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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偷了门?

麻省理工学院不同的兄弟会都有所谓的“招募会”,在会上他们会争取让大一新生成为兄弟会的成员。我在去麻省理工前的那个夏天,就被邀请去参加了一个叫“ΦΒΔ”(Phi Beta Delta)的犹太人兄弟会在纽约举办的聚会。在那个年代,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或者在犹太家庭中长大,那么你根本就没有机会进入任何其他兄弟会——非犹太人根本不想理你。我并不是特别想和其他犹太人混在一起,而ΦΒΔ兄弟会的人也不太在意我具体是怎样的一个犹太人——事实上,我根本就不相信这些东西,宗教信仰更是一点都没有了。总之,兄弟会里的一些人在会上问了我一些问题并给了我一点儿建议:我应该直接参加第一学年的微积分考试,这样就不用再去上这门课了。结果证明,这个建议很不错。我很喜欢那几个专程赶来纽约的兄弟会哥们儿,而那两个说服我加入兄弟会的人,则在后来和我成了室友。

麻省理工还有一个叫“ΣΑΜ”(Sigma Alpha Mu)的犹太兄弟会,他们提议让我搭他们的车去波士顿,而且我还可以和他们住在一起。我搭了他们的车,并且在楼上的一间房里度过了第一个晚上。

第二天一早,我看到窗外有两个我在纽约见过的兄弟会哥们儿走上了台阶。有几位ΣΑΜ兄弟会的人跑出去和他们说话,并且他们争论的声音越来越大。

于是我朝窗外喊道:“嘿!我应该是和 那些 人一起的!”接着我就冲出了兄弟会,全然没有意识到当时他们在外边一直在谈判争取我入会。我对搭车之旅没什么感激之情,也没多想。

ΦΒΔ兄弟会在前一年差点就解散了,因为他们内部存在两个不同派系:一个是社会名流派,他们喜欢跳舞,还喜欢在舞会后开车瞎逛之类的事情;另一派则只热爱一件事情,那就是学习,从来不参加舞会。

就在我加入兄弟会之前,他们召开过一场大会,在会上达成了一项重要协定。他们决定之后要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在学习上,每个成员都必须至少达到某个标准。如果有人学习滑坡,那么一直好好学习的人就得去给后进分子补课,帮他们完成学业。而在社交上,每个人都得参加每一场舞会。如果有人不知道如何约会,那么其他人就要帮他 制造 一场约会。如果某个人不会跳舞,那么会跳舞的人就得 他跳舞。总结起来就是:学习派要教社交派如何学习,而社交派要教学习派如何社交。

这样的安排很适合我,因为我并 不是 很擅长社交。我的胆子实在是太小了。在我不得不去外边送邮件时,即便只是从坐在台阶上的学长和女生们身边走过,我也会慌得手足无措:我不知道该如何路过。即使有哪个女生说“哦,他还挺帅的!”也没什么用。

在我加入兄弟会之后没多久,二年级学长就带着他们的女朋友以及她们的闺密来教我们跳舞了。再之后,还有一个兄弟会的哥们儿教我开车(用的是他自己的车)。他们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让我们这些“学习派”的人适应社交,并且更好地享受生活;反过来我们“学习派”成员也竭力履行了自己的责任。这种平衡实在是太棒了。

以前我一直都无法理解社交的真正意义。但在那些“社交派”兄弟教会我如何与女孩子搭讪后没多久,我就在一家餐厅遇见了一位让我很有好感的女服务员,那天我正好一个人在那里吃饭。经过一番内心挣扎,我终于鼓起勇气去邀请她参加我们兄弟会举办的下一场舞会,而她也答应了。

