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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素是我在1973年举行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ICAES）上提出的文化单位概念。根据文化素的定义，即“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所感知到或理解到的任何文化活动的任何部分，它能被分解为更小的单元，或组合成更大的单元” [波亚托斯（Poyatos）1976a，1977b，1983: 35-44]。很明显，人类学家可能试图通过将一种文化分解为独立分散的文化素，从更大的范畴或类目到更小的特定文化的文化素，进行真正的系统的、渐近式的研究，而符号学家也许会使用上文提出的可感知和可理解符号分析得出相近的结论，他们的工作都是有效的。然而，我想说的是，由于跨学科原则应是文学人类学家工作的特征，文学人类学家应该能够结合符号分析和文化素分析两种方法。一个单一的符号，如小说中描绘的具有文化差异的眨眼，能构成一个文化素。而一个文化素，如在特定文化或阶层中通过正式姿态构成的文化素，则包括大量的符号系统、符号子系统、符号类、符号子类、符号形式和形符。两者的结合能提出一种坚实的分析方法，这不仅使得叙述作品中的人类学要素能够得到更深入的研究，而且也能使文学分析走得更远。
正如在人类学和其他的社会科学中一样，一方面我们关注以比较共时性方法研究某些习惯；另一方面，我们也采用历时的方法。我们不是孤立地研究单个作品，而是从空间和时间的双重维度（也是人类活动和文化素的两个最基本的维度），研究其跨文化的相似性和区别性，及其历史表现或演化。而文学人类学研究也因此硕果累累。上述多种可能性如图3所示。
图3 文学作品的时间和空间
通过针对特定文化采用空间或共时的研究方法，试图对这一文化进行文学人类学描写。为了获得跨文化或亚文化的全貌，例如用以研究印度的《大地之歌》这样的作为我们研究起点，作品须与当代小说相关联。与之关联的当代小说可以是R.K.纳拉杨（R.K.Narayan）的《萨姆帕斯先生》（ Mr . Sampath ）、穆尔克·拉杰·阿南德（Mulk Rog Anand）的《劳力》（ Coolie ）或《不可接触的贱民》（ Untouchable ）、拉加·饶（Raja Rao）的《坎撒普拉》（ Kanthapura ）或《蛇与绳索》（ The Serpent and the Rope ）或卡玛拉·马尔坎达亚（Kamala Markandaya）的《筛中的花蜜》（ Nechar in Sieve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建构出关于这种文化描绘性数据系统。而系统性的文化素方法在此是有用的。
目前，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应该采用文学人类学的方法？上述方法能否代替田野工作方法？首先，在文化研究中人类学家还不能直接研究一种文化，即使能，也会将这种文化的叙事文学看成了解此文化的第一步，因为它将提供大量关于可感知和可理解系统的洞见。如果没有叙事性文学，人类学家很容易忽略这些洞见。同时，人类学家也会用于他在真实的田野工作中收集文学数据。因为叙事性作品在不同文化素的识别与建构中，充当了重要的指导工具作用。
另外，本文化的研究者，即那些研究自身文化的人，会探索文化是如何在文学作品中和通过文学作品被描述出来，这本身便构成一个研究话题。
但是，即使是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也成为分析某一时期美学和社会文学价值分析的有效标准。它见证了文学“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与工业热潮、中产阶级的出现及其引发的文学和艺术现实主义之间的关联性。换句话说，社会或文化人类学家们将能很好地使用某个时期的叙事性文学，来证实其正在研究的文化事项，获得对研究主题更为广泛而丰富的理解，而这对纯粹的文学研究来说往往只是文学研究的补充。
最终，如果我们要精确研究文化地图（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如文化的体态语地图（Poyatos 1975a，重印版见1981c；参见 Movvis，Collett等，1979之手势地图），那么民族或区域叙事将提供最有说服力的档案，在采用历时的或历史的方法时尤其如此。如在体态语地图集中，我们可以发现姿态习惯的分布与适应，而这是由地形、文化或亚文化特点、民居建筑、道德价值、角色期望所决定的。
正如前文所述，正是叙事性文学的档案性和历史性让我最为深刻地认识到文学人类学的潜在价值，这是因为时间的或历时的方法必须以历史的、演化的视角观察文化习俗。这一视角将不时地从过去的文献中吸取素材，而叙事性文学无疑是最丰富的来源。事实上，直到录音、录像的出现，叙事文学一直是研究人类交际中除语言外的身体系统，即主要是副语言和体态语的仅有资源。因为通过绘画和雕塑展现和描绘的各种体态语缺乏对同时发述的语言、副语言以及总体上衣着和家具等语境因素、所涉及的情感因素的描绘（这里提到的情感因素包括丧亲之痛苦、愉悦的心情、空间和时间认知、互动模式等）。
但必须强调的是，绘画作品同样是人类学家所掌控的有力工具，更准确地说是文学人类学家的有力工具。实际上通过“图像人类学”，对研究艺术再现形式的人类学价值感兴趣的文化人类学家可以开展系统研究，因为图像记录了大量身体的、客体的和环境的因素及其大量的相互关联（如图1所示）。如19世纪美国或俄罗斯的叙事性与情节性绘画（通常描绘文学叙事作品中的场景，这往往也是文学人类学家使用的素材），就构成了一份有关姿势研究的独特文献。不只是因为它的静态特点，也因为其中包含的社会举止，两者均受到衣着、家具、道德等的制约。Gombrich（1972）的一篇有关此主题与我观点一致的文章，已经大体上为这类研究奠定了基础，更为准确的叙述可以参见另一部关于非语言交际的著作（Hinde，1972）。
然而，一部小说，由于作者和他塑造的角色传达给我们故事发生时空场景，让我们得以通过对比之前和之后的作品，确定特定文化习俗是如何发生、发展甚至消失的。这些习俗也包括“可感知”和“可理解”系统。
此外，我们还可以结合特定时期内跨文化的历史视角，这就是比较文学人类学，通过比较文学人类学我们能就某个特定的时期使用比较性的跨文化的历时视角，比如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印度、美国和南欧的社会小说。在比较的过程中，我们能探寻和发现与之相关的文化素。
无论如何，从它所包含的所有描述性的篇章来看，叙事性文学的历史方法似乎是直接田野工作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似乎是将当代文化和过去的感知和理解形式关联起来的唯一方式。我同样想强调的是，不同文化的叙事性文学除作为研究理解或其他任何感知表现形式必不可少的补充之外，不仅仅是描述了，还“讲述着”许多关于文化的典型性的行为或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