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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3日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以并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方式完成德国统一30周年。德国统一前曾发生“柏林墙倒塌”事件，这个事件在促进德国统一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具有重要作用。在这个一系列的重要历史节点，由东德最后一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克伦茨选编、十多位东德党政军领导人及其辩护律师撰稿完成的《柏林墙倒塌30周年记——原东德方面的回顾与反思》（以下简称《反思》）一书出版。他们在书中深刻反思东德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深刻思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的经验，认为中国是世界社会主义希望的承载者，强调中国的经验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战略。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证。东德党和国家前领导人在《反思》中普遍认为，没有党坚强有力的领导，社会主义就无法存在和发展，东德社会主义失败的首要原因在于党的领导软弱无力。
前总理莫德罗在《反思》中回忆说，面对1989年春天的动乱局势，以昂纳克为首的党中央表现得束手无策，领导层完全没有能力从当时的政治态势中得出客观的结论；当时，华约内部分崩瓦解已是大势所趋，匈牙利与西德秘密谈判得到了开放边境的5亿马克回报，东德提出维护既定协议的要求被驳回，匈奥边境的开放使华约朝分崩瓦解又近了一步；面对这种局势，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束手无策，来自党内和各专区、县的许多迹象和信号被领导置之不理，当一系列事件迎头袭来时，党的领导层丧失了思维和语言能力。
其他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原国防部长霍夫曼上将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是党和政府已经失去了权力，党中央领导表现出了哑口无言的不作为现象。原重工业部副部长布莱辛指出：党处于分裂状态，领导层行动不一、立场不一；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追求名利的野心家和机会主义者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党的政治权力逐渐旁落。就连作为当时领导集团一员的克伦茨也承认：“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在昂纳克领导下，因为恐惧而陷入沉默无语状态，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他反思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拥有主权的理应是人民，而不是一个政党、一个领导圈子或者一个总书记。”
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深刻反思既还原了当时形势的严峻性，也反映了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当时的被动无能状态。党的领导人的这种反应是其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放松、忽视甚至忘却党的建设的必然结果。党在危急时刻丧失了掌控和应对局势变化的能力，任由野心家、阴谋家、西方敌对势力破坏国家，致使西方长期预谋的和平演变阴谋得逞，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党必然失去基础和力量，陷入软弱无力的状态。
经过“柏林墙倒塌”和整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上述道理有了深刻的体认。克伦茨坦承：东德存在着应当批评的错误政策——例如，对法治的作用看得太低，对政治的作用估计过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与公民打交道时不能平等对待——但党内和媒体长期报喜不报忧，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国家虽然掌控着媒体，但人民对它们的信任度很低。原格拉专区第一书记波斯特勒认为：为了避免给西方以批评的口实，党内倾向于不讨论所犯的错误，结果导致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对缺点和失误讳莫如深，这种现象先是发生在各种媒体平台上，后来发展到党组织内部，十分普遍，但社会生活中缺点和问题日益明显，这就大大啃噬了党和人民之间的信任关系。波斯特勒还指出：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壁垒森严，普通百姓未经批准不得进入，过去这被认为是正确的，现在看在机要文件严格保管的情况下，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完全没必要与普通党员及群众隔离，应当更加亲民、更接地气。原财政部长西格特指出：政治领导层长期习惯于报喜不报忧，媒体从不报道缺陷和担忧话题，常常用许多意识形态的套话生硬表述党的信仰和原则；凡事因循守旧、被动反应，而不是主动进取，久而久之，必然会失去可信度和信任度，哪怕在社会政策上做了许多好事也无济于事。
脱离群众是执政党的致命威胁。媒体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生活的报道，不过是党政机关长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表现和结果，根本原因还在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等令人民群众反感的方式已经成为媒体和党的机关的惯常做派。这种脱离人民生活实际的做法，使得党的领导机关成为人民群众最陌生、最疏远的地方，使领导干部成为人民群众最陌生、最疏远的阶层。因此，即使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也会在心理上遭到人民群众的拒斥。
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方面忽视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真实声音，另一方面又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夜郎自大，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唯我所用，因而变得越来越闭目塞听、视而不见、畏惧创新。
