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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美国人类学似乎正体现了克鲁伯和克拉克洪
早在1952年所给出的定义，即“文化”一词意指一些象征所传达的重要价值、主张、知识及态度构建而成的网络。这一定义首次详述了文化的结构与活动，并使对于文化和“文化素”（即文化中最小实体）的分类成为可能。其罗列出文化的类别及子类，未分等级先后。对于岛民和与世隔绝的部落来说通常更为精确的认知，以及阻止人类思维统一性的结构主义尝试最终都未对美国的研究成果造成任何改变。近来，再度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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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们的怪诞特殊与普遍化之间的对抗，导致文化的理论化更加遥不可及。
近期的这些趋向已经产生了分歧，并至少发展为三个方面，即语言学的（符码和动态）、类语言学的（口语和书写）以及非语言学的，这三方面使得“文化文本”的研究从语言学范本中分离出来。这种分歧可能有益，但到目前也阻碍了源自美国的文化理论的统一性。
然而，我们在近年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则发现了一种趋同——我们并不知道在苏联是否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对于东欧还没有足够的了解。而这一发现要归功于阿提拉·阿格
以匈牙利文写就的研究文献（1978）以及洛特曼
的努力（1978）。阿格认为，多基（Dolgii）和勒文森（Levinson）的理论在《古代文化》（
La culture archaïque
）一书中得以发展。依据阿格的定义，文化是一种源于宇宙的“图像”，它支配和调节所有的交流，换言之，即文化是对世界的心理表征，它产生了交流中多元化的时空和社会规则。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文化理论解释了法国思想史所谈论的思想结构和功能。
当然，心理并非一个庞大的概念，而是历史学家们所使用的一个精密工具，这个工具使我们得以辨析思维方式上的一切差异。心理相当于某种“思维状态”，这种“思维状态”与特定时间地点的物质性与社会性相关联，它允许对其刚刚构建的内容重新进行整体性的设计与组织。
法国历史学家乔治·杜拜（Georges Duby）针对历史所提出的问题可以表述为：如何在气候、饮食、卫生、人口、技术和货币因素，以及“观念和理想”中显见的第二层级——文化机构（学校、学术机构、剧院、文学、图书馆等）（1961，1975）的因素之外，干预社会史。杜拜在其更具囊括性的表述中提出了更多的问题，尽管该表述不够完善与规范，而且仅仅是初步想法，但却与德里达
和波蒂斯-温纳
的理论一致，意在建立一个由文化文本中的话语所派生出的“普遍的”范畴。不过，杜拜的建议发出了一个邀请，这一邀请面向研究文化文本中不同话语的人类学家，以及致力于写作的诗人。此外，这个建议同时也是允许他们脱离语言学范本的一种隐性鼓励。
此处需要提到让·博格斯
近期的一部著作，书名为《致一位想象中的诗人》，该书将对我们的研究进展起指导性作用。
阅读该作品将会激发起我们对美国和巴黎的所有文学理论现状的批判性反思。
美国变得麻木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前，它在国内又重新建立起与皮尔士
形式逻辑的关系，并且追随致力于研究20世纪60年代法国批评理论的大师们，巴特
、托多洛夫
、热奈特
以及他们的朋友们的名字重新被提起。至于巴黎，其期刊和出版社首先必须延续既有的趋势：文本符号学如磁场一样吸引、集中和吸收其他领域的新发展，精神分析法重新审视其结构主义源头马克思主义，并代表了一种理论与发源地的割离（以避免其发展在政治上受限），不过以上三者都关涉到语言学范式。
