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要在乎别人怎么想？

在我还是个13岁的少年时，不知不觉结识了一群比我大一点儿也更成熟的男孩。他们认识很多不同的女孩，而且经常和她们一起出去玩，通常是去海滩。

有一次我们在海边，大部分男孩都和女孩子们一起去防波堤上玩了。我当时有点儿喜欢其中一个女孩，不小心把心里想的话大声说了出来：“啊，我想带芭芭拉去看电影……”

我就说了这一句话，旁边的男孩就已经激动得不行。他跑到岩石堆上找她，把她推过来，边推边喊：“费曼有话想对你说，芭芭拉！”真是尴尬至极。

很快，男孩们就都围在我身边：“ 说吧 ，费曼！”于是我邀请她一起去看电影。这是我第一次约会。

我回到家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她给了我各种各样的建议。例如，如果我们乘公交车的话，我应该先下公交车，然后让芭芭拉扶着我的手下车；或者我们走在街上时，我应该走在外侧。她甚至还告诉我应该说些什么。她在向我传递一种文化传统：女性要告诉自己的儿子如何礼待下一代女性。

晚餐之后，我打扮得整整齐齐去芭芭拉家接她。我很紧张。是的，她还没打扮好（情况总是如此），所以她家人让我在餐厅等她，他们正在那里和一大群朋友吃饭。大家说了各种各样的话，包括“看他多可爱！”这样的话。我觉得自己并不可爱。这感觉真是糟透了！

我记得关于这次约会的一切。在我们离开她家前往镇上新开的小电影院的路上，我们谈到了弹钢琴。我告诉她在我更小的时候，家人逼我学了一阵子钢琴，但是在学了6个月之后我还在弹《雏菊之舞》，我再也熬不下去了。我以前总担心自己显得“娘娘腔”，连续几周弹《雏菊之舞》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所以我选择了放弃。对于“娘娘腔”这件事我实在是太敏感了，甚至母亲叫我去市场上买一些薄荷小饼和仙女小烤饼之类的零食时我都很介意。

我们看了电影，然后我陪她走回家。我赞扬了她手上小巧漂亮的手套。然后在门口跟她说了晚安。

芭芭拉对我说：“今晚我很愉快，谢谢你。”

“不客气！”我回答，感觉棒极了。

下次约会时——是和另一个女孩——我也对她说了晚安，然后她说：“今晚我很愉快，谢谢你。”

我感觉没那么棒了。

当我对和我约会的第三个女孩说了晚安后，她张开嘴正准备说话，我抢着说：“今晚我很愉快，谢谢你！”

她说：“谢谢你，嗯——哦！是的，今晚我也很愉快，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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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我和那群海滩朋友参加了一个聚会，一个年纪大点儿的男孩和女朋友一起做示范，在厨房里教我们如何接吻，“你的嘴唇得像这样，角度要对，这样鼻子才不会撞上”，等等。于是我去了客厅，那里有一个姑娘。我坐在沙发上抱着她，练习这门“新技术”。忽然出现了一阵骚动：“阿琳来了！阿琳来了！”我并不知道阿琳是谁。

然后有人说：“她在这儿！她在这儿！”所有人都停下手上正在做的事，跑去看这位公主。阿琳非常漂亮，难怪她受到如此追捧，真是当之无愧。但我不认为因为公主来了，人们就应该改去做其他事，这也太不平等了。

因此当所有人都跑去看阿琳时，我仍然和那个姑娘一起坐在沙发上。

（后来我和阿琳相熟以后，她告诉我，她记得那次聚会上所有人都很友好，除了一个躲在角落里的沙发上，和一个姑娘又抱又亲的人。她不知道的是，两分钟之前，所有人都在做同样的事！）

我第一次和阿琳说话是在一次舞会上。她非常受欢迎，所有人都抢着和她跳舞。我记得我当时也想和她跳舞，然后就开始琢磨着怎么能抢到机会。我一直都没法解决找舞伴这类问题：首先，当她在舞池的另一端和别人跳舞时，现场情况过于复杂，你不得不等他们靠近；其次，当她靠近后，你会想“不，现在的音乐不是我擅长跳的”，所以你得等另一种音乐响起。当音乐变成了你喜欢的类型后，你稍微往前倾了倾身——至少你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去“抢人”了，这时就会有其他人在你前面抢到机会。现在，你需要再等上几分钟，因为这时过去对于刚刚跳上舞的人太不礼貌了。几分钟后，他们就又出现在舞池的另一端了，或者音乐又换了，反正总是会出现什么问题！

我时而傻站着，时而到处溜达，过了一阵子，我终于嘀嘀咕咕地说出我想和阿琳跳舞。附近的一个男孩听到我说的话，就大声向其他人宣布：“嘿，大家听着，费曼想和阿琳跳舞！”很快他们中的一个人带着阿琳舞到我们这边，其他人把我推进了舞池，我终于“插队”成功了。你能从我对她说的第一句话看出当时的状况，那是一个坦诚的问题：“如此受欢迎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们才跳了几分钟，就有人过来把她抢走了。

虽然我们不会承认，但我和朋友们都上过舞蹈课。在大萧条时期，我母亲的一位朋友为了维持生计，开了家傍晚上课的家庭舞蹈班。那个地方有个后门，她小心安排我们这些小伙子从后门进入，以免被人看见。

这位女士的舞蹈班时常举行社交舞会。虽然我没有胆量验证我的分析，但我觉得当时姑娘们的情况比小伙子们艰难得多。以前，她们不能主动要求和某个小伙子跳舞，因为这是“不体面”的。所以那些不太漂亮的姑娘只能在边上一直坐着，难过极了。

我想：“还是男的更容易，他们想什么时候争取机会都可以。”但其实并非如此。你是“自由”了，但你没有那种能让自己放松下来享受舞蹈的特质或勇气，或某种感觉。事实上，你总会纠结于到底是应该争取机会还是应该邀请一个姑娘和自己跳舞。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没有在跳舞的姑娘，又觉得想和她跳舞，你可能会想：“太好了！至少我现在有机会了！”但那个姑娘往往会说：“不，谢谢，我累了。这支曲子我还是歇一下吧。”于是你有点受挫地走开了，但你还没有完全失去希望，因为她可能真的累了。可你一回头，就看到另一个人走过去找她，然后她就不累了，开始和那个人跳舞！没准儿那个人是她的男朋友，而她知道他会来，或者她可能不喜欢你的长相，或者出于其他什么原因。这个简单的问题总会变得那么复杂。

有一次，我决心邀请阿琳来参加这样的舞会。那是我第一次约她出来。我的好朋友们也在舞会上，都是我母亲邀请的，为了给她朋友的舞蹈班积攒更多的顾客。这些家伙和我同辈，都是学校里和我年龄相仿的人。哈罗德·加斯特和大卫·莱夫是文艺青年，而罗伯特·斯塔普勒是理工男。我们放学后总是待在一起，到处乱逛，聊东聊西。

