首歌，还做了配乐：“嘀哩嘀，嘀嘀哩嘀；嘀哩嘀哩哩，嘀哩嘀嘀……”我们做完整套节目，回到楼下问她：“怎么样？你喜欢这些吗？”
“我觉得很不错，”琼说，“但有一点我没弄明白，为什么你们的配乐也是用嘴演奏的呢？”
————————
有一次，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先生，您是理查德·费曼吗？”
“是的。”
“我们是一家旅馆。有一台收音机坏了，需要修理一下。我们想您也许有办法把它修好。”
“可我还只是一个小朋友，”我回答，“我不知道该如何——”
“这个我们知道，可我们还是希望您能来看一下。”
这家旅馆其实是我姑姑经营的，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我后兜揣着一把大螺丝刀就去了那家旅馆——到现在他们还对这件事津津乐道呢。好吧，我那会儿实在是太小了， 任何 螺丝刀放在我后兜都会显得无比巨大。
我直奔收音机，想把它修好。其实我对此根本一窍不通，但碰巧那天旅馆里还有一个杂务工人，也不知道是他还是我发现控制音量的变阻器上有一个旋钮松了，正是它导致了传动杆失效。他去把什么东西锉了一下，收音机就修好了。
下一台我试图修理的收音机当时已经完全无法使用了。原因很简单，它只是插头没插对。后来我的修理工作变得越来越复杂，同时我的修理技术也得到了提高，修得也更细致了。我在纽约给自己买了一块毫安表，然后把它改装成了电压表，通过计算后调整特定长度的极细铜导线，这个“电压表”可以显示不同的量表范围。尽管这块“电压表”不是那么精确，但是用它来检测收音机线路的不同接点是否正常已经足够了。
人们雇用我修收音机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正处在经济大萧条时期。那会儿人们没钱修收音机，又正听说有个孩子只收不多的钱就能修。因此那时候，我会爬上屋顶修天线，还做其他各种各样的事。工作任务难度不断提高，我也获得了许多知识和经验。最终，我接到了类似于把直流装置转变为交流装置的工作，消除装置工作时的嗡嗡声很难，而且有的地方我也没弄好。我有点不堪重任，但我当时并不知道。
曾经有一次，我的工作产生了一些影响。我那时在打印店工作，打印店老板的朋友知道我想找一些修理收音机的工作，因此他就让人去打印店接我。那个人显然很穷，因为他的车实在是太破了，感觉马上就要散架了，而且他住的也是便宜地段。路上，我问：“您的收音机出了什么故障？”
他回答：“我刚一开收音机的时候它会发出噪声，但过一会儿噪声就消失了，收音机也能正常工作，我不喜欢开头的那种噪声。”
我心想：“管他呢——自己没钱，就该忍着这点儿噪声。”
这一路上，他都在不停地唠叨，比如：“你知道怎么修收音机吗？你就一个小朋友，你怎么知道如何修收音机呢？”
他这么贬损了我一路，我当时想：“这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只不过是一点儿噪声。”
到了他家之后，我直接过去打开收音机，想听听那所谓的“噪声”。 我的 天！ 难怪这个可怜人受不了！一开机，那收音机就一边咆哮一边乱颤，“轰隆隆轰隆隆”——响声 巨大 ！过了一会儿噪声才停下，收音机也正常了。因此我开始琢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一边来回踱步一边思考，然后我想到出现这种问题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电子管启动的顺序错了。具体说来就是，放大器热身完毕，电子管也已经准备就绪，但是没有任何信号输入，或者有一些别的信号回输，或者在开始的部分（射频部分）就已经出了问题，因此它在收取信号的时候会产生很大噪声。当射频电路最终启动并且栅极电压也调适好时，一切就正常运行了。
这时候那个人发话了：“你在干什么呢？你来修收音机，可现在只是在走来走去！”
我回答：“我正在想！”然后自言自语：“好吧，先把那些电子管拆出来，然后彻底调换一下它们的顺序。”（那时候很多收音机在不同位置使用的电子管完全一样，不是212型的，就是212-A型的。）于是我交换了电子管的位置，然后走到收音机前把它打开，收音机安静得就像一只小羊羔一样：内部按部就班地热起来，然后收音机完美运行——整个过程毫无噪声！
如果一个人对你很不信任，然后你却把事情给办妥了，到这个时候，他的态度通常都会来个180度大转变，这相当于为他之前的行为做点儿补偿。因此在这次的收音机修理事件后，那个人还给我找了其他一些工作，而且逢人就夸我是个了不起的天才，还说：“他靠‘ 想 ’就把收音机给修好了！”一个小男孩停下来想问题，然后就能弄清楚该如何修好收音机——他从来都不知道这种事情是可能的。
