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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各种感知性交际系统想象为离中心圆圈，即身体本身或近或远的同心圆（“基础三角结构”是身体交际能力的核心）和最接近作为一个社会化器官的身体的其他外在系统，我们会发现受环境差异的影响，经过几个世纪，人类在严格的身体系统之外发展出外在于但接近于身体系统的其他系统，作为社会化的有机体。然而，这些系统作为身体系统的补充和延伸，改变身体系统的表现形式，传递文化或个性定义的信息，并由此构成了人类学家可以使用的大量信息。叙事性文学通过给予上述系统以应有的地位，认可其作为“基础三角结构”重要补充的作用，从而认同其在社会交往中的共同构建功能及交际功能。虽然上述系统均属于我们最亲近的客体环境，我们仍能轻易从中区分两个基本类别，即身体适应行为和客体适应行为，而后者扎根于人类环境中。
营养和副营养产品，即食物、饮物、烟草，以及不同文化中使用的各种咀嚼物。上述物品调节特定体态行为，其对身体的适应是一种生理的而非仅仅是外部的适应，因为其已成为体态行为的一部分，并受体重变化及营养不良等影响，根据人的营养习惯，不时地改变体态行为的表现方式。它们还对其他身体系统予以调节，如体态语系统（如姿势习惯和醉酒状态）。叙事文学为这些身体适应行为提供了文化和跨文化的资源。
我作为一个外来者在印度开展研究，在我还未在规定生活中探寻之前，印度最近50年来的叙事文学便为我提供了关于身体适应行为的研究资源。
就印度的孟加拉地区而言，《大地之歌》记载了下列消费：饭食、炸土豆、炸木豆（有多达9种不同豆类）、面包、牛奶、炼乳、蔗糖、茄子、卡瓦鱼、甜品（如luchi，mohombhog）、水果（如杧果和荔枝）、煮尼姆树皮，一顿由“糙米饭配木瓜、无花果、香蕉苗、虾和其他咖喱，以及炸香蕉和甜奶油饭”组成的大餐，还有印度咀嚼物和槟榔。
就南印度而言，《坎撒普拉》展现了米饭、米糕、爆米花、稻谷饭（糙米饭）、柠檬米饭、木豆汤、炼乳、拉吉（麦片）、辣椒、炼乳粥，孟加拉鹰嘴豆、坚果糖果饭、脆薄饼、油炸碎肉面包球、油炸面粉甜球、蜂蜜等甜品，椰肉饭、椰干饭等，辣椒，棕榈汁酒等饮品，槟榔等。而《筛中的花蜜》记录了长子出生满十天的宴席如何准备。“我们准备了成堆的稻米，用藏红花染色，然后用黄油炒；用辣椒和木豆制作热咖喱；将糖、粗糖辣菜与水果混合；烤鱼；在火上烘焙坚果；装上满满十罐椰奶，并切好用于盛菜的芭蕉叶。”
有关如何使用槟榔的描述（从西非到大洋洲都是用嚼的），提供给人类学家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身体适应行为如何决定特定的任务执行型体态行为：“他打开槟榔包，小心翼翼地取出一片烟叶，坐下，用腰布擦拭烟叶，然后把烟叶放进嘴里，又放进一块槟榔果，之后开始用力嚼。”[饶（Rao），《坎撒普拉》（K: 13）] 而且如烟草吸食则使对某种社会态度进行最有趣的跨文化对比研究成为可能，例如，即将开始抽烟的人将烟草袋递给其他在场者这种仪式化的礼仪模式。这在西班牙是惯例性行为。
通过叙事文学，我们不仅可以研究“食物地图”，还可以研究不同产品消耗在社会、经济、宗教上的含义。例如印度村民酿制的醉人的棕榈汁或棕榈酒，曾被英国人垄断，而今天在印度的大多数州被禁止 [饶（Rao），《坎撒普拉》（K: 213-214）]。其他还有用于某些宗教节日上的炼乳粥和柠檬饭，葬礼宴席上的蜂蜜 [饶（Rao），《坎撒普拉》（K:21）] 炼乳和布丁等。
