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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效果显著，成就辉煌，但大化改新的成功并没有持续太久。真正的大一统郡县时代在日本历史上不过存在了百余年。在那之后，就崩溃了。
大化改新失败的最主要标志，是班田制的失败。我们上一章讲过，日本的班田制度是从692年才真正开始的。班田制在实施之初还算顺利，在班田制实施的最初50年里，基本上是按照六年班田一次的规律正常进行的。但是，从奈良时代后期起，班田制的施行就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据史料记载，桓武天皇延历十九年（800年）实施了最后一次全国规模的班田，此后班田事务改由各国国司负责。从此，班田制的实施便流于形式，有形无实。
班田制失效，土地又回到了官员和贵族手里，他们占有了大量土地，建立起一座又一座庄园，并且世代传承。日本进入到庄园林立的封建时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权力被贵族们占有了，天皇也再一次被架空，858年开始，日本进入“摄关政治”时代，也就是说，所有权力被“摄政”大臣和“关白”大臣拿去。
因此，大化改新引进的外来体制在日本成功运行了不过百余年就崩溃了，经过剧烈的“全盘中化”之后，日本慢慢滑回到原有的旧轨道：“公田”再次变回“私田”。老百姓由“公民”再次变回为“私民”。皇权再度只剩下一个空架子。日本社会的固有特点——架空皇权、贵族政治，又全面回潮。
日本走回到自己的老路，并且没再回头。
因此，从整个日本历史来看，大化改新的全面“中国化”，只是日本漫长历史中一个小小的插曲，是日本历史之旅中的一次短暂脱轨。日本历史轨迹因此显得与汉字文化圈的其他几个国家——中国、朝鲜和越南——非常不同。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终主要遗留在了文字、文学、服装、建筑、科技等表层文化、物质文化方面。
那么，为什么如此努力而热诚的学习，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呢？
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来复习一下中国历史。因为中国从东汉到魏晋，曾经出现过一次从中央集权制滑向庄园制的过程。这一过程与日本大化改新失败后的历史，从历史现象到背后的动机，几乎一模一样。
虽然早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就建立了大一统郡县制度，但这一制度运转到东汉末年，渐渐失效，大量民众从政府的控制下逃离，进入豪强大族的庄园，中国随之进入三国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时代”。之所以如此，背后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秦汉时代没能解决官员选拔机制问题。
中国的科举制是隋代发明的，在此以前，汉代选拔人才实行的是荐举制。什么叫荐举制呢？就是让地方官把地方上的人才举荐给朝廷。推荐什么样的人才呢？主要是有德行的人，所以叫“举孝廉”，也就是孝顺和不贪财的人。但是“德行”这个标准弹性极大，“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官员们在“察举”人才时，肯定要举荐自己熟悉的人，只选拔自己小圈子里的人，甚至是互相举荐亲人。这样一来，官位实际上就被社会上层的家庭垄断了，形成了一种变相的世袭。各大家族世代为官，几百年兴旺不衰，势力越来越大。
第二个原因，是中央集权制的王朝无法抑制加税的冲动。
在秦始皇以前，中国处于封建时代，地方贵族和百姓处于一个有机的整体当中，因此贵族对百姓的剥削有一定限制。大一统集权制度之所以创立，初衷就是要提高汲取能力来办大事。因此集权制下的地方官是流官，他们只须对上负责，不必管百姓死活，多重的负担都能向百姓强压下去，什么样的严刑峻法都能执行，国家税收能力由此大大增强。所以汉代人才说，秦朝的税收和劳役压力，是前代的二三十倍。也正是因此，中国历史在秦朝之后就陷入一个无法跳出的怪圈，那就是王朝建立不久之后，就会因为兴建大型工程或者皇室的奢侈享受及官僚体系的膨胀而不断加税，到了王朝中后期，税赋往往会沉重到老百姓放弃土地，开始逃亡的程度。
