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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早在第十一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ICAES）上，便有了关于文学与人类学的第一次专题讨论，但我仍然觉得有必要对“文学人类学”（Literary Anthropology）这一术语的简短历史、业已发表的相关观点以及先前的几次会议组织努力做一点简单追溯。
我最早把文学人类学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和研究领域提出来，是在一篇发表于《符号学》（21: 3/4）杂志的论文里。该文研究的是叙事文学中人物的非语言行为，旨在系统探索其历史和文献价值。文中探讨的非语言行为不仅包括早期文学作品中描述的某种文化在不同时期存在的语言、副语言
、身体语言以及体距行为，还包括其他非语言行为，例如“身体适应行为”（着装、珠宝佩饰、化妆）、“客体适应行为”（武器、腰带以及一些久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物件的佩戴方式），或者“情绪表露”（正如文学人物在不同场合显示出来的那样）。
后来我以此为题为1978年的第十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提议了一个“会后会”。会议原定在加尔各答举行，我邀请了大约20位学者参加，然而由于当地会议组织工作一再推迟，以致学者们未能如期参会。尽管如此，在卡利亚诺大学与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的共同努力下，此“会后会”还是以“民俗学与文学人类学”为名列入了大会议程，囊括了从民间医学、民间工艺、民俗的未来以及文学人类学等一系列主题。一幅写着“民俗学与文学人类学”的巨型海报张贴在“印度博物馆”入口处，作为主题发言者，我的名字被冠以“民间文学与文学人类学”专题组主席，其他人则被称为会议主席或组织者等。在很偶然的机会下，自几年前我首次提议召开专题讨论会以来，“文学人类学”这一术语便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在本次大会公布的一份与会印度人类学家通讯录中，“文学人类学”竟然成为好几位印度学者的研究方向！（虽然从在会议上宣读的论文来看，绝大多数并不准确）。令我惊讶的是，加尔各答大学人类学系印制的会议指南上还出现了一个名为“文学和语言的人类学”（原文写作Literally and Linguistic Anthropology）的特别专题，并将费尔南多·波亚托斯
列为小组主席，虽然在指南中并没有对其论文做任何介绍，也没有收录其论文摘要。直到一个平静的下午，我正在罗摩克里希纳（Ramakrishna）文化研究所的房间里午休，一个年轻的印度同事怒气冲冲地闯进来，第一次向我出示了那份会议指南，质问我为何不按计划到三楼会场去主持会议。于是我赶去会场，显然，对于主持会议而言，为时已晚。然而，比起那些混乱重复的议题，我更为关注的是一群对此话题饶有兴趣的严肃认真的学生，他们与我对话，因此我再一次与非常乐于倾听的听众探讨了文学人类学。我们当时讨论的文字记录被我的好同事，时任加尔各答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博米克（Bhowmick）教授，发表在《人类与生活》（5: 3/4）期刊上。该刊由加尔各答社会研究与应用人类学研究所出版。1981年，篇幅更长的版本发表在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主编的《交锋：符号学研究季刊》（
Versus
:
quaderni di studi semiotici
）（28）上。就在此后，我决定组织参与1983年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ICAES）相关的专题讨论会，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在新作《非语言交流的新思考》（1983）一书中发表了有关文学人类学的新的论述。
基于我之前所做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我在给各位学者的邀请信上做了如下的会议预告：
