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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战国史上，有一个从字面上看起来有点奇怪的时代，叫“安土桃山时代”，或者叫“织丰时代”。
其实这个名字稍加解释，您就明白了。
所谓“安土”，是指织田信长所筑的安土城，“桃山”则是指丰臣秀吉所筑的桃山城（又称“伏见城”）。因此，安土桃山时代和织丰时代都是一个意思，是指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这两个人统治的时代。织丰时代是战国末期的一个时代，或者说是日本从战国到江户时期之间的过渡时代，时间是1573年（也有人认为是1568年）至1603年之间。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中国，战国时代后期，出现了统一天下的秦始皇。在日本，漫长的战国时代后期，也出现了统一天下的雄主。只不过日本的秦始皇这个角色是由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两个人分任的。他们对日本史影响深远，同时也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两位日本历史名人，因此我们不妨多花些笔墨细讲一下。
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都是军事霸主，他们的出现，有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日本战国时代的军事变革。
我们前面讲过，中日两个战国时代有很多相似之处。除了我们已经讲过的那几点之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两国都在这个时代出现了重要的军事变革，即步兵革命。
中国从春秋到战国，在军事上由传统的车战转向以步兵为主的兵团作战。而日本在战国时代也由古老的“一骑打”转向步兵兵团作战。
截止到春秋前期，中国在军事上长期采用古典的车战方式。只有贵族才能登上战车作战，平民最多只能协助提供后勤。车战必须选择好一处平坦开阔的地点，双方约好时间，大致同时抵达，等列好队伍之后，鸣起战鼓，驱车冲向对方，不能采用突然袭击等欺诈手段。这就是所谓的“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各国兵车数量有限，每次战争一般不超过一天。因此，这种战争，更像体育比赛，或者说大规模的绅士间的决斗，要遵守一定的次序，和后世“兵以诈立”的战争方式完全不同。
日本在战国时代以前的战争方式也有类似之处，战争是武士阶层的事，和平民没什么关系。平安时代武士作战也特别讲究程序和荣誉，方式是一对一的“合战”，也叫“一骑打”。也就是作战双方各派出一员大将，一对一打斗，来决定胜负。
与中国春秋时代的战争相似，这种合战必须遵守明确的战争规则。“一是选定合战日期和场所，二是保障军使性命，三是战斗参加者的姓名，四是一骑单打的原则，五是不杀降者和非战斗员。”
首先双方要派使者交流，决定开战的日子和地点。到达作战地点后，双方各自立起木盾摆好阵势，准备好后再派使者到对方阵营通知开战。具体的作战场面，则与《三国演义》中的描述颇为相似。合战的第一个程序是“语言战”，双方相互叫骂，告诉对方自己是哪里人氏，先祖以来的系谱和功勋，“从追溯先祖的功勋，到宣扬今日合战的正义性和敌方的不义，压倒敌方的士气”。
比如“保元之乱”之时，武将大庭景能和景亲在阵前描述自己的家世说：先祖镰仓权五郎景正，后三年之役时，年仅16岁，在战斗中被敌矢射中右眼，依然坚持到射杀敌骑后才返回己方阵地，由同伴取出眼中弓矢。