从不同文化的叙事资源中能够获取的比较性视角之一就是所谓饮食文化。这是环境中的土壤、气候与参与者的传统和经济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反过来决定了同文化相关疾病的地理分布，以及社会及其环境之间的不良适应。例如，在稻作文化中的脚气病，或者玉米文化中的糙皮病可以找到证据。[参见Howe（1977）关于疾病地理分布的杰出著作]
衣着、珠宝和化学产品，即物品、珠宝和化学产品的使用构成了第二类身体适应物。在其中，身体可以被突出、隐藏、装饰、缩小。每种物品都有着非常不同的功能，许多世纪以来，随着品位、道德观、社会复杂程度和礼仪行为等的演变而变化。与之前的类别一样，虚构的和非虚构的叙事作品成为研究那些人类习俗的历时和共时的工具。它们不仅仅提供了衣着、珠宝、化妆品渐进演化的描述性记录，而且帮助我们理解，如衣服风格和身势行为的建构，主要指在行走、坐立、站立或者斜倚等姿势中的举止和姿态，以及它们与社会经济地位甚至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他脖子上戴着一个用三股罗勒植物编织的花环，就像许多毗湿奴信徒那样。[班纳吉（Banerji），《大地之歌》（PP，122）]
她 [一个贫穷婆罗门信徒的女儿] 手臂上戴着廉价的玻璃手镯。[班纳吉（Banerji），《大地之歌》（PP，201）]
他 [一位信奉甘地时代的人] 已经放弃了靴子、帽子和衣服，转而选择和腰布 [缠腰布面料和缠腰布本身] 和印度土布 [土布，相对英国制造的布料] [饶（Rao），《坎撒普拉》（K，5）]
帕维尔·皮奥特罗维奇在桌旁坐下。他穿着一件优雅的英式晨装，头上戴着一顶精致的塔布什帽子。塔布什帽子和随意系的小领结显示着乡村生活的自由；不过衬衫的领子确实很紧，不是白色，而是彩色的，像早晨上厕所时穿的着装衬衫僵硬地贴紧他刮得非常干净的下巴。[屠格涅夫（Turgenev），《父与子》（FS，182）]。
例如在班纳吉（Banerji）的《大地之歌》中，我们发现了几处化学身体适应物的使用情形及对其功能的描述：“在他18个月大的时候……她回忆自己如何用眼药水让他的眼睛颜色变深，并在他的前额正中点上一点”（98），“她把她脚的边缘用阿尔塔染料涂红” （101），“他把油涂在头发上”（131），“尼莫尼·穆克吉坐在家里，在下河洗澡之前先用油按摩自己的身体”（249）。
客体适应物更加远离身体，介于身体适应物和通常意义上的客体、建造或改造的环境之间。我们并不消耗或者佩戴这些物体，仅仅是触摸或通过传递或作为用具使用而使其与我们的身体发生接触。这些物体包括盛饭和盛酒的器皿、家庭器械、“解剖”用具、职业任务操作所需要的器具等。换句话说，它们被用以改造身体系统，主要是通过调节和姿态改造体态行为。它们也在叙事文学中得以描述，从民族史诗（护手、骑具）到19世纪现实主义，再到当今更加现实主义的社会小说中都有体现。
在拉加·饶（Rao）的《坎撒普拉》中我们读到：“我们把水罐放在臀部”（162），如同在很多其他文化中一样，我们学习使用家用器具如旋转轮（甘地思想的象征）、扫帚和水管（主妇权威的象征）、手推磨（家庭小磨坊）、水烟管和包铁杖铃（多用途竹杖）等，以及音乐器械如铃、钹、西塔尔琴、鼓和贝壳。在班纳吉（Banerji）的《大地之歌》中我们看见：“校长经常坐在一张棕榈垫上”，而“学生们坐在草垫上”（113）。
在霍桑（Hawthorne）的《尖角阁的老宅》中，新英格兰鱼贩吹响海贝，走到街上“宣告他的到来”（110）。
1.客体、人造、改造的环境
超越身体适应物，且与客体适应物重叠的是叙事文学中对角色总体环境的描述。我们发现每种文化中的环境系统都包括客体、人造和改造的环境以及自然的环境。自然环境也包括各种动物种群。如前所述，这些种群的身体系统有时同人类系统联系在一起。根据图1所示的要素，我在此将 环境 定义为：人类世界感知性的和理解性要素的总和，作为一个认知社会组织，它超越于人的存在。具体包括客体的、人造的、改造的和自然的（地貌、种群、植被）环境，以及思想、信仰和态度的概念化模式。以后我将详细阐述这一现实的定义。它提出了一种任何领域的研究都应采纳的跨学科态度。同时，它也可以缓解拉波波特（Rapoport，1976: 17）所提出的定义不确切问题。