法国大学似乎更加受到巴黎以外的启发。不仅在哲学方面，而且在博物学与历史学方面，它都试图通过依照某些原始的灵感来重构其话语，从而挽救其研究事业。理论思想蓬勃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涌现出了一大批博士学位论文，这些论文的广泛传播得益于通信科学和信息科学的发展，如书信科学书籍、文档、文字、图像等，或者我们可以进一步将以上称之为文本，而“文本”一词则让我们联想到结构人类学、塔尔图符号学派（L'Ecole de Tartu），以及荷兰语与德语中的“文本语法”。
毋庸置疑，现任萨瓦大学校长、批评出版奖的长期获得者（Jean Burgos）让·博格斯便是那些发展了如下悖论的改革者之一，他重视优良传统。他的文章一方面要求尊重创造者个体的创造工作（“工作”与“创造”二词被重新评估），另一方面鼓励读者抛开作品，发挥其想象力。他在文章中反复提及“放大”一词。对博格斯而言，作品在保留自我特性的情况下得以丰富。到目前为止，该文似乎并没有任何具有革命性的创见。然而博格斯意指阿波利奈尔
、艾吕雅
、米修
等人，他们或多或少地从其作品中剔除独特的文学表达方式，以确保与“诗歌”相区别。而诗歌中的“事实性”——我将其视为独特的，但是客观存在的文化习俗——都是以“先在物”为参照，其构成现实并产生新的现实。
想象力能够服务于现实吗？——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的！让·博格斯努力与那些坚信诗歌写作能够以某种方式“模仿”现实的人保持距离（这类人不在少数，且论调各异），并站在那些冲锋陷阵要挑战未知的人一边。诗歌面向的是未来，诗人使用未来的语言，并以此创造历史。
尽管如此博格斯显然反对巴黎的结构主义和新结构主义潮流。他力图建立一种“全面的”现实性，他因此追本溯源。他首先参考了让·皮亚杰
《遗传认识论》（1950）一书，之后是C.G.荣格
的深度心理学（1950）、吉尔伯特·杜兰德
的《虚拟人类学》（1960），以及米尔恰·伊利亚德
的神话研究（1957，1963，1949）。博格斯的论著再次引起了主题批评潮流，这种潮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蔓延到法国以外的大学，其中让·皮埃尔·理查
大概算是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而米歇尔·曼森
、皮埃尔·布律内尔
、乔治·瑟帮
等人则是标志性人物，这一整代人的思想均肇始自巴什拉
的论文（1957，1960）。无一例外，博格斯的所有参考文献都指向图像学家和语言发生学家们（而并非“文本”本身）。
1982年博格斯《致一位想象中的诗人》一书的出版，以及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言论，都可以显示出他对语言学的热衷，也体现了他令人惊讶的文字功底。事实上，博格斯的巨大勇气不仅体现为用一种罕见的坦率和严谨的态度驳斥结构主义者空洞的理论，还体现为他勇于批判自己的材料，并将矛头暗指与自己相类的学者以及研究“写作的形象化背景”的支持者们。同样，他也承认和阐明各种矛盾的独创性，若没有这些矛盾，诗歌将不复存在。博格斯写道：“不论是波德莱尔式的 ‘标新立异’，还是阿波罗式的 ‘出人意表’，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某种暂时的屈从，或某种完结，诗歌便由此产生。”（1982: 182）他进一步这样表述：“它（指诗歌）是以悖论为基础，而非否认悖论。”他接着补充道：“这是一种关于 ‘想象的逻辑’。” “对我们而言，逻辑并非 ‘严格’意义的术语，而是文字中所包含的现实性与被相同文字所开启的潜在性之间的 ‘裂缝’。”[Burgos（原文如此）1982: 183]。裂隙，抑或自相矛盾的“间断性”（语词经常通过这一渠道重现）并不意味着读者可以摆脱作品。不过，我是否可以说读者是将作品作为了一个跳板？我相信博格斯会这样回答我：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读者全身心地投入文本的阅读中，然而——自相矛盾的是——他们在自说自话，而并不能欣赏文本内在的协调性，不过，我们可以说，这种协调性排除了由其自身所产生的事实。
