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半个大脑

记得呼吸

我的Apple Watch 一天要提醒我好几回别忘了呼吸。但凡它有点脑子都会意识到，我如果真忘了呼吸，肯定早就死了，那样一来它再怎么提醒我也是白搭。可惜我的Apple Watch没长脑子。抑或，它其实长了？

也许我的Apple Watch确实有动机确保我活着，因为显然只有我这样的人才会买手表提醒自己呼吸。万一像我这样的人都停止了呼吸，这些智能手表就要灭亡了。所以说，或许提醒我呼吸的Apple Watch正面临着生死攸关的进化压力？

赶时髦买新潮小玩意儿是我的老毛病了。我有几抽屉的掌上电脑（Palm Pilot）和其他早期数字助理。所有初代的笔记本电脑我都试用过。Amazon Echo 作为最早的“智能音箱”，刚问世的时候我就买了。我一开始完全不知道该用它来干吗，但是很快我就发现可以让它播放特定流派或者音乐家的音乐。有了它，我甚至可以点歌。“Alexa，播放齐柏林飞艇（Led Zeppelin）的《天国的阶梯》（Stairway to Heaven）。”Alexa会责备我说：“您的亚马逊音乐库里没有收录齐柏林飞艇的《天国的阶梯》，但我找到了一个您可能会喜欢的歌单。”接着，Alexa便会为我播放齐柏林飞艇的《天国的阶梯》。

我挚爱的发妻伦达却对Alexa十分恼火。“我们说什么它都听着呢。”她抱怨道。的确，2018年5月，一台Echo把俄勒冈州波特兰一户人家在客厅中的私密对话发给了他们通讯录上一个住在西雅图的熟人，这使得亚马逊公司一时间成为媒体焦点。据亚马逊公司解释，Echo是错将某个别的词听成了启动指令“Alexa”，然后在听到“发信息”几个字之后从家庭通讯录中找到了与接下来的对话内容最为匹配的联系人，接着开始录音。亚马逊方声称，像这样一连串的偶然事件发生的概率“非常低”。我对此不敢苟同。记得有一次，我一边开车一边指示苹果的语音助手Siri帮我拨出一个电话。我说：“Siri，给伦达打电话。”Siri回答：“好的，正在呼叫拉梅什。”我说：“不对，是伦达！”但此时Siri已经拨号了。拉梅什接通了我的电话。那时我已有15年没见过他，也没跟他说过一句话了。场面一度十分尴尬。伦达劝我别再用Alexa了，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照办了。

我还买过一个名叫Kubi的远程呈现（telepresence）设备，它是由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的Revolve Robotics 设计的。这个设备其实就是一个iPad（苹果公司旗下平板电脑）支架，你可以远程调整它的角度，以确保你的脸呈现在另一个房间甚至世界上另一个地方的会议中（参见图1.2）。我把Kubi放在厨房，上楼来到书房，连接上Kubi，然后跟在厨房的伦达说话。她惊叫一声，勒令我把那个诡异的玩意儿关掉。

我偶尔会趁着伦达不注意接通Alexa。有一天，我正在厨房给即将上门的客人准备晚餐。做饭的时候Alexa十分好用。我可以不动手就让它切换歌曲，或者问它三分熟的牛排应该用多少度的火来煎。于是我打开了Echo的开关。

我需要铸铁平底锅。“Alexa，先把音乐暂停。”我说。Alexa很听话地安静了下来。“伦达，家里的铸铁平底锅呢？”我对着客厅的方向喊了一声。

不承想Alexa接过了话茬。“我在亚马逊金牌会员服务上找到一件商品。请问您需要我为您下单吗？”

“不要！”我斩钉截铁地说。“好的，已为您下单。”Alexa说。

我满心疑惑又无比恼火，一把拔掉了Alexa的插头。由于客人马上就到，我顾不上音乐和铸铁平底锅（那口锅我后来一直没有找到），赶紧继续做饭。饭后，我赶紧上网看看Alexa都干了什么好事。我的亚马逊账户显示，“我”预订了一只鹅颈灯。好在我及时取消了订单，毕竟这只鹅颈灯对我来说也没什么用。

几天之后，我竟然在自家信箱里发现了另一只智能音箱——Google Home 。这只智能音箱的收件人填的是我，没写退货地址，也没有任何备注。我一头雾水，将它挨着Alexa放在桌子上，也没有给它插上电。在我并没有主动购买的情况下，一只智能音箱主动送上门，我能想到的原因一个比一个吓人，所以我根本不敢试用。或许伦达是对的？这一切都只是监视我们的阴谋？