2.客体环境
客体环境是由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我们周围的所有物体组成。例如不具有客体适应物属性的家居用品和手工艺品，如装饰品、“不规则的”家具、车辆等。
在《坎撒普拉》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游僧的化缘钵、节日中的罐子，以及火化仪式或其他公共聚会中临时搭建的竹棚等。在《大地之歌》中，“老妇人有一个黄铜罐子，一个用以凝乳的陶制器皿，一些陈旧的陶罐。铜罐里装满炒制过的大米，有些是她夜里在用杵臼研磨出来的 [……]。其中一个陶罐用以储存油，另一个装盐巴，还有一个装了一些糖蜜”（28）。
在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里，我们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的英国室内装饰，如一个职员办公室中“深色的、发霉的 [……] 一对旧木椅；一只滴答声响亮的钟；一份年历；一个雨伞架；一排帽钉和几只柜子 [……]；几口贴着纸标签的旧箱子，还有各种形状和尺寸的老旧石墨瓶”（298）。
3.人造和改造的环境
人造和改造的环境，不同于客体适应物，却通过文化和社会经济模式与之相联系。它首先包括建筑结构及其所构造的空间，建筑群在自然环境中的布局、村庄和城市，以及其他任何人造结构（桥梁、码头、脚手架、电力线、栅栏等）和人造色彩与光线；其次还包括改造后的自然环境，即作为人造景观和农业形式的陆地和植物。
与其他感知性符号系统一起，文学角色所生活和互动的环境系统，不仅仅提供了丰富的审美情趣和渴望的现实效果，还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有时，除了建筑物和经改造的自然环境本身，无从找寻其他任何记述也无从得知当时的没有社会生活情景以丰富我们对文化的认知。即使在当代文学中，我们也能找到如民房建筑和等级身份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从语言到客体适应物，再到人造客体环境，也通过其他交际系统得以展现。从19世纪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作家伊始，最为敏锐的作家们已经发现如个人着装方式及其语言或者体态行为（某人的“标准”方式），其所选择的客观环境，中意的所处的永恒与景观之间的关系。而这些东西则被用来建构其个人身份（参见Duncan，1973a，1973b有关住宅景观的社会身份构建的相关内容）。
在《坎撒普拉》中我们看见了这样的城镇布局：“我们的村庄除了婆罗门住宅区，有一个贱民住宅区，一个制陶匠住宅区，一个纺织工住宅区和一个首陀罗住宅区。”（5）一个家境富裕的人“住在带有大门廊和大屋顶的真正坦克屋式房屋，而且里面的某个地方肯定有个大谷仓”（5）。
在《大地之歌》中，另一个家境殷实的男人有“除了厨房之外，还有各种屋子和其他附属建筑，组成了两栋主楼 [……] 柱子和交错的梁是 [……] 用棕榈木造的，这种木料只有非常有钱的人家才买得起 [……] 屋子里面有许多的家具、箱子和盒子”（5）。