回到兄弟会之后,当我们讨论起下一场舞会的举办日期时,我告诉大家这次不需要再为我安排舞伴了——我自己找到了舞伴。我真为自己感到骄傲。

但当学长们知道我的舞伴竟然是个女服务员时,他们吓呆了。他们告诉我 这个 舞伴选得不行,他们会给我物色一个“合适的”。这种做法搞得好像是我因为自己脑筋不清楚而“误入歧途”了一样,他们还决定出手纠正这个错误。他们去那家餐厅找到那位女服务员,劝她不要参加我们的舞会,然后又替我另外找了一位舞伴。可以说,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想去教育自己“任性的儿子”,但我觉得错的反而是他们。那会儿我只是个大一新生,所以还没有胆量也没有信心阻止他们破坏我的约会。

兄弟会的“入会考验”可是下了狠功夫,各种损招层出不穷。其中有一次是在寒冬时节,他们蒙上我们的眼睛,把我们带到荒郊野外,然后把我们扔在一个冰封的湖边,每个人间隔大约30米。我们当时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与世隔绝——别说人了,连个房子都看不见。给我们的考验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回去的路。我们当时还很年轻,所以大家都有点害怕,在那里默不作声,除了一个叫莫里斯·迈耶的家伙:你根本就没法阻止他乱开玩笑,也没法不让他说那些愚蠢无比的双关语,更没法不让他表现出那种无忧无虑、随遇而安的态度:“哈哈,没什么大问题,这不是挺好玩的吗?”

我们都很烦莫里斯·迈耶。他总是落在队伍后边,还不停地对当前这种局面冷嘲热讽,可大家对此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就这样,我们走到了离湖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依旧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然后大家就开始讨论路线选择的问题,可这时莫里斯忽然追到前边,说道:“走 这边 。”

又知道什么了,莫里斯?”我们已经无奈了,“你都胡说一路了,倒是说一下为什么要走 这边 ?”

“很简单呀,你们抬头看看那些电话线,肯定是朝着中央车站方向的电话线更密集。”

这个看起来什么也不关心的家伙,竟然能想出这么棒的点子!于是我们就按照他的说法径直走回了城里,一步都没有走错。

我们回去之后的第二天,学校里将会有一场全校范围的大一新生和大二学长之间的“mudeo”比赛(在泥地里进行的各种摔跤和拔河比赛)。就在我们回来这天晚上,一伙大二学长冲进了兄弟会,他们当中有些是我们兄弟会的成员,有些则不是。他们把我们给“绑架”了,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身心疲惫,这样他们就能赢得第二天的比赛了。

这些学长很轻松就把我们新生绑在了一起,但除了我,因为我不想让兄弟会的成员们发现我是个“弱鸡”。(我一点儿都不擅长体育运动;因为我根本没法把网球打过网,所以我总是很害怕网球飞过来掉到我身边。)但这是一个新契机,在这个新环境里,我能为自己正名。为了不让别人觉得我毫无还手的能力,我拼命地挣扎(疯狂到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结果对方三四个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我控制住。接着那些学长就把我们带到了一间位于森林深处的屋子里,还用大号U形钉把我们困在木地板上。

我尝试了各种逃跑的方法,但一直都有大二学生看守我们,所以我的办法没有一个奏效。我清晰地记得有一个年轻人被吓坏了,面如菜色,体若筛糠,那些大二学生没敢把他绑到地板上。后来我才知道他来自欧洲——当时是20世纪30年代初——他根本不知道把人绑在地板上仅仅只是一种玩笑,却知道当时欧洲正在发生什么。他的状况让人看了不寒而栗,他已经被吓坏了。

那天天快亮的时候,只剩3个大二学生看守我们20个大一新生,但我们却没有意识到。因为之前那些学长开着车来回进出了好多次,故意让我们觉得好像有很多人在活动。然而我们没注意到只有那几个人开着同一辆车来回折腾,所以输给了大二学长们。

碰巧又是那天早上,我父母要来学校看看我在波士顿的生活状况,于是兄弟会的人就一直拖着我父母,直到第二天早上我们被从小屋里放回学校。由于之前拼命挣扎逃脱,再加上一宿没睡,我浑身上下又脏又臭,还湿乎乎的,我的父母看到这个样子被吓坏了,这可是在麻省理工!

