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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图1所展现的那样，我们已经对人及其文化中的感知性元素或符号，与理解性元素或符号进行区分，并确诊前者是对于后者的基础的外在的第一感知，我将大致为它们确定不同的系统。其反过来揭示了：当用这种方式处理某种文化时，我们不仅必须采用高度跨学科的方式，而且应该通过文化性叙事作品，尽力去发现人类学研究的丰富性，以及文化素或文化素等级共时或历时的维度。
然而，我首先要指出，这一图表实际显示的是“交际”，即作为文化的交际。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交际，要么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的（包括直接身体系统的操作或推迟，和间接的书信交换、书写文学或通过视听的、听觉的，或图形的方式记录的信息），要么是“非人”的，即每一种文化中的物体、人工环境或自然环境，以及人工驯养的动物。
通常的叙事文学作家，特别是小说家，有意或无意地赋予其小说角色以身体特征，让他们在虚构的世界中相互交流，因为这些特征构成了不同的系统，这些系统则依据某种生理—心理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因素在现实生活中运行。另外，无论作者有意或无意，那些描述向作为读者的我们传达了作者头脑中塑造的人格和气质，以及某种特定的文化。这当然也适用于可理解系统。因此，人类学家得以从即便最不明显具有的“文化性”的小说中，感知那种文化，因为在血肉丰满的生动角色以及小说的文化与时间背景中，往往包含着很多内隐或外显的线索（Poyatos，1977a: 309-312）。
事实上，人类交际的基础核心，以及人类交际与动物交际的真正区分是我曾经研究提出的“语言—副语言—体态语”这一人类交际行为“基础三角结构”。
除了口头语言，副语言也为研究特定文化特征和跨文化特征提供了大量线索。研究口头语言需要阅读原始版本，否则，那些根植于跨语言和跨文化翻译的问题将会显现，此外，研究口头语言还要求文学人类学家对各种社会经济、性别、年龄等用法具有敏锐的辨别力。副语言不只是关乎角色说什么，而在于他们“怎样说”（也受到上面提及过的调节性背景影响）。非语言的音质、语音修饰，以及独立的声音，这些都主要将有意无意地支撑、强调或挑战语言的、体态语的以及空间关系的信息。
因迪尔·塔克伦熟知许多古老的歌谣 [……]，她用长长的唱调吟唱那些歌谣。（语调高低）[班纳吉（Banerji），《大地之歌》29]。
格拉玛提高嗓门尖声道：“牧师？你有牧师吗？去找他。”（声门控制）[斯坦贝克（Steinbeck），《愤怒的葡萄》（GuD，70）]
“走开，”她尖声喊道，眼泪夺眶而出，“走开”。（语调变化） [赫胥黎（Huxley），《旋律的配合》（PC，185）]
特别要强调的是“替代语言”的重要性，因为用文化和跨文化的观点来看，它们确定无疑地构成了最有趣的副语言特征类别，并有助于我们开展广泛的田野工作。这是因为每一种语言和文化都有很大一部分存在于日常交际中的编码和解码，它们实际上和词典条目一样系统和具有词汇意义。有很多替代语言在文学中得以描述，却是因为拼写难度，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得到再现。然而，通过它们的描述，我们能搜集到对于替代语言进行深入跨文化研究所需要的数据，因为它们在诸如文化约束等情境下发挥着重要功能，如显示情感、展示人与动物的互动等。
他清了清嗓子，咳嗽了一两声。他没有勇气大声喊出来。[班纳吉（Banerji），《大地之歌》（PP，284）]。