文学人类学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是以对不同文化之叙事文学（具体地说还包括戏剧、编年史和游记）的人类学式的使用为基础的。这是因为在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共时与历时研究方面，它们构成了最丰富的档案来源。从早期史诗到当代小说，种种我们能够分辨的写实类型无不可加以系统研究，成为（超出了再现性艺术形式局限的）宝贵的甚至通常是独一无二的记载以下系统的研究资源。
1）可感知系统：如语言、副语言（语音修饰和单个有意义的声音）、有文化特异性的身体语（手势、举止、姿势）、体距（对空间的概念化和把握）、时位（对时间的概念化和把握）以及客体与环境系统（从食物与非食物生产、服装、工具和家具，直到建筑、景观和植物群落）等等，此外还包括不同文化塑造的人与动物的互动。
2）可理解系统：从宗教思想、仪式和节庆，到社会关系模式、伦理价值、礼仪、家庭活动等，再到政治、民俗、流行观念、游戏与艺术，我将其列为一张图表，该图表也显示出这些系统之间的很多重要关系（该表见于英文版第25页，列举了主要的文化系统及其相互关系）。
……我希望这一极具前景的领域能吸引更多跨学科研究的兴趣，同时希望文学人类学能被清晰地理解为“经由”文学而建立起来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科学……应该努力尝试迄今尚未得以探索的新视角。而如今在文学和人类学这两个学科的共同作用下，探索新的视角成为可能。因此应当使用人类学概念和主题，从民族叙事中收集人类学材料，并且还要承认一个这样的事实，即叙事不仅早于人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而出现（这使其经常成为唯一的资料来源），而且仍在继续记录和保存着今天的人类文化。……应当看到，许多研究领域既可以独自耕耘，也可与其他学科交相辉映；还要看到，可以对某个领域不同的构成部分加以研究，探寻其与其他看似无关的领域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的隐含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上述附表中用竖线表示）；并且在每一文化的叙事中，不同的（通常在感知上具体化了的）“可理解系统”（intelligible systems）也提供了所有的研究视角。
与会者可能会提出下列关键问题，如：
民族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s）能为今天归属于人类学的各领域提供什么材料和视角？
文学如何补充、包含或驳斥对于文化的假设？
通过对民族叙事进行人类学式的研究，能够衍生出什么样的跨文化视角？
在对于上文中提到的图表中所列出的任一议题的研究中，文学作品何时成为唯一的现存文献记录？
文学如何记录文化中可感知系统和可理解系统两方面的历史发展，以及彼此关联的演变？
文学人类学这一学科会如何进一步进行细分，从而有助于构建起一个专门的学科框架？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新的认识论视角？
依据图表中（不限于此图表）列举的话题，分析不同的叙事文学中的一篇或几篇作品，可以发展出怎样具体的人类学应用方法？
很自然地，随后，受邀请的学者们纷纷就此提出了他们的想法和问题。其中一个极具真知灼见的回应来自弗兰西斯科·罗瑞吉奥（Francesco Loriggio），他这样写道：“任何关于它的现状和将来的讨论都应考虑到一些预设性问题，包括：元理论前提（即该新学科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来自何处？是整个社会科学还是人类学？如果是后者，又是人类学的哪一分支？文化的、体质的，还是符号的、认知的？抑或是象征的？）、研究目的（即谁会是文学人类学所揭示信息的接收者？人类学家还是文学批评家？那些信息将如何被处理？处理后又有何用途？）、研究领域的性质（即文学人类学是要将文学视作一种制度化的产物，还是一种活动，还是首先把文学视为文献材料、视为某一族群或社会信息的载体？对于文学人类学者来说，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书写文本还是口传文本？等等）。”
于是，魁北克会议为此提供了契机，使文学人类学议题得以被一群志在促进“文学人类学”发展的学者们首次正式讨论。促发我提出“文学人类学”的动力来自三方面的兴趣：文学的、符号的和历史的兴趣。在长期的文学（主要是小说）教学经历中，我感到不仅要更密切地关注叙事文本的语言语境，即每个角色用自己的语言说了些什么，以及作者对这些语言互动是如何评价的，也要关注作者对角色的非语言行为的描述和评价；而这些行为通常恰恰隐含于言语表达之中，以及文中为了写实地表现真实生活情境所使用的标点符号中。依据此种方法，人物便会显得更加生动，我们也能更明显地察觉人物是否个性鲜明。