折腾了一晚,我的脖子也发僵了。那天下午在后备役军官训练队排队接受检查时,我不能直视前方。指挥官抓住我的头掰正,喊道:“向前看!”

我缩着头,肩膀也歪在一边说:“我做不到,先生!”

“哦, 真抱歉!”他后悔地说。

总之,那天为了不被学长们绑起来,我做出了自己最大限度的反抗,而这也为我赢得了荣誉和尊严。我从此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之前的“弱鸡”事迹了,总算松了一大口气。

————————

我在宿舍经常听到室友们在学理论物理课程,他们俩都是高年级学生。有一天,他们正很投入地研究一个我恰好熟悉的问题,于是我就说:“要不然你们试一下‘不努力方程’?”

“那是什么?”他们诧异地问,“你说的是什么东西?”

我就解释了我说的那个方程以及它在题目中的用处,果然那道难题迎刃而解了。后来我才意识到那个方程应该叫“伯努利方程”,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我之前在百科全书中学到的,而且也没有和别人讨论过,因此我一直都不知道那个名字该怎么发音。

我的室友倒是对此异常兴奋,从此他们研究物理问题时都会带上我,当然并不是所有问题我都能轻松解答。等到第二年去上这门课的时候,我进步神速。研究高年级的课程加上学习如何发音,确实是很好的学习方法。

我很喜欢在星期二的晚上去一个叫“雷默和普莱莫尔舞厅”的地方,这是两家连在一起的舞厅。我兄弟会的哥们儿都不太喜欢去这类对外开放的舞会;他们喜欢自己举办的内部舞会,在那里他们可以携“以合适的方式”认识的上流社会女孩出场。而我对遇见的人的出身和背景并不太在意,所以我更愿意去公共舞厅。尽管兄弟会成员们并不认可我的这种做法,但由于那时候我已经是大三学生了,所以他们拦不住我,我也玩得很开心。

有一次我和某个女孩子跳了好几支舞,但其间并没有太多对话。到了最后,她和我说:“谁掉得哈哈。”

我当时没太听清楚她说的是什么,她稍微有点口吃;但我觉得她当时应该是说“你跳得很好”。

因此我回答:“谢谢,能和你跳舞是我的荣幸。”

我们走出舞池来到一张桌子前面,这时候她的一位朋友也带着刚才的舞伴过来了,于是我们就一起坐了下来。这两个女孩子其中一个听力很差,而另一个几乎聋了。

两个女孩交谈时,都使用大量快速的手势动作,还夹杂着一些咕咕哝哝的对话。但这些并没有对我造成困扰;那个女孩舞跳得很好,人也不错。

又继续跳了几支舞之后,我们又坐回桌子旁,她们俩又开始比比画画地交谈个不停。最后,她终于和我说话了,这次我算是听懂了,她想让我们带她们去某一家宾馆。

于是我问另外那位哥们儿是否想去。

“她们要咱们去那家宾馆 干什么 ?”他问。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们也没说几句话!”我没 必要 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我觉得去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是件很好玩的事情,这是一场小小的冒险!

那哥们儿一听就怕了,表示了拒绝。我就一个人和那两个女孩子坐出租车到了那家宾馆,到了之后我发现,原来那里有一场聋哑人组织的舞会,信不信由你——他们都是同一个俱乐部的。原来他们中的许多人能够感觉到节奏和韵律,甚至能跟着音乐跳舞,并且还能在每段音乐结束时为乐队鼓掌。

这实在是太神奇了!这就好像是我来到了异国他乡,却不懂那里的语言;虽然我也能说话,但却没有人能听懂。大家都在用手语交流,所以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让舞伴教我一些手语,也确实学会了一些,就像是学一门外语一样,很有意思。