在《反思》中，党中央科学与教育委员会原主任席尔默承认，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整个社会科学完全采取上述态度。席尔默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到80年代中叶，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制定和贯彻政策时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党的理论工作越来越松弛；由于党把马克思主义视为自己的“工具”，要求对社会科学领域实施直接的计划和领导，党把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任务扛了起来。席尔默指出：社会科学研究部门、研究小组或科学家提交的各种调查、分析、理念和建议报告被束之高阁，尤其那些不是粉饰和赞扬而是批判和要求改变现状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更是如此；身居领导岗位的政治家自以为地位高、能接触别人不能接触的信息来源，因而似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们总是自以为是、高谈阔论，认为不需要社会科学，往往将其视为“干扰因素”，或者期待其对已经做出的决策进行论证，导致主观主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粉饰太平等现象日益严重；政治局的决议和总书记的表态、演讲被当作无可置疑的真理，得到毫无科学性的逢迎和评价，无论理智的政治局委员和政府官员还是党政机关或科学机构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勇气指出理论工作中的僵化现象，没有勇气明确点出落后或错误的环节，没有勇气探索走出危机的出路。席尔默还指出：在以往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兄弟党之间，尽管双边与多边接触是频繁的，但仅限于交流研究成果和成绩，很少就尚未解决的问题进行坦率地讨论，很少开展共同研究和协调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整个社会科学工作的不健康状况，必然影响党和国家健康政治生态的滋养。理论的僵化必然导致党的思想理论与实际的脱节与断裂，这种负面影响渗透并损害了党的肌体，待到积重难返之时，党和国家的覆亡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执政的统一社会党存在的问题必然对东德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在东德经济体制下，政治与经济相对立，二者的统一性、同一性被忽视，经济规律的作用没有得到发挥，国家大包大揽、全面深入干预经济，造成了经济生活严重依赖政治干预，自身活力受到限制。当时的人民群众生活严重依赖国家补贴，其主动性、积极性的发挥受到严重制约，国家也背上了不必要的经济负担，而且由于追求纯粹的公有制形式，导致这种负担越来越重。长此以往，这种做法必然窒息整个社会的发展活力。
东德政治与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在《反思》中得到了充分印证。矿产冶金部原副部长德林强调：东德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经常性地蔑视经济规律，面对不断增长的挑战和问题缺乏政治改革的意愿，未能采取足够的努力塑造民主体制。德林指出：在东德，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毫不顾忌地对经济持续发挥支配作用，导致经济规律受到严重破坏——例如，东德为了稳定消费价格、房租、医疗服务、精神与文化生活等，发放了各种补贴。久而久之，人们认为这些待遇都是理所当然的，错误地理解了补贴政策对国家经济负担的关联性。政治领导层对滥发补贴的做法不敢做必要的纠正，而有关讨论则被认为是对党的伤害。德林和原财政部长西格特指出：中小规模家族企业曾经在德国经济中起过重要作用，但东德当年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即在消费品市场需要更加广泛的多样性和规模时，党中央领导居然在1972年做出决议，将现有的11400家私有和半国有小企业全部实行国有化，并将它们置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结果导致日常生活必需品日益紧缺，而此举的真正原因是勃列日涅夫当时指责昂纳克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容忍资本主义存在。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民主德国在这一战略中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是它们的主攻对象和首要目标。为颠覆东德政权，美国等西方国家无所不用其极，东德执政党对于自己所处的特殊战略位置及其影响缺乏充分认识，美国、西德势力逐渐控制了东德社情民意走向，促使和推动了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权的溃败。
上述观点得到了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认同。格拉夫指出：西方并没有发起正面军事进攻，而是采取了舆论战手段，他们在第一阶段通过媒体和间谍鼓吹建设一个更加人道、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诱使一部分公民针对社会主义政党和政府采取反对派立场；在第二阶段，通过反共的公民组织直接推崇西方制度模式，而这些组织的顾问大多是西德官员，他们内部传阅的是美国政权更迭理论专家吉恩·夏普撰写的《非暴力抗争小手册》和《从独裁到民主——解放指南》等“非暴力推翻独裁的教科书”。格拉夫强调：党的领导层在战略思考上也有失误，缺乏对本国形势和各个盟友国家局势的深刻认识，缺乏对敌人的长期计划、方式方法和行动路线实施侦察的足够能力，不愿意接受含有批判性内容的各种报告。原重工业部副部长布莱辛指出：东德成立后，政治对手的目标就是尽快用资本主义的西德吞并社会主义的东德，阿登纳政府还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确定了具体日期，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制定了一系列原则文件，诸如取消土地改革成果、国有企业改制为资本主义企业、货币改革，等等。布莱辛还指出：在1989年动荡时期，各个“公民组织”要求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和影响力，而“圆桌会议”的参与者多半是政治和经济的“半瓶子醋”，组成了所谓的“反对派政府”；一帮神学家、法律学者和自然科学家自命不凡，起草了与合法政府唱对台戏的各种方案；认为自己的主要使命就是谴责、揭露、诋毁政府，许多人的表演都是在西德“专家”的指导下进行的；及至1990年3月18日“自由”选举后，东德人民议院也堕落成为西德政治与经济利益的执行机构，许多法律是在西德政府的大楼里起草的，1990年8月22日至23日夜间，这个“人民议院”在没有事先征求东德人民意见的情况下，做出了东德于10月3日加入西德的决议。