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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论文精简版（Poyatos，1979）发表于由加尔各答社会研究与应用人类学研究所出版的《人与生命》（ Man and Life ）期刊。论文详版（Poyatos，1981a）发表于由米兰翁贝托·埃科出版社出版的《交锋：符号学研究季刊》（ Versus : Quaderni di studi semiotici ），并由作者新近出版的著作（Poyatos，1983）收录为第十一章。
2.关于论文中文学作品的引用。论文正文引用的文学作品采用作品标题英文首字母缩写形式进行标注。在本条注释中，列出作品标题全称及发表年代。在本条注释后半部分，依据正文中编号顺序，附上作品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节选原文（在原论文中均由作者翻译为英文，在中译版中由译者根据作者英译转译为汉语——译者注）。
Alas，Leopoldo， La Regenta ，1884 -1885（Madrid: Alianza Editorial，1966） LR .
Anand，Mulk Raj， Coolie ，1936（New Delhi: Orient Paperbacks，1972） C .
Anand，Mulk Raj， Untouchable （New Delhi: Orient Paperbacks，1970） U .
Balzac，Honoré de， La Cousine Bette ，1846（Paris: Garnier-Flammarion，1977） CB .
Banerji，Bibhutibhushan， PatherPanchali ，1929（Bloomington/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8） PP .
Cervantes，Miguel de，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 ， 1605 - 1615 （Barcelona: Editorial Juventud，1965） DQ .
Dickens，Charles， Pickwick Papers ， 1836 - 1837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Co.，1964） PP .
Dos Passos， Manhattan Transfer ，1925（New York: Bantam Books，1959） MT .
Dostoevsky，Feodor， Crime and Punishment ，1866（New York: W. W. Norton，1975） CP .
Hawthorne，Nathaniel， 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 ，1851（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1960），Cited once by title.
Huxley，Aldous， Point Counterpoint ，1928（New York: Avon Books） PC.
Lazarillo de Tormes（Anonymous），1554，in La novelapicarescaespańola （Madrid: Editorial Aguilar，1956），Cited by title.
Lengyel， The Spell .
Markandaya，Kamala， Nectar in a Sieve ，1954（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NS .
Mikszáth，Kalman， St . Peter's Umbrella ，1896（New York: Harper，1901） SPU .
Poema del Cid （Anonymous），1140（Madnid: Espasa-Calpe，1951），Cited by title.
Rao，Raja， Kanthapura ，1938（New York: New Directions，1963） K .
Rao，Raja， The Serpent and the Rope ，1961（New Delhi: Orient Paperbacks，1961）.
Steinbeck，John， Grapes of Wrath ，1939（New York: Bantam Books，1964） GW .
Turgenev，Ivan， Fathers and Sons ，1861（New York: Vintage Books） FS .
（1）Tornóla a meter [la espada] y ci? ósela，y un sartal de cuentasgruesas de talabarte. Y con pasososegado y el cuerpo derecho，haciendo con él y con la cabeza muy gentiles meneos，echando el cabo de la capasobre el hombro y a veces so el brazo，y poniendo la mano derechaen el costado，salió [...].
（2）Cuando Sancho vió que no hallaba el libro，fuéseleparando mortal el rostro;y tornándose a tentartodo el cuerpomuyapriesa，tornó a echar de ver que no le hallaba，y sin más，se echóentrambospuńos a las barbas，y se arrancó la mitad de ellas，y luego，apriesa y sin cesar，se dio media de pu？adasen el rostro y en las narices，que se las ba? ótodasensangre.
（3）dioaqueltirónenérgico que élsiempredaba，siguiendo la moda que en Madrid empezabaentonces.
（4）los inojos e las manos en tierra los fincó，/las yerbas del campo a dientes las tomó [...].
（5）Quandovidomio Cid asomar a Minaya，/el cavallo corriendo，valoabracar sin falla，/besóle la boca e los ojos de la cara [...].