每个人都很开心和放松,全程都有说有笑,似乎大家在彼此交流沟通这件事上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障碍。这和其他语言几乎一样,只有一点区别:当他们互相做手势时,他们的头总是从一边转到另一边。后来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当有人想要在你“说话”时做出评论或打断你,可他又无法大声喊出“嘿,杰克”,就只能发出手势信号;如果在交流时不四处张望,就无法注意到这个信号。

他们彼此相处得很舒适,也只有 才担心舒适不舒适的问题。反正对我来说是一次很棒的经历。

舞会持续了很长时间,结束之后,我们一起去了一家自助餐厅。他们用手指着菜名告诉服务员自己想点的菜。我记得当时有个人用手语问道:“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我的舞伴拼出了“纽约”;我还记得有个人和我示意“好样的”——他竖起大拇指,然后触摸了一下假想出来的西装领子,以此来表示“好样的”。这套语言系统确实不错。

大家在餐厅里围坐在一起说笑着,也让我融入到了这个氛围当中。后来我想去买一瓶牛奶,于是我就走到点餐台对服务员做出“牛奶”的口型,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服务员完全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于是我凭想象做出了一个“牛奶”的手语:两个拳头上下不停地动,就像在挤牛奶那样。可他还是不明白。

我又试着把牛奶价格标签指给他看,告诉他我的意思,但还是没用。

直到最后,旁边的一个陌生人点了牛奶,我也就跟着指了指牛奶。

“哦,原来是牛奶啊!”服务员说。我也点头回应他。

他把牛奶瓶递给我之后,我对他说:“非常感谢!”

“你这家伙!”他在惊诧之余笑着说道。

————————

我在麻省理工的时候总喜欢捉弄别人。有一次,在机械制图课上,一个爱开玩笑的同学拿起了曲线板(一种用来画光滑曲线的塑料工具,形状弯曲,有点古怪)说:“我很想知道这上面的曲线是否可以用特定公式来表示。”

我稍微想了一会儿,对他说:“当然可以。这些曲线都很特殊,我给你演示一下。”接着我就拿起了我的曲线板开始慢慢转动:“曲线板是这样设计的:当你画到任意一条曲线的最低点时,无论如何转动,切线都是水平的。”

班里同学都纷纷拿起了曲线板,以各种角度去摆弄它,将铅笔放到了最低点再比较切线,果然所有的切线都是水平的。即便在这之前,他们对微积分有了一定程度的学习,已经“学过”了“ 任何 曲线的最小值处(也就是最低点处)的导数值(切线)均为零(是水平的)”这一知识点,现在仍然对这一“发现”感到兴奋不已。他们完全没有把所学的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他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知道”这些知识。

我不知道人们怎么了:他们不通过理解来学习,只会通过死记硬背或者其他别的什么方法来学习。他们所掌握的知识都经不起推敲。

四年之后,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做了同样一个恶作剧,当时我正在和爱因斯坦的一位助手交谈,他经验非常丰富,可以肯定的是,他一直从事重力方面的研究工作。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乘坐一枚火箭飞向太空,这枚火箭上装有一个时钟;与此同时,地面上也有一个时钟。现在的要求是,你必须在地面上的时钟走完一小时的时候回来。因此你希望回来时,你的时钟要尽可能比地面上的时钟走得更快。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如果你所在的位置很高,那么你的时钟就走得更快,因为一个物体在引力场中的位置越高,其中的时钟相应地就会走得越快。如果你想飞得特别高,由于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就必须飞得够快,而这样速度又会让你的时钟慢下来。所以你不能飞得 高。那么问题来了:你究竟应该制订什么样的速度和高度计划,才能让你的时钟走过最多的时间?

