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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古代史上最重大的一个事件，当然是大化改新。要讲清这次改新，我们首先要弄清它的历史背景。
大化改新是人类史上的一个特例：在没有外力强迫基础上，一个国家能够如此主动、深入而全面地学习另一个国家，“脱胎换骨”，“重新做国”。朝鲜和越南都与中国直接接壤，它们在长期与中国浸润式的接触中慢慢“中国化”不难理解（我们从前面的内容可以看到，朝鲜从唐代开始即努力“中国化”，但一直到明代，才放弃“男归女家婚”）。但是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它的选择中并无中国压力的因素，这一点相当与众不同。“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
日本人主动学习中国，直接的动力是什么？是天皇家族对中国式制度的羡慕。
在大化改新之前，日本的政治结构和中国完全不一样。日本天皇的权力远没有中国皇帝大。
英语里的“king”，除了“国王”之意外，还表示“大的”“主要的”。事实上，英国的贵族一直认为国王是自己队伍中的一员，“贵族中的第一人”，或者说贵族当中最大的一个。
日本也是这样，天皇只是众多贵族中的“大哥”，而不是“父亲”。他与其他贵族的地位差距拉得不够大。李卓说：“天皇最初只称大王（大君おおきみ），如同‘大臣’‘大连’那样，不过是畿内的一个氏族，其势力也不过比其他最强的君（きみ）略强一些而已。”
中国史书记载，5世纪时，大和国王“珍”（日本史书中的反正天皇）派人到中国朝贡，请求中国皇帝赐予封号。除了他本人的封号之外，“珍又求除正倭隋等十三人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号，诏并听”。就是说，又要求中国皇帝给“倭隋”等十三个臣子各种将军封号。
这种做法在朝贡国中是十分罕见的。在给自己请封的同时，还给自己的臣子请求封号，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倭隋等人都是大豪族，很有可能是仅次于天皇的副王，不可怠慢”。
考古证据也支持这一点，当时“天皇的坟墓与豪族的坟墓的规模相当接近”，这更说明日本的天皇绝不像中国皇帝那样高高在上。甚至每当老天皇去世，天皇家族中谁来接班，其他贵族家族也是有很大发言权的。“虽然，作为氏族共同体首领的大王一族，从3世纪起已在名分上获得世袭大和国国君的地位，但事实上，此后相当一个时期内，大王的继位通常是以各贵族集团协商推举的方式来解决的。”
这显然是原始民主制的遗存。
天皇权力有限，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大化改新之前，日本的社会结构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夏商周时代。
如前所述，倭奴国时期，日本存在“百余国”，实际上是约一百个部落联盟，每个国家规模都不大，大部分国家可能只有几千人而已，类似中国上古的“方国”
，或者释迦牟尼所出生的释迦国。虽然释迦牟尼据说贵为王子，从小金屋玉马，享尽荣华富贵，但仔细考诸历史，他父亲的“国家”可能统治着不过几十个村庄。
而到3世纪的邪马台女王国时代，国家的规模已经大大扩大。邪马台有人口七万多户，在当时三十多国中是“超级大国”。
这就意味着邪马台的统治者征服和吞并了周围很多部落或者部落联盟。怎么吞并的呢？当然不可能“郡县其地”，派官员给当地百姓编户口，收赋税。这种统治技术当时还没发明。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包圆儿”。不是嚼碎了咽下去，而是整个儿吞下去。也就是说，征服了这个地方之后，不打散原来的社会结构，原来的首领还按原来的方式管理着部落，只不过你们需要集体给我交纳贡赋或者提供其他服务。
这也是中国周代的统治办法。周灭商之后，虽然征服了各地，但是由于周人人数不多，又没有发明官僚制度，要统治广大的被征服地域，只能“不打乱土著居民的家族组织，亦不强求改革其生活习俗，仍然保持其固有的生活方式，只是在政治、经济上置之于被统治、被役使的地位”。周人到各地建了诸侯国后，都住在城邑里面，称为“国人”。土著居民住在城邑外面，称为“野人”，这些“野人”仍然按宗族的方式生活，集体为周人从事农耕。