一番语言战之后，双方才正式动手。“先是双方派出的战将进行骑在马上的弓矢战，矢射完后又拿大刀交战，若是还不能定胜负，便在马揪打，最后是跌落在地上揪打。”
“一对一的打斗是当时战争的规则和武门名誉的行为。”一旦一方代表被杀或者被俘，这一方也就不战自溃。这种作战方式今天看起来非常小儿科，但在当时却是不可动摇的固定模式。
中国从春秋后期开始，车兵逐步被历史淘汰，步兵以其兵源来自平民、能组成更大规模、能适应更复杂地形的优势，成为主要兵种。战国时代军队规模因此迅速扩大。战国时代，赵国一国精锐步兵已可达到“带甲数十万”之多。在事关赵国生死存亡的长平之战中，所有部队都是步兵。战争也因此摆脱贵族习气，不再重视荣誉，而只在乎胜负，不择手段成了战争的主要手段。“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
日本从平安时代末期起，也出现了类似的过程，即由个人作战转向集团作战，奇袭战取代了光明正大的“一骑打”。
1180年至1185年的源平合战，标志着战争规则的转变。“由于军事天才源义经不宣而战的奇袭战法，……合战规则也逐渐发生变化。‘源平大战时代，是从古典的个人骑马战向集团战转化的过渡时期。’‘活跃于12世纪源平合战中的源义经的战法，完全无视以前的传统习惯。源氏方面军在合战中出现的‘争头阵’‘争功名’等，说明‘兵之道’发生了变化。’”
到了战国时代，战争越来越集团化、规模化，导致日本“步兵革命”的出现，“有了更多的收入，战国大名们组建了更大规模的军队。他们从农民中招募士兵”。
由平民组成的步兵，即“足轻”，取代原来的传统武士，成为日本军队的主体。“战国时期，步兵取代骑兵成为日本军事力量的骨干。”
战争规模因此迅速扩大，“12世纪的战争记录谈及数十或数百个武士参加的战斗。……到了14世纪，一次战斗往往有上千或上万军队卷入。到了16世纪晚期，一场大的战役要调动几十万军队。”
和中国一样，日本战国时代的战争越来越残酷，越来越不择手段，在很多贵族和武士看来，这都是“礼崩乐坏”的结果，但是历史的车轮无法倒转。正如战国时一位将军所说，这是一个“用强权说话”的时代。另一人这样说道：“武士们不在意被称作狗或野兽，胜利才是最重要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登上了历史舞台。
织田信长本是尾张国的一个小小的大名。尾张国本来势力弱小，没有人在意。更何况他还有一个外号，叫“尾张的傻瓜”，因为他从小就行为乖张，离经叛道。
《信长公记》说：“（信长）经常恶作剧，平日走过大街，毫不在意众人的注目”，他走在街上，总要和随从勾肩搭背，“总是把一边的袖子拉下来（上身半裸），只穿短裤”，完全没有一个贵族子弟的样子。
没有任何人想到，他未来会成为天下霸主。
事实上，“尾张的傻瓜”这个绰号正暗示了他崛起的秘密：他身上有着保守的日本社会非常罕见的创造性。他性格叛逆，不屈从传统权威，同时又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他是日本历史上唯一使用过黑人作为自己侍卫的统治者。1581年，一位西方传教士将一名黑人奴隶送给他当礼物。他对这名壮硕黑人大感惊异，让他脱了衣服，用水大力擦洗，之后才相信他的肤色是天生的。出于好玩，他把这个黑人留在身边，赐名弥助，相处日久，愈加信任，遂赐予他武士的身份。
正是因为有这样强烈的好奇心和不拘一格的行事风格，他才能成为日本军事史上著名的改革家。
15世纪初期，欧洲人发明了火绳枪。这种枪械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的点火装置是一根用硝酸钾浸泡过的能缓慢燃烧的火绳，点燃火药后，将弹丸从枪管里射出。
火绳枪发明近一百年之后，一批葡萄牙人在离开中国的航程中被风吹到日本的种子岛，火绳枪也因此传到日本。
当时混战中的大名对新式武器非常关注，火绳枪技术迅速在日本各地扩散开来。