客体物、人造的和改造的环境，是更为现实主义的作家详尽描写的主题。这些描写勾勒出过去时代的文化的全貌，或者至少是部分层面上的文化。例如我们通过狄更斯、特洛勒普和萨克雷的作品了解英国，从巴尔扎克、莫泊桑和左拉的作品认识法国，从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作品知道俄罗斯，通过加尔多斯、阿拉斯或伊巴涅斯的作品认识西班牙，通过曼恩了解德国，通过豪威尔斯和德莱塞了解世纪之交的美国。文学人类学家从文学作品中发现历史片段，甚至发现某些通过语言、体态语、身体适应物、客体适应物及其环境所传达的身体符号。
4.自然环境
最后，文学记录了各具特色的自然环境。其在故事发展中，一方面作为个性和环境的调节因素，如自然主义作家所强调的那样，另一方面也作为美学上的一种补充。
这里所提到的自然环境，不应仅仅理解为与既定文化相联系的地形和植被，即我们所称的自然景观（相对人造景观而言），也包括动物群系。这些动物可以是与人类恒常相伴的狗、马、苍蝇，也可以是具有更多文化特殊性的大象、骆驼、鹳。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动物已被“文化”化和驯养化，例如它们的领域性会受到人类态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在虚构和非虚构叙事文学中，自然景观不仅作为地理背景，也充当人物性格和情感氛围的一种调节因素（如在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各种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自然与人的关系）。而植物与动物除了作为一种现实背景，则更多地发挥美学和文体风格上的功能。然而，对于文学人类学者而言，植被和动物群系，以及地形与气候，均记录了自然元素中所包含的营养习惯、人与动物的互动、基本医疗状态和受环境影响的地域性疾病、社会和宗教的含义等。
在屠格涅夫（Turgenev）的《父与子》 （ Father and Sons ）中，“云雀像一支离弦的箭刺向长空，引吭高歌；红嘴鸥一边叫着一边在低洼的草地上空盘旋 [……]，一身漂亮的黑色；秃鼻乌鸦穿行在嫩绿的 [……] 庄稼地里 [……]”（174）。
《坎撒普拉》以对地域的描述作为开场，“豆蔻、咖啡、水稻和甘蔗的中心，肮脏狭窄的道路 [……]，穿过长满柚木、波罗蜜树、檀香树和婆罗双树的森林，跨过怒吼的峡谷，越过大象谷 [……]就进入了盛产粮食的肥沃地区”（1）。在这部有关南印度的小说里，我们可以发现植被的构成有豆蔻、咖啡、水稻、甘蔗、杧果、扁豆、木豆、马缨丹、菩提树、印度苦楝树、木橘树、酸角树、槟榔树、椰子树、黄兰树、棕榈树等；驯养动物物种有耕牛、水牛和大象；野生动物有六种蛇类、猎豹、老虎和神鹰（毗湿奴的坐骑）等。
《大地之歌》呈现了丰富的树木群落（橄榄、月桂、椰子树、榕树、神木七叶树、小铁草、贾加杜马树、昆奇树、申达利木等）和其他植物（竹子、心叶青中胆、天鹅绒豆、茉莉、罗勒等），以及动物种群，如许多极具观赏性的霍亚鱼、冠蓝鸦、鸬鹚、瞿翅罗鸟。
在《筛中的花蜜》里“动物（小阉牛）重新提起精神，得意扬扬地信步。抖动着它们的脑袋，漆成红色的牛角上挂着的铃铛发出刺耳的声音。空气中弥漫着清脆的铃声，鸟儿的啼叫声，主要有麻雀和夜莺时不时还夹杂着老鹰的鸣叫声。当我们穿过一个枝叶繁茂的翠绿的小树林，我能够听到八哥和鹦鹉的叫声”。
5.人与环境的感官互动
