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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历史上，斯大林是一位发挥过巨大影响但又引发了激烈争议的人物，“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这个问题是俄罗斯政界、学界和社会舆论长期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自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社会经历过数次声势浩大的否定斯大林、“去斯大林化”运动，同时也伴随着多次对斯大林历史功绩的肯定、歌颂并为其平反、翻案的活动，历史学家的意见更是两极分化、尖锐对立。可以说，对斯大林及斯大林时代的历史评价成为俄罗斯社会思潮演变的“晴雨表”，是俄罗斯国家与社会发展道路的现实折射。
近年来，俄罗斯的民意调查机构持续跟踪这一议题，积累了大量数据。这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反映出俄罗斯社会各阶层在十余年间里对此问题的态度、情绪和感受的变化。2017年7月，俄罗斯著名民意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ЛЕВАДА-ЦЕНТР）通过数据分析，提出了“目前俄罗斯社会已经出现‘民间再斯大林化，（народная ресталинизация）现象”的观点。
2019年，这项长期持续的民意调查显示，对斯大林持完全肯定态度的受访者比例为51%，达到18年来的历史最高点。基于普遍存在的民意动态，以及对斯大林的正面评价持续增长这一趋势，列瓦达中心认为，俄罗斯民众对斯大林在国家历史中的作用持肯定态度业已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常态”（социальная норма）。
俄罗斯民众对斯大林的认知经历了从否定评价较多、持中性态度到以肯定评价为主的三个阶段。在列瓦达中心调查的早期阶段，例如2001年，人们对斯大林的评价呈现出正面与负面两极分化的特点（受访者正负评价都在40%左右，且负面评价多于正面评价），中间态度的比例较小（15%以下），也反映出俄罗斯社会价值观和思想意识的严重分裂和对立；2008—2014年，受访者常以中性的态度来对待斯大林问题。选择“中性态度”的受访者的动机，有时候是为了掩盖赞同或反对的真实意见，以回避对斯大林做出具体评价，有时候是由于认识不清楚选择了“难以作答”，出生于后苏联时期的青年一代对此表现得尤其明显；2015年后，受访者的中性态度开始转化，负面评价逐渐减少（2018年以后比例降低到15%以下），大多数受访者开始明确表达出对斯大林的肯定和支持。
在对斯大林的功过判定中，“成功的国务活动家”形象是一项积极因素。在调查早期阶段的2003年，受访者对斯大林“国务活动家”形象持积极评价的为43%，负面评价约占33%，选择“难以作答”模糊立场的占15%左右。在2003—2013年的10年中，这一比例基本维持，但负面评价有所下降。2013年以后，持正面立场人数开始明显上升，到了2019年，有高达70%的受访者肯定了斯大林在国家生活中的功绩
，与此相对，持负面评价的占比降低到小于20%。由此可见，俄罗斯社会长期以来对斯大林“国务活动家”的形象持较为肯定的评价，而且近年来还在不断巩固和提升。
20世纪90年代是俄罗斯社会“揭露斯大林罪行”最为猛烈的时代，进入21世纪后批评的声音开始减少。在历年的调查中，认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导致苏联在苏德战争中出现巨大伤亡”这一观点的受访者持续下降，其比例从1997年的34%下降至2011年的18%，进一步下降至2017年5月的12%。
这反映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民众能够更加客观、全面地认识苏德战争及其复杂的历史背景。
近年来，俄罗斯民众对斯大林既往行为及其过失的宽容度上升。
具体而言，受访者在“对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持何种态度”问题上，认为是政治斗争、有一定道理从而表示出宽容的人数比例，从2012年到2017年不断上升，而选择“不可原谅”的比例相应下降；针对“应该对大清洗（肃反运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采取何种措施”的问题，选择“年代已久，原谅他们”的受访者比例上升到2017年的50%；针对“是否同意把斯大林视为国家罪犯”的选项，在2015年有57%的受访者选择“不赞同”或“完全反对”，而这一比例在2009年仅为44%。