最早把火绳枪应用到实战的是战国晚期最能战的大名，有着“甲斐之虎”之称的武田信玄。信玄的骑兵本是天下第一，他还想用火绳枪为自己这只老虎添上翅膀。不过由于当时的火绳枪技术发展还不够充分，填弹时间长，两枪之间的间隔至少20秒，这20秒已经足够让敌人的战马在有效射程内跑上一个来回，因此威力不大，很快被信玄弃用了。他继续专心打造自己那支天下无敌的骑兵，用传统武器来征战天下。
不过，织田信长却预见到火绳枪会成为未来战场上最重要的武器，因此全心投入，认真研究，反复试验，最终发明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法“三段击”，即将火绳枪部队分为三个部分，一队填药，一队瞄准，一队发射，这样一来，发射间隔缩短为8秒，火绳枪威力大增。“步枪的这种用法是战争史上应大书特书的事件，因为连欧洲人也还没有开创。”
天正三年，1575年6月28日，织田信长与武田信玄之子武田胜赖激战于长筱。战斗开始后，武田骑兵惊讶地发现，信长的火绳枪手似乎没有装弹的间歇，不停地倾泻火力，昔日凶悍异常的武田骑士根本冲不到信长部队近前就不断坠马，最终几乎全军覆没。长筱之战因此成为火绳枪面对旧式骑兵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武田氏之所以会在长筱之战中大败以致失去立足之地，就是由于其已不再适应时代，特别是受到敌人火器威力的压制之故。面对织田氏所率领的装备火器的新编足轻军，群雄的旧军不得不悲惨地败退。”
这场战争宣告了日本热兵器时代来临，也宣告了织田信长“天下布武”之路已经无人可以阻挡。
织田信长性格霸道、行事风格果断。从父亲手中接过权力那一刻起，他就表现出高效凌厉的行事风格。他先是击败了图谋不轨的兄弟，接着踏出尾张，奇袭桶狭间，以两千人马击败今川义元二万五千大军，名声大振，奠定称霸的基础。在战国乱局中他善于动脑，远交近攻、各个击破，不断成长，最后1573年攻入京都，流放了足利义昭，正式结束了日本长达两百三十多年的室町幕府的统治，掌握了中央政权。
作为日本历史上的“秦始皇”，信长有着中国秦始皇一样的残忍。他试图对自己占领的土地进行完全彻底的控制，因此，战国时代广大的自治乡村和众多自治城市都成了他的敌人。
一向宗信徒组织的“一向一揆”势力掌握了广大村庄，是妨碍他直接统治的最大力量。因此，织田在消灭各地的“一向一揆”时毫不手软。1571年，织田信长毫不犹豫地烧毁了延历寺，杀光寺中男女老幼近万人，并把附近站在延历寺一边的町镇全部烧光，一举摧毁了“一向一揆”势力最大的据点。
1574年，织田信长在击败伊势长岛的“一向一揆”势力后，将数万信徒不问男女老幼，一律“斩首”“杀光”“烧死”。他屠杀大鸟居等三城男女两万余人，“尸臭散于数里之外”。在镇压“农民持国”的越前一揆时，他杀害的农民多达三四万。
经过如此残酷的镇压，广大自治农村被摧毁，农村的司法权重新回到织田所委派的大名的手中。
日本历史上一度欣欣向荣的城市自治局面，也主要是在织田手中被摧毁的。他征服了一个又一个自治城市，其中也包括堺市。我们前面提到，他曾经要求堺市交纳三万贯以资助军费，堺市公开拒绝，并联合平野市共同进行军事抵抗。第二年即1569年，织田在击败了平野市之后大兵压境，以烧毁整个堺市为威胁，强迫堺市投降，然后课以前所未有的重税。到了丰臣秀吉时期，堺市的护城河又被填平，这个自治城市从此在日本历史上彻底消失了。
像堺市这样曾经试图凭借武力维护自治但最终失败的城市不在少数。比如1570年坚田町曾以町人牺牲上千的代价，消灭了织田信长的五百名士兵。但第二年织田信长再次发兵，血洗了坚田。天正元年（1573年），织田信长将支持将军足利义昭的京都上京地区的六千余户商户全部焚毁，下京也因此完全屈服，京都的自治成为历史。