言归正传，我最好的朋友们也在舞会上，他们看到我和阿琳在一起后，就把我叫到衣帽间里说：“听着，费曼，我们想让你知道， 我们 明白阿琳今晚是 你的 姑娘，所以今晚我们就不去烦你俩了。她不再是我们的目标。”如此这般。但是没过多久，正是这些家伙出来争夺和阿琳跳舞的机会！我终于明白了莎士比亚写的“在我看来，他确实抗议太过” 是什么意思。

你必须知道我那时是什么样子。我当时性格羞怯，因为其他人都比我强壮，所以我总是感觉不舒服，而且我还总害怕被人看作“娘娘腔”。那时所有人都玩棒球，每个人都会做各种体育运动。如果附近有一场比赛，一个球从马路对面滚过来，那么我会因为需要把球捡起来扔回去而吓呆，我肯定会把球扔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然后大家都会嘲笑我。那真是糟透了，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样。

有一次我受邀参加在阿琳家举办的聚会。所有人都在，因为阿琳是附近最受欢迎的女孩，她最好，所有人都喜欢她。我坐在一张大椅子里，无事可做，这时阿琳走过来坐在椅子扶手上和我说话。那种感觉就是这样开始的：“天哪！世界真美好！我喜欢的人开始注意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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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法洛克威的犹太教堂有一个为犹太孩子设立的青少年中心。那是一个会举办很多活动的大型俱乐部。写作小组的成员会把自己写好的故事读给大家听，戏剧小组会举行演出，还有科学小组和艺术小组。我对科学以外的学科兴趣寥寥，但是阿琳在艺术小组，所以我也加入了那个小组。为了能和阿琳在一个小组里，我硬着头皮学艺术——制作脸部石膏模型之类的东西（事实证明，这项技艺在后来派上了用场）。

但是阿琳在小组里有一个叫杰罗姆的男朋友，所以我没什么机会。我只能当个小配角。

有一次我不在的时候，有人提名我做青少年中心的主席。大人们很紧张，因为当时我宣称自己是一位无神论者。

我是在信仰犹太教的环境中长大的，我家人每周五都去教堂，我上的是“主日学校”，甚至还学了一阵子希伯来文——但与此同时，父亲也教过我世界是什么样的。当我听拉比 说起某些神迹时，比如在没有风的情况下草丛里的叶子突然抖动起来，我就试着把这些神迹融入现实世界，然后从自然现象的角度解释这些事。

某些神迹很难理解，但关于叶子的这个还算简单。我走路上学时，有时会听到一点声音：虽然风轻到无法觉察，但是草丛中的叶子微微摇摆，那是因为叶子所处的位置恰好可以产生某种共振。当时我想：“啊哈！这就能解释以利亚看到的摇晃的草丛了。”

但有一些神迹，我一直都没弄明白。例如，有一个故事说摩西扔下了自己的手杖，然后手杖变成了一条蛇。我不知道目击者到底看到了什么才觉得他的手杖是一条蛇。

如果我能回想起更小的时候，圣诞老人故事的幻灭可能已经提醒了我。但这还不至于让我怀疑那些超自然故事的真实性，即使它们并不符合自然知识。当我发现圣诞老人并不存在时，我没有感到难过，反而释然了，原来有一个更简单的说法可以解释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孩子会在同一天夜里收到礼物。之前的故事太复杂了，我快想不透了。

圣诞老人的事只是我们家的一个特别的庆祝习惯，并不严肃。但我听说的那些神迹却都和真实的事物有关，每周人们都要去教堂，也会去主日学校，拉比会在那里给孩子们讲神迹故事，这更像是在做戏。圣诞老人的故事不会影响教堂这样的庞大体系，因为我知道它们真的存在。

所以我全盘相信在主日学校学到的东西，却没法将这些东西以合理的方式连接起来。当然，危机迟早会到来。

这场危机发生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拉比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西班牙宗教法庭的故事，在法庭设立期间，犹太人经受了可怕的折磨。他告诉我们有一个叫露丝的人，还具体讲了她做了什么、维护和攻击她的辩词有哪些……好像整件事情都记载在法庭记录里一样。我是个单纯的孩子，听到之后就相信这是一份真实的记录，因为拉比从来没有表示过这不是真的。

最后，那位拉比描述露丝在监狱中即将死去的场面：“她在临死前，想到……”如此这般。

我震惊了。课程结束后我问拉比：“他们如何知道她临死前是怎么想的？”他说：“为了更生动地描绘犹太人所受之苦，我们编造了露丝的故事。她不是个真人。”

对我来说这太难承受了。我感觉自己深深被骗：我想要真实的故事，而不是被其他人修饰过的，这样我才能自己决定故事的意义。但是和大人争辩对我来说太难了，我只能眼泪汪汪。我很难过，于是哭了起来。

拉比问：“怎么回事？”

我试着解释：“我一直都在听这些故事，但现在我不知道你告诉我的所有这些故事有多少是真，有多少是假——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我学到的这些东西！”我试着解释我在那一刻失去了一切，可以这样说，我不再相信这些知识了。我一直都努力理解所有这些神迹，而现在——虽然很多神迹出现的原因确实也跟着迎刃而解了，但我很不开心。

拉比说：“如果这对你来说如此痛苦，你为什么还要来主日学校呢？”

“是我父母让我来的。”

我从来没跟我父母说过这件事，也一直不知道拉比是否跟他们谈过，但是他们再也没让我去过主日学校。这件事就发生在我即将正式入教之前。

无论如何，这场危机迅速地解决了我的困扰，支持了如下理论：所有神迹大概都是编出来的，为的是让人“更生动”地理解教义，哪怕有悖于自然现象。但我认为自然本身非常有趣，不想让它被如此歪曲。于是我逐渐对宗教这件事产生了怀疑。

总之，犹太长老们组织这个包含各种活动的俱乐部，不仅是为了不让我们上街胡闹，也是为了让我们对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感兴趣。所以，如果选我这样的人做主席，他们会感到非常尴尬。我没有当选，这让我们双方都松了一口气，但活动中心最终还是倒闭了。在我被提名时，它已经快不行了，如果我当选的话，它的倒闭肯定要算在我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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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阿琳告诉我，杰罗姆不再是她的男朋友了——她和他没有关系了。对我来说这是个天大的喜讯，是希望的开始！她邀请我去她家做客，就在离锡达赫斯特不远的西敏寺大街154号。

