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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克罗克特（Davy Crockett）和迈克·芬克（Mike Fink）是美国19世纪早期的两位非常受欢迎的人物。他俩扬名于当时的流行文学中，以其精确枪法、力量和勇气，以及美国边疆开拓的事迹广为人知。他们都被传说为“半马半鳄”（half-horse，half-alligator）式的神话人物，都死得很壮烈。理查德·道森（Richard Dorson，1973: 60 -63）将两人一并称为“民主时代的国家英雄”。然而克罗克特在20世纪依然有名，芬克的光环却黯淡下去，成为沃尔特·迪斯尼制作的克罗克特传记电影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由于两人如此的相似，我们不禁疑惑，为什么克罗克特的影响经久不衰而芬克却退隐不彰了呢？
似乎要想对二人截然不同的境遇做出解释，就有必要考察二者的叙事中所隐含的文化内涵。看来似乎是，一个人物若要芳名永续，则其故事里的内涵必须具有一贯性，或者必须具有顺应文化志趣变化的灵活性。相反，一个不再受大众注意的人物，其故事肯定不能再传达任何重要信息。因此，我们必须寻找二者的叙事里所包含的信息，并考察19世纪早期和20世纪晚期美国的相关民族志语境。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早期两个人都如此重要，并通过关注历史的变迁，而解释为何一人名留千古而另一人却陨落沉寂。
在过去十年间，致力于神话分析和其他叙事研究的学者们曾尝试用各种方式将结构主义分析法和民族志的或历史语境的方法结合起来。尤其是在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的《阿斯迪瓦尔的故事》（ The Story of Asdiwal ）（1967）及《神话学》（ Mythologigues ）系列的启发下，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出版了许多影响力不尽相同的著述，包括对古希腊的研究（如Detienne，1981; Detienne与Vernant，1978; Littleton，1969; Sebeok与Brady，1978; Vidal-Naquet，1981），对东非斐巴人（Fipa）（Willis，1967）、毛利人（Jaokson，1968）和美国（Crane，1977;Hirsch，1976; Rhoads，1973）的研究。这之中最成功的当数那些充分考虑民族志语境的著作。
然而，大多数研究从本质上来说是不考虑历史变化的。尽管有些作品与某段特定历史时期相关联，具有一定程度的历史性，但它们大多不太讨论历史变化，也不讨论神话人物或神话叙事的存续和消亡。在此意义上，它们是共时性研究。与之相对，本文将尝试在有限的范围内运用历时分析方法。尽管克罗克特和芬克的故事本身便很有趣，但它们与文化变迁或文化稳定的关系才是本文考察的重点。
即便迈克·芬克曾经是一位历史人物，但有关“真实芬克”的线索也已遗失殆尽；他现在只作为一个角色存在于各种故事里。克罗克特不一样，他现在仍然是一位历史人物。由于讨论一个历史人物与其流行形象的关系并非本文的写作目的，在此笔者只关注存在于故事里的而非历史中的克罗克特。
克罗克特和芬克的叙事既非神话也非口传。它们是一系列发表于报纸、年鉴和杂志等的“亚文学”记述。关于克罗克特，有个三卷本据称是他自己写的（1833; 1834; Anon.，1836），还有一本可能是他的熟人写的（French，1833）。看起来，尽管我们分析的都是些不入流作家的作品，但它们仍可用于结构分析，并可采用研究口头传说同样的方法进行研究。如同人类学家对待其报道人一样，我们将这些作者视为我们的报道人，就是说，我们会认真对待他们的书写。
有学者认为“热”社会——有历史年代记（historical chronology）的社会，不适于做结构分析（Kirk，1970; Lévi-Strauss，1966; Ricoeur，1963）。然而，最近一些研究，如德蒂安（Detienne）、韦尔南（Vernant）和维达-纳圭特（Vidal-Naquet）等表明，结构分析在古希腊研究中仍然有效。德蒂安（1981）指出，在希腊神话里发现的分类范畴与当代作家的“理性”作品里发现的分类范畴是一样的。这不足为奇，因为它们是同一文化的产物。除非我们能假定现代西方人在本质上与其他人并不一样，如若不然，我们就必须认为他也有自我阐释的叙事文本，而且这些在虚构故事里的分类范畴，也应该在其他文类中找到。大众文学便当然成为寻找这些叙事的地方。显然，大众文学便成为寻找这些叙事的地方。
结构分析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如何验证其效度。用这种方法，研究者在叙事中分离出关系的“集合体”（bundles），并将其排列组合到各种序列（columns）中（Lévi-Strauss，1964）。每个“集合体”里的片段（episodes）相互之间都存在一种聚合的关系。序列将展示一系列相关的对立。问题在于对集合体的选择。因为没有清楚准确的选择方法，只能凭着直觉任意划分集合体；不同的分析者可能划分出不同的集合，从而得到不同的阐释（Littleton，1969: 84）。这便导致了对结构分析效度的诸多怀疑。
虽存在上述问题，我们却不能放弃使用结构分析法。首先，两个分析者可能会划分出两种不同的关系集合，这并不意味着其中一个一定是错的。如果两人都具有内部一致信度，也许两人都是正确的。即，如果一个人能在一系列叙事中发现一个恒常反复出现的关系，他便有正当理由认为其分析是具有一定效度的。因此，可供分析的叙事文本越多越好。在本文中，通过分析与克罗克特相关的四十四种叙事，与芬克相关的三十二种叙事，笔者在其中发现了恒常反复出现的关系。其效度在民族志语境中可以得到验证。假如在更广阔的社会里能找到相似的关系，则可以认定叙事中的这种关系是确实存在的。
结构分析是一种聚合关系分析方法。它忽略情节，分离集合体或各种关系，且不考虑顺序性或组合关系。然而情节顺序似乎也有其重要意义，正如弗拉基米尔·普洛普（Vladimir Propp，1968）关于俄罗斯神话、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1964）关于北美印第安故事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但是这样的形态学并不一定能揭示故事的真正意义，因为情节顺序能在不同文化中反复再现，就像美洲印第安神话中那样。因此，邓迪斯仅限于在“母题素”分析中将大量不同文化罗列并置，在特定文化关切中忽视了某些特定的文化差异。邓迪斯陷入了表面的功能主义中，他认为美国印第安神话或者明确传导文化价值，并/或者具有潜在的心理学功能，比如从违反禁忌中获得替代性快乐。
尽管如此，形态学与其他方法相结合是很有用的。情节在美国通俗小说中当然具有重要意义，不应被忽视。因此笔者将情节划分为孤立的片段。虽然这种分析法比聚合分析法产生出的关系类型相对较少而更简单，但它确实有助于我们解释两个人物不同的历史命运。
为理解这些叙事作品，有必要对两套集合加以探讨。它们不仅表面上有相似性，而且事实上也是可以互为阐释的。一定程度上，在大卫·克罗克特的叙事中也同样可以看到迈克·芬克，反之亦然。与神话人物一样，这里的每个虚构人物都是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要充分揭示它们的意义则必须将多个叙事文本并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