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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苏联的帮助下，欧洲中部及巴尔干地区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或工人党、劳动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战后八国以政治、地理概念的双重含义，被称作“东欧国家”，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开始奉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对东欧各国产生重大影响。迫于国内外各种压力，东欧各国执政党对党内外反对派妥协退让，直至放弃社会主义原则，实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从1989年6月波兰团结工会夺得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权，成为东欧剧变中第一个倒下去的多米诺骨牌，到1992年1月，八国执政党无一幸免均丢失政权，酿成震惊世界的世纪性悲剧。剧变后，南斯拉夫分裂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塞黑、马其顿、科索沃地区，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与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统一。原东欧八国剧变分裂后的13个国家，与立陶宛、亚美尼亚、爱沙尼亚，统称中东欧16国。德国统一后不在16国之列。由此形成中东欧16国的新地缘政治概念。
剧变后的东欧各国均以欧美国家为样板，实行三权分立、议会制和多党制。经过转型初期的阵痛和不断调整重组，尤其是遭受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打击后，近年中东欧国家宏观经济恢复增长并整体向好。一些国家已迈入世界发达国家行列。但是要全面评价和判断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状况，还需要从历史和现实、局部和整体、平面和立体的关系上把握，从剧变后东欧融入欧洲30年来的一些突出特点上把握。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华约解散，世界政治及军事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北约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军事组织。东欧各国均从国家安全上寻求北约的保护。从1992年至2017年，波兰、匈牙利、捷克（1999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2004年），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2009年），黑山（2017年）等国相继加入北约。2019年2月6日，北约29个成员国代表在布鲁塞尔与北马其顿签署协议，马其顿成为第30个加入北约的国家。同时，中东欧国家也都寻求加入欧盟。2004年以来，欧盟“爆炸式”东扩，先后吸纳了12个中东欧国家加入，各国普遍升起对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积极期待。
在1990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时，西方曾向苏联承诺北约不会东扩。显然，此承诺毫无约束力。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30年间，北约五轮东扩主要就是吸收前东欧国家加入，目前已正式接纳13个原苏东国家。有俄学者称，俄罗斯对北约的可信度已经耗尽。梅德韦杰夫在接受俄罗斯《生意人报》采访时表示，苏联和华约早已解体，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情形早已不存在，北约甚至连继续存在的必要都没有了。然而，北约却在不断东扩，始终视俄罗斯为潜在对手，一直都以俄罗斯为打击目标。
东欧各国为何如此渴望加入欧盟和北约？波兰裔美国作家伊娃·霍夫曼认为，东欧“自由化”后，当地民众认为他们终于回到了欧洲的怀抱。这里所指的回到欧洲不仅是在地理上，更是文化价值上。因此，东欧各国争相加入欧盟，要成为欧洲大家庭中的一分子。经过数年扩展，欧盟把东欧诸国均纳入其中，可谓东欧“苏维埃化”终结的正式标志。华约随苏联倒下而解体，为填补东欧安全真空，北约和欧盟加速东扩。再者，东欧国家在经济上急速转型，有赖于西欧给予资金、技术和援助。东欧自此融入自由、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新欧洲”正式登上国际舞台。
的确，从历史与地理、文化传统与民族感情的角度看，以加入欧盟和北约为标志性步伐融入欧洲，对东欧国家而言具有高度共识。
俄罗斯政治学家认为，从东欧国家加入北约的迫切程度看，“国家越弱，它就越需要外部给予合法性。东欧各国剧变后，维护国家安全均需要北约”。波兰是1992年首批请求加入北约的国家。因为“绝大多数波兰人认为东方对其具有强烈的威胁性，所以他们欢迎北约在波兰加强军事存在。波兰的民族主义者积极与北约和美国合作，以降低对俄罗斯的恐惧。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与北约合作扶持民族主义者，可以视为西方采取的总策略的一部分。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和“脱欧”危机及欧盟内局部与整体利益摩擦上升的背景下，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在内政外交等问题上分歧日益增多。近年来，在欧盟重大问题决策的话语权上，中东欧国家逐渐被“边缘化”，成为欧盟中的“二等公民”。中东欧国家民族自尊受到伤害。“新欧洲”国家仍然被认为需要在“民主化”框架内不断努力。即使匈牙利、波兰、捷克等，也常常被布鲁塞尔定义为不合规的国家。“新欧洲”国家认为他们的声音从来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西欧国家习惯于对“新伙伴”的要求持怀疑态度。