逃到哪里去呢？逃到有免税免役特权的官员那里去。中国大部分王朝都规定，官员的家庭可以不交税，他的家庭成员甚至他的仆役们也不用去服劳役。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官员的“家庭”。很多人甚至会主动把自己的土地，“投献”给官员们，成为官员的“徒附”。因为交给他们的田租，要少于交给官府的赋役。打个比方，如果你归官府管，你可能要上交你劳动所得的一半。但是你要是投奔官员家族，你也许只交四分之一就行了。
这两个因素一结合，也就是政治权力世袭和土地集中机制结合，政治资源和物质财富都稳定地集中于大家族，世家大族就形成了。
老百姓就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慢慢转到地方大族的控制之下。到了东汉后期，世族的田庄遍布各地，“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到了三国时代，根据王育民的判断，政府直接控制的编户齐民人口767万，而地方豪强势族（士族）控制的人口多达1534万，就是说，归豪强控制的人口，比国家控制的多了一倍。
这样一来，大一统皇权失效了，“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力量，地主经济就很容易退化到庄园制经济”。各地庄园势力急剧膨胀，甚至发展到“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类似领主的状态。东晋士族庄园遍布江左，他们“势利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为市”。势力大得如同小国君主，财力强过朝廷，仆人可以组成军队，关上寨门就成了集市。中国从郡县制退化到了半封建制。
经过漫长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分裂，中国的集权制度到隋唐再一次重建。第二次建立的集权制度之所以能稳固下来，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从隋唐开始，中国实行科举制，初步解决了官员世袭或者变相世袭（比如魏晋门阀制度下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就是一种变相世袭）问题。
日本也出现了几乎相同的情况。
在向唐朝全方位学习的过程中，日本当然注意到了中国的科举制，也明白科举制在促进社会流动性方面的重要作用。向中国学习的东亚文化圈其他国家，比如朝鲜和越南，也都仿照中国，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科举制。
但日本并没有引进中国的科举制。
大化改新具有多个侧面。“照抄”只是这次著名改革的侧面之一，虽然这个侧面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其实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大化改新还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侧面，那就是“创造性吸收”。所以他们在“照抄”中国的同时，将中国的“均田”改为“班田”，在地方层级上保留“国”，这都是有意识的取舍。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想全盘照搬，而是考虑到了自身特点。
日本的贵族制度源远流长，等级意识深入人心。有史以来，日本的社会一直是分层的，上层和下层之间是不流动的，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区隔一直远如天地。要在日本建立一个中国式的“平等”的社会，难度极大。大化改新的核心目标虽然是打击贵族制度，但是改新的过程中实际仍然是由贵族主导，并受到官僚贵族集团严重牵制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式的科举制度被抛弃。
当然，从表面上看，日本人引进了科举制。他们模仿中国，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大学、国学等各级学校。然后，也定期在学校中举行“贡举考试”。