“野人”的宗族家长有一定社会地位，但“野人”整体上是“二等公民”。
其实即使发明了郡县制，后来中国中原王朝在征服边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后，也仍然要采取“包圆儿”式的统治方式，即实行“土司制”。当地原有的统治家族被王朝封官授爵，吸收到王朝统治阶层，成为贵族，但他们仍然世世代代生活在原地，用原来的方式管理着当地的民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地理距离太远，实行郡县制成本太高。
邪马台国也是这样。据《三国志·倭人传》的记载推测，邪马台国时期已经现出了明显的阶层分化，分为“大人”和“下户”，也就是“贵族”和“平民”两个界限分明的阶级。被征服宗族的上层被吸收到“大人”阶级，其他成员成为“下户”。但被征服者还是生活在原来的群体当中，基本保持原来的生活和生产方式。
到了大和国时期，日本社会也没有出现本质性变化，仍然以宗族为国家的基本单位。从现有的文献记载看，大和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同样类似中国周代。
中国周代是“世官世禄”，就是贵族以家族为单位，世世代代为国家服务。铜器铭文显示，西周王室中大多数官职都是世袭的。比如“师鼎”的铭文说，它的主人一家四代父死子继，世袭“师”官职。微史家族铜器铭文显示，这一家族的六代人从西周初年开始，一直世袭“作册”即史官之职。
大和国也是这样，当时各个贵族家族被称为“氏”。家族首领被称为氏上，一般成员被称为“氏人”。氏上率领自己的族人也就是氏人世世代代分管国家各种事务。比如“苏我氏”一族世代掌管的是国家政务，“中臣氏”一族世代掌管朝廷祭祀事务，“物部氏”一族则历来掌管军事。这叫“氏姓制”。
与“氏姓制”配套的还有“部民制”。
作为贵族的氏上除了管理氏人之外，还拥有“部民”。所谓“部民”，就是在大和国征服的过程中那些归顺和被征服的部落，“被集体安置下来，保留了原来的部落组织，在原有土地上继续生活，有许多仍保留着原来的原始血缘关系”。海边的村庄被编为“海部”，负责向朝廷供献海产品。山中居民被编为“山部”，任务是提供山珍
。也有些被征服部族被迁徙到首都，被编成为王室和贵族们服务的各个部，比如“膳部”“扫部”“土师部”和“陶部”等。顾名思义，“膳部”负责餐饮，“扫部”负责王宫的打扫，“土师部”和“陶部”负责为王室制造餐具等生活用品。不过编部并没有打散他们原来的氏族，在这些“部”的内部，仍然保留着原来的组织结构。
因此，倭奴国时代的日本，类似中国商代。邪马台时代和大和国早期的统治方式，和中国周代一致，这当然不是有意学习的，而是相似的发展阶段的社会现象自然吻合。
中国和日本的区别在于，日本被征服者的原有组织更难以被打散。也就是说，在日本建立集权比在中国更难。这是因为地理原因。
第一是日本缺乏大的平原。中国四大平原，东北平原面积三十五万平方千米，华北平原三十万平方千米，长江中下游平原二十万平方千米，关中平原四万多平方千米。而日本最大的关东平原，面积不过一万六千平方千米，而著名的近畿平原（又叫大和平原，奈良平原，即大和国的诞生地）面积才一千多平方千米。
世界上大部分强有力的集权制政权，都是在大的平原或者河谷地带形成。诞生在小小的大和平原的大和国的集权体制相较大陆政权远不够强有力。
第二是日本国土约76%属山地丘陵地带，小规模的山间盆地及平原散布全国，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同时日本的河流较短，大部分不能航行。这种地理结构不利于人群迁徙流动，不利于权力触角的深入。
因此日本各地的原始氏族比中国的更难以控制，被征服后只能以原来的结构被保留下来，纳入部民制当中。
部民制下，贵族们拥有各自的部民和领地，天皇和他们的区别只不过是部民和领地多一些而已。“大和政权的初、中期，实际是由诸豪族组成的松散的联合统治体制，其脆弱性是可想而知的。”
这一点在神话传说中也有明显的体现。
不熟悉日本史的读者可能以为，日本只有天皇一家是神族。而事实上，不只天皇一家，很多古老贵族家族也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神灵时代。日本早期“每一个豪门氏族都有一份家谱，根据这份家谱，他们的血统可以追溯到某个自然神，这个神也就被称为他们的始祖。”