此外，小说角色是特定文化的某个时空的一部分。经由这些角色的语言与非语言行为，经由他们身处环境的各个方面以及角色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该文化也或多或少得以展现。除语言之外的人及环境符号都是正在广泛和快速发展的非语言交际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尽管不少人对“非语言”（nonverbal）这个词感到不悦，我还是为“非语言交际”下了定义，即某一文化中所有非词汇感知符号系统，即身体的、人造的和环境的符号系统产生符号的过程，无论是由某个系统单独产生，还是由多个系统共同产生，也无论这些符号是否构成行为或引发了人际互动。
我意识到这些新的视角意味着将某些新奇的方法有效应用于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中，以及对文学理论中被视为次要和边缘的要素或有说那些为大多数重视对小说等文本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解剖分析的研究者所忽略的因果予以认真看待和系统分析。但我也意识到，在当前各独立学科感到越来越彼此需要的形势下，这种关注人物非语言行为的研究方法定会激起跨学科的研究兴趣。叙事文学与人类学都将有可能在文学作品中经历一个共生的过程：文学反映文化，即使写作拙劣的小说也能呈现出特定文化的迷人风貌，其文献价值无疑会与日俱增。然而正是由于魁北克专题会发言者以及后来参与本书的作者们的努力，文学人类学才取得了自身地位，并打开了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在本书结尾的闭幕讨论文字记录中会有详细记述。
如目录所示，本书所收录的14篇著述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试图确定文学人类学的认识论和推理论的文章，它们或是通过纯理论的方法，同时附带某种方法论，或是通过将提出的某种假设应用于特定的叙事作品，以此界定研究主题可能的领域或子领域；
2.以四种不同文化中的民族故事和小说为主题的文章；
3.探讨三种乡村文化中的世俗作品与《圣经》的人类学与社会学含义的文章；
4.通过两种不同体裁的作品——自传体作品与旅行小说——探索文学人类学的文章。
在个人著述之后，本书还刊载了十位与会者之间展开的闭幕讨论，该讨论试图再次定义与划定文学人类学的范畴，同时为该学科未来发展留下探讨空间。
费尔南多·波亚托斯（Fernando Poyatos） 以此前小说方面的研究为基础，首先分析小说中不同类型的现实主义，并探索作者在对人物的行为描写及其总体一致性之间的可能倾向，旨在确定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资源。作者建议使用符号拓扑学及文化分析理论（作者在早期论著中均有提及），通过叙事作品对文化进行系统和渐进的研究。二者均可采用历时或共时，或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分析。作者通过从不同文化中诸多小说选取的实例来说明人物的副语言、体态语等描写的功能，主要用于随后研究叙事作品如何记录了可感知的客体系统（从食物生产到服装），以及客体的、被构建的、被修饰的与自然的环境（包括每种文化特有的感官作用），还包括可理解系统（宗教、社会关系、政治意识形态等），后者在前者中也有所反映。
托马斯·G.温勒（Thomas G.Winner） 为读者呈现了与波亚托斯理论相关联的诸多论点，并且在其早先论述的基础上消解了叙事作品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同态性质。他认为前者不仅当视为后者的组成部分，还应被视为后者的一种变形，因此，每一个读者都将受制于自身的时代和地域。温勒从捷克斯洛伐克作家雅洛斯拉夫·哈谢克（Jaroslav Hasek）的小说中选出一部为例，力图说明其是否反映了当时的革命背景，并对问题的两个方面做了分析，即小说的组合——语义形式与语言的运用方式。这部由诸多拼贴手法构成的小说，作为文学人类学的可能资源，“只有在我们掌握其他非艺术性文本，并根据这些文本比对小说的数据，包括其所使用的语言”。温勒总结道，即便仅仅考虑该作品通过其怪诞的虚构写作所传达的审美性的文化编码，便足以将其纳入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范畴。