原罗斯托克市市长施莱夫认为：在这样的乱局中，西德的媒体和政治家越来越露骨地介入东德的内部争斗，越来越活跃地支持主张东德加入西德的那些政治势力。佩克指出：西方媒体为积极配合东德反对派势力，一哄而上地集中报道东德干部腐败和滥用权力现象，追踪报道政府采取的各种国家安全措施，狂热散布有关党和国家的消极报道，把东德贬损为一个推行暴政和过度监督的国家。佩克强调指出：通往西柏林的边境检查哨卡意外开放事件，显然是导致欧洲社会主义各国集体沦亡的最后一根“决定性的棺材钉”和最后信号；大感惊讶的西方政府、政治家及媒体进一步增强了促使东德沦亡的行动，西方媒体对东德领导层措手不及的表现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西德时任司法部长不断鼓动媒体对东德进行贬毁和诽谤。前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安全部长沃尔夫冈·赫格尔说：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但决定东德公民意识的并不是本国的存在，而更多的是西方的存在；西方媒体潜移默化地宣传西方劳动生产率的优势、“硬通”货币、巨大的商品积压过剩等，这一切模糊了东德公民的意识。
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将舆论和社会情绪作为进攻的重要领域和突破口，这一做法的力度、杀伤力在“柏林墙倒塌”中显示了巨大的破坏性。但为什么西方和平演变战略能够成功发挥作用？为什么决定东德公民意识的更多的是西方的存在？其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也是触目惊心的。
苏联对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有重大影响。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与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经过了从不谋而合到一拍即合的过程，其向东德施加影响的过程就是与西方共同促使东德局势向不利方向演变并最终不可逆转的过程。苏联改革路线与西方和平演变战略不谋而合、遥相呼应的双重压力使东德陷入绝境，戈尔巴乔夫是压垮东德的最大外部因素。
上述是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反思》中表达的观点。克伦茨揭露了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层在两德合并问题上的背信弃义：1989年11月24日，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会见时任总统布什前亲笔给他写信说：“目前有许多关于德国问题、关于德国统一前景的传说，但是我们坚定地认为……东德的存在和发展对于欧洲的力量平衡、对于过去与现在的和平与国际稳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凭证。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作为华沙条约的一个成员，东德过去和将来都是我们的战略盟友”；仅仅一个星期之后，戈尔巴乔夫却在马耳他为美国总统开放了德国统一的道路，“这位昔日的共产主义希望承载者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共分子”。前东德科学院国家法与宪法教研室主任、现任德国左翼党萨克森州马克思论坛主席埃克哈德·利贝拉姆说：当苏联终结时，社会主义德国独立存在的意义已经不复存在；东德政治领导人的薄弱环节是没有认识到1988年起就已经十分明显的颓势，德国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左翼势力都对这一薄弱环节负有共同责任。前格拉专区党委第一书记埃里希·波斯特勒说：在反思失败教训时，必须考虑东德当时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东德是处于苏联庇护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生存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与苏联有着密切关联——当苏联分崩瓦解时，关乎东德生死存亡的一个支柱就倒塌了；与此同时，不能低估冷战时期经济封锁、军备竞赛和意识形态破坏行动带来的效应，此外还有国内问题，只有从这一系列辩证关系的分析中，才能对东德的沦亡原因给出历史性的解释。
东德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建国历程使其始终面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特殊而艰巨的任务。当苏联在改革中发生向资本主义演变时，东德不可能脱离苏联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更无力抵挡西方长期周密的和平演变战略。东德只能与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它们的最终结局在其特殊关系中已经注定了。
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反思》中认为，一直以来，西方总是指责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秉持阶级斗争观点不符合“人性”，不符合所谓“普世价值”。事实上，正是西方阵营从未忘记阶级斗争，从未放松意识形态领域阵地，总是在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使用阶级斗争手段。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资产阶级政权对前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残酷的阶级报复就是最好的证明。前东德矿产冶金部副部长卡尔·德林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分裂的德国那样直接承受着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像德国人那样直接感受到这种体制竞争，那些竞争与冲突是一个古老的体制不惜一切手段阻止一种崭新社会形态出现的阶级斗争。卡尔·德林指出：从1989年后的东德即德国东部地区的发展现状看，“重新统一”实际上是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吞并；应该承认，这吞并是通过“和平”途径实现的，作为同盟国和保护国的苏联为了本国利益出卖了东德；东德的人民财富被无偿剥夺，全部国有财富被私有化，在东德展开的“去工业化”举措的恶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卡尔·德林认为，历史的“胜利者”掏走了东德的全部精英，西德的统治阶级现在一如既往地诋毁和清算东德时期创造的任何成绩和声望，以巨大的财力和宣传费用篡改历史，竭力从媒体和民众意识中剔除东德，剔除曾经做出过社会主义尝试的一切痕迹，其主要口号是：东德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非法国家；东德被强行移植西德的所有社会实践，如行政管理机构、司法体系、教育体系、大学体制、保险体系、经济组织，以及与此相关的行业联合会体系；至今，“柏林墙倒塌”30年了，各联邦新州的东德人仍感到自己是“二等公民”。