谁是民间“再斯大林化”的参与者？调查显示，以往对斯大林的正面评价者主要是来自中小城市、年岁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低的人群，但近年来年轻、受教育程度高的民众也开始加入。从政治偏向和党派谱系来看，俄罗斯共产党党员一直积极肯定斯大林的功绩。2019年有民调显示，在2018年的总统选举中支持过普京、日里诺夫斯基和格鲁季宁的受访者中，分别有52%、67%和49%的人对斯大林表达了“赞美”“尊敬”和“喜爱”的情感。
在25—39岁青年人群的受访者之中，有51%的人明确表示对斯大林持积极评价，只有11%的人表示“反感”——这一比例低于55岁以上老年人群的16%。
需要指出的是，列瓦达中心是一家常常以俄罗斯政府反对派立场发声的民意调查，也是被俄罗斯政府“重点关注”的“外国代理人”机构。列瓦达中心在涉及斯大林评价的问题设置中不乏对斯大林负面形象所做的暗示和引导，但对长期累积的数据进行客观分析时，该机构也不得不得出“积极评价持续增长”“民间再斯大林化”的结论。
在相近时间段里，多家调查机构对这一问题进行的调查得出了类似的结论。2017年，在列瓦达中心开展的“俄罗斯杰出历史人物”评选中，斯大林首次成为此类榜单的冠军，位居其后的是普京和普希金。
俄罗斯另一家著名民意调查机构——全俄舆论调查中心（ВЦИОМ）于2018年6月进行的调查显示，斯大林获得的好感在20世纪初的历史人物中位居第二（51%）。
俄罗斯民意基金会（ФОМ）的数据同样表明，对斯大林持正面评价的受访者数量在不断增长。
在三家调查机构中，由于列瓦达中心针对斯大林评价问题进行的调查持续时间最长、最具系统性，所以本文主要参考了该中心的数据。
民意调查可以体现民众的基本情绪和社会意识，电影也常常被视为反映时代精神和价值判断的镜子。苏联解体后，斯大林的形象在多部电影作品中出现并发生着变化。如果要在有关斯大林的影片中排出影响力前十名，《烈日灼人》一定名列其中。1994年，由俄罗斯著名艺术家尼基塔·米哈尔科夫
导演、编剧和主演的电影《烈日灼人（Утомлённые солнцем）》首映。该影片在国内外引起轰动，获得多个重要电影奖项，一时成为俄罗斯电影的现象级作品。
电影叙述的故事发生在1936年，主人公科托夫是一位深受斯大林信任的红军高级军官，因被米迪亚诬告，出人意料地反转为被镇压的对象，科托夫的幸福家庭也因此倾覆。科托夫的命运突变，反映了斯大林时期“肃反”运动的无情与残酷。科托夫、米迪亚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他们同时又是施害者，共同制造了这场悲剧。“烈日”为何“灼人”？电影以隐喻的方式来揭示问题的答案：在影片结尾处，美丽的原野上升起了在风中扭曲的斯大林巨幅画像，金色的阳光汇聚成一个火球，火球飘进科托夫的家，灼毁了他的家庭合影照片。米哈尔科夫曾解释说：“这火球象征着革命，以及斯大林的政治清洗。”影片中渲染的所谓“政治与人性的较量”及“历史与现实的冲突”使其充满强烈的政治批判意味。
在《烈日灼人》公映15年以后，距离苏联解体20年之后，《烈日灼人》的续集《逃难》和《碉堡》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上映。续集的背景不再是沉重的政治镇压，而是壮阔的卫国战争。影片中的科托夫仿佛获得了新生，他重新戴上了将军的肩章，并且在斯大林的指令下，率领15000名士兵去攻克德军的堡垒。在科托夫获得“重生”的同时，斯大林在电影中的形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米哈尔科夫对斯大林的评价也有了新的表达。
2011年，米哈尔科夫在为电影做推广时评价斯大林是一位“很有意思的、充满吸引力的人”。西班牙《信使报》的记者曾问他：“您是否觉得，斯大林的人格魅力在电影（《碉堡》）里被过度表现了？”米哈尔科夫答道：“您觉得，一个平庸的人能够统治苏联这样的国家长达数十年吗？如果不是具有独特的领袖魅力，丘吉尔也不可能在回忆录中给予他一席之地。请正确地理解我的意思，我并不是要为大清洗和政治镇压辩护。我只是想说，他是一位具有伟大人格的、充满魅力的人。如果不是这样，今天的人们不可能依旧怀念他。”在被评论为“转向保守”时，米哈尔科夫为自己解释道：“树木在生长时，枝条可能一会儿朝向左，一会儿朝向右，或者高高直上，但树根却是牢牢地扎在同一个地方。”