（6）les larmes [...] ellesrevinrent à torrents. Dans un accès de piétéfiliale [...] elle se mità genouxdevantelle，saisit le bas de sa robe et la baisa [...].
3.在此有必要向不太熟知符号学知识的读者做一个简要的说明。简单地说，如文中所示，符号（sign）可通过许多不同的渠道传播。符号由能指（significant或signans）和所指（signified或signatum）构成。能指即某个说出来的语词、某个手势、某种颜色，而所指则是该语词、手势或颜色的含义。能指和所指均位于传输过程的输入输出两端之间，或者从感知上讲，位于编码端（生产者—发出者端）和解码端（接收者端）之间。当今最负盛名的符号学家托马斯·西比奥克（Thomas Sebeok）针对符号（正如此处讨论的符号）提出了一种三重分析法：语用分析（分析符号的形式和传输方式，即编码的过程，尽管存在不经解码而进行编码的情形，且这种情形在跨文化交际中并不少见）、语义分析（在给定文化或跨文化情形中分析符号的含义）和句法分析（分析符号在语义复合体中具有普遍性或文化特异性的组合和结构关系，这类分析由看似并不相关的领域构成，如嗅觉感知与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或运动学与建筑学）。
4.在由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人类学和建筑学院的拉波波特（A.Rapoport）与该校人类学学院的西尔柏格（J.Silverberg）组织的有关“人与人造环境的互动大会”的会前会议上，首次讨论了“文化素”的研究方法。该会前会在位于伊德辛的由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Wright）设计的赫伯特·F.约翰逊故居举行，该建筑本身便是人与环境互动的绝佳范例。在拉波波特看来，这幢建筑“大概是将结构人类学和民族科学方法应用于人造环境的最有益的 [尝试]”（Rapoport，1976: 258-259）。
5.空间关系学由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1966）提出，可定义为从人类对于自然或人造环境，到互动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保持的距离的空间的概念化、结构化及运用。因此，它涵盖了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包括具有文化特异性的表现形式和普遍的表现形式，但首要的是生物学的表现形式，即在人类方面表现为，生物有机体主张、划定和维护自己的领土或占领他人领土。霍尔研究美国的互动参与者，区分出人与人之间的四种距离：公共距离、社交距离、个人距离和亲密距离，而我在此基础上新增了“遥远距离”，因为它在不同文化中（通过吹口哨、打手势、大喊大叫等方式）对语言、副语言和体态语等进行不同程度的调节。而在文学作品中充分体现了社交距离（远范围，7英尺到12英尺；近范围，4英尺到7英尺）、个人距离（远范围，2.5英尺到4英尺；近范围，1.5英尺到2.5英尺）、亲密距离（远范围，6英尺到8英尺；近范围，完全接触），揭示了不同于霍尔的美国模式的文化差异。对叙事文学中空间关系行为的分析不仅揭示了一种特定的心理语境，还揭示了一种文化语境。至于时间行为学，由于空间和时间都是文化的两个基本方面，因此我建议将这一术语与空间关系学予以类比。这是因为与时间的概念化和处理相关的研究，对于研究社会关系及交际连续系统相关的诸多事件，如从语言学的音节，到瞬息万变的手势，到有意义的眼神和沉默，都大有裨益。由于时间行为能够揭示情景语境、文化背景、性格及生物特征，因此我们可以在叙事文学中寻找这些元素，以作为对其他交际系统的补充。
