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通往文学人类学的基本途径：交际符号

（一）符号类型学模型

无论研究者从哪个学科入手去探究包含在叙事作品中的交际要素，都需要找寻最为系统的，如果必要，还需要是最为详尽的方法来开展研究。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只有将这些语料所包含的符号进行符号分类了，才能够产生出一个建立在永恒秩序之上的可行方法。而符号则是任何学科下的符号学的研究主题。

一篇叙事作品由许多类符号组成。这些符号构成了基于作者真实生活的虚构世界。从早期的民族史诗到现代的小说，叙事文学无论是从普遍性方面还是文化特殊性方面，都体现出其可能是人类智力成就中最丰富的符号资源。文字能够唤起抽象的概念，以及周围的客体和环境要素。但在更深层次上，我们发现它反过来还可以唤起完整的文化情形（以及大量作者和读者个人经历）。这些文化情形包含了基本上所有类别的众多符号。它们来源于作者的叙述或暗含在“字里行间”。这是因为这种符号连锁反应，即书面文字在视觉上呈现的，无论读者是通过感悟还是通过智慧感知到的各种符号（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虽然每位读者感知的内容并不相同，不同作者编码的方式也大相径庭）会依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背景而唤起更多内容（见注释7）。那些符号初始具有感知或理解的属性。而可能理性在对符号的认知上一直是一个多少会受人质疑的维度。结果，这种相对的二分法，使得以上讨论的材料被清晰地划分为上文所提到的两个主要的符号类别。它们是由作者所唤起的认识，第一类由感知获取，第二类由智力理解。然而现实中作为读者，我们仅仅从印刷的叙事文本上获得这些认识，这样就在叙事者和读者的互动过程中，存在一个很大的局限 [波亚托斯（Poyatos），1977a: 306-309]。

然而，在文学人类学中，只要文本的解读者对自己的文化或某一他者的文化拥有足够的“文化流畅度”[波亚托斯（Poyatos），1984]，并用以辨别独立的文化要素，则这种两分法便是有效的。图2“文学人类学中的符号学”揭示了组成叙事作品世界的两类符号。这一观点基于我在他处所论述的身体符号的符号学分类 [波亚托斯（Poyatos），1981b]。它可以运用于外部特征的调查，也可运用于本质上可理解的符号中。

一旦在可以直接感知的符号与需要通过印刷文本理解的符号之间建立了区分（有很多人认为这一区分更应归属到更为严格的文学分析中），人类学的标准将率先承认感知性（如视觉）或理解性（如我们的智力）符号表达渠道的存在。

（a）符号系统

例如：在《大地之歌》中展现的具有文化特殊性的体态语，或者该书中寡妇的仪式行为系统，如：她记起“他们让我摘下手臂上的饰带，摘掉手腕上的银手镯 [……] 让我擦掉前额上的朱砂记，并在河中沐浴。那一刻我知道我成了一个寡妇”（Banerji，37），以及构成家庭重要部分的黄铜和陶制的容器等。系统因此可以与文化素等同（见第（五）点论述），并且在符号层面上，不论是具有普遍性的还是文化特殊性的，它都是第一个符号类别。

（b）符号子系统

在系统内部，例如在《大地之歌》中所看到的各类壶罐（黏土、黄铜），或《匹克威克外传》（ The Pickwick Papers ）所包含的丰富的体态语中的举止和姿态。

（c）符号类

符号类进一步区分体态语中“自由的”和“受约束的”手势、举止和姿态 [波亚托斯（Poyatos），1977]，或者在《大地之歌》中前文所区分的符号子系统中的组成部分的各种用途。

（d）符号子类

符号子类进一步精确了我们的分析，它区分出自由或者受约束的手势、举止与各种不同形式和功能，以及前文所定义的各个类别用途不同的实现方式。

（e）形式

形式是身体系统中的核心身体行为（例如在体态语中眨眼的形式随着不同的文化而变化，对汗水的嗅觉感知形式作为一种化学符号等），它决定了壶罐的各个用途是如何实现的。这一分类揭示了符号过程更深层面的复杂性。

（f）类符

类符号本身例如一次缓慢的眨眼“类符”，其实不单是在眨眼（不同叙事中记录有不同类符意义的眨眼），或者一种文化的束缚，或者亚文化的某种特定器皿的使用方法。

然而，不同于纯文学的身体分析，文学人类学研究通常不探究一个类符的多种实现方式，即所谓的“形符”[类符被定义为“一个类符所有出现形式的总类别（Sebeok，1974: 241）”]，即单个的出现形式，它们构成大多数文学人类学研究策略中的特殊事件。

（二）符号学研究策略

在起始阶段，研究者会关注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整个系统（可能再向下关注其他子类别），或者从相反的方向着手，先识别单一的符号类别，再探寻形式（子类）、类（子系统）和整个系统。

这样，有一个问题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理解性符号是否能依据系统、亚系统等来进行处理？答案是本文所提及的“理解性”是一个相对的术语（见图1），作为社会文化元素的指称被理解，而这种社会文化元素又通过感知到的符号得以呈现。它首先通过感官的方式，如伴随人际关系、礼仪模式和地位的象征而产生。换句话说，“感知性”和“理解性”有重叠。因为举例来说，宗教观、道德观或者性别角色，并非仅仅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社会文化概念。它们作为感官可感知的事件，产生语言、副语言，或者体态语模式、空间时间行为、衣着习惯等。从这些行为和模式中我们区分出系统与其他符号模式。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文学人类学家能够通过感官的表象，非常合理地发现“可理解”社会文化系统，或者意识到各种社会文化模式，并逐渐在某一给定文化中发现它们的生理特征。

无论如何，至少不难理解在对一部叙事作品（或戏剧）中所期望探讨的要素的研究中，为何用一种初级的符号学方法，能够提供一种可能被研究者忽略掉的系统的研究。符号学研究符号，符号事关一种文化、一个社会及其物质和精神产品由什么组成。因此，如同在其他致力于研究人与世界的学科中一样，符号学很自然地成为文学人类学的基础。另外，当一个人致力于对文学中的人类学要素进行历时与共时的研究，并同时（或单独）进行“文化素”的分析时，使用符号分析的必要性便越发明显。以上两种分析将在下文中描述。

最后，根据上文所给定的文学人类学定义显而易见的是研究者处理的是交际符号，也即多种交际形式，主要是非语言形式，它定义交际了个体与文化，因为一种文化在文学作品中或多或少都有反映。当然，这里的交际概念超越了仅仅考虑语言、副语言、体态语或最多是躯体系统之类可以通过书面方式传递信息的类别。任何系统，无论是身体还是文化产物，都与两人或多人间的交际系统具有同样的效用。因此，我们必须将符号学研究至少扩展为图1所示的基本文化系统图示。除此之外，这种文化—交际方法恰当地显示了文学人类学家与传统纯文学家和人类学家间的差别。传统文学家通常并不关心或无法意识到自己的研究主题内在蕴含的丰富的研究要素。 2Spn2sakUBqBvEf0tx/hAHINZuVBG2FK1qnwM9PmcttTI1nBdcrmHHQWQQdXUT/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