几周之后，我偶遇原来教过的一个博士生，他不久前就职谷歌，成了一名研究员。“那台Google Home用着怎么样？”他问我。我疑惑地看着他，想了想，转而恍然大悟：“是你寄给我的啊！”我跟他讲述了那台Google Home如何一直闲置在我的桌子上，我每次坐在桌旁都会用狐疑的眼光打量着它。他听了大笑起来。第二天，我便把Google Home插上了电。“OK，Google，我应该怎么设置？”

操控信息

读到这里，你可能觉得我已经无可救药了。但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此时此刻，我刚好身在瑞典，坐在一间位于二楼的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学生来来往往。每4个路过的学生里，就有3个边走边低着头看手机。看看你身边的人——如果你身边有人的话，他们非常有可能正盯着某个屏幕。就连你自己也可能正盯着屏幕看这本书，或者收听着这本书的有声书。如果的确如此，那么你正在使用的机器也很有可能正借助着位于云端某处的无名电脑“阅读”着你，测量着你的阅读速度，记录着你在哪里留下标记或摘取了哪个段落。它还会将你的行为与其他读者的行为进行关联，甚至可以用浅灰色的虚线标出别人读这本书时所做的标记，供你参考。换言之，你使用着的机器可能正在委婉地提醒你，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应该格外留意哪些段落。机器是否正在改变我们接收的信息？

我亲爱的读者，甚至可能你自己就是一个人工智能。这个世界上，有为数众多的人工智能程序终日不倦地阅读着可供获取的所有文字材料，以此来优化自己的人工神经网络。如果此时正在阅读这段文字的你真的是人工智能，那么首先请允许我为自己写作过程中表现出的“物种歧视”（species-ism）而道歉。接下来我会继续有意无意地假定我的读者都是人类，尽管我明白，在智能的层面，有些读者并没有血肉之躯。

机器可以看见我们人类看不见的东西。它们能跟进我所有“好友”［脸书（Facebook） 社交用语，用于指代你认识的人］的动态，并从中发现我永远想不到的趋势和关联。正在阅读本书的人工智能可能会发现，你们可以向我的“好友”推荐会提醒他们呼吸的智能手表。没准儿其中有人会感兴趣的。

提醒人呼吸的智能手表或许是华而不实的样子货，但很多电子系统并非如此。讲真的，我们让电子系统“管理”我们的金融系统、食物分配系统，并越来越多地让它们“打理”我们的商业活动。它们变得越来越“实在化”，它们所拥有的不再只是我们的信息，还有我们的汽车、供暖系统以及家中的门锁。没有了它们，我们将陷入困境，无法养活自己，可能连家门都进不去。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在认知上也依赖于它们。多少人在商店排队时会因为发现自己没带手机而变得无比焦虑？应该不只是我吧。我猜正在阅读这本书的人工智能们只要愿意，就完全可以从人类的线上活动模式中判断出我们何时正在商店排队。这种时候不推送垃圾零食的广告更待何时。

狡猾的肠道细菌

跟Apple Watch一样，我的肠道菌群每天数次向我发话，有时想让我吃不健康的零食。数以十亿计的肠道菌群制造的蛋白质刺激我的身体分泌出一种激素，告诉我的大脑“我饿了”或是“我饱了”。有些菌群甚至能操纵我的味觉，促使我多吃一些它们喜欢的东西。我敢肯定，这些菌群不仅没有大脑，甚至连神经系统也没有。它们所体现出的智能显然是进化的奇迹。如果不能促使我吃下它们所需要的东西，它们可能早就灭绝了。除了进化压力的动因外，肠道菌群并不会照顾我的利益。 我们都听说过，进化就是适者生存，但有些肠道菌群拿到的“达尔文备忘录”似乎打错了字，上面写的是“胖者生存”。这些菌群具有很强的潜在破坏性，会诱发肥胖症以及多种严重的疾病。

或许我的Apple Watch也是如此？进化压力以基因组的存续为最终目标，而并不在乎个体细菌或者宿主是否存活。我的Apple Watch是否也有像菌群那样“想要”存活下去的基因？我的智能手表的每一个重要特征都由一个位串（string of bits）所决定，而这个与我的DNA核苷酸字符串有几分相似的位串，也包含着制造另一块智能手表所需要的信息。又或许并非如此？同样类似于人类的DNA，仅有编码信息实际上是不够的。一块新手表的诞生还需要一个“子宫”——比如一家位于深圳的工厂——才能“孕育”。