史蒂芬·萨肯尼（Stephane Sarkany） 身为文学理论家，萨肯尼关注于诗学与文学人类学的双重方法。他对比了美国与俄国的文化理论，并借鉴了罗特曼（Lotman）、布尔戈斯（J.Burgos）、霍帕（Hoopál）以及波蒂斯-温勒（Portis-Winner）等研究者的观点。通过美俄文化理论的对比，体现了三个不同的方向（一是以动态和编码为中心的语言模型；二是对文本副语言的解读；三是从语言模型中分离出文化模型的语言学方法）。而对不同学者的借鉴则围绕着对世界的心理表征发展而来——是心理表征生成了时空上复杂多样的交际编码，并且把思想状态与该时期的物质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人类学家对象征意象的根源、动力及结构加以考察，而文学理论家则倾向于依赖读者的想象。于是，二者在范围和功能上形成了互补。以对不同类型之读者的不同类型解读为基础，也就是说，通过读者的想象感知社会，形成了既是诗学又是文学的“社会人类学”（socioanthropology）。而上述也是文学人类学的认识论基础。
露西·杰恩·波施夏洛（L.J.Botcharow） 专注于自身的美国乡土文化，以大卫·克洛柯特（Davy Crockett）和迈克·芬克（Mike Fink）这两位“民主时代”的民族英雄为代表，作者对由这两位人物产生的叙事文本（刊载于报纸、年鉴和杂志）进行结构和语义的分析，寻找其隐含的文化含义，试图对美国社会从1830年至今的变化做出一种事后“预测”。孤立和交融是这些叙事的主旨，但这些叙事同时也讨论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生与死的关系、自由和服从的关系。在迈克和大卫试图调和这些对立关系时，却双双以死亡告终。当然区别在于，迈克死得孤独凄凉，而克洛柯特则死得热闹壮烈，他被视为英雄，死时伙伴们环绕。通过对这些叙事进行横组合（句段关系）轴心与纵聚合（联想关系）的双重分析，波施夏洛认为在这些故事中蕴含着符号社会学甚至民族心理学的观点，“预示”了美国的一个历史性变化因素，即对个人主义的逐渐贬抑，和对社会的服从的越发推崇。
文森特·埃里克森（Vincent Erickson） 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主题是托马斯·曼的不朽巨著——《布登勃洛克一家》。他将这部作品视为理解当时的北德文化和社会的民族志文献，并将托马斯·曼对北德社会的细致观察与自己（基于其过去二十年在德国北部进行的民族志田野调查，或是基于民族历史学的重建）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他认为托马斯·曼的观察在定量方面有所欠缺，在定性方面也值得商榷，他因此对自负且天真的文学人类学家提出了严肃的警告，他这样说道，虽然人类学家和小说家的目的可能相近，但其所采用的不同技术会使这两类分析者的目的大相径庭。埃里克森认为，小说不可以替代富有洞察力的民族志。他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布登勃洛克一家》是否为文学人类学提供了那个文化时代足够的历史资料，其对于波亚托斯提出的“可感知”和“可理解”的文化系统的描写是否足够的写实，以至我们可以将之看成民族志著作？他总结道，尽管在理念上这部小说中的文学语料库非常适合历时性地研究这些文化系统，但小说作者的观念始终是第一位，作品中的现实是被制造出来以迎合这种观念，而不是反之，而人类学家的工作方式则正好与之相反。
艾琳·温勒（Irene Portis Winner）
的观点与上文不谋而合，以为叙事文学极具人类学材料价值。作者选取美籍斯洛文尼亚作家玛丽·莫勒克（Mary Molek）和斯洛文尼亚作家伊凡·莫勒克（Ivan Molek）的作品来阐明在美国的斯洛文尼亚民族文化。作者假定文化是产生、保存和传播信息的系统，（语言和非语言）文化文本是重要的研究单位（此处将信息广义地理解为涵盖认知、美学和情感三个维度，并通过对读者产生影响而具有意义）。作者发现，文本所包含的有关民族文化的人类学信息，只能通过间接方式获取，除非这些信息是在作品纯纪实的部分中呈现。温勒采用了尤里·洛特曼（Jurij Lotman）的文化文本概念、雅各布森（Jakobson）的多派系交流模型和穆卡洛夫斯基（
）的美学功能观念，对自传体、传记体和半传记体的文本做符号人类学的民族志分析，这些文本通常是充满索引性的，或象征性或符号性或本土性的文化。
雷吉娜·日尔伯曼（Regina Zilberman）
基于自己早先的符号学、文学，特别是神话研究的成果，聚焦巴西神话和文化并从两个层面展开分析，一是吸纳符号学的人类学研究支撑并由符号学扩充，一是文学理论和文学史。通过对阿伦卡尔（José de Alencar）的《依蕾斯玛》（
Iracema
）和马里奥·安德拉德（Mário de Andrade）的《马库纳伊玛》（
Macunaima
）