我在约好的时间去她家，当时天已经黑了，而且门廊也没点灯。我看不见门牌号。我不想敲门询问地址是否正确，因为这样会打扰到别人，于是我悄悄爬上楼梯，用手摸门牌号，确认是“154”。

阿琳正在写哲学课作业，她遇到了一点困难。“我们在学笛卡儿，”她说，“他先说‘Cogito, ergo sum’，就是‘我思故我在’，最后证明了神的存在。”

“不可能！”我甚至没有停下来想想我正在质疑伟大的笛卡儿。（这是我从我父亲那里学来的：不尊重 任何 权威；不要管话是谁说的，但要关注他说的条件是什么，结论又是什么，然后问自己：“这合理吗？”）我说：“这是怎么从开头推导出结论的？”

“我不知道。”她说。

“我们来仔细看看，”我说，“他怎么论证的？”

我们研究起来，然后发现笛卡儿说的“Cogito, ergo sum”的意思其实是，只有一件事是不能被怀疑的，那就是怀疑本身。“他为什么就不能直说呢？”我抱怨道，“他只是想说他设法掌握了一个事实。”

接下来的内容大致是：“我只能拥有不完美的思想，但要理解不完美，首先要用完美作为参考。因此完美必然存在于某个地方。”（他正在一步步向神推导。）

“完全不对！”我说，“在科学中，你可以在没有完美理论的前提下讨论相对近似的方法。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我觉得这就是胡说八道。”

阿琳理解我。她明白，在看这些哲学观点时，无论别人觉得这些哲学玩意儿有多厉害、多重要，你都可以不把它当回事儿——你可以只考虑话语本身，而非说了这些话的笛卡儿。“嗯，我猜从反面看也可以，”她说，“我的老师总是说，‘每个问题都有两面，就像每张纸都有两面’。”

“这句话本身也有两面。”我说。

“什么意思？”

我在《大英百科全书》里读到过有关莫比乌斯环的内容，了不起的百科全书！那时候，像莫比乌斯环这样的东西并不是尽人皆知的，但那时的人和现在的孩子一样可以轻松理解它们。这样一种表面真实存在，它不是一个空泛的政治问题，或者任何你需要了解历史背景才能理解的东西。读这些东西就像置身于一个无人知晓的奇妙世界，你感到兴奋，并不仅因为学习这些东西让你愉悦，也因为它让你变得与众不同。

我拿来一张纸条，在中间扭转，然后把它连接成一个环。阿琳很高兴。

第二天在班上，她等着老师再说那个比喻。果然，老师拿出一张纸说：“每个问题都有两面，就像每张纸都有两面。”阿琳拿起她自己的纸条，在中间扭一下，然后说：“老师，即使是 这个 问题也有两面：存在只有一面的纸！”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兴奋，阿琳感到很得意，因此我认为她在这次事件后更关注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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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杰罗姆之后，我有了一个新的竞争者——我的“好朋友”哈罗德·加斯特。阿琳总是在我们俩之间左右摇摆。毕业时，她和哈罗德一起参加了舞会，但在毕业典礼上和我的父母坐在了一起。

我是数学、物理、化学等理科的第一名，所以在毕业典礼上上台领了好几次奖。哈罗德是英语和历史学科的第一名，还写了学校演出的剧本，很令人刮目相看。

我英语学得不好——我无法忍受这门课。担心自己拼写的对错在我看来是一件很可笑的事，因为英文拼写只是一种人为的约定，和真正的、本质的东西无关。任何词都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拼写。我对所有这些英文上的讲究没有耐心。

纽约州要求每个高中生都参加州会考，会考由一系列考试组成。毕业前几个月，我们参加了英文会考，哈罗德和我另一位擅长文科的朋友大卫·莱夫（他是校报的编辑）问我选择以哪本书为论题。大卫选择了辛克莱·刘易斯的一本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书，哈罗德选了某个剧本。我说我选择了《金银岛》，因为我们在一年级的英文课读过那本书，同时我还告诉他们我打算写什么。

他们笑了。“天哪，你是要放弃吗？写这么简单的东西，还是这么简单的书！”

在论题列表中，我选择了“航空领域科学的重要性”。我想：“真是个傻问题，航空中科学的重要性再明显不过了！”

我本来打算写一篇关于这个傻问题的简单论文，但我想起那些擅长文科的朋友一直很能“转文”——用一种显得复杂而深刻的方式组织句子。我打算试一试，只是为了好玩。我想：“如果会考真的蠢到居然要讨论航空中科学的重要性，那我就做给他们看吧。”

于是我写下了这样的东西：“对航空器后部形成的旋涡、涡流、涡旋的分析，对于航空科学非常重要……”我知道旋涡、涡流、涡旋是同一种东西，但是用三种不同的方式说出来 听起来 更讲究！这是唯一一件我平时不会在考试中做的事。

批改我卷子的老师肯定是被“旋涡、涡流、涡旋”折服了，因为我得了91分；而我擅长文科的朋友们，他们选择的主题更容易被英文老师拿捏，都只得了88分。

那一年有个新规定：如果你在会考中得到90分及以上的成绩，就可以直接在毕业时获得这个学科的优秀奖。所以在毕业典礼上，剧作家和校报编辑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而没文化的物理傻瓜却又一次被叫到台上领奖！

毕业典礼结束后，阿琳在大厅和我的父母还有哈罗德的父母在一起，这时数学部主任（他还是学校的教导主任）走了过来。他块头很大，个子很高，也很有压迫感。加斯特太太对他说：“你好，奥格斯巴里博士。我是哈罗德·加斯特的母亲。这位是费曼太太……”

他完全忽略了加斯特夫人，立刻转向我母亲：“费曼夫人，我想要告诉你，像你儿子这样的年轻人真的很少见。州政府应该支持像他这样有才华的人。你 必须 让他上大学，上你能负担得起的最好的大学！”他担心我父母不打算送我上大学，因为在那个年代，很多孩子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在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工作了。

我的朋友罗伯特就是这样。他也有一个实验室，是他教给我关于透镜和光学器件的知识。（有一天他在实验室出了一场事故。他打开一瓶石炭酸时，一些液体溅到了他脸上。他去看了医生，脸上绑了几周绷带。有趣的是，当绷带被拿下来后，他的皮肤比以前光滑多了——脸上的斑点变少了。后来我发现有一段时间人们曾经用稀释后的石炭酸美容。）罗伯特家境困难，为了减少母亲的负担，他毕业后必须马上工作，所以他无法继续研究他喜欢的科学。

总之，我母亲再次向奥格斯巴里博士保证：“我们在尽最大努力存钱，我们打算把他送到哥伦比亚大学或者麻省理工学院。”阿琳听到了这一切，在那之后我在竞争中稍微领先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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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琳是个出色的女孩。她是拿骚县劳伦斯高中的报纸编辑，她钢琴弹得很好，也很有艺术天赋。她为我家的房子做了一些装饰，比如壁橱里的鹦鹉图案。随着时间推移，我家人对她越来越了解，她会和我父亲一起去树林里画画。我父亲也像很多人一样，是后来才学的绘画。