就这样，日本各地的自治城市的权力，随着统一战争的进行，陆续被取消了。在亚洲历史上的唯一一次自治社会的萌芽被织田信长和后来的丰臣秀吉扼杀，在日本战国历史后期集权与自治这两个倾向的斗争中，集权毫无意外地取得了胜利。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
如早些时候在西方类似的环境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削弱日本的封建制度。如果这一趋向无间断地继续发展下去，日本很可能步西欧之后尘，发展成为近代拥有海外帝国的、统一的民族国。但是，日本未能如此，而是撤回到与外界隔离的境地之中。
成于奇崛，也毁于奇崛。1582年，就在全国统一已指日可待，织田信长要成为新的幕府将军的前夕，意外地在京都本能寺被部下袭击身亡。
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本能寺之变”。
1582年6月20日，信长入住本能寺，准备来日出征不服的大名。他没有想到，他最信任的先锋官会在当天晚上叛变。
“本能寺之变”的直接原因，是他帐下大将明智光秀的野心。说起织田手下晋升最快的将军，人们总会想起丰臣秀吉。但实际上，明智光秀比秀吉晋升得还要迅速。出身于普通武士的他投入信长麾下十余年后，已经成为织田手下第一员大将。然而越接近权力中心，他的野心就越炽热。就在这次出兵前夕，他发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摆在了自己面前：此时信长与儿子同时住在京都，而其他部下都远离京都。如果此时杀掉信长，他就可以取而代之，通过又一次“下克上”成为日本最高统治者。
因此，入夜之后，明智光秀对部下发布命令说，“敌人就在本能寺！”
，率兵向本能寺进发。
6月21日凌晨，沉睡中的本能寺周围突然响起火绳枪的轰鸣声。惊醒后的信长亲自上阵抵抗。《信长公记》说：“信长公取弓放箭，仅仅放了两三发之后，弓弦崩断；再以长枪应战，结果肘部为敌长枪所伤。”
信长退回寺中，不久，本能寺突然浓烟滚滚，陷入火海。织田信长在吩咐手下侍女们尽力逃生后，切腹自尽，终年49岁。
本能寺之变看起来是一次由部下野心引发的偶然事件，但从更大的历史尺度来看，织田信长残忍的性格和过于离经叛道的做法，已经在统治阶级内部为自己积累了巨大的反弹力量。他迷信暴力，相信暴力可以解决一切，不光对一向宗的民众残忍，对贵族们也同样残酷。他在攻打叛变者荒木村重的过程中，为了刺激城内的村重，对村重的妻子儿女仆从实行集体屠杀，手段令人发指。弗洛伊斯的《日本史》记载：“他首先将一百二十名地位较高的女人绑在十字柱上刺死，第二次的处刑是对完全无罪的人处以残酷的屠杀，其残暴前所未闻。第三次处刑更加恐怖，毫无人道：他将五百一十四名民众分别关在四间平房，其中有一百八十人是妇女；他收集大量的木材，放火将他们活活烧死。那些男女发出悲惨恐惧的喊叫声。”
因为过于嗜杀，他被称为“第六天魔王”。
同时，作为日本政界的“北野武”，信长的许多做法都过于脱离日本传统。比如为了打击佛教，他居然支持天主教，进而又宣称自己是唯一的神。“声称世上别无神明，也无造物主，自己是地上唯一值得崇拜之物，要求家臣只能崇拜信长，不得崇拜其他偶像。”这些做法虽然无人敢于公开反对，却早已经在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了一条条深刻的裂痕。物极必反，在击败一个又一个强敌后，他死在了自己部下手里。
信长死后，日本的统一大业为部将丰臣秀吉（1536年—1598年）所继承。他率军迅速镇压了反叛的光秀，继续领导信长的集团，“丰臣秀吉立即为他的主人的死报了仇，然后开始痛击残余大名，直到他们归顺”。
因为万历朝鲜之役，丰臣秀吉在中国的知名度比信长还大。和信长一样，他也是一个充满个性的传奇人物。
如果没有天下大乱的背景，丰臣秀吉不可能脱颖而出。他是日本历史上出身最低贱的统治者，出生在社会最底层的一个农民家庭，“极贫贱”。因为家庭贫困，自幼营养不良，瘦小枯干，被人称为“猴子”“秃鼠”。葡萄牙传教士弗洛伊斯记载，这个人“身材矮小，容貌丑陋，右手有六只手指”。