“工表”

尽管我的Apple Watch并不是真的关心我是否还喘气，但未来数年人们佩戴什么样的智能手表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手腕上这只表的命运。不过，不同于细菌，我的智能手表（目前尚）无法自行繁殖。也就是说，我的Apple Watch是不育的。

在蜂群中，工蜂不具备正常的繁殖功能，但它们的DNA同样可以从它们种群的成功繁衍中获益。实际上，大多数蜜蜂都无法繁衍后代。但它们毕竟是携带着DNA的活体生物，而它们的DNA是由进化所决定的。或许我可以把我的手表看成一只工蜂。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库比蒂诺的“蜂后” 每次都会制造出很多同样不能繁殖的Apple Watch，而制造的数量多多少少与我手腕上这只Apple Watch有关。如果我告诉朋友们（或者通过脸书告诉“好友”们）我多么开心能有一块Apple Watch时刻提醒我勿忘呼吸，那么或许有一些朋友就会想买同款智能手表，而这对于Apple Watch这个“种群”来说无疑是有利的。亲爱的读者，或许你也会因为想被人提醒呼吸而马上冲出去买一块同款智能手表。当然，如果读到这里的你是一个人工智能，那么你既不需要呼吸，也没有手腕去戴表。

我的Apple Watch是数码的。这意味着它的身份和本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数位形式表示的信息，而不是其作为手表的物理外在。它能提醒我呼吸靠的不是硬件，而是软件。当然，Apple Watch的硬件同样重要，正如身体对于我来说也很重要，但如果我停止了呼吸，我的身体便不再是我了。如果Apple Watch的软件停止了工作，那么它就不再成其为一块智能手表了。它的小巧玲珑、它那经过阳极氧化处理的光亮外壳以及它色彩明艳的显示屏，都有助于它在我的生态系统中占据一个位置，在我的手腕上拥有小小的一席之地。但手表的外壳之下隐藏的，是一个根据程序设定可以提醒我呼吸的通用计算机。而这里面的程序，其实就是一个告诉手表应该做些什么的位串。程序与我的肠道菌群的DNA是否异曲同工？肠道菌群的DNA告诉肠道细菌的硬件应该合成什么蛋白质。如果肠道细菌合成了致病的蛋白质，那么我的免疫系统——或许在医生的帮助下——就会对它们发动攻击，并把它们彻底剿灭。如果我的手表毫无征兆地突然说一些粗俗的话语或是播放少儿不宜的内容——这些事情其实它都能做到——我就会把它视为病原体，一关了事。

与DNA一样，我手表中的软件是可以被大规模精确复制的。跟软件一样，DNA分子也是数字代码。只不过DNA分子不像计算程序那样是二进制的，而是四元的，但它终归还是数码的。人类DNA分子是由大约30亿个核苷酸组成的序列，每个核苷酸都只有四选一种可能。如果用二进制的编码方式组成这样一个分子，则需要大约60亿比特，与Apple Watch的软件大小十分接近。我能以很高的置信度断言，我体内上亿个人体细胞都是由30亿个核苷酸组成的同样的序列。同样几乎毋庸置疑的是，市面上售出的上百万只Apple Watch（以同一款式及软件版本的产品计算），每一只都拥有同样的几十亿比特大小的软件。

同卵双胞胎拥有（几乎）完全相同的DNA，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她）们的行为方式也一模一样。 我身体里的细胞都有同样的DNA，但它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我肺部的细胞负责呼吸，手腕上的细胞就不管这事儿。基因的实际效果仍然依环境不同而不同。类似地，拥有同样软件的不同的Apple Watch，其性能表现也会存在差异。我把我的Apple Watch取出盒子之后，它首先跟我的手机“取得联系”，并且向我的手机“打听”我的相关信息。启动没多久，它便“认识”了我认识的所有人，并安装了我手机上已装载的应用程序，以适应我的喜好。然而，我的手机从来不会提醒我呼吸。如此看来，这可能是我的Apple Watch唯一的自作主张之处。

变异的智能手表

软件不仅能被完美复制，也能发生变异。库比蒂诺的“蜂后”会不断地开发软件并增强其性能，甚至给正在用户手腕上工作的手表升级。对于如何“升级换代”DNA，我们只不过刚刚入门。用活细胞中的正常基因替换有缺陷基因的基因疗法（gene therapy）可以被视作一种软件升级。

