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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忧并不是一定要避免的坏事，我必须再次强调这一点。因为大多数时候这只意味着人们在彻底地思考某件事。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时常权衡利弊：“我有足够的勇气拒绝老板交给我的这个任务吗？或者更好的做法是先完成它再跟老板说？”“我们应该现在重修屋顶吗？还是选择相信它还能撑几年？”“我能够忍受在我把煎肝端上桌时的咒骂吗？还是我最好做鸡胸肉？”这些都是人们必须要做的或大或小的决定。对于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在几秒钟内就快速做出决定，对于另一些则需要更多时间，因为我们必须权衡所有可能性，或许还要再和他人交流一下意见。
威尔斯教授关于焦虑成因的研究表明，所有人都会时不时地忧虑，只是有的人频率更高、程度更强。但是，即使是那些过于担忧的人也不一定会自动产生焦虑。一些人会焦虑，另一些人却不会。威尔斯教授一直在寻找导致焦虑产生的因素。是什么引发了焦虑？存在一些制造焦虑或者维持焦虑的特殊场景吗？焦虑与一个人经历创伤的数量有关吗？它与一个人每天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的严重程度有关吗？焦虑会遗传吗？它与环境有关吗？
经过近20年的详尽研究，威尔斯得出了结论：对于焦虑症及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成因最具说服力的解释，是对想法和感受的过度纠结。一个人越是频繁地揣摩自己的感受和想法、留意潜在的危险、为了应对或回避特定情况而制订多种计划，焦虑症产生的风险就越大。也就是说，人们用来摆脱焦虑的策略恰好会矛盾地起反作用：它们会引起和加剧焦虑。
威尔斯和马修斯用他们的研究结果证明，担忧并不像人们到目前为止所认为的那样是焦虑的症状，而是焦虑症产生的原因之一。人们不是因为有焦虑症而担忧，而是因为过于担忧并因此产生对担忧失去控制的感受而患上焦虑症。人们会因为自己过于担忧而担忧。
没有人是带着忧虑来到这个世界的。但是忧虑是天生的（就像瞳色或歪牙一样）这种观点总是顽固地存在，我们无法简单地摆脱它们。根据威尔斯和马修斯的观点，忧虑更多的是我们有意或无意采取的一种策略，让我们能够去应对我们的感受和想法。这是一种不自觉的不良习惯。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它，只要我们愿意——这对所有的习惯都适用。我经常遇到认为自己“忧郁”的人。我通常会问他们3个问题：
对于我，一名心理学家来说，威尔斯的研究结果让我感到震惊。因为它让我明白了，监测患者的感受，探究、检验患者的想法以及处理想法的技巧，这些被包括我在内的几代心理学家认为有效的疗法恰恰起到了反作用。所有这些都是引起和加剧我们原本想要治疗的焦虑的原因。这些新的认知使我深受触动。
我曾经也是拥护认知治疗的心理治疗师之一。认知治疗的出发点是，焦虑的原因是对周遭世界的不现实的、负面的基本设想和解释，必须把它们变成现实的、积极的想法。多年来，我在谈话和行为实验中检验、测试患者的想法，不断将他们置于引起焦虑的环境中，直到他们的焦虑水平有所降低。我和患者讨论他们的想法以及对经历的解读。社交恐惧症患者害怕陷入尴尬，因为害怕被排斥而逃避当众讲话。我曾鼓励这些患者去检验他们的想法，先在一小群人面前做简短的演讲，然后再面对越来越多的人。我曾经和一名幽闭恐惧症患者不停地坐电梯，以帮助她摆脱恐惧。我曾经让害怕在不洁环境中染病的强迫症患者接触很多污秽和尘垢。所有这些做法的目的都是帮助患者认清他们的灾难性想法，并且通过面对它们来减少焦虑。
认知治疗对一些人起到了很明显的效果。一些之前不敢坐火车的患者坐了10次火车之后焦虑程度明显降低；社交恐惧症患者慢慢地相信，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也许40个人中才有一个）会在他们在咖啡馆里打翻杯子时奇怪地看着他们。但是，认知治疗需要很长的时间，经常需要几个月，并且长期效果不可知。经验告诉我，新的灾难性想法很快就会出现，患者又会来寻求新的治疗。这样，一个人会把一生的时间都用在谈话和对抗治疗上，而错过最重要的事情：活在当下，享受人生。
我曾经认为，是个人的信念引发了这些问题。因为一个人越是坚信潜在危险或者一种感受，那么他患上焦虑症的风险就越大。因此，我曾经采取的方法是同患者一起观察、处理他们的想法，以改变他们的信念。比如说，我们会拿着放屁坐垫
去咖啡店，或者用水假装袖子上的汗渍，又或者为了流眼泪而在鼻子下面抹万金油。做这些事的目的是在现实中检验他们的灾难性想法，观察当他们偏离常规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会被他人注视。斯泰恩小朋友非常害怕因为鼻子上的鼻涕而受到他人排斥。她频繁地擤鼻子，直到鼻子出血。为了在现实中检验这个想法，我和她去了超市。我在鼻子下面抹了像鼻涕一样的香蒜酱。斯泰恩在一旁观察我和超市里的其他顾客。她需要注意有多少顾客盯着我看，以及有多少次我试图与其他人交谈却被拒绝。根据认知治疗模型，我希望用这种方法来检验、处理和改变她的灾难性想法。因为我认为这些想法是导致她焦虑的原因。我之所以运用这种模型，是因为它确实可以帮助患者（哪怕经常只是在短时间内），并且深信这是最好的办法。
如今，我们对焦虑的成因有了更精准的理解，因此也能更有效地走出焦虑症。我们过去所使用的现实测试不是最好的治疗形式。一个相信自己有10%的可能性得了癌症的人的焦虑程度可能与一个100%相信自己得了癌症的人一样高。因此，信念的程度并不是焦虑症的成因，担心自己可能患病所花费的时间才是。尽管我也十分清楚，认知治疗帮助了我的很多患者，但是我现在认识到，我本可以用元认知治疗更好地、更温和地、更快地帮助他们，并让疗效更加持久。
我也对那些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进行了对抗治疗，让他们一再叙述他们的经历——遇袭或者被强奸。我和他们一起详尽地回忆过去，帮助他们填补记忆中的空白。因为根据认知治疗理论，创伤后应激障碍会引起记忆功能（也就是记忆力）的改变。我当时尽全力完成治疗，但后来才知道，我本可以不使用对抗疗法，更加温和地帮助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
我也绝不会忽略强迫症患者，我曾经按照同样的原则让他们直面他们最大的焦虑。反应阻止法（response prevention）是认知治疗的重要部分，其目的是防止强迫症复发。现在我知道了，哪怕是强迫症患者也可以不通过这些过激的手段重获健康。
威尔斯在表明“处理令人焦虑的想法所花费的时间引起了焦虑症”这一观点后，又合理地提出了以下问题：为什么一些人要花几个小时去纠结他们的想法、感受和身体感觉？为什么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策略？他提供了3种答案：
1． 面对这些想法和感受时，我们无能为力。
2． 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这些想法和感受太强烈或太危险了。
3． 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有帮助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控制想法和感受并回归平静，哪怕只是一小会儿。
这3种答案就是元认知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