匹克威克先生点头表示同意，咳嗽了一声以引起这位年轻绅士的注意 [……] [狄更斯（Dickens），《匹克威克外传》（PP，301）]。
阿卡迪想起了他的老奶妈叶戈洛夫娜，叹了口气，祝她“安息”。[屠格涅夫（Turgenev），《父与子》（FS，178）]。
……另一个人用一把笨拙的擦衣刷给温克尔先生洗毛，一边陶醉于马倌擦马时习惯发出的嘶嘶声。[狄更斯（Dickens），《匹克威克外传》（PP，104）]
汤姆：“嘘！”
艾尔低声道：“你醒了吗？你怎么弄湿的？”
“嘘！”汤姆说 [……]
“他怎么了？妈妈。”
“安静！”妈妈说。（Steinbeok，GW，346-347）
“你能想象它是眼镜蛇和豚鼠的混合体吗？”
“啊！”另一个声音不寒而栗道。[赫胥黎（Huxley），《旋律的配合》（PP，42）]
而“其他 身体语音 ”是指在叙事性文学中体现的如嗳气、打喷嚏、接连打嗝等生理反应，因其受到社会交往过程中社会经济模式的调节，从而为人类学家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动作和声音是人生命的两大基本范畴，因此体态语与语言、副语言一起构成了上文提到的“基础三角结构”。体态语除从系统发生学视角看具有人类学志趣（即其形成方式包括从更大的动作到手指、眼睑、眼睛等细微的动作）外，文化与技术进步同样也丰富了手势、举止和姿态的内涵，并且通过居所、家具、用具、衣着、发型等的变化体现出来。这些均在不同文化的叙事文学中（以及主要以形姿为主题的绘画中，这是文化对比的重要素材）中得到记载。
我曾在其他地方（Poyatos，1977b）阐述过在体态语研究中探索某些人类学交际意义的可能性，尽管迄今为止，并没有深入阐释。也从文化及功能学的观点，对手势、举止和姿态进行了区分。还进一步区分了“自由”和“约束”，这里的“自由”，即不接触身体其他部分，也不接触其他人或物；而“约束”，即主要用手来接触身体和其他人或物。这在情绪展示中非常重要，并在从以史诗为开端的民族叙事中得到描述。因此，它们可以揭示出消失已久的仪式模式、文化或等级偏见等。
更进一步，我们可以将这一体态语形式的基本分类应用于副语言甚至口头语言。我们必须区分第一手观察，以及叙事文学的五种主要 功能类型 ：
对话型 ，无论有意或无意，在日常人际交往中最常见；
仪式型 ，主要由宗教、军事、礼仪、运动、祭祖（如民间舞蹈），以及艺术（如芭蕾）的规范所规定；
职业型 ，从事特定行业的人的典型表现，例如警察和运动员，无论是否存在互动；
执行任务型 ，如为他人揉捏或修饰他人、操作饮食器具、性交，以上行为在不同文化中并不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呈现；
身体及随机型 ，交际过程中产生的基于文化调节的惯性行为，主要是出于缓解生理的需要的行为（起床、坐下、打鼾、咳嗽），或如装扮自己、脱帽、对卒痛做出的反应等无意识的行为。
下面是从不同文化的叙事作品中，随机选出的各类体态语行为描述，其较为明显地展现了不同种类的体态语行为，具体内容由于篇幅关系我将不再赘述。
工头变得非常生气，对她怒吼、吐口水，并说他会说到做到。[拉加·饶（Raja Rao），《坎撕普拉》（K，46）]
这位胖绅士用他的手肘拐了一下匹克威克，纵情大笑起来。[狄更斯（Dickens），《匹克威克外传》（PP，89）]
帕维尔·皮奥特罗维奇将修长的，指甲粉红的双手 [……]伸出裤兜，拥抱他的侄子。在完成了欧洲式的握手后，他像俄国人那样吻了他三次。换句话说，他轻触侄子的脸颊三次。[屠格涅夫（Turgenev），《父与子》（FS，176）]
他恭敬地弯下腰去触摸他岳母的脚 [当她到来的时候]。[班纳吉（Banerji），《大地之歌》（PP，47）]
当雨季来临，几乎没有米吃的时候，她会打你门前经过，打着孩子的旗号向你吐三口唾沫。[拉加·饶（Rao），《坎撕普拉》（K，18）]