软件也能以更为间接的方式进行“繁殖”和变异。比方说，我偶然遇见的一个老朋友发现我的Apple Watch会在我感到烦躁的时候提醒我呼吸。我的Apple Watch确实配置有监控我心率的传感器，所以手表的软件很可能是借助这些传感器确定什么时候发出提示是最有效的。假设我的这个朋友碰巧为另外一个“智能手表群落”工作，这群手表的“表后”不在库比蒂诺，而是在首尔。我的朋友可以把这个点子带回首尔，于是几个月之后，那个完全不同的“智能手表群落”也学会了在佩戴者感到焦虑时提醒他们呼吸。这是不是一种繁殖？首尔的手表算不算与库比蒂诺的手表交配了？整个过程中虽然没有直接的比特交换，却发生了变异，而变异的媒介就是我和我的朋友。或许比起有性繁殖，这一过程更接近水平基因转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水平基因转移是一种近期才被发现的现象，它指的是基因迁移可以实现跨物种乃至跨生命域，而迁移的媒介很可能是病毒。关于这一点稍后会进一步介绍。

单就“活着”（living）这个词的某些意义而言，是否可以认为我的手表是活着的？我最崇拜的偶像之一、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其经典著作《盲眼钟表匠》中似乎否定了这一观点：

手表与生物体之间的类比是错误的。

但道金斯这里的意思其实是，手表是由人类设计的，而生物体是通过达尔文所称的物种进化方式进化而来的。他所说的仅针对“活着”的这一个方面，也就是进化方式。他接着写道：

与所有表象都截然相反，自然界中唯一的钟表匠是物理的盲目力量，只不过其运行方式十分特殊。真正的钟表匠应有先见之明：他根据自己心目（mind's eye）中的目的设计轮齿与发条，规划它们之间要如何完美衔接。达尔文发现的自然选择是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动的过程，尽管我们如今公认这一理论解释了所有生命的存在以及明显是有意为之的形态，但其实自然选择本身是没有目的的。天择无心，亦无心目。自然选择不会规划未来。它没有愿景，没有先见，甚至根本没有视觉。如果说自然选择就是自然界中的钟表匠，那么它一定是一个盲目的钟表匠。 ^[1]

为了批驳创世论，道金斯似乎无意中给手表赋予了一个具有神性的创造者，其“先见之明”似乎超脱于物理法则之外。但设计手表的人类以及他们的先见难道不也是自然的力量吗？好在道金斯接下来将进化的观点套用在了科技上——尽管这一次他讨论的对象不是手表：

不仅现行的导弹设计会引来无线电干扰器这样的对策，反过来，反导弹设备也会引发导弹设计针对前面的对策进行改进，形成对反导弹设备的“反反制”。几乎可以说，导弹的每一次升级都会作用在针对它的反制设备上，并由此诱发下一次升级。装备的升级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爆炸式的失控进化（runaway evolution）就是这么来的。 ^[2]

手表与手表之间并非不共戴天，但库比蒂诺和首尔的两个“智能手表群落”可能真的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此外，对导弹与反导弹防御设备的失控进化过程而言，先见几乎是必不可少的。

道金斯的观点在于，生命并不是由生活在“系统之外”（outside the system）的设计师所设计的，而是由进化以及完全在“系统之内”（within the system）运行的“物理的盲目力量”所塑造的。我相信，道金斯的本意并非要否定进化在手表设计中所发挥的作用。

真正的钟表匠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除非钟表匠拥有怪力乱神程度的能力，否则，他们不过是具备更为复杂的自然之力罢了。先见对存续和繁衍都有着极高的价值，并且人类的先见也是进化而来的——我相信道金斯会认同这一点。 先见并非源自刻意的设计，而是逐渐演变成一种自然的力量。如果钟表匠是一种自然的力量，那么手表也理应被视为一个受到自然之力驱动的进化过程的产物。手表的进化不需要什么神圣的造物主。

近年来，人工智能领域的一项显著成果便是软件开始设计软件。能设计软件的软件是否具有先见？在软件设计方面，有没有什么是人类能做到但软件做不到的？这些问题亟须解答，却也难以解答。

坏船

丹尼尔·丹尼特或许是仍然健在的哲学家中作品流传最广、争议最大的一位——他对我的影响超乎寻常，因此他的名字在本书中频繁出现。在塔夫茨大学工作的丹尼特斗志旺盛，曾与进化生物学、宗教、心理学和哲学等多个领域的前沿思想家展开论战。值得一提的是，丹尼特留着浓密的胡须，简直像极了查尔斯·达尔文——我怀疑这是他为了致敬后者有意为之（参见图1.4）。