阿琳和我开始对彼此的个性产生影响。她生活在一个凡事都彬彬有礼的家庭，她对其他人的感受很敏感。她也教我对这类事物更加敏感。但另一方面，她的家人觉得“善意的谎言”是可以接受的。

我认为人应该有一种态度，那就是“ 你 为什么要在乎别人怎么想”。我说：“我们应该听取并考虑别人的意见。但是如果这些意见并没有道理，而且我们认为这些意见是错的，那么我们就不用理睬！”

阿琳马上就明白了。在我们的关系中，我们必须对彼此非常坦诚，做到绝对的有话直说，说服她相信这点很简单。这种方式很奏效，我们越来越深爱彼此——这种感情是我从未体验过的。

夏天结束后，我离家去麻省理工上学。（我不能去哥伦比亚大学是因为对犹太人的录取限额。）我开始收到我朋友的来信，上面会说像这样的话：“你该看看阿琳和哈罗德是怎么出去玩的”，或者“她都干了什么，而你却孤身一人在波士顿”。事实上，我在波士顿也会和姑娘们一起出去玩，但是她们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我知道对于阿琳来说也是如此。

夏季来临，我留在波士顿做一份暑期工作，工作内容是测量摩擦力。克莱斯勒公司开发出了一种新的抛光方法，通过这种方法能得到一种超级漆面，我们的工作就是测量这种漆面有多大进步。（事实证明“超级漆面”并没有比原来强多少。）

总之，阿琳找到了能和我在一起的方法。她在30千米外的锡楚埃特找到了一份照顾孩子的暑期工作。但我父亲担心我会因为和阿琳腻在一起而荒废了学业，所以他说服阿琳不要来——或者说服了我（我也记不清了）。那个年代和现在非常非常不一样。那时候，在结婚前你必须全力以赴在事业上冲刺。

那年夏天我只见过阿琳几次，但我们约定好等我毕业后就结婚。那时我们已经相识六年。虽然在描述我们之间深厚的感情时我有点词不达意，但是我们当时非常确信，我们就是彼此的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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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麻省理工毕业之后去了普林斯顿，我假期会回家看望阿琳。有一次我看见她的一边脖子上起了一个肿块。她是个很漂亮的姑娘，所以她有点担心——好在并不疼，因此她觉得问题应该不大。她去找做医生的叔叔看病，他让她用深海鱼油擦一擦。

一段时间后，那个肿块开始有了变化，似乎是变大了——也可能是变小了，阿琳开始发烧。后来她烧得越来越严重，家庭医生认为她应该去医院。到医院后，她被告知得了伤寒。我马上开始在医学书中查这种病，然后阅读了所有相关内容，如今我仍然保持着不懂就查的习惯。

我去医院看阿琳时，她正在接受隔离，我们必须穿上特殊的袍子才能进入她的房间。医生也在那儿，于是我问他肥达试验的结果如何。肥达试验是一种伤寒病的绝对检验，包括检查排泄物中的伤寒杆菌。医生说：“是阴性。”

“什么？ 这 怎么可能？”我说，“你在试验里连伤寒杆菌都没找到，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穿这些袍子？她得的可能根本就不是伤寒！”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那个医生跟阿琳的父母谈了谈，然后他们告诉我不要捣乱：“毕竟他是医生，你只是未婚夫。”

从那时起我意识到，当某些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时，如果你提出了建议或者批评，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我 现在 明白了，却只恨当时自己没能更强硬一点，告诉阿琳的父母这个医生是个白痴——他确实是——而且根本不懂自己的本行。但在当时，她的父母说了算。

无论如何，过了一段时间后，阿琳明显好转了：肿消了，烧也退了。但是几周以后肿块再次出现，这次她去找了另一位医生。这位医生摸了摸她的腋下、腹股沟和其他一些部位，注意到这些地方也有肿块。他说问题出在淋巴，但他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病，要和其他医生商量一下。

我一听说这个消息，马上就跑到普林斯顿的图书馆查找淋巴疾病的相关信息，我看到的是“淋巴结肿大。（1）淋巴结结核。易于诊断……”，所以我猜阿琳得的不是这个病，因为医生在确诊过程中遇到了困难。

我开始阅读其他种类的疾病：淋巴水肿、淋巴瘤、霍奇金氏淋巴瘤，等等；这些病都是癌症，形态千奇百怪。我仔细读了一遍，只能推断出淋巴水肿和淋巴瘤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如果病人死了，就是淋巴瘤；如果病人至少存活了一段时间，就是淋巴水肿。

总而言之，我通过阅读所有这些淋巴疾病得出的结论是，阿琳最有可能得了一种不治之症。然后我半开玩笑地想：“我猜任何人读完一本医学书之后都会认为自己得了绝症。”然而，在仔细读了所有材料之后，我无法找到任何其他可能性。事态很严重。

在这之后，我去帕尔默大厅参加每周例行举行的茶会，然后我意识到自己照旧像往常一样和数学家们聊天，哪怕我刚刚发现阿琳很有可能得了绝症。这种感觉很奇怪，就像我有两颗心一样。

当我去看望阿琳时，我给她讲了那个笑话：对医学一无所知的人读了医学书后，总会觉得自己得了绝症。但我也告诉她我们的处境很艰难，在我看来她得了不治之症。我们讨论了各种疾病，我告诉她每种病是怎么回事。

我跟阿琳说的各种病中也包括霍奇金氏淋巴瘤。下次看到医生时，她问：“有可能是霍奇金氏淋巴瘤吗？”

医生说：“没错，有这个可能。”

当阿琳去县医院时，医生写下了如下诊断：“霍奇金氏淋巴瘤——？”我意识到，这个医生对这种病的了解不比我多。

县医院为阿琳做了各种关于“霍奇金氏淋巴瘤”的检查和X光诊断，还为讨论这个特殊病例举行了特别会诊。我记得我在门外的大厅里等她。会议结束后，护士用轮椅把她推了出来。忽然一个小个子从会议室跑出来赶上了我们。“告诉我，”他气喘吁吁地说，“你吐血吗？你咳出过血吗？”

护士说：“走开！走开！你怎么能问病人这种事呢！”然后把他推开了。她转头对我们说：“那个人是来开会的附近县的医生，他总是惹麻烦。他不能拿这种事骚扰病人！”