6.我曾在先前的著作中将文化定义为：居住在某个地理区域中的人群所共有的一系列习惯，这些习惯是习得的，但同时又受生物性调节。例如不同层级的交流方式、日常生活的各种活动、该人群生产的产品以及如何利用这些产品、个人和民族个性在其文化背景下的特殊表现、文化的模式与禁忌，以及人们关于自己的生存和自己同胞的观念。因此，我区分了两种文化习惯：通用调节性习惯，它们不一定会变成“文化”习惯，因为其在为许多其他成员采纳后不会传播至社区的其他人群（而这是某种特殊行为转变为文化特征的前提条件），以及习得性习惯，习得性习惯真正构成某种文化，并在叙事文学中得到明确或隐含的描述（Poyatos，1983：第一章）。
7.无论想要研究人类交际的哪一个方面，都有必要承认我在不同场合中所提出的主张，如我在《交际行为的总体调节背景》（ Total Condi tioning Background of Communication Behavior ）（1983: 90-92，258-259）中所著（在本文中如图1所示，对交际赋予了更为广义的理解），才能不至于忽略任何可能影响人们的身体或智力活动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哲学因素：生物生理心理学因素（生物形态、性别、年龄、生理状态、医学状态、营养习惯、心理状态和情绪状态）、环境因素（自然环境、人造环境、改良环境、客体和社会经济环境）、共享程度（演员—观众借用，即演员向其他人，如同居夫妇、核心家庭或大家庭、某个社会或职业群体以及地理或亚文化多样性借用角色身份）、文化模式（宗教和道德价值观、人际关系和角色期望、礼节规范、审美观），以及社会经济水平（受过优良教育者、普通的受过中等教育者、普通的中等收入雇员、低收入工人、未接受正规教育者以及粗野的人）。
8.对语言、副语言或体态语分别进行孤立的分析是完全不现实的，因为它们是作为一个共同的三元结构而产生，构成了我们独有的人类系统。而使用这一系统，可以实现最为复杂的社交情形。每一共生系统相互弥补、强调或抵消各自缺点，从而为我们提供有关该交际情形更为准确的信息。针对上述情况我之前早有阐述（Poyatos，1984）。语言、副语言及体态语的共同动力学生成机制（同时适用于声音 [语言—副语言] 和运动 [身势语]），共同的组合语义及词汇性，以及三者同时运行、彼此交替或替代的能力，使得这种三元结构成为文化内部互动的核心。我还曾提出，在对人类交流能力的进化进行研究时，不仅要考虑口头语言的发展，还要考虑这三个共生系统的发展。这三个共生系统的发展程度取决于某种文化的复杂程度，且在受过更优良教育者与教育程度略低或最为粗野的人当中，其成熟程度会有所不同。
9.关于社会经济水平的划分，我并不采用纵向等级划分的方式，而是依据语言和非语言交际行为的用法，展开以下横向分类：标准用法，“所有人”都使用的具有国别或“文化”特点的形式，由受过优良教育者、粗野之人、受过中等教育者和未接受正规教育者所共有，同时，每一社会经济群体、年龄群体或职业群体均在标准中拥有仅属于自己而不与其他人共享的一部分，对于该部分其他人有充分认识，并将此认定为是超标准用法；在标准与超标准之下，不分社会阶层，还存在低于标准、在正常情况下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用法。很自然，过度的词汇技巧、手势表现、过度优雅的举止和做作的姿势以及过分的礼貌或不合时宜的甜美声音也属于超标准的形式，无论我们传统上认为它们是好是坏，它们都代表了典型的过度矫正型用法，值得我们予以特别研究。由于缺乏更恰当的术语，在此我将技术或群体用法归为一个单独的类别，该用法有时可以为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个体所共享，包括宗教和体育的礼仪行为、特定职业的语言和非语言规范、青少年的言语和运动俚语、某些体现性别差异的行为等。
