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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632年起，日本赴中国的留学生陆续开始回国。他们在中国留学二三十年，自认为已经全面“文明化”，回到“落后”的日本，看哪里都不顺眼。特别是苏我氏的骄横跋扈登峰造极，“君不君”“臣不臣”的状况已经发展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苏我氏以只有国君才有资格用的“八侑之舞”庆祝自己祖庙的落成，这正是孔子痛骂过的“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行径。苏我入鹿还称苏我氏邸宅为“宫门”，以举国之力仿照国君的规格为自己营造巨大陵墓，就差直接推翻天皇家族取而代之。一场巨大的政治动荡随时都可能到来，政治高层人心惶惶。
因此，皇族中的中坚人物中大兄皇子，和贵族的“激进派”中臣镰足联起手来，成为反苏我氏的政治集团中的核心。他们以回国留学生为智囊团，制订了一个周密的政变计划。
645年6月12日，皇宫当中正在举行天皇接见来自朝鲜半岛的使节的仪式，这样重大的外交场合，当时的执政大臣苏我入鹿自然要参加。就在仪式进行到关键时刻，也就是使臣宣读表文之时，中大兄皇子率领一批武士持剑冲入大殿，毫无防备的苏我入鹿被乱剑刺死。
接着，政变集团又杀向苏我家，苏我入鹿的父亲苏我虾夷也死于非命。
新的天皇被拥立，新的统治集团建立起来，他们模仿中国建立年号制度，定下的第一个年号为“大化”。大化的意思，就是推动日本全面中国化，或者说，文明化。
大化改新开始了，改新的核心目标当然是提高天皇的权势。新的统治集团发誓要捍卫天皇独一无二的地位。他们发表文告说：
天覆地载，帝道唯一，而末代浇薄，君臣失序，皇天假手于我，诛殄暴逆，今共沥心血，而自今以后，君无二政，臣无贰朝，若贰此盟，天灾地妖，鬼殊人伐，皎如日月也。
意思很简单，以前君臣之道不明，天皇失去了权力。如今我们成功诛灭了逆贼，从今以后，天皇就是唯一的权威，绝不允许苏我氏这样的权臣再次出现。
如果您仅读过历史科教书，或者一些基本的历史读物，那么我相信您头脑中的大化改新图景应该是这样的：
大化二年（646年）正月初一，孝德天皇颁布了关于改革的顶层设计书《改新之诏》，日本按照这道诏书的规划，正式开始了全面改革。
在政治上，废除了传统的世袭氏姓贵族制度，建立中央集权官僚制度。仿效唐朝的三省六部制，设立八省百官制
。八省中有五个省对应的是中国的六部，官员都由天皇任命。
在地方上，效仿中国的州县制，把全国划分为六十六“国”，每一“国”由中央委派一名“国司”进行管理，即把主要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国下面再设郡和里，形成国、郡、里三级行政区划。
在经济上，日本原来的土地，都是归贵族所有的，老百姓也分别是被天皇和贵族们占有的“部民”。朝廷宣布，学习唐朝的均田制，一夜之间，将土地全部收归国有，变“私田”为“公田”。百姓也归国有，由归贵族所有的“部民”，变成“公民”。土地向全国的农民平均分配，人人有份。
然后通过复杂的税收体制租庸调制，把分散在原来各贵族家族的财富，集中到天皇一家，“使天照系成为强有力的君主，拥有对日本列岛人民和资源的无上且直接的控制权”。
这道诏书被从上而下全面落实，日本很快实现了大变全变，焕然一新，从一个封建贵族国家一下子变成了中央集权国家，从“商周”一下子跃进到“隋唐”，“全盘中化”，进入“律令制时代”，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但真实的历史不可能这样小葱拌豆腐似的一清二白。事实上，大化改新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而且取得的成果也并不如大家想象中那么全面彻底。
首先，日本历史上有没有过这样一道完整清晰的“改新之诏”，是有争议的。虽然《日本书纪》第二十五卷花了很大的篇幅，记载了这道长篇诏书。但是细考其文字，有些内容是不可能在646年出现的，比如大化年间还没有“郡”和“郡司”，只有与之相当的“评”和“评造”。甚至虽然《日本书纪》明确记载新政权创立了“大化”年号，但是考古发现的大宝元年（701年）以前的木简，其所记的纪年都为干支记法，并没有出现过“大化”二字。
因此，学者一般认为，现存的所谓“改新之诏”应该是8世纪才最终由史学家润色形成的，是对大化元年以来几十年内的改革措施的一个系统总结。在大化改新之初，孝德天皇虽然应该发布过动员改革的诏书，但内容不可能对未来做出如此清晰完整的规划。在一个传统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国家，要设计并转运一套全新而庞大的系统，其困难可想而知。考虑到日本原来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社会承受能力，大化改新是在几十年间一步步逐渐走向目标才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比如改革中最关键的部分，废止部民制，就并非通过天皇一道诏书完成的。《日本书纪》记载的细节是，646年三月，孝德大王曾咨问中大兄：群臣所有的部民是否应该依旧设置？中大兄以奏请文的形式回答：“天无双日，国无二王”，只有大王才能“兼并天下，可使万民”。因此除了按照规定的可以拥有的部分人口外，他把自己的部民524口以及屯仓181处献给朝廷。中大兄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树立了榜样，其他贵族也有人陆续跟进。同年八月，孝德朝廷再一次发布诏令：废止所有隶属王族、有力豪族的部，其部民归为“国家民”。