我当时没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位医生其实在验证某个可能性，如果我能聪明一些，应该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最终，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讨论，医院的某位医生告诉我他们认为最有可能的情况是霍奇金氏淋巴瘤。他说：“有时候可能好转，有时候则需要住院。病情会反复，同时一点点恶化。没有彻底康复的可能。病人的寿命只有几年时间。”

“听到这些我很难过，”我说，“我会告诉她你说的话。”

“可别！”医生说，“我们不想让病人苦恼。我们打算告诉她患的是腺热。”

“不行不行！”我回答，“我们已经讨论过霍奇金氏淋巴瘤的可能性。我知道她能接受。”

“她父母不想让她知道。你还是先跟他们谈谈吧。”

在家里，所有人都在做我的工作：我父母、我的两个姨母、我们的家庭医生；他们全都在劝我，说我是个傻里傻气的年轻人，不知道把患有绝症的消息告诉这个好姑娘会给她带来多大的伤害。“你怎么能做这么可怕的事呢？”他们充满恐惧地问我。

“因为我们约定好必须对彼此坦诚，直面所有问题。瞒来瞒去是没有用的。她会问我她得了什么病，我不能对她撒谎。”

“太孩子气了！”他们说——然后这个，那个，这个，那个。所有人都在做我的思想工作，说我错了。我当时想我肯定是对的，因为我已经告诉阿琳这种病是怎么回事了，我知道她能勇敢面对——告诉她真相是正确的处理方式。

但最后，我妹妹走了过来，她当时十一二岁。她眼泪扑簌扑簌地往下掉，捶打我的胸口，跟我说阿琳是个多么好的女孩，而我是个多么愚蠢、多么固执的哥哥。我受不了了。我终于屈服了。

因此我给阿琳写了一封告别情书，我想，等我告诉她她得了腺热之后，如果她发现了真相，我们就完了。那段时间我一直把这封信带在身上。

谁知老天并不打算轻易放过我，事情变得更复杂了。我去医院看阿琳，已经下定了决心。她就坐在床上，旁边是她的父母，看起来有点心烦意乱。看到我后，她的面色一亮，说：“现在我知道我们之间的坦诚有多宝贵了！”然后朝她的父母点点头，继续说，“他们告诉我，我得的是腺热，但我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他们。理查德，告诉我，我得的是霍奇金氏淋巴瘤还是腺热？”

“你得的是淋巴腺热。”我心如死灰地说。我感觉很糟糕，太糟糕了！

她的反应很简单：“哦！好啊！那我就相信他们了。”因为我们已经对彼此非常信任了，所以她彻底放心了。一切都解决了，一切看起来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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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好转了一些，然后回家住了一阵。大约一周以后，我接到一个电话。“理查德，”她说，“我想和你谈谈。来我家吧。”

“好的。”我确认了一下信是否还带在身上。我能感觉到出了事。

我上楼走进她的房间，她说：“坐下。”我坐在她的床角。“好，现在告诉我，”她说，“我得的是腺热还是霍奇金氏淋巴瘤？”

“你得的是霍奇金氏淋巴瘤。”我伸手去拿信。

“天哪！”她说，“他们是怎么折磨你的？”

我刚刚告诉她她得了绝症，并承认我对她撒了谎，而她在想什么？她在担心 我 ！我感到羞愧难当。我把信给了阿琳。

“你应该坚持到底。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做得没错！”

“我很抱歉。我感到难过。”

“我理解，理查德。但是不要再这样做了。”

事情是这样的。阿琳躺在楼上，做了一件她小时候做过的事：踮着脚下了床，慢慢走下几级台阶，偷听人们在楼下做什么。她听到母亲在大哭，然后她回到床上想：“如果我得的是腺热，妈妈为什么会哭得这么凶呢？但是理查德说我得的是腺热，所以肯定没错！”

随后她又想：“有没有可能 理查德 在撒谎？”她开始考虑为什么会有这种可能性。她的结论是，虽然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可能有人逼我痛苦地说谎了。

阿琳非常擅长面对艰难的处境，于是她开始考虑下一个问题。“好吧，”她说，“我得了霍奇金氏淋巴瘤。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

我在普林斯顿有一份奖学金，如果我结婚，学校就不会再发给我了。我们知道这种病什么样：有时候会好转几个月，阿琳可以回家住；然后她又要去医院住几个月，可能来来回回两年时间。

所以我想，虽然我读博读了一半，但我可以在贝尔电话实验室找一份研究工作，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我们可以在皇后区租一间离医院和贝尔实验室都不远的小公寓。几个月后，我们可以在纽约结婚。那天下午我们把一切都想好了。

几个月以来，阿琳的医生一直都想给她脖子上的肿块做一次活组织检查，但是她的父母一直都不同意——他们不想“折磨这个可怜的孩子”。但是带着新的决心，我坚持做他们的工作，解释说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在阿琳的帮助下，我终于说服了她的父母。

几天之后，阿琳给我打电话：“他们收到了活组织检查的报告。”

“是吗？结果好不好？”

“我不知道。你过来我们谈谈。”

我到她家后，她给我看了报告，上面写着“活组织检查表明有淋巴结结核”。

我震惊了。我的意思是，这不就是医书上列出来的第一条病症吗！我忽略了这一项，因为书上说这种病很容易诊断，而医生在确诊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我假设他们已经排除了最明显的情况。而 这 就是最明显的情况：跑出会议室问“你吐血吗？”的那个人是对的。他知道她得的是什么病！

我感觉自己像个傻瓜，因为对医生能力的过度信任和某些质量不高的旁证而错过了最明显的可能性。否则我就会提出建议，也许那位医生当时就会把阿琳的病诊断为“淋巴结结核”。从那时开始，我知道自己是个笨蛋。

总而言之，阿琳说：“所以我没准儿可以活七年，甚至可能会好转。”

“你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结果是好是坏？”

“我们现在不能马上结婚了！”

在知道了她只能再活两年后，我们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从她的角度来看，她甚至为发现自己能活得更久而感到困扰！但我没费太大力气就让她明白，现在的情况更好。

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一起面对困境。在这之后，我们在面对其他问题时都毫不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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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来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被征募参与曼哈顿计划，当时我正在读博士。几个月后，我拿到了博士学位，我立即向家人宣布我要结婚。

我父亲被吓坏了，因为从很早以前开始，他就看着我一点点成长，他一直认为我会乐于成为科学家。他认为现在就结婚太早，会阻碍我的事业。他还有一个毫无道理的想法：在看到一个身处困境的男人时，他总是说“Cherchez la femme”——注意他背后的女人有什么问题。他认为女人对于男人来说是极大的危险，一个男人应该永远保持警惕，并且在女人面前绝不动摇。当他看到我要和一个得了结核病的女孩结婚时，就担心我也可能得病。

