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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波亚托斯教授应邀撰写的中文本序言，题目为译者所加。
《文学人类学》一书由约翰·本杰明出版公司出版已有30年。而由于我从小为中国文化所吸引，在此要感谢我的同行徐新建教授将其译为中文，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其出版。
1983年，我与13名同人一道组织了一次同当年在魁北克举行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ICAES）相关的会前会议。我想说，尽管我在几年前便已经提出了把“文学人类学”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设想，并且在1978年于新德里和加尔各答举行的上一届民族学与人类学大会上，对此已做过相关讨论，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当时与会的每个成员都有可能出于研究需要而发明这一术语。而正是1983年大会之会前会的14名组织者陈述的论文及发表的讨论奠定了这一研究领域的起源。
此时此刻，为了与中国同行及他们的学生合作，我想提出的建议是，我在此中译本原著中提出的两种模式，即文学人类学中错综复杂且相互关联的各个系统，以及作为结构性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的可行单位的文化素（culturemes）体系，仍有待进一步研究与探讨。此外，我还要补充的是，自本书成书以来，我多年来在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系教授《非语言交际研究》，并一直致力于在非语言交际研究领域通过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方式来拓展对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并且皆以文学例证予以支撑。这些新的拓展主要见于1993年出版的《副语言：互动言语与声音的跨学科研究方法》、2002年出版的三卷本《跨学科的非语言交际》（上述两本书均由约翰·本杰明出版公司出版），以及2017年出版的《非语言交际的文学词库：跨学科研究的工具》，此书还包括了一个有用的理论部分。
201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