父亲早死，母亲改嫁，继父性情粗暴，动不动对他拳脚相加，因此，秀吉少年时期即离家出走，在尾张等地给人当仆人。如果是在以前，像秀吉这样出身的人是不可能爬上高位的，但是动荡的时代给了他机会。在战国时代的步兵革命中，大量农民得以加入军队，获得低级武士身份，秀吉也因此才得以改变命运。他以“足轻”的身份成了织田信长家打杂的仆役，在战场上负责给织田提武器，居然受到织田信长的赏识，地位不断提升，直至成为大名。
他的性格和织田有很多相似之处：强悍、精明、自负、张扬。
1590年，朝鲜派遣使臣前往日本祝贺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申炅在《再造藩邦志》中这样记载朝鲜使臣对他的第一印象：
秀吉容貌矮陋，而色黧黑，无异表，但觉目光闪闪射人。
又矮又丑，皮肤黝黑，表示他曾经长期在风吹日晒下为生计而奔波。唯一像英雄人物的，是他的眼睛，目光如电，闪闪射人。
这位从最底层奋斗出来的日本的新统治者不喜欢搞形式主义，朝鲜使臣记载他的欢迎仪式说：
南向地坐，设三重席。……不设宴，且前置一桌子，中有熟饼一器，以瓦瓯行酒，酒亦浊，其礼极简，亦数巡而罢，无拜揖酬酢之节矣。
接待使者礼仪简略，一盘熟饼，瓦杯浊酒。日本社会本来是以礼仪繁复著称，到了秀吉这儿一概省去。这还不是令朝鲜人最意外的。更为惊人的情节接下来才出现：
有顷，秀吉忽入内，在席者皆不动，俄而有人，便服抱小儿从内出，徘徊堂中，视之乃秀吉也，坐中俯伏而已。已而出临楹外，招我国乐工，盛奏众乐而听之。小儿遗溺衣上，秀吉笑呼侍者，一女倭应声走出授其儿。秀吉于坐中更衣，傍若无人，肆意自恣。
数巡之后，穿着官服的秀吉突然离席，走入内室。过一会，有一个人穿着便服，抱着一个婴儿从里面走出来，一边哄着孩子，一边在席上走来走去。使者仔细一看，居然是丰臣秀吉。
接着，丰臣打开门，招呼朝鲜使臣带来的乐队，让他们奏乐，给这个婴儿听，希望博小儿一笑。可惜小孩不懂欣赏音乐，一边听一边在秀吉的衣服上尿了一大泡。秀吉大笑，叫侍女出来接过孩子，拿来干净衣服，就当着大家面更换，旁若无人。这种脱略作风和放恣态度，叫朝鲜使臣一时不知应该做何反应。
就是这样一个不在乎任何传统的人，继承了信长的霸气，继续大刀阔斧地对日本社会进行改造。
丰臣秀吉在军事上的重大变革是全面推行“兵农分离”制度。
步兵革命之后，大量农民加入军队。但是战国前期大名们的军队专业化很差，动员能力很低。因为当时农民和士兵的身份是混合在一起的，一有战事，农民拿起刀枪入伍成为士兵，没有战事，“足轻”就回到家里继续拿起锄头当农民。这是战国时代战争只能选择在农闲时进行的主要原因。然而，火绳枪的普及对军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半农半兵导致士兵不能专心训练，以致宇喜多能家竟能用七十骑突破几千农兵。再加上当时交通条件不行，战事如果突然来临，很难一下子动员起大量的军队。
因此，织田信长曾试图切断士兵跟土地的联系。织田信长让一部分成为武士的农民迁到自己城堡边上（城下町）生活，不必再回乡从事农业，自己给他们提供俸禄。丰臣秀吉则把这一做法扩大化，变成“兵农分离”制度，让“足轻”彻底脱离农业生产，成为专业的军人，由此拥有了一支更稳定、更专业化的军事力量，最终雄霸天下。
1590年，秀吉完成了全国的统一，甚至后来北海道南部地区也头一次正式划归日本版图。
在最终实现统一这个意义上，丰臣秀吉比信长更可以称得上日本的“秦始皇”，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强悍而自负的丰臣秀吉也采取了很多与秦始皇非常相似的举措。
从1583年起，秀吉兴建大阪城，让那些不可靠的大名和家人移居大阪，以便控制。这一做法和秦始皇迁六国贵族后代于咸阳类似。