我们全家对此都很担心——姨母、叔叔，所有人。他们把家庭医生叫来，给我解释结核病是一种危险的疾病，如果一意孤行，我一定会得上。

我说：“告诉我病是怎么传染的，我们会注意的。”我们已经非常非常小心了：我们知道不能接吻，因为口腔里有很多细菌。

然后他们仔细地向我解释，当我承诺和阿琳结婚时，我并不知道这种情况。所有人都会理解我，所以当时的承诺不算是真正的婚约。

他们认为我之所以要结婚是因为我做出了承诺！我从没有过这种疯狂的想法，我从没这样想过。这不是一个关于承诺的问题；我们一直都在一起，虽然没有一纸婚书或婚礼，但我们是相爱的，我们在情感上已经结婚了。

我说：“丈夫知道自己的妻子得了结核病后选择离开她，是妥当的做法吗？”

只有我开旅馆的姨母认为我们结婚可能没有问题。其他人仍然在反对这件事。因为我家人曾经给过我错得离谱的建议，所以这次我的立场更坚决了。反抗和继续反抗并不困难，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大问题。虽然情形类似，但是他们不打算再劝说我做任何事了。我和阿琳都知道，我们做的是对的。

我和阿琳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新泽西的迪克斯堡南边有一家医院，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她可以待在那里。那是一家慈善医院（名字是黛博拉），由纽约的制衣女工工会资助。虽然阿琳不是制衣工人，但并不影响什么。我是一个为政府项目工作的年轻人，报酬很微薄。但是通过这种方式，我终于可以照顾她了。

我们决定在去黛博拉医院的路上结婚。我去普林斯顿，一个研究生比尔·伍德沃把他的旅行车借给了我。我把它改得像一辆小救护车一样，后面放着床垫和床单，这样阿琳累了的时候可以躺下。虽然这段时间她待在家里，病情看起来不是很糟，但她在县医院里也住了很长时间，还有点虚弱。

我开车到锡达赫斯特接我的新娘。阿琳的家人向她挥手告别，我们出发了。我们穿过了皇后区和布鲁克林区，然后坐渡船去了斯塔滕岛——这是我们的浪漫船游，然后开车去里士满市政厅登记结婚。

我们慢慢走上楼梯，进入办事大厅。那里的工作人员很和善，马上就准备好了一切。他说：“看来你们没有证婚人。”于是从另一个房间叫来了书记员和会计。根据纽约州的法律，我们结婚了。我们感到非常幸福，紧握着对方的手相视而笑。

书记员对我说：“你们正式成为夫妻了。你该亲吻新娘了！”

羞怯的新郎轻轻地吻了一下新娘的脸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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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每个人发了小费并诚挚地感谢了他们。我们回到车上，开车前往黛博拉医院。

每个周末我都会离开普林斯顿去找阿琳。有一次，公交车晚点了，我无法进入医院探视。医院附近也没有什么旅店，好在我穿着羊皮大衣（足够暖和），就找了个空地睡觉。我怕早上人们从窗户望向外面的时候会看见我，所以我找了一块远离房屋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醒来后，我发现自己睡在垃圾堆里——一个垃圾填埋场！我觉得自己太傻了，不由得大笑。

阿琳的医生是个好人，但看到我每月带来的18美元战争债券还是会生气。他能看出我们没有多少钱，因此一再坚持我们不用给医院捐款，但我还是这样做了。

有一次在普林斯顿大学，我收到了一箱铅笔。铅笔是深绿色的，上面用烫金字写着“理查德亲爱的，我爱你！喵喵”。是阿琳。（我叫她“喵喵” 。）

是的，我也爱她，但是——你知道有时难免不小心把铅笔落在各种地方。比如我给魏格纳教授看一个方程或者别的什么后，就会把铅笔落在他桌子上。

那时候我们也没什么余钱，因此我不能浪费铅笔。我从浴室拿了一把剃须刀，然后把铅笔上有字的部分刮掉，看看铅笔是否还能使用。

第二天早上我收到一封信。开头是这样写的：“刮掉铅笔上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接下来是：“你难道不因为我爱你而感到骄傲吗？”然后是：“ 你 为什么要在乎别人怎么想？”

然后是诗：“如果你为我感到难为情，……那你就是笨蛋！你是笨蛋！”下一节也是类似的话，最后两句是：“你是傻瓜！你是傻瓜！”每一节都是不同形式的“你是白痴！”

于是我不得不使用那些刻了名字的铅笔。我还能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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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我就要去洛斯阿拉莫斯了。罗伯特·奥本海默是项目的负责人，他安排阿琳住进了最近的医院，位于大概160千米外的阿尔伯克基。我每周末都可以去看她，我可以周六搭上便车，下午看望阿琳，然后晚上在阿尔伯克基的旅馆过夜。周日上午我会再去看阿琳，然后下午搭便车回洛斯阿拉莫斯。

在工作日，我经常收到阿琳的信。有一些信导致军方的审查部门给我送来了小纸条，比如那封写在拼图上然后打散装进袋子里的信，就被警告“请告诉你妻子，我们这儿没时间玩游戏！”我什么都没跟她说，因为我喜欢她玩游戏，尽管她经常让我陷于各种尴尬但搞笑的境地。

有一次，大概五月初的时候，洛斯阿拉莫斯几乎每个人的邮箱里都神奇地出现了报纸。整个实验室到处都是报纸，有几百份之多。打开报纸，横跨整个头版的粗体头条标题直逼而来：“全国上下共同庆祝R. P.费曼的生日！”

阿琳在和这个世界玩游戏。她有很多时间可以用来琢磨。她经常读杂志，然后邮购各种东西。她总是在谋划着些什么。（她的游戏肯定得到了尼克·梅特罗波利斯 或者其他经常从洛斯阿拉莫斯来探望她的人的帮助。）阿琳虽然只是待在房间里，但她也处在世界之中，她会给我写疯狂的信，寄来各种各样的东西。

有一次，她寄给我一大本厨具广告目录，里面的东西可能只有监狱那种庞大且人数众多的机构才用得上。从鼓风机到炉子护板，再到巨大的罐子和平底锅，各种设备应有尽有。我想：“这是啥玩意儿？”

这让我想起还在麻省理工时，阿琳也寄给我一份巨型船只目录，从战舰到远洋邮轮——都是大船。我写信问她：“这是什么意思？”

她回信说：“我只是想，当我们结婚时，我们可以买一艘船。”

我又写信说：“你疯了吗？这太离谱了！”

然后她寄来了另一份目录，上面都是非常有钱的人才会买的那种大游艇——十几米长的纵帆船之类。她写道：“既然你已经否决了其他船，那我想或许能从这里面挑一个。”

我回信：“这也太离谱了！”

很快又来了另一份目录，上面是各种各样的摩托艇——克里斯游艇之类。

我写道：“太贵了！”