此外，在文章中，让·博格斯将其关注点集中在了康德的先验论模式上，这种模式指导着作品内在想象动态的方向。康德模式“是想象的产物，这一模式使图像的产生具有了可能性”（Burgos，1982: 117）。不过，博格斯广泛参考的具有此类意愿及倾向的心理学，尤其是阿尔伯特·比尔努
（1948），他同吉尔伯特·杜兰德
一样，在其《想象的人类学结构》（
Les Structures Anthropologiques de L'Imaginaire
）一书中，对这一主题赋予更加宽广的定义：“具有具体精确表征形式的路径。”[杜兰德语，转引自Burgos（1982: 119）] 这些路径反过来又“产生、丰富、重组、定向，并且导致……一种诗歌写作”（Burgos，1982: 120）。这并非它们的起源，更不是扎根于起源的因果关系，而是“受模式调节的动态结构”，换言之，即构成诗歌特征的“可能性的世界”，他宣布了这一奇特的概念。请记住，这一概念是以当代逻辑为基础，而“可能性的世界”这一概念，原本是一个句子，其主动词用于表达信仰、假想、知觉，而从属句构成真实陈述——正如安达尔·柏盖
在其近期的一本研究著作《宇宙起源图像》（
L'Image Cosmogonique
，1981）中所指出的那样。德国著名理论家西格弗里德·施密特（Siegfried Schmidt）指出：“文学文本创造了一个由集合所构成的体系……该体系以由其他文本或人们的个体经验所创建的集合群为参照。”
米哈伊·霍帕尔
参考了冯·戴伊克
《文本类型学基础》（
Foundations for Typologies of Texts
）一书的观点，霍帕尔写道，自从文本理论（此处指的是荷兰和德国的文本理论）确实地创立起来之后，研究者已不再满足于对文本的审视（Hoppál，1980）。在此，我们看到出现了更为明显的对立，即（空洞的）语词和（丰满的）世界（在逻辑上和认识论上的）对立。至此，我们不难指出博格斯的理论的发展同后结构主义演变过程如出一辙，同时也是对20世纪70年代的回应。然而，他的独创之处在于他观察到诗人实际关心的正是隐含在“意象”象征功能中的结构的“形成过程”。博格斯的关注点并未偏离这个被其他后结构主义的代表忽略了的答案：这是一个“完满”的形象。一种回归式的逻辑引导了他的思考，他将会从结果、从理论的无限性（因为破译诗歌写作没有规律可循……所有的阅读都是一种未完待续），以及“可能性的世界”中着手捕捉诗意。
此处文学理论家与人类学家的路径开始发生区分。人类学家能够探究写作中的意象所表达的象征的根源、起因、生成、动机和结构——并以此为目标，去捕捉一个文化文本话语，即一个作品内部的编码系统的多样性，而诗人则适时地将这些意象组合排列，使其得以重组。在发现并关注文本的协调与总体组织模式之后，诗人便立即从普遍性走向特殊性：认为文本引起了多种共振的同时产生……而这一理论则与原初的模式背道而驰（Burgos，1982: 185）。可以说，诗人的作品是从文本开始，然而又随着读者的想象力导向而与文本远离。而人类学家则致力于揭示人类的秘密，修正诗歌作品中固有的特殊性，推断出物种、人种和群体切实存在或想象中存在的能力之物质。人类学家描写并阐释象征化的过程，而诗人则是“反阐释学家”，他们追踪促成这些过程的主线，预测诗歌发展的多重方向，以及生成的多种意象与动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根据让·博格斯的理论，诗学与人类学的领域与功能并不全然相同，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另外，我们希望看到严格的术语意义上的诗学人类学，而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大量的诗歌作品能够作为文献以资人类学家研究，但是却无法借助人类学来理解和掌握诗歌。