除了通过各种接受渠道所理解的特定可感知系统（例如，身势：视觉—听觉的、触觉的；驯化动物：视觉—听觉—触觉的；化妆品和润肤品：嗅觉—视觉的；植被：视觉—嗅觉的），文化也通过纯印象的方式向其成员或置身其中的外来者进行自我表述。这种纯印象的方式真正证实了各种感官的作用，而外来者则通常更为有意识地接受这种自我表述。那些文化感知符号要么始于化学（嗅觉），要么始于物理（视觉、触觉、听觉、身势），且并非总是割裂的，而是与某种文化特性聚合在一起。这种文化特性是我们理解某种文化的基础，并在文学领域确定无疑地被认定为环境性或通常调节性因素。例如，北美小镇几乎无法提供这样的文化感知线索，因为在它的城区缺乏一体化的农舍、农活和农畜，也缺乏普通住宅和工艺品小店。此外，除了新收割鲜草的芬芳，以及公共铃声和钟声（极少情况下用于召集人，或通知活动与事件），在城镇也很难“嗅到”其他味道或者“听到”其他声音。而与之相对应的国家，如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或摩洛哥，它们自身便构成不同的感知世界。在此仅举几例，在这些国家可以通过动觉和触觉感知到狭窄的街道和巷子里漫步，各种建筑材料和鹅卵石的质地，以及在雨天或炎热的夏日，这些材料的气味发生的变化。可以通过嗅觉感知到这些文化中干湿混合的牛粪和其他家畜的粪便，散落在运输途中的肥料、稻草、干草，还有许多来自开着门的工艺品店、面包房、酒馆、咖啡屋、肉店、鱼店、水果店和按周集会的露天集市的气味。伴随这些气味，我们还能听到各种动物的叫声、农用车的叽咕声、旧门沉重的嘎吱声、粗糙的路面上人和动物的脚步声。人们日常生活的互动就发生、围绕或者部分包括在这整个的感知作用下，因为例如相比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在这些文化中人们的交际距离更近，在路上相遇时也会更加近距离地交流，并且有更多的身体接触。
人类学的兴趣在于建立这样一种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各种可感知性认识影响着外来者，或新进入城镇或回到自己的文化中，又或将对文化进行信息获取或有概念化的本文化者。这似乎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将感知经验进行了层级划分。例如一个摩洛哥城镇首先激发人的视觉感官（建筑和衣着），但更多的感知则是嗅觉（包括它的气味，工艺品、食物、香料和人混杂的味道）。而一个西班牙村庄首先冲击人的视觉和听觉感官，相对于摩洛哥，其味觉冲击则更为次之。
再次，旧时代的现实叙事作品，和现代的现实叙事作品一样，即便不是唯一的材料，也可以作为大量已消失感官要素的文献补充。而这些要素揭示了重要的社会文化变迁，如工业化、机械化、城市化，以及中产阶级发展为主力和各种地位象征物的演变。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小说家留下了有关感官作用最为生动的叙述，这些感官功能特有于他们对各自文化、地域、不同场合的饮食、工艺品、动物和田野。他们的叙述如此细致入微，就像所有现实主义绘画流派将家乡文化景观绘于画布上一样，以便现代的文学人类学家完成文学—图像记录。
此外，文化感官线索构成了另一种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视角，即定义众多的残联人士，尤其是失聪者和盲人的感知世界。由于本文只涉及文学人类学的定义，所以我们在此仅作简单的表述，盲人只能通过听觉、嗅觉、动觉和触觉来感知自己或他人的文化，失聪者只能通过除听觉以外的所有渠道来感知符号。我认为一位多年来居住在高度感官化的城市马拉喀什的加拿大盲人小说家（在西班牙南部居住之后，移居巴黎之前），肯定比一个我们假想来与之对比的加拿大人或美国人拥有更加丰富的感官体验。这不仅表现在纯粹的感官方面，还有体现在感官中所隐含的，例如通过某一时刻、某一日期典型的声音和气味揭示出的某种特定的时间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