最后我收到一张字条：“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理查德。你总是拒绝。”原来是她的一个朋友有一艘二手划艇，想以15美元的价格出售，如果我们买了，明年夏天就可以划船了。

当然，我答应了她。她搞出这么多花样，我怎么能拒绝她呢？

我还在想这一大本工业化厨房设备目录到底是什么花样，另一个关于旅店和餐馆的目录又来了，就是那种适合中小型旅店和餐馆的设备。几天后，为乔迁新居准备的厨房设备目录来了。

下个周六去阿尔伯克基时，我终于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她房间里有一个从西尔斯百货邮购的小型木炭烤炉，大概有半米宽，带有几个小支脚。

“我想我们可以做牛排了。”阿琳说。

“我们怎么能在这儿，在房间里用这个东西呢？肯定会有烟什么的！”

“哦，不是的，”她说，“你只需要把它搬到草坪上。然后每周日就可以做牛排了。”

那所医院就在66号公路上，正是那条横跨美国的主要公路！“我可不能这么干。”我说，“我是说，有那么多小车大车经过，还有各种人在人行道上走来走去，我不能就站在那儿，在草坪上烤牛排！”

“你为什么要在乎别人怎么想？”（阿琳又在用这句话欺负我！）“好吧，”她说，打开一个抽屉，“我们可以妥协：你不用戴厨师帽和手套了。”

她拿出一顶帽子——真正的厨师帽——和手套。然后她一边说“试试围裙”，一边打开一条围裙。围裙上印了一句非常傻的话，像是“烧烤之王”之类。

“好吧，好吧！”我吓坏了，“我会在草坪上做牛排！”于是每周六或周日，我都会在66号公路旁烤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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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是关于圣诞贺卡的故事了。在我刚到洛斯阿拉莫斯的几周后，阿琳说：“我觉得我们应该给所有人送一张圣诞贺卡。你想看看我挑的吗？”

卡片都很好，没错，但是里面写的是“圣诞快乐，查查和喵喵敬上”。“我不能把这些发给费米和贝特 ，”我抗议道，“我和他们根本不熟！”

“ 你 为什么要在乎别人怎么想？”当然还是这句话。因此我们把贺卡都寄出去了。

第二年，我已经认识了费米，也认识了贝特。我去过他们的家，也照顾过他们的孩子。我们关系很好。

在年中的某一天，阿琳用一种很正式的语气对我说：“你还没问我今年圣诞贺卡的事，理查德……”

我冷汗直冒：“啊，好，我们来看看贺卡。”

卡片上写着“圣诞快乐、新年顺利，理查德·费曼和阿琳·费曼敬上”。“挺好的，”我说，“卡片很不错，适合寄给所有人。”

“哦，不是的，”她说，“给费米和贝特那些人可不行。”不出所料，她还准备了另一盒贺卡。

她拿出一张贺卡。上面写着正常的内容，落款是“R. P.费曼博士和夫人敬上”。

我还得把这些贺卡寄给费米和贝特他们。

“贺卡弄得这么严肃干什么，迪克？”他们收到卡片后笑道。他们为阿琳的乐在其中感到开心，而我对此毫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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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琳并没有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发明游戏上。她邮购了一本叫作《汉字的发音与字形》的书。那是一本很可爱的书，我现在还保留着，里面有50个用好看的书法字体写的汉字，旁边还有注解，写着“三女为‘姦’”之类。她买了宣纸、毛笔和墨汁，开始练习书法。她还买了一本中文字典，好学习其他汉字。

有一次我去看望阿琳，她正在练习。我听见她自言自语：“不对。那个错了。”

我这个“伟大的科学家”走过去：“你说的‘错’是什么意思？这些都只是人为的约定。没有任何自然法则规定了这些字应该是什么样的，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我的意思是，它没有错，但是不美。这是让人感觉匀称与否的问题。”

“但是这样写和那样写一样好啊。”我反驳她。

“给，”她递给我一支毛笔，“你自己写写看。”

于是我写了一个字，然后说：“等一下。我要再写一个，这个太不连贯了。”（毕竟我不能说我写错了。）

“你怎么知道应该有多连贯？”她说。

我知道她的意思了。要想每一笔都写得好看，必须用一种特别的运笔方式。美的事物有一种特定的姿态和特性，但我无法定义，因此我认为这毫无意义。但因为这次经历，我知道了其中门道，从此之后我就对艺术开始着迷。

恰好我妹妹从她上大学的奥伯林给我寄来了一张明信片，上面有用铅笔写的小字——是中文。

琼小我九岁，也学物理。作为我的妹妹，她要面临很多挑战。她总是要找点儿我做不到的事，这次她偷偷学习了中文。

虽然我不懂中文，但有一件事我很擅长，那就是花大量时间解谜。收到明信片的那个周末，我把明信片带到了阿尔伯克基。阿琳告诉了我该如何查这些汉字。必须从字典的最后开始，找到正确的部首类别，然后数笔画，再翻找字典的正文部分。实际上，每个汉字都可能有好几种含义，你需要先把几个汉字组合起来，然后才能理解。

我以极大的耐心找到了答案。琼的意思大概是“我今天过得很开心”。只有一句话我弄不明白——“昨天我们庆祝了造山日”，这显然说不通。（结果后来发现奥伯林确实有个叫“造山日”的节日，我竟然翻译对了！）

一般来说，人们在明信片上看到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但是从这次的形势判断，我知道琼是想通过给我寄中文明信片击败我。

我来回翻那本书法艺术书，然后找出四个放在一起很合适的汉字。我弄来一大叠纸，一遍又一遍地练习，每个字我都写了50遍以上，直到写好为止。

每当碰巧写出一个好的来，我就把这个汉字保存起来。在阿琳的帮助下，我把它们一张挨一张地竖着粘起来。然后在两端各粘上一根小木条，这样就可以把整个作品挂在墙上了。我用尼克·梅特罗波利斯的相机给我的杰作拍了照，把它卷起来，再放进一个圆筒里，寄给了琼。

她明白了。她打开卷轴，但是读不懂。在她看来我就是随便编造了四个字符，然后在卷轴上挨个写下来。于是，她把卷轴拿给她的老师看。

老师说的第一句话是：“写得很好！”然后问，“这是你写的吗？”

“哦，不是。上面说的是什么？”

“兄亦可言。”

我真是个坏人——我不会让妹妹赢过我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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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琳的病情恶化，她父亲从纽约赶过来看她。在战时，从那么远的地方跑过来，既辛苦又昂贵，但他知道她的时间可能不多了。一天他给我打电话，我当时在洛斯阿拉莫斯。“你最好赶紧过来。”他说。