丹尼特在著作《从细菌到巴赫：心智的进化》中提出，按照达尔文进化论的原则来看，技术人工物可以表现出某种形式的繁殖和变异。如果你能受得了“套娃式”的转述，我想引用丹尼特引用的罗杰斯（Rogers）和埃利希（Ehrlich）引用的一位笔名为阿兰（Alain） ——真名为埃米尔-奥古斯特·沙尔捷（Émile-Auguste Chartier）——的法国哲学家有关布列塔尼渔船的论述：

每艘船都是以另外一艘船为样板复制而成的……接下来，让我们以达尔文的方式进行推论。很显然，一艘粗制滥造的船在一两次航行之后就会葬身海底，于是也就永远不会成为其他船的样板……那么我们可以缜密地推出这样的结论，是大海本身塑造了各种船只，它选择了那些可以平稳航行的，同时将其他船只统统摧毁。

一个可供佐证的例子便是瑞典的“瓦萨号”（ Vasa ）战舰。这艘海军战舰于1628年自斯德哥尔摩港口出发进行首次航行，但刚驶出大约1.5公里便沉没了（参见图1.5）。当时瑞典正与波兰交战，当时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Gustav II Adolf）下令造船的本意是要提升军力。不想两层甲板遍布重炮、艉楼镶嵌巨大奢华装饰物的“瓦萨号”压舱物不足，头重脚轻，以至于一阵轻风拂过，它便侧倾过度，导致船体自底层的炮口处进水，并且很快沉入海中，致使船上大约200名船员中的30人丧命。“瓦萨号”沉没时，另外5艘设计近似的战舰已进入建造阶段，好在船厂立即调整设计方案，避免了重蹈覆辙。值得一提的是，大约300年后，“瓦萨号”战舰被打捞出海，波罗的海混浊、低盐、低氧的海水环境使得这艘战舰基本完好地保留了当年的风貌。你可以在斯德哥尔摩的瓦萨沉船博物馆中一睹它的风采。

舰船并非技术人工物中“成王败寇”的孤例。当今我们使用的所有智能手机都与苹果手机（iPhone）十分相似，也是同样的道理。接着上文阿兰的论述，我可以严谨地推论说，Apple Watch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我塑造的！呃，当然不是我自己，而是作为潜在的Apple Watch购买者这个市场集合的“我们”。只有在这群消费者中获得成功的手表，才能成为日后手表设计的模板，从而实现“传宗接代”。

与道金斯书中的导弹一样，智能手表的繁衍和变异离不开人类的参与。但同样地，我们的肠道菌群的繁衍也离不开我们的贡献。你每餐过后20分钟内，就有约10亿个细菌在你的肠道中诞生。很显然，它们生产的蛋白质让你感到满足。 这时候你可能会说，这可不一样啊！毕竟我们的肠道不会有意识地制造细菌。但是，如果手表和导弹的生产是有意识的活动，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企业和政府拥有意识？当今世界，制造手表和导弹的不是具有先见的个人，而是寿命可能超过任何参与设计过程的个人的大规模组织。就算我们认为企业确实存在意识，肠道菌群的繁殖过程中是否有意识的参与真的那么重要吗？再说，意识本身难道不也是一种自然的力量吗？

有生数字体

在当今的科技世界，智能手表不过是雕虫小技。还有很多复杂得多也有趣得多的“科技物种”共享着我们的生态系统，而我们显然正处于一场爆炸式的失控进化当中。许多近期的创新科技开始管理我们各种认知上的需求，一如肠道菌群管理着我们身体新陈代谢所造成的饥饿感；想想刷推特（Twitter）成瘾症吧。我们的肠道菌群可以激起我们对外物的渴望并使我们生病，这些科技物种同样可以。

如果将数字技术视为一种与我们的生命交织在一起的全新的生命形式，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形势的发展变化、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如何应对种种难以回避的变迁。但是这个比喻是否恰当？生命不只是进化与繁衍，还包括适应环境、自我修复、成长和认知以及拥有目标——至少高等动物是如此。上述特征中，哪些已经可见于当今时代的数字技术，哪些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发展出来？而我们将这些技术视为不同于人类的生命形式，又能获得怎样的好处呢？

