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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特和卡洛琳马上就要入职新公司了，内心自然十分紧张。她们之前向我讲述的负面职场经历是相似的，都认为自己遭受了职场霸凌，并且因为上司没有维护她们的权利而感到失望。她们都因为公司改组而被裁员，但是又快速找到了新的工作。
卡洛琳来到我的诊所，因为她被解雇后感觉很糟糕。她说她变得更焦虑了，早晨醒来时总感到嗓子里有异物、心动过速、头疼、口干，不停在想：“要是在新工作中又遇到麻烦该怎么办？或许我才是问题本身？我要是又被解雇了怎么办？”
卡洛琳希望我帮她找回平静，为新工作做好准备。
吉特是我的旧相识，她恰好也陷入了同样的处境，但是她不需要帮助。我非常激动，因为这两位女士的经历如此相似，我可以跟踪她们在入职新公司前的发展，观察二人间可能存在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她们都说，曾经的职场霸凌让她们感到不安。她们在这一过程中和过程后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应：神经紧张、睡眠不佳、惊恐发作、自我价值感降低。
吉特的这些症状在一段时间后消退了，而卡洛琳的症状却愈发严重。她感觉很糟糕，持续地感到恶心，并且无法真正地期待新工作的到来。可怕的经历每天都会再次浮现，不停地折磨她。她尝试打消这些想法，为新工作做准备。她上网查阅新公司、新行业的介绍，列表格、做笔记，计划着第一天上班要给大家留下一个好印象。她用呼吸练习应对不断出现的胸闷感。她越来越感觉自己将要消失在一个黑洞里。她感到焦虑，非常担心反复的思考会让自己生病。“我会不会因此得高血压，或者心脏骤停？”
她开始回避会让她想起职场霸凌和解雇的场景。比如她会为了不路过曾经的工作地点而绕很远的路去购物。她也不会接要好的前同事的电话。当她被负面情绪席卷的时候，她会劝自己，世界上的其他人也经历过职场霸凌和解雇，至少她很快找到了新工作，以此来安抚自己。她尝试通过玩手机、和家人朋友待在一起、再三检查所有事情来分散注意力，从而驱散这些焦虑想法。每个人都安慰她，一切都会变好的。
卡洛琳的睡眠障碍越来越严重。她听有声书并在睡前做放松练习。但是每当半夜醒来，她又会陷入反复思考：“如果我一直这样下去，在疲劳的迷雾里乱走，我到底还能不能为新工作做好准备？要是我因为睡眠不足而无法集中注意力，在新工作中把所有事都做错了怎么办？我要是因为睡眠不足而生病怎么办？”
卡洛琳感觉她的焦虑占据了上风，她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身感受上。她失去了控制并出现了一些焦虑症状。
在一次私下会面时，我问吉特，她是怎么处理这次解雇并为新工作做准备的。吉特说，她根本没有在这上面想太多。当她回想的时候还是会感到紧张，这肯定与职场霸凌和解雇有关。但是当她不想这些时，就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他事情上。她很享受这样的确定感：有一份新工作在等待她，在此之前她能够心安理得地和家人待在一起。她睡得更久了，并且能够把注意力转移到担忧和负面经历以外的事情上。
对吉特和卡洛琳经历的比较显示，尽管她们的经历十分相似，但是她们中只有一个人有焦虑症状。卡洛琳的状态越来越差，症状越来越多，并且害怕新的工作。吉特的发展却完全不同，她的焦虑和不安在一段时间后消失了，她已经准备好去尝试新事物了。
缘由在于，吉特允许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在她关注其他事情的时候自行调节，卡洛琳却继续沉浸在想法的旋涡和焦虑中，并且决定用一系列活动来对抗不安。卡洛琳的信念是，只有当不安消失了，她才能开始期待新的工作。但是这些活动引起了恶性循环。当她早上起床时，就会觉得嗓子被异物卡住了，事事不顺的想法使她焦虑并压倒了她。身体不适和焦虑又导致了失眠。当她有一天在报纸上看到压力过大会导致脑损伤时，她彻底崩溃了。过多的担忧和恐惧给她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她不仅因为感受和想法决定了一切而感到失控，还因为自己的焦虑而焦虑。她甚至怀疑自己会因此遭受慢性认知损伤。每天她都在回想这一天过得怎么样：“今天胃痛比昨天更严重了吗？今天眩晕过吗？记忆力下降了吗？邻居有没有盯着我看？他们能看出我状态怎么样吗？孩子的行为举止跟平常不一样——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要是我明天过得还是这么糟糕怎么办？我要是永远好不了该怎么办？”
每当患者来诊所接受治疗，我便向他们讲述卡洛琳和吉特的经历，他们马上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一个人患上了焦虑症，另一个人则没有。想法和感受怎么可能在一个人身上轻易地消失，却在另一个人身上获得控制权并夺去了如此多的时间和生活乐趣？“为什么我的经历和卡洛琳一样？”许多患者这样问自己。
我希望在这里引入两个概念。一个概念是触发性想法（trigger thoughts），另一个概念我已经使用过：不良习惯或者不当应对策略，这些策略在元认知治疗中被称作CAS，全称为cognitive attentional syndrome，即认知注意综合征。威尔斯将这些策略（过度担忧；对于想法和感受的过度反刍和分析；监测情绪变化；压制想法、镇静技巧和缜密计划）视为所有焦虑症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