然而，博格斯并未阐述他是如何看待散文的，但我们很难想象一篇散文会缺乏诗意的“和声”。博格斯在谈及“散文”时，将其排除在诗歌之外，我们看来他指的应该是不具有诗性的普通对话式散文。可是，自雅克布森
以来的理论家们，谁又能声称散文缺少诗性的力量？因此我认为，那些不缺乏诗性的散文——不论是虚构的还是现实的；不论是演讲的，或是日常的，甚至科学性的——是无法适用博格斯所做的划分的。文学人类学家可以使用散文作为其研究素材，并以此同诗人相区别，而他们此时从事的便是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散文同样可以为诗人所用，他们将散文用作与人类学家们不同的用途，从中读解其诗性的价值。
我们还要谈谈文学理论家们如何处理不断涌现的素材，如何处理意象的动态，以及他们的模式路径。
博格斯的灵感来自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的写作，而后者提供了一种意义深远的理论教育。在《被杀害的诗人》（
Poète assassiné
）一书结尾处，阿波利奈尔写道：贝宁之鸟提议雕刻一尊“空的雕像”（1916）（第112—113页，加利玛出版社
1916年版）。然而一旦雕像完成，或者说改进之后，泥土中的空间便呈现为克罗尼亚蒙塔
的形状……空洞之中装满诗人的鬼魂（Burgos，1982: 91），并且通过一种烦冗言辞的技巧，纪念碑……很快被我们刚掏出的泥土填上。文本旋即展开：指涉物最终登场：一堵水泥墙，与诗人身体尺寸大小相当，装点着这空洞的空间。可以说“最初的空无结构……产生了新的现实，而后者并非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曾经深爱过克罗尼亚蒙塔的女子特瑞斯托·芭蕾瑞内特（Tristouse Ballerinette）……发现她对那个已逝诗人的爱情的真相，与此同时，她也发现了那个诗人新的身份”（Burgos，1982: 91）。
诗人的作品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填充方式，将一个空间填满，从外部打开”，如阿波利奈尔作品中体现的那样，这是诗人喜爱的一种方式。
然而，在此——在我们展开论述的第三部分——我们将结束对让·博格斯的讨论。一旦诗人的作品由读者来阅读，或与其他诗性作品对照，文本的开放性便开始延展，文化就必然会再次呈现。社会想象是经由个体想象而发挥作用将自主性交由读者——诗人，不仅可以让我们得以进行诗性的阅读，还让我们得以探索诗歌之外的精神世界。由此，我们又返回到人类学。
我们可以变相地说，诗人同作家一样，均从事写作，且均兼具文化的先驱者和文化的代表者双重身份，他们创造并且参与了文化。他们的写作行为或者使文化具体化，或者改变了文化，甚至消解或重塑了文化，正因为如此，他们得以为记载、保存、传播、改革和生产文化做出贡献。乔治·杜拜（George Duby）提到的“梦幻”——诗学，预设了一个文化理论，即我们在篇首提出的理论（诗意也仍将作为前提，让·博格斯而言是全然的自给自足的，无须依赖文化提供支持）。“宇宙起源论意象”，事实上支配和规范着所有的交流，并且包含了多元的、复杂的，以及创造的新语意场的交流，即诗歌和带有诗性虚构性叙事。
如果存在着一种既是诗学的又是文学的人类学，对我们而言，其将首先是一种关涉读者类型的阅读方式类型的社会人类学。“作品”的局限性存在于那些正在记录，或是能够记录的文化。换言之，文化中书面文本的文字——当然包括诗歌在内——是在自然媒介中对完成诗学行为（包括诗人行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场所的认可。诗人与诗学家的自由，或者我们应该说已经成为一个巨大集体和历史人物的诗人—诗学家—诗人统一体的自由，是丝毫不受影响的。这位伟大的表演者此时甚至可以更好地参与到其他人中，而他们传授新的社会现实，并从他们身上汲取社会素材。并且我们相信，文学人类学的角色到目前为止可能将得以拥有不同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