那时候的无线电电路简单得多，因为所有元器件都是外露的。你把设备拆开后，就会看见一个个小器件：这是一个电阻器，那是一个电容器，这就是这，那就是那；所有元器件上都有标签。如果蜡从电容器上滴落下来，那就是过热了，你就知道电容器烧坏了。如果你在某一个电阻器上发现了炭，那你也就找到问题的根源了。再或者，如果你通过观察确实无法找出问题，你还可以用电压表测量，看看是否有电压。机器结构很简单，电路也不复杂。栅极上的电压总是维持在1.5或2伏特左右，而屏极上的直流电压则是100或200伏特。因此对于我来说，修理收音机并不是很难，只要了解了收音机里边的构造，再留意一下具体是什么东西坏了，然后把坏的部分修好就行了。
但有时，我修理的时间会比较长。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一个电阻器烧坏了，而它的位置又很隐蔽，我为此花了整整一个下午。那次的“客户”碰巧是我母亲的一个朋友，因此我的修理时间很充裕，没有人在后边催问“你在干什么”。不但如此，他们还关切地问：“你来点牛奶吗？来块蛋糕吗？”最终我修好了它，靠的是坚持不懈的那股劲儿，直到现在我也是这样。但凡我遇到了困难，在解决之前我绝不会放弃。如果我母亲的那位朋友对我说：“没关系的，修不好就算了，太麻烦了。”我肯定会气得发疯，因为我花了这么长时间费了这么大的劲，就是为了攻克这个问题。我都做了这么多排查工作了，到了这一步，我又怎么能放手不干呢？我必须继续干下去，直到我找到那个问题为止。
————————
这一切都是求知欲所驱动的。这也是我想去破解玛雅象形文字，想去打开保险柜的原因。我记得在高中的时候，每天第一节课都会有人问我一个几何问题，或者他高数课上布置的作业。在解决这些该死的问题之前，我绝不会停手——通常我会花15～20分钟把问题解决。但接下来会有其他人问我同一个问题，于是我瞬间就能给出答案。对第一个人来说，我花费了20分钟为他解决问题；但是对后来的那5个人来说，我就是超级天才。
我的名声就这样传开了！在高中期间，只要是人类能解决的难题就一定会传到我手上。人为制造的每一个疯狂难题，我都知道。后来我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在一次舞会上，一个学长和他的女朋友也在。那个女生知道很多谜题，而学长告诉她我也是此中高手。于是在舞会期间，她走过来问我：“听说你很聪明，所以我想考考你：有一个人需要砍八捆木材……”
没等她说完，我就说：“首先，他每隔一捆砍成3份。”我以前就听过这个谜题。
听了之后她就离开了，然后又回来问我另一个，但是我总能知道答案。
我们就这样来来回回了很长时间。最终，在舞会快结束的时候，她回来了，看起来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她说：“一对母女在欧洲旅行……”
“女儿得了黑死病。”
她彻底绝望了。因为那个谜题很难，线索也很少。故事很长：一对母女在旅馆歇息，她们各自住在单独的房间里。到了第二天，母亲来到女儿的房间，发现里面没有人（或者有其他人在房间里），然后她就问：“我女儿去哪里了？”旅店老板回答：“什么女儿？”接着服务员拿来了登记簿，发现上边只有母亲的名字……如此这般，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成一大谜团？谜题的答案就是：女儿得了黑死病，而旅馆又不想因此关门停业，于是就把她的女儿偷偷弄走，还打扫了房间，又抹去了她在这里住过的一切证据。这个故事很长，但因为我之前曾经听过，所以当那个姑娘一说出“一对母女在欧洲旅行”时，我就想到了以此开头的谜题，我快速做出了猜想，结果完全正确。
————————