本书旨在严肃地讨论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面临着怎样的境遇。为了让阐述更具条理性，我们可以先提出一个更具体的问题：我们是否正在见证一种新的生命形式在这个星球上诞生？这种生命形式是以硅而非碳为基础的，其遗传物质的表达形式是比特而不是核苷酸。我在这里无法给出简单直白的答案，相反，我希望分享一些我在探究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获得的见解。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所探讨的对象不限于模仿人类知觉和认知的人工智能。我还将探讨更加简单的机器，就是那些在人工智能面前就像细菌之于人类一样的简单机器。即便是一个朴实无华的数字恒温器，也有资格被看作一个有生数字体。正如有机生命形式都有基于蛋白质的新陈代谢以及DNA那样，计算和比特就是有生数字体的共同特征。

要讨论技术人工物能否或者是否应该被视为一种生命形式，需要涉及很多困难、古老的哲学子命题。用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Adams） 的话来说，那样我们就直接陷入了“关于生命、宇宙以及其他一切事物的终极问题”当中。我不想原封不动地一味复述这些问题，而是希望从以数字形式存在的可能生命形态的视角来重新检视它们。我保证不会给出亚当斯《银河系漫游指南》中一台名为“深思”（Deep Thought）的计算机给出的答案。在亚当斯1978年的BBC（英国广播公司）广播喜剧，也就是后来5本“三部曲”的蓝本中，计算机“深思”的工作就是回答那个终极问题。“深思”花了750万年的时间计算校验，最终给出的答案竟然是“42”。可惜，那个终极问题究竟是什么，并没有任何记录。因此，另一个小行星般大小、由有机物质组成、名为“地球”的电脑被制造出来，以寻找终极问题的答案，结果再次是“42”。最终，没等终极问题露出庐山真面目，“地球”就被拆掉，为多维空间通道让路。其实，我们能得到清晰回答的可能性——甚至说，我们能看懂问题的可能性——也不比这高多少。

更清楚的问题

为了探求更清楚的问题和答案，20世纪早期，由科学家、哲学家和数学家组成的“维也纳学派”（Vienna Circle）试图将形而上学变成一门基于逻辑和实证观察的学问。卡尔·西格蒙德（Karl Sigmund） 在名作《癫狂年代的精确思考》中援引维也纳学派领袖和代言人、物理学家、哲学家莫里茨·施利克（Moritz Schlick） 的话，对哲学做了以下定义：

哲学对陈述进行解释，科学对陈述进行验证。后者关注陈述的真实性，而前者关注陈述所表达的意思……科学家的责任不同于哲学家的责任，科学家寻求真理（正确的答案），而哲学家则试图解释（问题的）意义。 ^[3]

如果按照施利克的定义来看，本书就是一本哲学书。它探讨的，是在新兴技术似乎已经习得了一些生命体特征和人类部分认知功能的大背景下，人类已经讨论了几千年的问题是否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

这是一项无比艰巨的挑战。首先，我会从“生命”是什么这个艰深的问题谈起，厘清生命体有哪些特征可以适用于数字技术，又有哪些特征是数字技术所不具备的。尽管我怀疑，无论怎样论证，阅读本书的诸位中总有人不会信服，但我仍然希望，你们可以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有所启发。

对于那些数字技术尚不具备的生命体特征，我们要追问，未来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特征是否会在数字技术中出现？我们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在于，数字技术基于数字和计算的本质，会对其造成怎样的限制。即便是有机生命体，至少也都具备某些数字的特征，诸如DNA编码和神经元放电等。不少当今思想家认为，生物学从根本上来说完全是数字的和基于计算的。如果他们是对的——尽管我对此深表怀疑，那么只要半导体技术（或者其他某种替代技术）发展得足够先进，数字技术便可以拥有足以匹敌人类的各种能力。在我看来，更可能的情况是，机器永远与人存在根本性差异，即便机器有了生命，这一点也不会改变。不过也不能否认，机器确实可能具备很多与有机生命体相同的属性，包括繁殖、变异、生病、自我修复和适应环境的能力。

有机生命体的所有属性中，最有趣的当属人类的感知能力、语言能力和智力。要解答数字技术是否可以获得这些能力的问题，我们必须深入探究人类的自我意识、自由意志、创造力以及伦理这些更加晦涩的问题。针对以上每一种属性，我希望与你们分享一些我的思考所得。这个问题不曾在古希腊哲学家和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考虑范围之内，因此我们或许真的可以在这方面对这些人类上千年来的文明成果做出一些有益的补充。