的分析，作者提出了一种文学人类学的方法论。她解释说，虽然神话一直为西方文学专用为民族的表现模态之一，但其保持了自主性，并在人类学与民族学分析领域成果卓著。通过神话研究，往往能揭示叙事模式、文学象征和母题，一旦我们在文本中发现一个或多个具有神话起源的元素，仅依靠文学理论不足以支撑我们的分析，还需同时求助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因为神话在叙事作品中的出现，在这两个学科之间建立了一个共同的区域。
凯蒂·特朗普恩勒和詹姆斯·奈斯（Katherine Trumpener and James Nyce） 聚焦伊迪斯·沃顿的《纯真年代》。在这部小说中，沃顿使用了来自考古学和当时是新兴学科的人类学的概念、观点和隐喻来建构故事。虽说和其他尝试刻画自己文化的作家一样，沃顿将个人经历与历史事实交织在一起，但她的作品却更多是对“老纽约”亚文化的民族志式的回顾研究，而不只是一部小说。事实上，这部小说的作用在于阐明了应用社会科学的方法于作者自身的文化时所遇到的困难。人类学术语贯穿了整部小说，沃顿经常用这些术语描述纽约，讨论社会的“习俗”、“仪式”、“禁忌”以及“偶像”、“部落戒律”等，这使读者得以用民族志者的眼光来检视书中的角色，并同时留意故事情节。
安娜玛丽亚·拉梅尔和伊罗娜·纳吉（Annamaria Lammel and Il- ona Nagy） 本文节选自两位作者近期出版的同题材专著，作者对匈牙利农民的民间叙事做了系统的文学人类学研究。这些民间叙事的主题来自《旧约·圣经》。作者力图研究这些叙事如何通过符号的转换，使《圣经》原文中的人物、场景和事件获得了某些直接或隐秘的附加信息。这样就可能对创造和保存文本的社区本身有更多的了解，因为乡村的民众经常将《圣经》的教导移植到自身的环境当中。作者以来自《旧约·圣经》的约两百五十篇故事为调查研究基础，同时采用了波亚托斯提出的模型（见英文版第25页表格）。该模型从可感知系统中区分出了身体系统（例如，体态语、体距语），身体适应物（例如，烟草、酒精饮料，两者同属有害物；服装和服装可能泄露的社会等级）以及客体适应物（例如犁和其他农业工具、家用的器具）。作者将波亚托斯提出的“文化素”（culturemes）此处用于研究上帝和神话，列入可理解系统，织成一幅农民日常生活与包括民间艺术的风俗的多彩锦绣。作者还将文化系统看作人造的和自然的环境，并讨论了采用文学人类学方法来研究对象，如何使其不仅能够研究匈牙利农民文化中的很多人类学特性，还能够帮助其理解大众的思维方式和宗教信仰，及《圣经》对大众文化的影响。
维尔纳·恩宁格（Werner Enninger） 的论文，作为作者过去广泛开展的阿米什人研究的一部分，力图有助于正在形成的文学人类学范式。文章在同时期前工业化民族的文学和口头传统中寻找人类学资料。在案例研究层面，本文描述了书写和口头文本在早期阿米什人宇宙观的建构和持续重构中的作用。在宇宙观的所有变量中，文章聚焦社会时间行为，以及线性物理的时间如何转换成为集体的经验的时间类型。除对研究对象作民族学研究之外，恩宁格还论及了一些他认为具有文学人类学意义的文化特异性的现象。通过分析文化中的价值、规范和制度，恩宁格试图说明文学人类学所观察到的事实具有社会文化必要性，对宇宙论的社会构建极其重要，并潜在地对该文化中时间的社会性建构有重大意义。
久拉·戴维（Gyula David） 文章讨论了另一个乡村世界，即特兰西瓦尼亚人的世界，比较了采用叙事描写特兰西瓦尼亚人世界的三位作者：匈牙利作家塔马西·亚伦（Tamási Aaron）、罗马尼亚作家帕维尔·丹（Pavel Dan）和德国作家欧文·维特施托克（Erwin Wittstock）。据作者称，文章的比较分析参考了波亚托斯关于文化人类学的论文 [波亚托斯（Poyatos），1981]，分析聚焦在罗马尼亚匈牙利语文学中具有所谓“特兰西瓦尼亚”风的一段时期，探讨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和德国人，及其在精神、个性和世界观方面的密切联系。戴维在三个层面上展开了分析：人和其所处的环境、人和其他族群的人以及人和超验世界，并得出了具有文学人类学意义的有趣结论。
威廉·鲍豪尔（William Boelhower） 试图探寻一条文学人类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该方法依据波亚托斯提出的身体、客体、环境和可感知系统，以一个文本模型，即先锋自传为基础。先锋自传形成于20世纪早期，它指向了一种范式的变迁，即自我孕育于其所处的环境中，客体与人造环境状况有助于定义新自我。鲍豪尔聚焦一种文本模型（而非单个的文本），以描述出范式的特征。这些特征生成和决定了更分散的个例，并最好地体现了这些个例所属的文化系统。因为他意识到，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通过，而不是罔顾审美策略来最好地验证一种可以生产人类学信息的文学方法。