[当熙德和他的臣民流放归来朝觐国王的时候] 四肢匍匐在地，牙触碰到地上的草，双眼里浮现出满满的幸福 [……] [《熙德之歌》（Poemadel Cid），Ⅴ，3031转译自作者英译]
柜台后面的中年人曼恩或苏利或梅 [美国任何一个汉堡摊服务员] 以打圈的方式擦洗着柜台。[斯坦贝克（Steinbeck），《愤怒的葡萄》（GW，135）]
搬运工 [……] 昂首阔步地走开了，带着侍候白人的服务生特有的神气。[阿南德（Anand），《苦力》（C，205）]
他们的声音尖锐刺耳，当他们（学校里的男生坐在草席上）背诵时，前后晃动着身子 [……] [班纳吉（Banerji），《大地之歌》（PP，111）]
我们把水罐挂在屁股后面，然后冲回家 [……] [拉加·饶（Rao），《坎撕普拉》（K，162）]
韦勒先生在喝酒前，先将酒罐摇出一个个小圆圈以使啤酒均匀。[狄更斯（Dickens），《匹克威克外传》（PP，350）]
埃米尔 [……] 站在破碎的镜子前，他面部扭曲，系紧一件浆洗过后干净笔挺的衬衫前面的纽扣。[多斯·帕索斯（Dos Passos），《曼哈顿中转站》（MT，85）]
……他用上衣的衣角擦了擦脸，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鼻子擤了鼻涕。[阿南德（Anand），《苦力》（C，60）]
如我在上文中指出，某些作者几乎不描写体态语和副语言行为，这是他们风格和写作技术的一部分。而另外一些作者却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或泛文化）信息资源。即使从这个观点，即非文学观点来看，任何文化的叙事文学，抛开美学价值，也能够在时空方面给研究者（可能大多数对二者都有兴趣）提供独一无二的有关副语言和体态语行为的文本资源。
同“基础三角结构”关系密切，由日常交际环境中的体态行为所决定的 体距学 ，如今已成为文化和跨文化交际研究及不同物种的生态分析中至关重要的领域。其致力于研究生物在有组织社区中的概念化结构与空间处理，包括人们的生活空间布局，家具的摆设，以及其他人造环境。Holl（1966：第10章）（美国人）提出的四种距离在其他文化的叙事作品中得到描述，但其通常具有不同的互动功能和含义，这是人类学家所不能忽视的。就如在交际过程中两个阿拉伯人、两个地中海人或者两个印第安人中所谓的“个人距离”，也许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中意味着“亲密距离”。人际距离还受到个性差异、情感状态、强制因素等方面的影响，但上述举例情形属于典型的受文化特征影响的情形。
为了全面描述外部的、通过感官理解的人类系统，我们必须考虑那些互动型或非互动型结构，以及那些在某些非人类物种中更行之有效，而在人类控制或非控制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的结构。这些结构在叙事性文学中或多或少地得以呈现。
目前文学人类学家应该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体态活动可以产生体态行为（即通过视觉、听觉、皮肤感觉、动觉感知到的主要输出模态）以及声音（即语言、副语言等由知觉感知，并通过视觉辅助达到最大理解的模态）；化学—腺体活动可通过这些主要的可感知系统感知，当然气味及味道也能通过视觉予以“猜测”。而热反应则由皮肤感觉（通过体温变化、出汗、脸红）、嗅觉（通过出汗）感知，但也可以通过视觉（通过出汗、流泪、脸红）进行解读。皮肤感觉信号则通过视觉（色素沉着、脸红、疤痕、瑕疵、鸡皮疙瘩）和动觉（烧伤、赘疣）感知。因此，它们构成了一系列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发出信号或接收信号的方式，这些方式在文学作品中角色的交流过程中得以体现。然而，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它们代表了特定情形中的文化行为方式。