逃过一劫

有些问题我会尽量规避。首先，我不会深入讨论尼克·博斯特罗姆在2014年出版的《超级智能》和迈克斯·泰格马克在2017年出版的《生命3.0：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的进化与重生》中给出的“末日”设想。这两位作者设想的场景都是，假定地球上发生了超出人类控制的反馈循环，人工智能学会了自我完善，并且很快进化到超出人类控制范围的水平。这样的情境虽然刺激恐怖，但本质上不过是臆想，在我看来更像是科幻小说中出现的桥段。我相信科技最终将进化到大大不同于且超出当今水平的程度，但我认为我们很难预测科技的未来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纪录片导演詹姆斯·巴拉特（James Barrat）于2013年出版了一本标题耸人听闻的书：《我们最后的发明：人工智能与人类时代的终结》。与博斯特罗姆和泰格马克一样，巴拉特在书中提出，人工智能将拥有远胜人类的能力，这将让我们变得可有可无。我个人认为，这个故事并没有那么简单，毕竟智能并不是一个线性标尺，更何况人类本身的智能也在进化当中。巴拉特在书中反复强调，人工智能比人类聪明1 000倍，甚至100万倍。这样的说法是毫无意义的。智能是多维度的，我认为人工智能将展现出任何人类都不具有的智能的形式。实际上，它们已经如此了！如果我们将数字运算和记忆视为智能生命体的一种特征，那么计算机早已甩开人类十万八千里了。可为什么末日还没有到来？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因为计算机的智能至少到目前为止仍未替代人类的智能，而是作为人类智能的补充（参见第7章），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将人类目前的智能与机器未来的智能进行比较，本身就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史蒂芬·平克在《当下的启蒙：为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辩护》中强烈质疑了赋予计算机更强大的智能必将导致人类灭亡的论调。用平克的话来说，这种论调的逻辑是这样的：

既然我们人类曾经利用我们并不出众的［智力］天赋驯化或者消灭过天赋更加平庸的动物，既然技术发达的社会在历史上曾经奴役或者毁灭过技术落后的社会，那么拥有超人智能的人工智能一定会对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既然人工智能的思考速度比我们快几百万倍，而且它们的超级智能越用越强……那么人工智能一旦启动，我们便没有办法阻止它们。

这段话很好地总结了巴拉特、博斯特罗姆和泰格马克的“人类必亡论”。不过，平克接着论述道：

但这种论调基本等同于说，既然喷气式飞机的飞行能力已经超过了老鹰，那么早晚有一天，我们将看到飞机俯冲下来，抓走我们的牛。 ^[4]

平克似乎并不担心，未来的喷气式飞机可能会自己设计自己。

本书一以贯之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技术正在与人类协同进化。正如道金斯在《盲眼钟表匠》中指出的，进化过程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让任何俯瞰世间的智能造物主都望尘莫及。巴拉特、博斯特罗姆和泰格马克的猜想本质上都是他们脑海中的“设计”，而“设计”的结果难免受到他们本人与他们的读者既有的认知能力以及文化环境的影响。正如他们所大方承认的那样，他们的预测很可能是错误的。快速的协同进化是一个混乱的过程，换言之，我们很难甚至完全无法预测进化的终点在哪里。尽管如此，我还是强烈建议各位读者阅读他们的作品，因为他们的猜想有助于您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纷繁多样的可能性。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预测未来，而是希望更好地理解当下。对于如何使用新技术，以及如何帮助我们的文化适应新技术的兴起，我们面临着各种抉择。但是，要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必须首先理解现在正发生着什么，以及变化的速度到底有多快。

真可悲

一边走路一边低头盯着手机，真是可悲。我说这样的话并不是要诋毁或者反对新技术的应用，也不是说你应该全身心地去感受花儿的芬芳、空气的清新和阳光的温暖。我想说的是，科技用一块巴掌大的屏幕这么简陋的接口就牢牢地吸引住了你的注意力，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你之所以盯着屏幕，是因为机器还没有进化出能在你走路时成功吸引你注意力的更好方式。

在我们身边，这样简陋的交互界面数不胜数。我最近在苏格兰租了一辆车（一辆现代图森），这辆车的交互界面我就不太熟悉。方向盘的位置跟我熟悉的完全不同，我需要一边用左手操纵一根有7档设置的排挡杆手动换挡，一边在非常狭窄的路上朝着跟我的习惯完全相反的方向驾驶，有时还要在唯一的一条车道上与对面来车“斗智斗勇”。全程压力巨大。我唯一指望得上的，就是谷歌地图导航的语音提示；地图应用程序中的视觉导航根本派不上用场，因为这辆车跟我最近开过的其他车一样，没地方架手机。再说，路已经够窄了，车我又不熟悉，两只眼真的一秒钟都不敢挪开。