在俄罗斯电影界，英国政治讽刺电影《斯大林之死》被禁映一事成为与“评价斯大林”相关的标志性事件。该影片以丑化、嘲讽的方式讲述了斯大林去世前后“高层权力斗争的故事”：在“血腥”与“混乱”的苏联政坛上，斯大林、贝利亚、赫鲁晓夫、朱可夫等人钩心斗角、丑态百出。公映之前的内部放映会结束后，米哈尔科夫与文化部公共理事会委员波里亚科夫等人发起了一场激烈的反对活动。他们带领21位俄文化界和政界人士，立即联名致信文化部部长梅津斯基，呼吁禁映此电影。
禁映一事在俄境内外激起轩然大波，米哈尔科夫的表现也引起了争议。长期以来，米哈尔科夫的影片具有个性鲜明的创作风格，对人性的探索和对社会问题的揭露一直是其特征所在。曾经在《烈日灼人》中对斯大林统治进行控诉和抨击并因此获得巨大的业界声誉的米哈尔科夫，多年后为何成为维护斯大林名誉的先锋？已经功成名就的他对斯大林的评价出现了转折，这种思想认识的转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当今俄罗斯社会思潮的变化。
“去斯大林化”（десталинизация）是一个含义比较宽泛的概念，主要指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消除斯大林影响的活动。俄罗斯历史上（包括苏联时期）出现过三次官方形式的“去斯大林化”：第一次由时任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动，其主要内容是消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带来的后果、否定斯大林制定的方针和政策；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是一场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运动；第三次发生在梅德韦杰夫担任俄罗斯总统期间（2008年5月—2012年5月），主要内容是实施“关于永久纪念极权主义政权受害者与民族和解”的国家项目。这三次运动产生的后果是：赫鲁晓夫时期的“去斯大林化”运动引发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和西方左翼力量的退潮；戈尔巴乔夫“去斯大林化”的初衷是推动民主化和自由化的改革，结果却导致了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和社会思想混乱的局面，最终引发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梅德韦杰夫的“去斯大林化”规模最小，局限于修建了一些纪念碑、纪念馆、资料中心等，该项目在其离任后已经难以为继。
在苏联解体前的戈尔巴乔夫时期及解体后的叶利钦时期，“去斯大林化”运动开展的规模最大，程度上也最为激烈。在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背景下，斯大林制度被指责为国家和社会各种弊病的源头，斯大林的“丑恶”形象成为电影、电视、文学作品、报刊等媒体上的热点选题。这一时期的《肃反工作人员（Чекист）》（1992）、《烈日灼人（Утомлённыесолнцем）》（1994）以及《金牛（Телец）》（2000）
等影片冲击着观众的视听观感和价值观，引发了社会性的大讨论，并获得大量奖项。然而，同为批判和否定斯大林的作品，电影《斯大林之死》却命途迥异，在俄罗斯社会对斯大林评价趋向正面的时代遭遇禁映。
据了解，俄罗斯政府主管部门对待《斯大林之死》的态度经历了一番波折。在2018年1月22日的内部放映会之前，影片已经取得了放映许可证。23日上午收到米哈尔科夫等人的请愿书时，俄文化部部长梅津斯基并不同意“禁映”，认为电影的放映是一种“言论自由”的体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日上午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事也不做评论。但反转很快出现，当天下午文化部即正式宣布禁映该片。撤销已经发出的电影许可证，这在俄罗斯尚属首次。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事件的迅速转向，在半天时间里就使得文化部长改变态度？来自最高层的指示也许才是推动事件发展的主要力量。据了解，禁播活动的发起者米哈尔科夫与普京保持着较好的私人关系，拍摄《烈日灼人2》时，普京还曾前往片场视察，舆论认为“两人在意识形态、形象气质上都很接近”。此外，普京本人近年来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态度更好地说明了问题。