10.我对副语言作过大量的探讨（Poyatos，1985a），并区分出四类现象，有待我们对其进行更为系统的形态与功能分析：与语言结构本身的基础超音段要素，即语调，最为接近的特质（主要特质：音质、音量、共鸣、速度、音高、音域、间隔与范围、语调范围、音节长度和韵律）；在特殊的生物、心理或文化环境下可能作为语言结构的基础的特质，其充当主特质功能，但有所变化（语音修饰符：呼吸音、喉音、软腭音、咽音以及发声控制、发声张力、唇部控制和下颌控制）；进一步说，具有识别生理和/或心理状态功能，因此可能孤立发生或对口头语言及其超音节特征进行质的改变的活动（变异：笑、哭、叹气、打哈欠、打喷嚏、嗳气、打嗝、高—低声）；完美定义的独立非语言（但具有很高词汇价值的）结构，在语义上起词典项的作用，但其地位尚需进一步认可和研究，其经常用于社交互动中，有时在叙事文学中得到体现与描述（语音替代：叹气、清嗓子、体现犹豫的元音和咔嗒音、嘶嘶声、呻吟声、吸气式咽部摩擦音、吸气或吐气式鼻音、各种闭唇音等） （Poyatos，1975b）。
11.文学人类学家或许应该充分意识到叙事者是如何通过选用角色的某些非语言特征（以及语言特征）从而对角色进行初始定义、渐进式定义（将新特征添加到已知的特征中）、后续人物特点塑造（尤其是当作品中有多个角色时，对某个角色的一个或多个特征进行重复）以及反复的人物塑造（重复对副语言、运动学或空间关系学方面的个人特征或某些语言表达予以描述）。这些特征中有一些往往是文化标识符，可以作为人类学家共时或历史性研究所需要的数据。
12.我敢肯定，我们有理由说在运动学研究领域当前这个阶段，仍然有如此多的人对各种相似或不相似的术语感到困惑：动觉（kinesthesia）是人类通过肌肉、神经和肌腱、位置以及身体与直接环境的相对运动距离而感知到的感觉；动力学（kinetics，研究动力）隶属于动力学（dynamics，研究动与力），对物质运动与作用在物质上的力进行研究；运动学（kinesiology）研究人体运动的机制；联觉（synesthesia）不仅指受刺激处以外的身体部位的生理感觉，还指一种心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种类型的感觉刺激会产生不同的意义上的次级主观感觉，通过这种感觉，诗学意象赋予人一种感觉经验，如颜色以及其他意义上的特征，例如柔软的感觉。
13.动物符号学由Sebeok（1969，1972，1977）所开创，将符号学与动物行为学（行为的生物学研究）结合，主要致力于研究动物的交际过程，包括人类符号学系统（人类口头语言及独有的“语言—副语言—体态语”基础三角结构）和人类与其他物种所共有的动物符号学系统（编码的副语言声音、体态学，空间关系学等）。
14.非语言活动使得个体、群体及文化极具特色。我对当前现有的非语言活动种类进行了详尽的论述（Birdwhistell，1970; Efron，1941;Ekman和Friesen，1969），可以作为针对非语言活动展开系统、详尽研究的范例，研究涵盖了以下内容：语言标记，即面部、眼睛和手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运动，我们在话语流中（依据表达的清晰度）通过上述语言标记的位置和相关性，打断并强调词汇和短语的声学和语法连续性；标识符，即体态行为或副语言表达，与口头语言同时或者交替使用，用以指代，或更直接地说对以下内容赋予身体形式并予以识别，包括某些抽象概念（如“不可能的”“荒谬的”），人及动物的道德与身体特质（如“不友好的”“强壮的”“坚硬的”“谨慎的”），客体和环境对象的特质（如“肮脏的”“坚硬的”“柔软的”“模糊的”“晶莹剔透的”）；以及外化行为，即对他人过去、现在、预期或想象中的现实，对自己或他人已经说过、正在讲述、将要说出的话，被禁止说出的话，做过或未做过的事情，对过去、现在、预期或想象的事件，对我们自己的躯体现象，对动物和环境因素，对审美体验，以及对精神体验所做出的反应，这种反应有时甚至几乎无法察觉。对于调适行为，Ekman和Friesen从中区分出自适应行为和他适应行为，分别指我们触摸自己和触摸他人的行为。我随后对身体适应行为展开研究，将身体适应行为视作最为接近人体的物质和对象（如食物、饮料、咀嚼品、化妆品、衣服等），以及由它们所调节的、在互动过程中无意识地或者极度有意识地具有交流价值的运动行为（Poyatos，1983：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