其他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反思》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克伦茨指出：两德统一出现了违反宪法的现象——基本法第146款中早就规定，一旦两德实现统一，要以自由表决的方式产生一部宪法，如今这些内容却对人民只字不提了，甚至连东德人维护自己以往历史尊严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有关对东德的回忆只要不按照规定的口径表态，嘴上就会被贴上封口胶条；东德人时常会受到局外人的“教导”，告诉他们应如何描述自己在东德时期的生活状况，在有关东德的评价上不能按照国家规定的要求表态的人，会被扣上“东德留恋病人”“历史篡改者”“历史修正主义者”等帽子，就会被当作不可信的人靠边站。重工业部原副部长布莱辛指出：通过关闭东德企业，工业生产在两年内下降了65%，200多万人失去了工作岗位，1600万东德公民中有400多万人为给自己和孩子找到一份工作和未来而被迫离乡背井，移居西德或国外；时至今日，东德地区的部分经济发展和社会水平还没有达到西德的75%，许多昔日的东德公民及其后代亲身体会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恐怖性，很多人曾经的“世外桃源”幻想已经在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生存竞争中完全破灭。原总参谋长施特雷利茨上将说：两个德国统一后，许多将军和军官蒙受了不公对待，其中包括歧视诋毁、惩罚性退休金、刑事追诉迫害、身陷囹圄等——“我军近150名将军以及超过35000名军官切身体会到，什么叫作无条件地屈从于一个新的体制。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例，即国防部长与总参谋长在一夜之间被投入监狱，与杀人犯、银行抢劫犯、强奸犯等关在一起。在与外界隔绝的莫阿比特监狱拘留候审871天。7个月之后才第一次提审。经过68个庭审日之后，凯斯勒部长和我于1993年9月16日分别被判处7年半和5年半监禁。总共有16名高级将领被送上法庭，其中10人被判处监禁。最严重的是惩罚后的惩罚：每名被告必须为每个庭审日支付1000西德马克的庭审与诉讼费。此外还有所谓的附加费用。凯斯勒部长和我必须分别支付1020000至1100000西德马克不等的费用。”受迫害的远不只施特雷利茨、凯斯勒，最后一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克伦茨，1997年被柏林州法院以对4桩柏林墙死亡案负有责任而被判处6年半的有期徒刑，2003年底获释。年过八旬的克伦茨住房被没收，只能居住在其家乡波罗的海边哥本哈根的一个建筑面积仅60平方米的村舍里，且每年被迫支付多项司法债务。
实际上，以“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化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推行资本主义“历史终结论”，这是西方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一贯伎俩。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两德统一后的种种遭遇，使我们想起了毛泽东70年前反驳资产阶级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攻击时的论述：“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们。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
反思与寄望是思考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必然包含的两个方面，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反思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时，不可避免要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
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安全部长沃尔夫冈·赫格尔在其《对东德社会主义反思的核心问题》一文中，开篇就引用《论语》“子贡问政”的论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并得出结论：失去人的信任、人民的信任，就失去了本国人民，最终也就失去了一切；失去信任如同癌症细胞，它会摧毁整个肌体。
东德矿产冶金部副部长卡尔·德林说：尽管东德的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了艰难险阻，具有阶级斗争压力从未减退的特点，却能够发展成为一个赢得国际瞩目的国家，跻身世界最发达的15个国家行列，成为一个根除了人剥削人制度、建立了社会与文化基础设施、造福于所有人的家园，东德的社会主义失败不代表世界社会主义的失败。
赫格尔说：从历史角度看，欧洲的社会主义只是经历了一次挫折，而不是一蹶不振的失败；放弃了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彻底失败，人类若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战胜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否则这个地球将成为没有人类的星球；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开始埋葬其生存的基础了。
赫格尔在文章结尾引用了老子的名言：“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希望人们“在中国榜样的激励下”，把社会主义事业的希望“寄托在孙辈，或者孙辈的孙辈”身上。他说：毫无廉耻心的资本主义体制占据高地是暂时现象，因为在中国榜样的激励下，社会主义的理想不会从理智人类的意识中消失。