高中那会儿，我们5个孩子组了一个“代数小组”，然后就作为一个团队去各个学校参加竞赛。我们小组坐在一排，对手小组坐在另一排，负责主持竞赛的老师会掏出一个信封，信封上写着“45秒”。她会打开信封，把里边的题目写到黑板上，然后说：“开始！”事实上，留给你的时间超过45秒，因为当老师往黑板上抄写题目的时候，你可以一边看一边思考。竞赛规则也很简单：给你一张纸，你可以在上面随便写随便画，想 做 什么就做什么。唯一重要的就是答案。比如说，如果答案是“6本书”，那你必须在纸上写出“6”，然后画个圈把“6”圈起来。如果圈里写的东西是正确答案，你就赢了；如果圈里写的东西错了，那你就输了。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任何常规、直接的方法其实都无法解答题目。比如“设A是红色书籍的数量，B是蓝色书籍的数量”，然后反复计算，直到最终算出“6本书”这个答案。按照这种思路解答会花费你50秒的时间，而题目的设计者会故意把解题时间设置得稍微短一点。因此你就不得不去思考有没有别的什么方法可以“ 看 ”明白那道题。有时候，你能瞬间就看到答案；还有时候，你必须开发另外的解题思路，然后尽可能快地做代数运算。这是很棒的练习，我做得越来越好，最后我荣升为“代数小组”的组长。通过这种练习，我掌握了快速完成代数运算的方法，这在我上大学时派上了重要用场——当我们遇到了微积分问题的时候，我总是可以迅速找出解题方向并飞速进行代数运算。
我在高中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发明问题和定理。就是说，无论我研究任何与数学相关的事情，我都会找出一些生活实例来说明它的用处。我创建了一些有关直角三角形的问题。通常，这类问题都是给出三角形两边的长度以求第三边的长度，但我给出的是三角形两个边的差值。一个典型的例题：竖直的旗杆上有一条从顶部垂下来的绳子，绳子垂下来时比旗杆长3英尺（约90厘米）；而当你把绳子往外拽直，绳子末端与旗杆底部的距离是5英尺（约150厘米）。那么旗杆有多高？
我研究出一些解决这类问题的数学方程式，结果发现了一些关联性，让我想起了三角函数，比如“sin 2 θ +cos 2 θ =1”。此前几年，大概就是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我读过一本关于三角学的书，那本书我是从图书馆里借出来的，但早已不在手边了。我只记得三角函数研究的是正弦和余弦之间关系之类的东西。因此我开始通过画三角形来演算关联性，每一种联系我都自己动手去证明了。我还从已知的5度角的正弦值开始，通过我自己推导出的和角和半角公式计算出每隔5度的角的正弦值、余弦值和正切值。
几年后，我在学校学到三角函数，之前推导演算的笔记依然还可以派上用场，但我发现笔记中记录的证明过程往往和课本上的不一样。有时候是我没有注意到简单的方法，导致我的证明方法比较复杂；还有时候我的方法最棒，课本中的标准证明过程则又复杂又难懂。因此我和课本互有胜负。
做这些三角运算的时候，我不喜欢用那些数学符号，比如sin（正弦）、cos（余弦）、tan（正切）之类。因为在我看来，“sin
f
”（
f
的正弦值）就像是s乘以i，再乘以n，再乘以
f
！所以我就自己设计了另外的符号，看起来有些像平方根“
”，是一个伸出长长胳膊的西格玛（“∑”），然后我把
f
放在那条“胳膊”的下面。我发明的正切符号是一个顶部延伸出来的塔乌（“Τ”）；余弦符号则是伽马（“Γ”）的一种形式，看起来稍微有点像变形的平方根符号。
反正弦符号也用到了西格玛，但它是一个从左往右的镜像符号，因此反正弦的写法先是一条水平线及其下方的角度值，然后才是西格玛。明确一下， 这里 说的是反正弦符号，不是sin -1 f ，看错的话就出大问题了！书里都是这样写的，但对我来说，sin -1 就是1/sin，也就是正弦的倒数。所以说，还是我的三角函数符号要更好用。
我也不是很喜欢 f （ x ），因为这个符号让我觉得像“ f 倍的 x ”。我同样不喜欢d y /d x ，因为一看到它，我就有一种把d约掉的冲动。于是我发明了一个不同的符号，这个符号看起来有点像“&”。我还发明了新的对数符号——一个向右延伸的大写L，而要取对数的对象就放在延长的一横上。
我一直认为自己创建的符号比教科书中的常规数学符号更好，至少不会比那些差，因为用 哪种 数学符号计算其实都一样，但后来我发现 确实 有区别。高中的时候，我有一次给同学讲解问题，我不假思索地用上了自己发明的数学符号，这位同学问：“这是什么玩意儿？”我这才意识到，如果要和其他人探讨，那我就必须使用标准数学符号。因此我最终放弃了自己的那套数学符号。
我还为打字机开发过一套符号，它和FORTRAN语言有点像，这样我就能用打字机打出方程式了。我还用曲别针和橡皮筋修理过打字机（那里的橡皮筋不像洛杉矶的那样容易断裂），但我并不是专业维修工，我只是想把坏了的打字机修到能用。但发现问题出在哪里，然后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整个过程对我来说就像解谜一样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