和秦始皇收天下武器铸金人十二类似，1588年，丰臣秀吉借口铸造大佛需用钉锯，发出《刀狩令》，没收民间所有的“长刀、腰刀、弓箭、长枪、步枪及其他武器”
，以杜绝各地发生武装抗争，并且强化“兵农分离”制度。
和秦始皇一样，丰臣统一了度量衡制。他废除了全国的关卡，整顿交通，修补道路，架设桥梁，这与秦始皇修驰道的目的相似。
可与秦始皇焚书坑儒相比的则是丰臣的天主教政策。1549年，西班牙的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来到日本，标志着天主教在日本传播的开始。传教士们的工作一开始卓有成效，天主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教，受到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广泛欢迎，有些大名甚至也接受了洗礼。但是丰臣认为这个宗教动摇了日本的传统秩序，威胁他的集权努力，因此宣布禁止天主教在日本传播。1596年，一艘西班牙船只漂流到日本海岸，秀吉把传教士和日本信徒26人在长崎处死，这一事件成为日本镇压天主教的开端。
在丰臣秀吉的政治遗产中，影响最深的是“太阁检地”。
如前所述，在战国改革中，诸侯纷纷清查土地，清理复杂的土地关系。
但是各地检地的标准不一，深入程度也不同。在统一全国后，丰臣在全国统一开展“太阁检地”。丰臣秀吉的手段非常强硬，他明确指示：“不管是城主、土豪还是百姓，凡敢反抗检地者，全部杀掉，即使整个一乡或两乡也当如此。”通过检地，他掌握了全国的土地情况，将日本全部土地分成上、中、下和下下四个等级，按不同等级收取不同石数的“年贡”也就是赋税。
这样，日本耕地的统计标准不再是面积，而变成了“石”。他自己留下200万石作为直辖地，其他分给天下大名。
秦代为了让民众原子化，强迫老百姓分家，规定“不得族居”，“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父子兄弟同室共息者为禁”，就是说姓一个姓的不能住在一个地方，家里有两个成年男人就必须分成两家，父子或者兄弟俩不能住在同一个房间。丰臣秀吉也规定“农民父子和亲属，每户不得居住两个家族，应分别立户”，目的同样是把大家族分成独立小农户。
唯一和秦始皇不一样的，是丰臣秀吉没有建立大一统郡县制度。这是日本传统的军事和政治结构决定的：统一天下的军队并不全是丰臣自己所有，而是各地势力联合的结果。
历史学家提出了疑问：为什么秀吉不延长他的统一行动以消灭大名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名实相副的君主呢？这问题的答案必须从统一的过程说起。从一开始，争夺日本霸权的力量就是大名组成的、封建的松散联盟。每一次这种联合的扩张之后，都是把得到的地盘分给首领和他封赏的臣下。……信长、秀吉和以后的德川，都是一步步地登上霸主宝座的——从小大名到大大名，再从大大名升为大名集团的首领。即使秀吉在他权势最盛时，也不可能不动用一些他联盟以外的力量去消灭敌对的大名。他和他的继承人都没有足够的力量。
除了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这两次改革输入外来体制之外，日本政治的传统一直是霸主领导下的贵族“联盟制”，这一深厚的历史传统，即使雄强如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也无法突破。
在丰臣秀吉一生中，与中国有关的事主要有两件。第一件是他终结了“倭寇”（发布海盗禁止令），第二件是发动了壬辰朝鲜战争。为了叙述方便，我将在下一编当中讲述这些内容，这一编接下来继续讲述丰臣秀吉之后的江户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