例如，欧盟提出建设“多速欧洲”设想，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表示反对，呼吁欧盟国家应避免“多速”，谋求同速发展。但欧盟依然通过“多速欧洲”计划。对此，“新欧洲”国家不能承受，但也无应对之策。
此外，“二等公民”之感，还体现在中东欧国家自主原则受到侵蚀、主权受到挑战。东欧各国加入欧盟后，与欧盟在政治、思想、文化上的差异开始显露，并在内政治理问题上发生多次冲突，引发欧盟控制与中东欧国家反控制的斗争。随着欧盟一体化深入进行，成员国主权界限日益模糊。在难民分摊问题上，欧盟居高临下对成员国发号施令，遭到中东欧国家坚决反对和抵制。尽管不断受到欧盟的打压，但是由于在经济上离不开欧盟，中东欧国家秉持“斗而不破”的原则与欧盟周旋，在可能范围内寻求妥协依然是其主要诉求。
可以想见，30年来的融合过程远非一帆风顺。欧盟内部所谓“新旧欧洲”的心理围墙，如何化解彼此间的歧见或障碍，欧盟共同安全及外交政策是否团结一致，乃是欧盟面临的重大问题。当然，东欧各国仍然会在很大程度上选择忠于美国和西方。历史与现实没有给东欧国家人民太多选择。
东欧实行多党制后，政党政治逐渐走向制度化，议会成为国家政治的中心，基本上进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范畴。同时，东欧各国原有的马克思主义主流文化丧失主导地位，被各种潜在的或外来的政治思潮（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取代，这些思潮在制度变迁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不同程度地左右着政局和社会的变化。近年来，从中东欧国家议会选举和政府变动情况来看，政党政治格局在多数国家尚未定型，出现新党迅速上位、一党独大等新倾向。东欧各国的“民主制度”还远不够稳定和成熟，如匈牙利和波兰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政党力量增强，西巴尔干国家的“民主制度”依然脆弱。除议会选举导致的政府换届外，一些东欧国家还常有因政府遭弹劾下台、政府辞职和政府改组等导致发生政府变动的重大政治事件。
这些现象，既与东欧国家自身的发展阶段紧密相连，又与欧盟目前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息息相关。
有俄罗斯学者说，回顾东欧国家近30年的政治生活，有一点非常清楚：这些国家在1989年“革命”中的口号和思想以及对所获“自由”的最初兴奋很快就消散了。1989年后，东欧国家同时进行的经济和政治转轨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充满了流血与冲突、混乱与无序、民族分离与仇恨等要素。因此，东欧国家民主转型过程有一个奇怪的倒退式逻辑：在1989—1990年“民主革命”中所谓的“政治上成熟的人”，毫不犹豫地、不惜一切代价对抗“共产主义怪物”，推翻了社会主义政权，但在将社会主义赶走后又变成了需要教育的孩子。
这个比喻，说明东欧国家已经迷失在剧变时所追求的“民主制度”和“政治自由”中。东欧国家未来的“民主制度”之路究竟怎样走，30年后仍未有明确答案。
也有观点认为，东欧剧变之后，一些成功实现了民主化转型的东欧国家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都经历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正因为有了民主制度的保障，这些国家才得以成功实现了公平与效率兼顾的经济改革，进而融入欧盟经济体，驶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同时，民主制度也理顺了东欧国家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使得政府能够切实地对选民负责；正是因为选择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道路，这些东欧国家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当年“社会主义”曾许诺过的美好愿景。
如果单纯从东欧国家转型30年的历程看，这些国家的确已经走出了转型的阵痛期，大部分进入了增长阶段，其中一些国家还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但如果把东欧各国的发展置于世界大背景下看，当年期待回归欧洲加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东欧国家，虽然经济有所增长，但依旧远远落后于西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2018年世界GDP位于世界前10名的国家是美国、中国、日本、德国、印度、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加拿大。除两德统一后的德国外，东欧国家均不在此列。
伊娃·霍夫曼在《回访历史：新东欧之旅》一书中写到，虽说当年剧变算是和平过渡，但大家似乎还未准备好，便着急从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迈进。大规模的私有化使不少国家财产落入特权阶级手中，制造出垄断国家财富的经济寡头。他们被老百姓指为国家窃贼，加剧了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平等。