在此基础上，鲍豪尔在这个文本模型背后提出的生成叙事故事（fabula）即现代情况下特有的生境（habitare）问题。其进一步发展为对美国生境和“自我的神殿背后”之身份模式的解构。鲍豪尔采取了双重策略的方法：他对构成文本模型空间逻辑的并列的文化“语法”做了并行调查和分类，而且对模型的蒙太奇系统进行了符号学阐释，即对单个文本中包罗万象的元素进行特定的重新叙事功能化，以阐释这些元素在文本中是如何被合并、表述和转化的。另外，基于他对重复、文化陈词滥调、典型场景和反复出现的母题的框架性分析，他在研究方法上加入了巴赫金（Bachtin）的叙事分割和波亚托斯的行列。因此，由于包含了从文本层面到宏观文本（纪实文本）层面的过渡，鲍豪尔使用的方法在人类学意义上是有效的。
最后是 弗朗西斯科·罗瑞吉奥（Francisco Loriggio） 对航海小说的研究。读者将欣赏到一篇令人激动的压轴论文。该文除实现了作者的初衷，对文学人类学展开了丰富的理论探讨（文中探讨了大量文学理论家和符号学家的作品）之外，还在全面回顾航海作品的基础上，对上述理论进行了同等丰富的应用。文中提及的作家包括英国作家（如康拉德、哈代、劳伦斯、福斯特），美国作家（如梅尔维尔、马克·吐温），意大利作家（如帕索里尼、卡蒙、西隆、韦尔加、帕维斯）和西非作家（如艾依·阿玛、钦努阿·阿契贝，正如我的西非学生所述，这些作家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因为去过西方，而在小说中被称为“去过的人”）。罗瑞吉奥分析了这些叙事中不同的方面，比如，旅程的动态性（在同一文化内的语境中，旅程是单向的还是多向的、是离去还是归来），这为我们提供了虚构旅行的分类法，每一种组合都会产生一种不同分类。在作者由这些作品看到的理论问题中，有一个问题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小说关注主人公同其原属环境之外的现实之间的冲突，这附带特定文化系统的信息。然而只有在嵌入由叙事宏序列所承载的宏观价值中时，叙事微序列所体现的微观价值才有了意义。因此在一个层面上，会强调体距学、身势学，或其他在文本中更难察觉的资料。这就令我们思考，如果不考虑研究对象的文学性，那么文学人类学是否还能存在？另一个问题是，由于主人公被突出地置于人类学情境中，因此在我们不得不研究人类学经验时会遇到认识论的困境。以上述小说为基础文献，体现了文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关联本身就是一个人类学事实，因此，罗瑞吉奥总结道，文学人类学不仅应是文学中的人类学，还应该是文学的人类学。
萨丽塔·帕米克（Sarita Bhowmick） 本来是应本书的另一位供稿者。我在1978年的第十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ICAES）上遇见了加尔各答大学的人类学系主任普拉勃德·帕米克教授和他美丽智慧的女儿萨丽塔。当时他们二人都陈述了论文，普拉勃德教授还是在加尔各答举办的一个会后会议的主席。萨丽塔当时已获得了加尔各答大学的最高荣誉，之后又获得了兰契大学的最高荣誉。年仅26岁的她已写了好几篇文章和几本书，是一位孜孜不倦且多产的人类学家。不幸的是萨丽塔与社会研究与应用人类学协会会长J.K.博斯教授一道，在1982年6月12日的一场车祸中亡故，当时他们正共同驱车前往遥远的印度西孟加拉邦比迪萨准备参加一场研讨会。我邀请了萨丽塔与她的父亲前来参加魁北克的研讨会并期待着他们的莅临，但遗憾的是仅仅在大会前收到了她的一篇简短论文摘要——《〈罗摩衍那〉：作为文学人类学资源的史诗文学》。摘要写道：
《罗摩衍那》这一部伟大的史诗反映了印度的集体无意识。它描绘了一幅体现三种民族文化系统的巨大差异的图画，而每一种民族文化系统都是围绕着不同的理想信念。《罗摩衍那》讲述的是一个不同文化系统相互冲突的故事，故事中有多种互动情景，我们可以从中获取文学人类学的材料。这些材料不仅描述了事件、生活方式、观念和期望，还表达了文化矩阵中的交错族群的各色观点。本篇论文讨论的就是这些事例的细节。
我希望本书会为读者提供一个坚实的具有激励性的基础，激发其对文学人类学作为一个领域或学科进行更多的思考，并就文学人类学未来研究方向提出更多的建议。在编写本书时，一个类似的研讨会正在计划当中，该研讨会与第十二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相关，将于1988年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举办。在此希望下一次研讨会能如魁北克会议一样，激发关于文学人类学的富有成效的讨论。
费尔南多·波亚托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