普京总统在公开场合一直采取两分法对斯大林进行评价，既有责难和批判，也有辩护和赞扬。一方面，普京承认和批判斯大林是“独裁者”；另一方面，普京也反对“妖魔化斯大林”，要求承认斯大林在历史上取得的成就和正面作用。普京强化国家控制和管理，强调社会秩序和稳定，打造以“爱国主义”“强国意识”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在他执政期间，官方媒体虽然并未把斯大林再度请上神坛，但是斯大林留下来的正面的精神遗产无疑合乎执政者的要求。调查数据表明，普京支持率飙升的时刻，往往处于某种军事胜利或者政治胜利的时间节点，而民间对斯大林的积极评价，也多因为其“战争胜利者”的光环。
近年来乌克兰危机引发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激烈对抗，在双方关系严重恶化的背景下，克里米亚的回归唤起了俄精英和民众对强国、复兴的渴望，也刺激了斯大林这一强国领袖形象的回归。列瓦达中心民调数据显示，对斯大林的积极评价正是在2014年春季出现了一次飞跃。当时对斯大林持“赞美”“尊敬”和“喜爱”态度的人数上升为40%，是持反面态度的人数的两倍，改变了两派观点长期势均力敌的局面。
肯定斯大林形象的人数在2014年出现陡升并非偶然，俄罗斯政府和民间需要一个在与敌对势力的斗争中取胜的英雄形象，这促进了民众对其评价向着积极正面的方向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题为“俄罗斯和苏联的国家领导人受欢迎程度”的另一项调查中，在斯大林的美誉度上升的同时，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赫鲁晓夫却越来越不受爱戴，民众认为这三位领导人“削弱了国家实力”“导致了国家的分裂和解体”
。曾经强力推动“去斯大林化”运动的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在民意调查中被受访者归入俄罗斯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领导人之列，这一结果和斯大林的声誉持续上升的情况同样耐人寻味。
比禁播《斯大林之死》更具标志性的事件，是俄罗斯文化部、财政部、经济发展部等相关部委在普京总统的第三任期内拒绝把《永久纪念政治镇压受害者》计划纳入联邦专项项目（2014—2018年），使梅德韦杰夫当年的总统令成为一纸空文，第三次官方“去斯大林化”方案宣告停顿。
对于近期俄罗斯社会对斯大林评价升温的现象，我们除了从历史视角、政治视角关注“强国主义”“民族主义”等因素之外，也可以从文化建设、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观察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
妖魔化苏联历史、丑化苏联领导人曾经是冷战期间西方“苏联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有关斯大林史料的研究更是关注的焦点。根据冷战的需要，西方“苏联学”研究利用相关史料以及斯大林的政敌、“肃反”牺牲者的家属、苏联移民等各方面的言论和物证，塑造出一个“极权主义领袖”的形象，并通过国际传播的渠道输入苏联，影响苏联社会舆论，对苏联内部的“去斯大林化”“去共产主义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妖魔化斯大林”是西方在冷战的“人心之争”中取得胜利的手段之一。
俄罗斯与西方的心理战、宣传战并未随着冷战结束而终结，双方在思想文化和舆论领域的博弈一直持续。俄罗斯的思想文化发展在经历了苏联解体后的文化危机、“颜色革命”中的乏力应对等低潮期之后，在俄罗斯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日益得到国家的支持和社会各界的重视。通过实施一系列旨在复兴文化的专项规划和国家战略，俄罗斯从政策、法规、机制、实践等各个层面构建文化战略体系，增强民族自信心和社会凝聚力。
