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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避免给构成一种文化不同的“可理解”系统做任何详细阐释，但我觉得有必要强调文学人类学家（或一般田野工作者）在一种文化的叙事文学内，寻求这种文化及其各种亚文化特有的互动风格时，不但要考虑地理因素，还需要考虑社会差异。我们现在已经清楚地知道文化即是一种交际，而交际，至少在其最完整和最真实的形式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当今，人际互动是交际学家、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家、临床医学家以及符号学家广泛研究的一个主题。此话题在人类学会议上也得到广泛关注，尽管其尚未得到从事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家应有的关注。除此之外，研究者花大量时间在被称之为“面对面”的互动上，而这种“面对面”的互动无疑是人类交际的核心和人们日常对话交流的基础。然而，其他一些看似被过度忽略的互动形式，也能够展现某些文化特性。
通常意义上，小说呈现出两个或多个对话者之间的一种交谈，而这种交谈从现实主义或者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却似乎顺畅得有些不太真实。我们发现对话者有序地轮流说话，却极少在一句话没讲完或讲话人未说完之间打断他人讲话。此外由于书面叙事文本传统的限制，交谈者也不会长短不一地同时说话，因此这类交谈并不能反映出某些文化的显著特征。仅仅在少量的例子中，常常更多的是行为主义类型的小说中（如多斯·帕索斯（Dos Passos）1925年的《曼哈顿中转站》以及奥特拉诺（Hortelano）1962年的《夏季雷雨》），我们能发现在叙事和戏剧文学中，有一些试图摆脱这种“人为交谈”的尝试。作者通过描写现实生活中典型的不流畅的交谈，转而表现与“人为交谈”相反的“自然交谈”。这种例子之所以很少，是由于作者与书面文本本身存在局限从而无法传达交谈的现实性。
无论如何，尽管“语言—副语言—体态语”这一“基础三角结构”构成了任何一类的基础，前文已对这三个组成部分进行了论述，但我们同时发现其他身体系统也同样具有功能性特征，而这些身体系统同时也与交际或符号生产的客体和环境形式之间存在关联。在图1中通过连接不同系统的线条显示了上述关联。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处理的并非“一对一”的关联。这是因为任何文化互动交流的展开，都普及多种符号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组合。并且，任何互动交流都无一例外或多或少地受到整体制约背景因素的制约。而即便不考虑其制约因素，人类学家也必须敏锐察觉并调查研究给定文化中各个系统相互关联的方式。这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除掌握通用模式之外，充分理解感知系统和理解系统如何相互交织。
我在其他著作中（Poyatos，1982; 1983：第七章），详细讨论了本文仅作大致勾勒的会话过程中的基本会谈活动。这些活动的主要实现形式包括语言、副语言、体态语以及人际距，此外更包括皮肤发热行为（如脸红作为一种反馈，或作为一个不完整句或完整句的一个句法成分）、化学行为（如眼泪可能具有相似功能，也可能作为构成沉默的语分）、时间行为（如沉默、大笑、手势，或姿势及人际距离切换所持续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