考试也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科，规则、题目、录取的标准，几乎完全抄自唐朝。
然而在相似的表面之下，日本人偷梁换柱，进行了充分的“日本化”改造。首先，进入各级学校学习的人，必须是贵族官僚子弟，平民百姓的孩子没有资格。其次，贡举考试只在学校中举行，这也就意味着对平民百姓的孩子关上了大门。
因此，日本式科举与中国科举完全不同，它变成了贵族小圈子的游戏，完全背离了中国科举使“万民平等”的初衷。而且在实行所谓“贡举制”之后，日本的官位选拔仍然主要通过“荫位制”来进行。通过贡举考试入仕的人只能担任级别很低的小官，很难升迁，而高官的子孙可以根据父亲的官阶自动得到相应的官位，根本不必寒窗苦读。所以贵族子弟也没有进入学校学习的积极性。
据《类聚符宣抄》记载，从庆云年间（704年—707年）到承平年间（931年—938年）这二百三十多年中，通过贡举考试考取秀才的人仅有六十五人，平均几年才录取一个人，对日本政治几乎没起任何作用。到1177年，一场大火烧毁了大学寮，日本人没有兴趣重建这个纯粹的摆设，“贡举”遂彻底退出日本历史舞台。
没有引进科举制，大化改新的结果自然演变成了一批新贵族取代了旧贵族。
大化改新之后，虽然由贵族世袭制改成了中央任命的官僚制，朝廷标榜“唯序当年之劳，不本天降之绩”，只考虑当下的功劳，不管你的祖先是哪路神仙，任命了一大批新的官员，但事实上，绝大部分新官员仍然出自旧贵族家族，646年成立的大化改新政府中的最高级别官员，即左大臣、右大臣、内大臣，全部由皇族、苏我氏、中臣氏家族中的重要人物担任。
大化改新之后，由于没有平民入仕的机制，八省百官制的各个机构中的长官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皇族、苏我氏、中臣氏、纪氏家族的成员。684年，朝廷甚至制定“八色之姓”，规定官吏的选拔首先要看姓氏的尊贵程度。奈良时代74年间继任和升迁至三位以上位阶的122人全部是皇族和大贵族出身，这种情况显然与唐代不同，而近乎魏晋的九品中正制。
日本的班田制改革，实际上也没有真正动摇贵族对土地的占有。按规定，改革后原来的贵族和官员要交出自己的土地和人口，再按官位的高低，由国家班给土地，同时还赐予一定人口来耕种土地，死后由国家收回。但事实上，仔细分析资料，我们发现，日本的户籍编订工作存在很多漏洞，事实上，“掌诸国户口名籍”的民部省在八省中是专司职员最少的一个，根本无法应付庞大繁杂的户口统计工作，所以日本学习中国的百余年中，居然没有留下一次详细的官方人口统计数字。
这也就意味着，贵族和官员不可能交出自己手中的全部人口和土地，仍然有大量的隐匿。
和中国不一样的另一点是，日本官员即使退职，位阶仍然保留，享有的各种待遇和地位也不会改变。在国家对他们班授了新的土地后，因为官僚集团的自我保护本能，“政府对这些人在离职后仍然占有应该交回的土地的情况置若罔闻，使大量土地重新又变成了私田”
，官员们还通常利用掌管班田特权，大量侵占公田。这样，新官员实际上又演变成了新贵族。
因此在大化改新后，传统的贵族虽然变成了中央集权机器中的一个官僚，但如果仔细考察，你就很容易发现，日本高级官员的生活方式，和改新之前的贵族，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1986年秋，日本考古学家在著名古代政治家长屋王的宅邸遗址中挖掘出土了约3.5万件木简。长屋王是奈良时代的高官，
也是2020年流传中国的名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作者，约生于684年，卒于729年。也就是说，他是“唐制”运转比较良好的律令时代的官员。从这些木简的文字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日本高官的生活方式与中国唐朝官员截然不同。
律令时代日本高官的家中仍然保持着贵族时代就有的庞大的家政机关，有数量巨大的属民给他们服务。长屋王家中家政机关的核心部门是“长屋王家令所”，相当于朝廷中的宰相机构，主管长屋王家的家政，在此处工作的“政人”“司人”至少一百人。在“家令所”下，设了大量的“司”和“所”，负责各项事务。比如相当于人事部的账内所，主管经济的税司、御田司、御园司，负责佛教事务的书法所、佛造司、齐会司，管理衣食住行的主殿司、岛造所、机立司、大炊司、膳司、菜司、酒司、水取司、冰司、缝殿、染司、绵作司，负责手工业制造的工司、鞍具作司、铸物所、镂盘所、铜造所等。其他还有负责为长屋王家族养宠物的马司、犬司、鹤司。