我之前就和一位同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朋友克劳斯·富赫斯说好，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借车给我，好让我能尽快赶到阿尔伯克基。我在路上载了两个搭便车的人，以防路上出问题时没人帮忙。

果然，当我们驶入圣菲后，有一个胎瘪了。搭便车的人帮我换了胎。快出圣菲的时候，备胎也瘪了，但好在附近有一家加油站。我记得我当时耐心等候加油站的人先处理其他车辆，但当那两个搭便车的人知道了我的情况后，就去向修车人解释。修车人马上过来处理了我那个瘪了的胎。我们决定不修备胎了，因为修理它会耽误更多时间。

我们再次出发前往阿尔伯克基，我觉得自己太蠢了，时间如此宝贵，而我竟然没想到要跟加油站的人说点什么。大概到了距离阿尔伯克基50千米的地方，我们的胎 又 瘪了！我们不得不弃车，然后搭便车走完剩下的路。我打电话给拖车公司，跟他们说明了情况。

我在医院见到了阿琳的父亲。他已经在那里待了几天了。“我受不了了，”他说，“我得回家了。”他太伤心，直接离开了。

我最后见到阿琳时，她非常虚弱，有点神志不清。她似乎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大部分时间她都直直地看着前方，偶尔看看周围，同时努力呼吸。她的呼吸偶尔会停止一下，会做一个类似吞咽的动作，然后呼吸就会继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几个小时。

我去外面散了一会儿步。惊讶的是，我竟然没有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有的那种感觉。也许我是在欺骗自己。我并不高兴，但也没有很难过，可能是因为我们很早以前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

这难以解释。如果火星人（我们假设不出意外的话火星人不会死）来到地球，看到这种奇特的生物——这些知道死亡终会到来，大约能活到七八十岁的人类，他们会认为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会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生命只是短暂的。但是我们人类不知何故，找到了顶着这个问题生存的办法：我们笑，我们逗彼此笑，我们生活。

我和阿琳唯一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我们没有50年的时间，我们只有5年。这只是一个数字上的区别，我们面对的心理问题是一样的。如果说有什么能让我们与别人不同，那可能就是我们对自己说“其他人的生活更好，因为他们可以一起生活50年”，那真是疯了。“为什么我们这么倒霉？上天为何对我们如此不公？我们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报应？”说这些话只会让自己痛苦，如果你理解现实，并且在心中完全接受现实，你就会知道这样的诘问是无关且无解的。这些事情没人能了解。你的处境只是生活的偶然。

我们在一起度过了最开心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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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阿琳的房间。我一直在想象她生理上正发生的事情：肺部无法让足够的空气进入血液，使大脑意识模糊、心力衰竭，这又导致呼吸更加困难。我一直以为会出现某种雪崩效应，所有机能同时崩溃，病情急转直下。但是事情并没有这样发展：她只是慢慢地越来越神志模糊，呼吸逐渐越来越弱，直到完全消失——只是在这之前，还有一次非常微弱的呼吸。

当值的护士走进来，确认阿琳已经去世，然后出去了。我想独自待一会儿。我在那儿坐了一阵，然后走过去俯身吻她最后一次。

我惊讶地发现，她头发的味道和过去一模一样。我停下来想了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她头发的味道当然没理由跟以前有什么差别。但我还是很震惊，因为在我心里，一件天大的事发生了——但同时也什么都没发生。

我看了看我七年前送给她的时钟，那时她刚患上结核病。这台数字时钟当时看起来很不错，你可以通过机械旋钮改变上面的数字。这台时钟很精巧，但也经常会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停止，我不得不一次次地修理它，但这些年我一直让它走了下去。现在，时钟又停了——9:22 PM，正是死亡证明书上的时间！

我记起当年在麻省理工的兄弟会里，一个想法突然毫无预兆地钻进了我的脑袋：我的祖母去世了。没过多久真就那样来了一个电话，但电话是找皮特·伯奈斯的，我的祖母没有去世。我之所以要记住这个故事，是为了防止有人给我讲另外一种结局的故事。我猜这种事有时会发生纯属偶然，毕竟我祖母年纪已经非常大了，但是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类事情是某种超自然现象。

阿琳生病的时候一直把这台时钟放在床边，现在时钟在她去世的那一刻停止了。我能理解对这种事的存在半信半疑或者深信不疑的人（特别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会马上去想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更愿意相信没人碰过那台时钟，而且无法用正常现象解释。时钟就是停下来了。这就是那类神秘现象的一个戏剧化例子了。

我看到屋子里的光线很暗，然后记起护士曾经把时钟拿起来，为了看清时间而把时钟的正面朝向光。这个动作很可能会让时钟停止。

第二天，我去了太平间。那里的人把从她身上取下来的戒指给我。“你想再看你妻子最后一眼吗？”他问。

“什么意思——不，我不想见她，不要！”我说，“我已经看过她了！”

“没错，但是已经整理好遗容了。”那人说。

我对太平间的工作流程一无所知。已经什么都没了，为什么还要整理遗容？我不想再看阿琳，这会让我更难过。

我给拖车公司打电话，要回了车，然后把阿琳的东西收拾好装进车里。我载了一个搭便车的人，然后开始驶出阿尔伯克基。

还没开几千米……砰！又有一个胎瘪了。我咒骂起来。

搭便车的人看我的眼神就像是我脑子有问题一样。“只是胎瘪了，对吧？”他说。

“是啊，只是一个轮胎——然后又一个胎，又一个胎，然后再来一个！”

我们把备胎换上，一路慢慢开回了洛斯阿拉莫斯，没有修那个坏胎。

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洛斯阿拉莫斯的朋友们。我不想让他们拉着脸和我谈论阿琳的死。我回去后有人问我发生了什么。

“她去世了。那个项目怎么样了？”我说。

他们马上就明白了，我不想沉浸在悲伤里。只有一个人表达了同情，结果当我回到洛斯阿拉莫斯时，他刚好出城了。

一天晚上我梦见了阿琳。我马上对她说：“不行，你不能出现在这个梦里。你已经不在了！”

过了一会儿，我又梦见了阿琳。我又开始说：“你不能出现在这个梦里。”

“不是这样的，”她说，“我骗了你。因为我厌倦你了，所以想出了这个计策，这样我才能远走高飞。但我现在又喜欢你了，所以我回来了。”我的大脑真的在跟自己作对。我连做个 梦 都要跟自己解释为什么她仍然会出现。

我肯定在心理上对自己做了什么。直到一个月后，我才哭出来。当时我正经过橡树岭的一家商场，注意到橱窗里有一条漂亮的裙子。我想：“阿琳肯定会喜欢的。”那一刻我崩溃了。 DovHM5Ua3zOSDl79H/09NWXxmSsqn8W412wGBM8k9PdeQwXg28tSRz2wp0h99k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