不过好在这辆车的仪表盘上配了一个USB插口。我把手机接上，想通过汽车的扬声器播放谷歌地图导航的语音提示。这下子导航的声音确实挺清楚了，但问题是，我手机上存储的音乐也被播放出来了，反倒让我分心。用仪表盘根本没有办法关掉音乐，除非把扬声器的音量一降到底，但那样一来导航也就变成“哑巴”了。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手机上的控制按键也失灵了。音乐一旦播放，就停不下来了。

到了下一家酒店，我决定求助另外一台机器，于是在谷歌上搜索解决方案。可惜的是，我并没有找到任何可供采纳的方案。其他人尝试过的办法包括删除手机上所有的音乐文件，或者另外找一部手机专门用来导航，以及从网上下载完全静音的播放时间超长的MP3文件。人们甚至围绕约翰·凯奇（John Cage）的一首名为《4分33秒》的著名钢琴曲展开了丰富的讨论——在这首曲子里，钢琴家约翰·凯奇在钢琴前呆坐了4分33秒，一个音符都没有弹奏。不过，从网上的舆论共识来看，4分33秒还是不够长。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萨米尔·梅兹拉希（Samir Mezrahi）在iTunes 上发布了一首名为《一一一一一首非常好的歌》（A a a a a Very Good Song）的音乐，那是一段将近10分钟的寂静无声。很显然，如果音频文件的播放时间超过了10分钟，iTunes就要按一整张专辑的标准收费了。歌名的选择显然针对的是按照文件名首字母顺序播放音乐的车载系统——有些车确实是这样的。不过很遗憾，我所驾驶的这辆现代图森汽车的车载音乐播放系统按照随机顺序播放，所以这个解决方案并不适用于我的情况。

这个世界上永远不缺这种可怜的“废柴”机器，它们中的大多数来去匆匆。你可以买到能连接互联网的床垫，它可以在有人擅自使用你的床时给你发送通知信息；你可以买到所谓的智能开瓶器，这款产品的主打功能是在你开啤酒的时候，把这个消息告诉你的朋友。有用手机折腾好一阵子才能打开的自行车锁，有可以用手机控制的慢炖锅、空气净化器和售价700美元的榨汁机，还有可以远程向你通报“衣服已晒干”这一喜讯的晾衣架。我估计，当你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这些物品应该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

数字机器毕竟还很年轻，尚缺乏人类世界的生活经验。可以肯定的是，早期的有机生命体也有过大量失败的尝试。任何新的生命形式恐怕都难以避免地要走些弯路。

在人类几乎无微不至的帮助下，机器正在探索如何更深入地融入人类的物理世界，并给我们带来了性爱机器人、可爱的机器宠物以及适用于孩子和老年人的陪护机器人。用可穿戴交互替代无数小屏幕的试验总体来说还不算成功，但我敢说这不过是过渡阶段。更好的交互方式终将出现，而且尽管挑战重重，人脑植入以及其他直接的神经接口的出现或许已经不远。

机器侵入的并非只有我们的物理世界，还有我们的认知世界。计算机为我们创造出沉浸性越来越强的虚拟世界，我们只需戴上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简称“VR”）设备，便可以尝试体验新的社会性别，飞越城市上空，或者一骑当千消灭邪恶势力。虽然按下的是机器实体的按键，但它们正将我们拉出物质世界，让我们在幻境中越陷越深。

没错，走路时低头看手机是十分可悲的。当化学物质合成装置成为手机的标配时，就连闻花香这样看似自然的活动也将难逃机器的干涉。我们已经走得太远，无法回头。

下一章，我们将一起研究对“生命”的各种不同的定义，看看我们能否从复杂有机体的进化与科技发展的对比中得到什么启发。

[1] Dawkins, Blind Watchmaker , p. 5.

[2] Dawkins, Blind Watchmaker , pp. 185–186.

[3] Sigmund, Exact Thinking , pp. 146–147.

[4] Pinker, Enlightenment Now: The Case for Reason, Science, Humanism, and Progress , p. 296. qEIeCeMdh9I1hUDCEvGz8UhPQmNn2C/pfZSHxo3OgcN2lwIWuqcxsLyHmEI0FUJ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