参考其他资料，这些司和所，每处应该都有二三十人工作。也就是说，长屋王家中的这个家政机关的规模是一千人左右。“长屋王家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活脱脱一个小朝廷。”
中国的先秦时期，各个贵族也都拥有自己的家政机关和家臣系统，这在中国史书中记载得很清楚。但是秦始皇建立起皇帝制度之后，这套家臣系统就被取消了。皇帝一个人高高在上，其他所有官员，都沦为“替皇帝打工”，只领薪俸，不再有庞大的属地和属民。因此即使在宰相府中，也不可能拥有这么多的“家臣”。而日本官员在表面上的“全盘唐化”之后却可以继续拥有这样庞大的家政机关，仍然延续着过去的大贵族式生活，由此可见日本律令官制的原始性，也说明了传统力量的强大。
不仅大臣们很快恢复了大化改新前的生活方式，甚至经过了大化改新，天皇个人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我们讲过，大化改新的一个重点，就是模仿中国的三省六部制，建立了八省百官制。但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建立三省六部制，而非要改成八省百官呢？这就体现了日本对中国制度的“创造性转化”，以求和自己传统有机融合。之所以要建立“八省”，一方面是因为“八”是日本的圣数，日本传统上一直有“大八州”的说法。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日本在中国的六部之外，还需要加入日本本身已经有的几个机构。
我们前面讲过，日本的八省中有五个省即式部省、民部省、治部省、兵部省、刑部省，相当于中国的六部。除了这五个省，日本又多了三个省，即大藏省、宫内省和中务省。
为什么要多设这三个省呢？因为这三个省是从天皇原有的家政机关演变来的。大藏省负责管理政府收支以及天皇日用品的制造。这个省源于日本固有的“藏部”，“藏部”原本就主管皇室物资的出纳及记录。宫内省负责管理皇室的私房钱和地方敬献的各种贡品，以及皇宫内的门卫、厨房、保洁等具体工作，宫内省的几个部门，在大化改新之前就一直存在，改革不过是把它们统合到一起，成立一个省。中务省代天皇拟稿写文告，相当于秘书处。这个省来源于天皇部民中原有的“史部”，这个部原本就是从事文案工作。
因此，在大化改新之前，作为最大贵族的天皇家族，拥有一套比一般贵族规模更大但内容相似的家政机关。在改新之中，这套家政机关改头换面，完整地保留在了新的机构当中。
我们可以大致把这八个省分成内外两个部分。前五个省，即相当于中国六部的部分，是“外部”的，处理宫外的事务。后三个省，则是“内部”的，直接为天皇个人及家族服务。在八省之中，内外并不平衡：前五个省机构很简单，而后三个省规模非常庞大。前五省加起来，才十四个部门。而后三个省一共是三十二个部门。这三十二个部门，和长屋王家的家政机构中的那些部门，从名称到内容都非常相似。据《职员令》，天皇的中务省有左大舍人寮、右大舍人寮，这相当于长屋王家的账内司。天皇有图书寮、内藏寮、缝殿寮、阴阳寮、画工司、内药司、内礼司，相当于长屋王家中的书法所、画师、缝殿、药师处等部门。宫内省管辖的大膳职、木工寮、大炊寮、主殿寮、典药寮、正亲司、内膳司、造酒司、锻冶司、官奴司、园池司、土工司、采女司、主水司、主油司、内扫部司、筥陶司、内染司，也与长屋王家的膳司、机立司、大炊司、主殿司、药师处、酒司、锻冶、奴婢、捣造所、工司、主水司、扫守、辘轳师、染司等几乎一一对应。大藏省管辖的典铸司、扫部司、漆部司、缝部司、织部司这五司，也与长屋王家的铸物所、扫守、缝殿、染司等部门相符。
更能体现“内重外轻”的，是人员分配上，前五个省的人员只占全体官员的四分之一左右，而后三个省却占四分之三。“中央各省的6000名官员中，有4000多人直接或间接打理皇宫的事务。例如，宫内省官员1296人。民部省仅305人，兵部省更少，仅有198人。”
这和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中国，直接为皇帝服务的部门和人员在国家机构中只占一小部分，而日本完全颠倒过来了。
所以八省百官制其实是在天皇旧有的家政机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只不过套上了中国式的外套。大化改新后的天皇的朝廷结构表面上模仿中国的三省六部制，但骨子里其实仍然是过去贵族家中的家政机关。