俄罗斯《生意人报》近期刊发《四分之一的东欧人比1989年更穷》一文，对东欧各国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在近30年的“市场化道路”之后，东欧国家消除贫困的进程仍然令人担忧。2017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报告指出，尽管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后经历了多年的经济改革，但许多居民变得比以前更加贫穷。“东欧地区23%的公民的收入现在甚至低于1989年”。市场改革中受益最多的是最富有的10%的居民，他们的财富在过去25年中增加了82%，而最贫穷的10%的居民的财富仅增加了17%。
瑞士政治学家马塞罗福阿说，欧盟无法为其新成员国的公民提供在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之前的社会福利。独联体监测组织和欧洲政治分析家斯坦尼斯拉夫·比什霍克说，“欧洲一体化撕毁了中东欧国家旧的经济链，数十万‘新欧洲人’作为劳务移民流入西方。欧盟只是补贴‘新欧洲’成员农业等初级领域，而不关心高科技产业。因此，在前东欧国家，生产陷入衰退后，就业和税收、退休和福利自然不会增加。东欧的公众情绪已经从‘欧元恐慌’转向‘欧洲悲观主义’”。文章还指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西方其他金融机构的计划，“铁幕”崩溃后，整个东欧都将开始建立新自由主义经济。匈牙利的政治精英们曾天真、短视地遵循着这些计划，希望在进入欧盟和北约后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但在欧盟及西方眼中，“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发展注定将完全依赖“高级伙伴”的意愿。东欧国家的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变化，但主要是以牺牲以前未开放的服务和金融部门的快速增长为代价的。没有一个“转型经济体”（包括最成功的波兰）在人均发展方面达到了西方的水平。
在与社会主义制度分离近30年后，东欧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仍远远落后于西方，这不仅会影响它们的人均收入，还会影响养老金等福利。即使在非常繁荣的捷克共和国，人均养老金也仅为德国或法国的四分之一。
1989年至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人口总数都是线性增长，但东欧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均出现了人口数量减少或者剧烈波动的，反映出标志着人民生活稳定程度的人均寿命在这些国家出现了剧烈波动。
2018年6月法国《世界外交报》发表了《东欧正在濒临死亡》一文，对东欧剧变后各国遭遇的前所未有的人口灾难进行了分析，指出1989年底柏林墙倒塌后，东欧国家人口大规模外流到西欧国家以寻求更高的工资并一直延续到今天。东欧国家损失的人口数量比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要多，主要原因是低出生率、高死亡率和大规模移民。在过去30年中，占国家总人口数量14%的人离开了罗马尼亚，摩尔多瓦是16.9%，乌克兰是18%，波斯尼亚是19.9%，保加利亚和立陶宛是20.8%，拉脱维亚是25.3%。除劳动力资源外流外，社会和医疗体系的崩溃导致东欧国家（特别是男性）的死亡率急剧上升，同时出生率还在不断下降。对东欧国家而言，人口减少的恶劣后果主要是人口结构严重受损，年轻、活跃的群体减少。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世界上10个因人口不断减少而“濒危”的国家都在东欧。到2050年，这些国家的人口将再减少15%—23%。例如，匈牙利自2004年加入欧盟以来，已有5000名医生、技术人员和技师前往西欧国家，大多数年龄在40岁以下，因为他们在匈牙利每月只能得到500欧元的工资，而在奥地利每周就可以得到1000欧元。其他一些国家如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斯洛伐克等国，数十万具备中等资格的专家（如护士、木匠、机械师和合格工人）迁往西方。这个过程并非是自发的，而是西欧国家有计划的、系统的、掠夺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的人才。
显然，东欧国家的人口危机如果无限期地持续，将不可避免地威胁到这些国家的生存。但目前为止，这些国家仍未出台防止人口“濒危”的举措，而促使人口继续下滑的因素仍然存在。在东欧国家还存在另一种现象，即因贫困、缺乏前景和家庭关系破裂使得儿童的出生不受欢迎，并且东欧国家明确拒绝接受移民。在2015年欧洲难民移民问题爆发时，斯洛伐克和捷克分别只接纳了16名和12名难民，而匈牙利和波兰则没有接受任何难民。
这也成为欧盟内部一个政治问题。关乎国家稳定发展的人口变化，既是一个长期的影响，也是一个短期内无法改变的困境。决定东欧人口变化的三个因素都呈现出结构化、固化的趋势。
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中东欧注定了自身发展的特殊性，融入欧洲和西方的旅程既是必然的，又是独有的。在重塑与蹉跎中的中东欧，未来的发展，需要克服自身历史的发展缺陷，同时需跳出现实的“新欧洲”与“老欧洲”之比的思维困境，扬长避短，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历史上中东欧国家曾经饱受战乱之苦，依附于大国，被当作战略前沿阵地而受制衡，绝非偶然。中东欧各国须在欧盟和北约框架下，保持自身独立性，摆脱历史上地缘政治的束缚。此外，中东欧各国还需要寻找更多突破口，置经贸发展于广阔的空间，从自身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发展与被美国视为战略对手的中、俄等国的经贸合作关系。总之，未来对于中东欧各国，在历史与现实问题相互影响，国内政治局势不稳定因素犹存，经贸发展机遇与风险并行，尤其是近年中东欧地缘政治作用重回美国及西方视野的特殊背景下，如何在全球化已经成为客观现实的历史趋势下，开辟一条符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艰辛而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