大量信号传递过程可以记录和体现不同的特定文化特征，如不同文化关于不同性别在丧亲时哭泣和流泪的行为规范，或者在不同的文化中受不断更迭的道德和人际关系变迁影响的脸红行为。这些行为之前都得以研究，但并没有使用现实主义叙事描述作为其数据来源，而这一数据则正好可以成为达尔文有关哭泣和脸红的论述的有力补充。达尔文的时代的相关研究可以述诸同时代如托尔斯泰、狄更斯、左拉、哈代等大家或一些较少知名度的作者的现实主义描述，除开具既有的文学价值，这些作品忠实地记录了不同文化中人的行为方式。这些描述不仅仅描绘了多种身体行为及其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如何被感知，还描绘了其一些需要通过联觉感知的行为，例如衣着的样式，及其受到现行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影响，通过服装、步伐以及姿态表现出来。
我想对上述有关身体系统的粗略论述作一个补充。除了书写文字，标点符号（Poyatos，1981d）也应当被视为一个长期被忽略的表意工具，其重要之处在于不时揭示诸如语音音量、时间长短不一的静默、行动静止的瞬间等文化特征。而后两者作为声音和运动的对立面，是最基本的文化活动，也因此具有明确的人类学意味（Poyatos，1981e）。
如图1所示，通过直线将语言、副语言和体态语与各种动物连接在一起。每一种文化在人类与家畜或驯养动物之间，都拥有一系列普遍或特有的交互系统。事实上，这些动物被文化化（以此同“涵化”相区别），其诸多行为或者是对于用以规范其行动的人类语言、副语言、身势和手势予以回应，或者作为其与人类互动关系的一部分，或用以执行某种人类安排的任务。不同的文化通过客体环境控制动物以人类为中心的活动。人类或者使用不同长宽的棍子、鞭子、皮带、铃铛、信号灯等物品对劳作类动物进行培训，或者将鞍、犁、脱粒板、水车、轭等物品用于其事实劳作行为。另外，人类和家养动物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文化，甚至是不同社会经济中是不尽相同的。其表现为从纯粹的剥削、自私、残酷与冷漠，到关心及真切的情感。而动物据此做出相应反应，如在遭遇敌意时，动物更多的是表现出恐惧，而非攻击性状态。在野生动物中也发现了此类受人类调节的行为，如依附与信任或躲避与怀疑。此类行为可见于松鼠、兔子和鸟中。
这种关系在动物学、伦理学以及二者兼顾的动物符号学中均有讨论，在叙事性文学和描述性非叙事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人类的态度如何不时随着社会经济变迁而发生变化的文献记录。人类学应该大步迈进这一被忽视的研究领域，而文学人类学则理应就以下（地理、社会、宗教、经济、营养等）诸多方面贡献其证据记录或者说独一无二的材料。
这些动物 [小阉牛] 恢复了体力，又开始轻快地迈步。它们摇晃着脑袋，漆成红色的牛角上挂着的铃铛叮当作响。空气中弥漫着铃铛声、鸟鸣声、麻雀声、夜莺声，有时还夹杂着老鹰飞过时的叫声。当我们经过一个葱郁的小树林时，我能听到八哥和鹦鹉的叫声。[马尔坎达亚（Markandaya），《筛中的花蜜》（NS，9）]
动物的粪便在我们家用处太大了以至于不能随便扔掉，它是我们防潮，取暖，甚至驱赶蚂蚁和老鼠的材料。[马尔坎达亚（Markandaya），《筛中的花蜜》（NS，36）]
这些因素决定了人和动物之间关系的各种类型，而这种关系类型又影响了城镇和郊区房屋的布局，大量手工艺品的发展，动物食品的种植与制造，服饰造型，以拥有特定动物为标志的地位象征物的制作，以及人和动物在与土地和自然力斗争的情形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