这位爱因斯坦的助手研究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答案在于物质的真正运动。只要用正常的方式发射火箭,使它上升和下降所花费的总时间为一个小时,这就是正确的运动了。这是爱因斯坦引力学理论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说,所谓的“固有时”对于实际曲线来说就是最大的。但当我换了个说法问他,比如发射一个带钟表的火箭时,他就迷糊了。这就和发生在机械制图课上的事情一样,只是这次被唬住的不是呆萌的新生。因此,这种“经不起推敲”的知识其实非常普遍,即便在那些更有学问的人群中也是如此。

————————

在我上大三或大四的时候,我经常去波士顿的一家餐馆吃饭。我经常连着好几个晚上独自前去。餐馆的人慢慢都认识我了,招待我的也一直是同一个女服务员。

我注意到,整个饭店的工作人员总是非常忙碌、来去匆匆,所以有一天,我就想戏弄他们一下。那天我把10美分小费(在那个时候是很正常的小费),也就是两个5美分硬币分别放到两个玻璃杯下边,我是这样做的:我先把每个杯子都倒满水,分别在每个杯子中放入一个5美分硬币,然后用一张卡片把杯子盖上,将杯子倒扣在桌面上。我再把卡片从杯子和桌面之间小心翼翼地抽出来(由于杯子的边缘与桌面贴合得非常紧,在抽卡片时不会漏进去任何空气,所以也就不会漏出水来)。

我之所以把小费分别放到两只玻璃杯下边,就是因为我知道服务员整天都是匆匆忙忙的。如果把10美分都放在一只杯子里,那个女服务员就会为了赶快给下一桌顾客收拾好餐桌而把杯子一把抓起来,然后水洒出来,服务员拿走小费,整个故事就结束了。但是如果有两只杯子,她在洒了第一杯水之后会如何处理装有小费的另一只杯子呢?她肯定不敢直接把第二只杯子也拿起来!

临到出门了,我就对那位服务员说:“小心点哦,苏。你给我的杯子有点小古怪——它们上面都是密封的,但是下面都开了洞!”

第二天我又来吃饭,结果发现服务员换人了。之前一直为我服务的那位女服务员不搭理我了。“你把苏气坏了,”新服务员说,“她拿起第一只杯子,水流得到处都是,就把老板给叫来了。他们琢磨了一小会儿没想明白,但又不能一直这么耗下去,就只能把第二只杯子也一把抓起来,然后 弄得满地都是水。简直就是一团糟啊。”

听到这里我笑了起来。她生气地说:“这一点都不好笑!如果有人对你做了同样的事, 还笑得出来吗?如果是 ,你会怎么做?”

“我会先拿一个汤盘,再非常小心地把杯子滑动到桌子边上,让杯里的水流到汤盘里——其实水不是非得流到地板上的。最后,硬币到手!”

那天晚上我在那里吃完饭,又把咖啡杯倒扣在了桌子上。当然,下面也放了小费。

第二天晚上我又去了那家餐馆,招待我的服务员还是前一天那位。“你昨天把咖啡杯倒扣在桌子上是什么意思?”她问。

“嗯,我想,即便你再忙,也得去厨房拿个汤盘过来;然后你还得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把杯子滑到桌子边……”

“我 就是 那么做的,”她抱怨,“可杯子里根本没有 !”

————————

我最成功的恶作剧发生在兄弟会里。有一天早上5点钟左右,我早早醒来而且睡不着了,就从卧室出来走到楼下,看到一些挂起来的牌子,上面好像是写着“门!门!谁偷了门?”我想应该是有人把门从合页上卸了下来,然后在原本是门的位置上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请把门关上!”这块牌子原来一直是挂在失窃的门上的。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一个名叫皮特·伯奈斯的家伙和其他几个人喜欢待在那个房间里用功学习,而且他们还特别爱安静。要是你溜达到那个房间里去找什么东西,或是去问他们什么问题的答案,在离开时,你就总会听到他们的咆哮:“请把门关上!”

毫无疑问,肯定有人烦透了这种事,就把门弄走了。碰巧这个房间有两扇门,于是在那一刻,一个恶作剧的念头马上就产生了:我把另一扇门也从铰链上卸了下来,然后把它搬到楼下,藏在地下室里的一只油箱后面。完事之后,我悄悄地回到楼上卧室里接着睡觉了。

那天早上晚些时候,我故意显出刚睡醒的样子,比平时稍晚一点下楼。楼里的其他人早就乱作一团,而皮特和他的那几个朋友更是难过得要命:那个房间的门不见了,而他们还不得不在那里学习……他们抱怨个不停。看见我下楼,他们就问:“费曼!这是你干的吗?”