因此虽然经过多年的竭尽全力的“山寨”工作，日本社会表面上成为唐朝的翻版，但事实上，如果你深入观察日本社会结构的机理，你会发现，日本只变了一半，甚至准确地说，是一小半。
我们讲过，日本原来是“以族制立国”。各个家族世袭一种专业，为朝廷服务。大化改新之初，各级官员确实经由中央重新任命，但是在那之后不久，由于官员的官位可以以荫位制的方式变相传承给儿子，因此官僚制度慢慢返回到贵族世袭状态。新贵族继续以“家”为单位被纳入国家的统治机构，世袭地担任一定官职，形成“官职家业化”的局面。
比如贵族菅原氏，原来是以学者身份为朝廷服务，这个家族最著名的人物菅原道真，被后世奉为“学问神”，他的子孙也世世代代担任天皇的文学侍从之臣。中原氏则包揽了“大外记”（秘书局）的职务，这个家族的“局务家”一职，从平安时代一直持续到江户时代，也就是说，从8世纪一直干到17世纪。甚至连遣唐使团主要官员的任命也有世袭化的倾向，以至多治比氏被称作“遣唐使世家”，在历次遣唐使团中连续出任要职。
在世袭权力的家族中，最大的一个当然是大化改新中的核心人物、“参谋长”中臣镰足的家族。中臣因为位居改革第一功臣，被赐姓藤原，他的家族由此成为日本第一政治家族，一直参与最高政治，到了平安时代，藤原氏干脆建立起摄关体制，独揽朝政。有人统计过，从10世纪初期到12世纪末，在总计395名公卿中，出自藤原氏家族的有265人，占67%。这和中国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下的变相世袭非常相似。
因此，中国从汉代演变到魏晋的第一个动因——官位被上层社会垄断并变相世袭，日本已经完全具备。
中国从郡县制演变成庄园制的第二个动因——中央集权制下的中央政府无法抑制加税冲动，导致赋税不断加重，也同样出现在日本。
大化改新的各种措施，虽然进行得并不彻底，但是班田制的实施，毕竟让天皇掌握了比以前多得多的农民，收入更是与以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也集中力量办了很多大事。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天皇还建设了好几座首都。除了大兴土木效仿长安兴建了平城京之外，646年，天皇又营造了奈良南部的飞鸟群宫。白江村战役后，日本因为担心唐朝军队攻入日本，又迁都近江。没过几年，又因为迁都后多有灾变，又建新京平安京。不长的一段时间，数座崭新的都城出现在日本列岛。
然而，也正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冲动动摇了刚刚建立起来的脆弱的“律令体制”。首都建来建去，“营造未已，黎民或弊”，给民众带来极为沉重的负担。大臣清行进谏说：“桓武天皇迁都长冈，制作既毕，更营上都，再造大极殿，新构丰乐院；又其宫殿楼阁，百官曹厅，亲王公主之第宅，后妃嫔御之宫馆，皆究土木之功，尽赋调庸之用。于是天下之费，五分而三。”
也就是说，天皇迁都到长冈，首都还没有完全建好，又开始营建上都，又建造大极殿，修建丰乐院；此外，还要修百官和贵族的宅第。这样不停地大兴土木，消耗了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三。
为了兴建各种大的项目，养活庞大的宫廷，供应复杂的新式官僚系统，日本政府只能遵循中国大一统政治的治理逻辑，不断向农民增加税收。农民的负担比封建制时期大大加重。“风化渐薄，法令滋彰，赋敛年增，徭役代倍。”
著名歌人山上忆良的《贫穷问答歌》这样描写农民的凄苦处境：“灶中冷落无烟火，锅里蜘蛛织网罗。久矣绝粮忘爨炊，老幼嗷嗷如众雀。”然而国家税收不能减免，“村吏执鞭立门前，声色俱厉狂呼喝”。连天皇都不能不承认农民的痛苦。757年（天平宝字元年）孝谦天皇在诏敕中说，各地进奉赋税的农民，“事毕归乡，路远粮绝。又行旅病人，辛苦横毙”。
因此，和中国历代王朝中后期一样，日本的广大农民由于不堪重负纷纷扔下土地当起了盲流，“天下百姓，多背本贯，流宕他乡，规避课役”。逃到哪里呢，逃亡到高官贵族和寺庙当中，因为高官贵族和寺庙都有免税的特权。“拥有耕地的农民的捐税负担增加；于是这些农民……将自己连同土地一起交托给拥有采邑的贵族。这样，他们可以免税，并得到保护，但却因此变成农奴。”
“从9世纪起，小规模的土地所有者往往把自己的土地寄附在上述贵族和寺院名下，他们认为在免税的庄园里做一个农奴，要比在贪婪的国司和郡司的剥削下做一个自由民好得多。”
这一点和中国魏晋时期庄园的形成机制几乎一模一样。