2016年2月29日，《2030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文化战略》（以下简称《文化战略》）的出台，标志着俄罗斯文化战略体系的初步形成。《文化战略》指明了俄国家文化政策的四大总体目标、七项具体实施目标和八项主要任务，设计出目标明确的实施路线图。《文化战略》规定，俄罗斯文化战略的优先领域和战略重点包括“增强俄罗斯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维护统一的文化空间”，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增强俄罗斯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项下，明确要求“积极回应国际上对俄罗斯历史进行污蔑以及对俄罗斯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持有偏见的错误行为”；在“维护统一的文化空间，以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项下，有“禁止媒体宣传有关暴力和亵渎种族、民族、宗教的内容”的条款。
来自英国的电影《斯大林之死》在俄罗斯被禁，正是因为触犯了《文化战略》中的有关规定。俄文化部部长梅津斯基表示，禁播这部有争议的影片并非因为“书报检查制度”，而是有法可依，因为该片包含被俄罗斯禁止播出的内容。“《斯大林之死》讽刺和侮辱了苏联历史、苏联军队和俄罗斯人民。俄罗斯不惧怕任何针对俄国历史的尖锐批评，但是这些批评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而不是恶意嘲讽。”
国家主流政治价值观对普通民众的政治意识的形成具有指引作用，2016年初，俄罗斯联邦政府教育与科学部要求全国中小学在2—3年内全部使用新版教材，以期重塑俄罗斯历史文化的辉煌，实现国家气质和民族精神的世代传承。教科书对斯大林采取了辩证的方法进行分析，书中并不回避斯大林个人崇拜和党内“大清洗”的历史问题，但抛弃“夸大其词”、带有感情色彩的批判和评论，采取了客观而平实地还原历史事实的态度。教科书高度评价苏联卫国战争，强调了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领导作用。
有学者认为，教科书辩证、客观的叙述，让俄罗斯年轻人对那段历史有了更全面的认识，这也是俄罗斯社会对斯大林评价日趋积极的原因之一。
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俄罗斯社会开始重新审视国家的历史。近年来在俄罗斯的公共文化设施中，频频出现斯大林主题的城市雕塑。在北奥塞梯、赤塔、奔萨、坦波夫等地，民众自愿筹资竖立了一批斯大林的塑像或纪念碑。2016年，也就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宣读《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60年之际，普斯科夫州立军事历史博物馆竖立起斯大林雕像。2019年5月9日，新西伯利亚市市长安纳多利·罗科季为一尊斯大林半身像揭幕，雕像位于俄罗斯共产党新西伯利亚州委所在地。
尽管当今俄罗斯社会在评价斯大林问题上正发生着积极的变化，但“民间再斯大林化”毕竟是由一家独立民调机构提出的观点，俄罗斯学界对这一问题尚未给予较多的关注。从其现实表现来看，“民间再斯大林化”尚停留在民众自发筹款修建纪念碑、竖立雕像、组织纪念活动、在媒体和民意调查中表达颂扬之情等层面，而且这些活动大都在中小城市和边远地区开展，与历史上官方推动的“去斯大林化”运动在规模和影响力上不可同日而语。
应当指出，苏联解体近30年来，在历史问题上的分野与撕裂一直困扰着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与此同时，各种境外势力也常常借历史问题混淆视听和谋取政治利益。目前“反俄”“仇俄”在西方舆论中是一种“政治正确”，普京更是被视为“恶魔”和专制独裁的化身，而俄罗斯正在通过构建新的文化语境重振国家气质和民族精神，对西方的思想舆论攻势展开反击。在普京的执政理念下，这种“民间再斯大林化”未来是否会发展成为主流社会思潮，乃至影响到俄罗斯政府的方针政策？可以预见，在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俄罗斯与西方之间表现为思想之争、历史之争的政治较量不会停息，而在俄罗斯内部关于社会历史思想领域的探索和斗争也仍然会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