“哦,这个呀, 是我 干的!”我回答说,“是我把门搬走的。你看我指关节上的这块擦伤,这是我把门往地下室搬的时候在墙上蹭的。”

他们对我的这个回答并不满意。事实上,他们觉得我在胡扯。

偷走第一扇门的那些家伙其实留下了很多“作案”线索——例如留在那块牌子上的笔迹,因此大家很快找到了他们。而我的想法是,如果第一扇门的“盗窃团伙”被找到,那么大家一定会认为第二扇门也是他们搬走的。事实上大家也确实是这么想的:第一扇门的“盗窃团伙”受到了所有人的“严刑拷打”,在经历了各种痛苦、费了好大的劲之后,他们才最终让大家相信他们真的只偷了一扇门,尽管这个结果听起来那么匪夷所思。

所有这些我都听到了,实在好笑。

整整一周过去了,那扇门仍然不知踪迹,对于仍旧想在那间屋子里继续学习的那些人来说,找到它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在眉睫了。

最后,为了解决缺门的问题,兄弟会的会长在晚餐时说:“门的问题必须想办法搞定。但目前我自己还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就这件事提提建议,因为皮特和那几个兄弟还想在那间屋子里学习呢。”于是大家轮番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过了一会儿轮到我了,我站起来说出了我的建议。“好吧,”我用一种带有讽刺语调的声音说,“不管偷那扇门的人是谁,我们现在都承认你干得实在是太漂亮了。你绝对算得上 聪明 !而且直到现在,我们也还不知道你到底 是谁 ,所以你一定是个超级天才。但你不用告诉我们你是谁,我们现在只想知道那扇门在哪儿。如果你愿意在某处留下一张字条,告诉我们那扇门在哪儿的话,我们将会敬重你的为人并且永远承认你是一个超级天才,因为你如此聪明,甚至在偷走另一扇门后还能让我们找不到你。但是看在老天的分上,请你把那张字条丢在某个地方吧,我们会因此而永远感激你的。”

下一个人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也有一个主意,”他说,“我觉得你应该以兄弟会会长的身份让每个人向兄弟会宣誓并说出自己是否偷了门。”

会长听了之后说:“这是一个 非常 好的主意。那我们就以兄弟会的名义起誓!”然后他就绕着餐桌走,向每个成员提问:“杰克, 是你 偷门了吗?”

“没有,先生,我没有偷。”

“蒂姆, 是你 偷了门吗?”

“不是我,先生!我没有偷!”

“莫里斯, 是你 偷门了吗?”

“没有。我没有偷门,先生。”

“费曼, 是你 偷了门吗?”

“是的,是我偷的。”

“赶紧给我闭嘴,费曼;这很严肃,别瞎闹!山姆! 偷门了吗……”问了一圈之后,大家都傻眼了。兄弟会里一定是出现了一些不尊重兄弟会誓言的 卑鄙小人

那天晚上,我留了一张小字条,字条上画了一只油箱和它旁边的一扇门。第二天他们就找到了门并把它给装了回去。

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向大家承认是我偷了门,可是大家却都指责我说谎。他们已经不记得我当时说了什么。他们唯一记得的就是兄弟会会长绕餐桌询问之后的结论:没有人承认是自己偷了门。他们只记住了一个大概的印象,却把具体内容忘得一干二净。

人们总认为我是个骗子,但从某种角度来看,我通常是很诚实的,可我诚实的这部分却经常没有人相信! 8VREXJPdJx4PjuGd/cMrihDlu8VIZMvL7+sSHgqf6I+XUV5KBvsILc7BsVNc5E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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