有意思的是，一千多年后的明治维新，各个大名“奉还版籍”的过程，也与大化改新如出一辙：“萨、长、土、肥”四个藩率先“奉还”，做出表率，然后全国跟进表态，进而形成政策。
大化改新中的绝大多数改革，都不是始自646年，而是以后数年甚至数十年陆续出台的。比如八省百官制的设立，就并非在大化二年，而是到了大化五年即649年才出现雏形。
比官制改革更为复杂的户口和财政体制改革推行得更晚。日本全面建立户籍制度，是在所谓大化改新后的44年，即690年才完成的。而班田制度的真正实行，是大化改新之后的46年，即692年才开始的。虽然日本人早就认识到“籍帐之设，国家之大信”，知道把老百姓编户造籍是建立中央集权的基础，但是大化改新一开始，朝廷实在没有能力来做这件大事。人口普查，建立户籍，需要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成熟的官僚系统。经过漫长的准备，到了690年，持统女帝才第一次真正开始在全国建立户籍，即“庚寅年籍”。
只有建立了户籍系统，才有可能进行班田。因此日本的班田制是从建立户籍后两年即692年开始的。这一年，持统女帝设立了“班田大夫”一职，并首先在大和、河内、摄津、山背“四畿内”实施班田。
大化改新过程中，日本对中国的学习确实是竭尽全力的。
从表面上看，大化改新很多方面是全面照搬中国，比如法律。日本人模仿中国唐朝的《贞观令》《永徽令》等，把大化改新以来发布的诏书编纂整理成法典，称之为《近江令》
。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文武天皇时期，又模仿唐律，编纂《大宝律令》。
赖肖尔说，中国的法典几乎一字不改地被照搬过去。
日本还模仿唐朝的首都长安，营造了新的首都平城京。平城京完全按照长安的规划而建，甚至街道的名字都照抄不误，比如南北大街都叫朱雀大街。和长安一样，城内分为各坊，皇宫设在都城北部。和长安的区别，只在于规模要小得多。唐朝的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座城市，面积约84平方千米，平城京面积约20平方千米，只是唐长安城的四分之一。不过这已经是日本努力能达到的极限了。
说实话，日本人学习中国的时机不是特别恰当，因为当时中国的土地制度和税收体系处于历史上最复杂的时期，学起来很不容易。所谓租庸调制，光弄明白它的名目，就够人费脑筋的。所谓“租”，比较好理解，就是地租，田租，国家给了你地，你一年要给国家交两石粮食。“庸”则要复杂一些。庸这个字，其实就是雇佣的佣，《尔雅》说“庸，劳也”，就是劳动的意思。因此庸是指劳役，每个农民每年要替政府免费干二十天活。“调”则是“调和”的意思，就是从各处拿来不同的东西，调和在一起。具体地说，就是各地的农民除了粮食之外，还要提供当地的农副特产，供给国家使用，比如绢或者布。
日本人努力学习的就是这一制度，规定每一段土地（当时的一段约为一千一百九十平方米）征收二束二把粮食（后减为一束五把，相当于收获量的百分之三十左右）。成年男人每年服劳役十天，每家每年交布二丈六尺，如果不产布，可以交米、盐、棉等。
为了“弯道超车”，获得“后发优势”，日本还试图对中国制度进行改进，弄得比中国还要复杂。比如唐代的均田制只规定农民死后，要把土地交还国家，但是日本的班田法规定每隔六年就要重新给公民分田（班田），以求更公平。这意味着每隔六年就要重新进行一次人口和土地调查。为了做到这一点，日本政府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为了确保赋税征收，政府务必弄清楚人口及其地域分布，因此有必要进行详细的人口和土地登记。令人惊叹的是，均田制在制度完备的中国失败了，却在日本得到了推行。从古代土地登记簿册和现代航拍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是在一段时期内，这项制度的确在京都附近地区得到了执行。这显示出早期日本人民迅速吸收中国管理技术的巨大热情和创新能力。
全面照抄也好，试图超越也好，大化改新的核心目的一直非常明确，那就是全面强化天皇的权力，抬高天皇的权威。因此日本在大化改新中，另一个超越中国的地方是把天皇的地位抬到比中国皇帝还要高的程度。大化改新之后，天皇们在诏书中公开称自己为“明神御宇”“明神御”。所谓“明神”，其意就是“现世神”。“明神御宇”就是“现世神治国”的意思。《大宝律令》《养老律令》中，对“天皇是神”做了法律上的明确规定
，这些做法确实超越了中国。
虽然改革过程要比我们想象中艰难缓慢，但是日本的中央集权，终于建立起来了。通过改革，日本进入了“律令时代”。从字面上来说，就是有了法律和政令的时代。用另一种说法，就是大一统集权时代。一个崭新的日本出现在列岛之上。
律令时代的日本社会看起来井井有条：天皇的权力确实更大了，获得了比以前多得多的人口，可以从社会中汲取更多的资源。政治稳定下来，贵族受到约束，不再像以前那样胡作非为。日本原来没有国家军队，现在，通过集中财政资源，可以供养起一支国家军队，因此得以征服了本州岛东北的虾夷和南九州的隼人，真正完成日本的统一。经济开始发展，人口也迅速增长，文化也不断繁荣。改革后的日本，“京城里耸立着华丽的宫殿，天皇和贵族居住其中，他们都是高高在上的神的子孙。他们品酌美酒，锦衣华服，吟诗作曲，享用着唐代舶来的艺术作品、香料和陶器。佛教寺院簇拥在都城周围，数量比在奈良还多，屋顶高耸着宝塔，铺就着瓦片”。
圣武天皇得意地说，“有天下之富者朕也，有天下之势者朕也”，反映了律令时代天皇对自己权威的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