这样一来，朝廷掌握的户口一天比一天减少，大量土地荒芜。“户口月减，田亩日荒。”
717年（养老元年）天皇的诏书说：“率土百姓，浮浪四方，规避课役。”畿内某些村庄逃亡率达百分之二十。神龟三年（726年），山城国爱宕郡云上里和云下里的计册记载，在四百一十三人中，有六十二人逃亡。
日本大臣三善清行在“意见十二条”中汇报说：
臣去宽平五年（893年）任备中介，彼国下道郡有迩磨乡，爰见彼国风土记，皇极（齐明）天皇六年（660年）……天皇下诏，试征此乡军士，即得胜兵二万人。……而天平神护年中（765年—767年），右大臣吉备朝臣，以兼本郡大领，试计此乡户口，才有课丁千九百余人。贞观初，故民部卿藤原保则朝臣为彼国介时……阅其课丁，有七十余人。清行到任，又阅此乡户口，有老丁二人、正丁四人、中男三人。去延喜十一年（911年），彼国介藤原公利任满归都，清行问迩磨乡户口，当今几行（何），公利答曰：“无有一人。”……以一乡而推之，天下虚耗，指掌可知。
也就是说，迩磨乡在660年有数万人，765年左右只有1900多人交纳赋税了。到了911年，一个人也没有了。
庄园的崛起意味着皇权的衰落。当然，天皇也不傻，不断地试图派地方官员，比如国司、检田使、征税使进入庄园检查工作，调查各地庄园到底非法收纳了多少人口和土地，庄园主则千方百计不让他们进去。
中国东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为了抵抗政府来追查逃亡人口，中国的大田庄往往建立起了自己的武装
，东汉墓葬普遍出土的陶制庄宅模型，许多都有碉楼高墙等防卫设施，“警设守备”，成为地方武装集团。东汉末年，有的豪族武装甚至“阻兵守界”，拒绝郡级机关委派的地方官员入境。
在日本，同样的过程也出现了，实力越来越强的庄园主越来越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一些比较有实力的庄园主甚至组织武装力量，组成庄园治安联防队，以便武装抗税。这些联防队员，后来就变成了武士，他们的组织则被称为武士团。因此，武士制度是在庄园制的副产品，没有庄园制经济，也就不会有日本武士。
大多数武士来自当地富裕的家庭——郡司、乡司、庄园庄官、地方贵族，以及与他们相联系的武装家族。他们最初的功能是维护当地治安，在必要的时候也协助收税。但是从很早开始，他们也成了动乱的一部分。从9世纪后半期开始，流传着许多郡司、乡司领导当地武装与国司对抗的故事，而这些对抗大多与税收争端有关。
日本武士团的作用因为地理条件而发挥了比中国庄园武装更大的作用。如前所述，日本缺乏大的平原，约76%属山地丘陵地带，这自然不利于天皇派兵四处讨伐。有了强大的武装力量为后盾，各地贵族就以种种借口不再交税，庄园主获得了统治庄园的一切权力，变为领主。和中国魏晋南北朝一样，庄园里既生产粮食，又生产农副产物，形成自给自足经济。“到12世纪末，（向朝廷）纳税土地只是整个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甚至更少，地方权力被新的农村贵族所接管。”
因此，简要概括大化改新失败之后的日本历史，那就是日本试图从类似中国商周的时代直接跳到隋唐时代，结果因为距离太大，跨越失败，又从隋唐时代退回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古斯塔夫·勒庞说，一个民族一旦形成了自己的禀性，就拥有了强大的遗传力量。“种族的力量具有这样的特点，没有任何要素在从一个民族传播给另一民族时，不会经历深刻的变化。”因此，所谓“全盘×化”，最终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调和。正如同一个人想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但是无论他多么努力，他很难逃脱基因对他的限制。
任何一项政治制度的建立，都需要有自己的基础。中国唐代的中央集权制度，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和调试的过程。它从春秋时代就开始发育，到公元前3世纪由秦始皇确立，又经历了魏晋南北朝贵族制回潮的考验，直到隋唐才真正成熟，并通过宋代的科举制普及彻底稳固下来。而日本试图直接在封建状态下，也就是商周体制下，跨越千年，直接建立专制制度，失败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