原罗斯托克专区第一书记佩克强调：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严峻形势下，中国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迅速崛起为经济、军事乃至政治世界大国，这个事实已经向人们表明，建立在中国社会主义纲领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拥有多么强大的生命力。佩克认为：与东德现实存在过的社会主义相反，中国将经济发展列为绝对优先地位，将提升世界市场能力列为中心任务，将获得的国家财产首先用于人民福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在东德的许多领导人当中引发了一个问题——统一社会党当年为什么没制定出这样的社会主义纲领或社会主义要素？
佩克指出：统一社会党当年实行对华关系不得好于对苏关系的原则，这不仅是一种教条主义，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东德对“老大哥”苏联的依赖；在反思历史时，尤其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东德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在20世纪80年代时已经展开了越来越多的合作，走上与中国同样的道路是有机会的。佩克说：当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的一份内部文件批评中国“将一种敌对的、危及社会主义与和平的路线宣布为国家政策。这一路线具有进一步右倾的特点，它将危及中国革命成果”。这是多么错误的评价！大约10年后，社会主义阵营开始解体，而社会主义中国开始加速发展，在此期间成为迅猛崛起的世界大国。
2017年11月，佩克到访中国，见证了中国在各方面的卓越发展，体验了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目睹了人们生活条件的大幅度改善。在他看来，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纲领基础上的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惊人速度与巨大能量还证明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即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空洞的教义，而是立足于坚实的科学基础，必须根据一个国家的具体条件和历史特点丰富马克思主义。佩克在谈论私有制问题时指出：中国不可阻挡的经济发展趋势表明，私有制有着无可争议的企业发展动力，完全可以成为生产关系中社会财富的和谐补充，从而丰富严格维护就业者之社会利益的可能性；中国保留土地国有制，并且对其进行可以获得赢利的管理，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理论的一个持续组成部分。
佩克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失败之虞原本是可能规避的，如果欧洲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领导人及早面对各党共同面临的生存问题，吸纳马克思主义科学家诚实地一起讨论、批判性地分析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一起探寻一个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拥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发展出路，就可以避免最终走向沦亡的命运。中国的范例表明，社会主义的理想依然富有生机，社会主义理想在具体、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拥有与资本主义社会甚至与美国及西方进行经济、文化和社会竞争的驱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世界很多人的希望，是那些社会主义政党正在追求的希望。
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律师说：今天，欧洲工人的数量少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他们的生活水平也远远好于当年，发达国家的工人能够分享资本家从第三世界剥削的成果，他们可以购买到便宜的商品，可以去消费水平低的国度度假，消费者贵族已经替代了工人贵族，在新形势下已经无法按照旧世界的战略通过暴力斗争争取社会主义，至少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不能这样了。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那里有着全世界最强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有着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实纲领，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内也有着不同的条件，因而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人需要不同的战略。
资本主义的议会体制已经形成严重弊病并正在腐化着议员，这种体制不会导向社会主义。弗里德里希·沃尔夫指出：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十分漫长，我们必须在这条道路上开始起步，中国正在这条大道上，我对它抱有巨大的期望。原总书记秘书格拉夫强调：“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功绩之一，就是在预先制定其迈向社会主义目标的纲领时，着眼于广阔的历史地平线。在德国易北河与太平洋彼岸的中国之间，那些坚定的、富有牺牲精神的人们，正在其政党的领导下动员起来，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斗争。欧洲社会主义的失败没有使人们产生怀疑，而是激励人们深入思考，如何应对那些毫无节制的资本主义的强盗行径，并且形成新的战略。”
正如东德前领导人所言，历史所呈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稳步走向未来。在两德统一、东欧剧变30年之际，回顾与反思、寄望与守候无不体现出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情结。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以苏东社会主义兴衰成败亲历者的视角，反思和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其泣血的深刻反思与深重寄望得出的深刻结论，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走向复兴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极强的现实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