比如出云（今岛根县）的千家氏，就是一个和天皇家同样古老甚至更为古老的家族。他们在祭祀的贺词中要追溯千家氏的远祖“天穗比神”和其子“天夷鸟神”的光辉事迹。
（日本古代）各氏族都争相把神话传说中的神，或者在大和朝廷的建国神话传说中出现过的人物追叙为本族的祖先。《新撰姓氏录》中所记录的诸如“息长真人，出自誉田天皇（谥应神）皇子稚渟毛二俣王之后也”，“藤原朝臣，出自津速魂命三世孙天儿屋命也”一类文字，就是很典型的说明。
因此，贵族家族流行内部通婚，可能有一个动机，也就是为了保持各个神的血统的纯正性。
由于越来越多的贵族宣称自己是神的后代，天皇很不高兴。《日本书纪》记载，415年，允恭天皇曾经举行过一次鉴别真假神灵后代的“探汤”大会：
戊申，诏曰：“群卿、百寮及诸国造等皆各言，或帝皇之裔，或异之天降。然三才显分以来，多历万岁。是以一氏蕃息，更为万姓，难知其实。故诸氏姓人等沐浴斋戒，各为盟神探汤！”
则于味橿丘之辞祸户岬坐探汤瓮，而引诸人令赴曰：“得实则全，伪者必害！盟神探汤……或泥纳釜煮沸，攘手探汤泥；或烧斧火色，置于掌。”
于是诸人各着木棉手襁而赴釜探汤。则得实者自全，不得实者皆伤。是以故诈者愕然之。予退无进。自是以后，氏姓自定，更无诈人。
也就是说，天皇下诏称，贵族们都说他们的祖先，或者是与天皇一脉，或者是天降的各路神仙。但是自创世以来，已经过去一万多年，地上家族众多，难以知道大家说的是真是假。这样，我们烧一锅开水，大家把手伸进去，如果谁烫伤了，就说明他在撒谎。如果安然无事，那就是神灵的后代。
据说这个大会很有效，辨别出很多假冒伪劣的神灵后代，剩下的都是真正的神仙后裔，神的家族得到了一次大规模的清理整顿。贵族们从此分成了三大类，一大类叫“皇别”，皇室后代。一大类叫“神别”，各种神灵后代。“神别”里还分成“天神”“天孙”“地祇”三个小类。还有一大类叫“诸蕃”，就是从中国或者朝鲜来的移民，自称是秦始皇或者汉高祖的后代的“归化人”。
此后，天皇授意臣下“将主要氏族的神话整合在一起，成为综合的全国性的神话”
。整合的过程中，当然要降低其他神灵的地位，突出天照大神的独一无二，让她成为全日本的主神。大化改新之后，文人们遵循天皇的旨意，把这些历来口耳相传的神话定型，写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两本书。写这两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树立天皇家族的权威。
这反向说明了在写这两本书之前，天皇家族的地位即使在神话当中也并不是绝对的中心。
这种政治结构显然很不稳定，容易出现内乱。那些实力与天皇不相上下的大贵族并不完全受天皇控制，“各个氏实际上是一支支独立倾向很强的政治势力”
，他们“各置己民，恣情驱使”，甚至拥有各自的武装，“割国县山海林野池田，以为己财，争战不已”。天皇家族或者说“大王”家族的地位表面上一直受到尊重，但是实权则经常受到挑战甚至被架空。
“架空天皇”是日本政治的传统。这个传统其实并不是起自“幕府时期”，也不是起自“摄关时期”，而是更为久远：事实上在大化改新之前，天皇就已经长期失去了权力。
苏我氏是大和国的最有渊源也最有势力的贵族家族之一，他们的始祖武内宿祢据说曾历仕五位传说时代的天皇，活了二百八十岁，被称为日本的“大臣之祖”。这个传说当然太夸张了，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家族历史之悠久。587年起，拥有大量领地和部民的苏我氏在高层斗争中击败其他贵族，开始独揽朝政。
苏我氏专权的关键是通过婚姻，成功地控制了天皇。
在前面我们提到了天皇家族的内婚制。这种内婚制除了保持神的血统纯正之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避免外戚掌权。朝鲜高丽王朝时期也一度实行内婚，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防范外戚作乱，保持政治稳定。原来高丽王国创建之初，各地豪族在政治上影响很大。王建本身是以豪族起家，他的后妃合计有二十九人，绝大部分是出于政治需要迎聘的异姓豪族之女。王建死后短短六年里，外戚豪族势力开始兴风作浪，接连换了三个国君。因此从第四任国君光宗王昭开始，高丽王室开始采取内婚制度。这种婚姻方式虽然不符合中国伦常，但是在短期内杜绝了异姓豪族干政，保证了高丽王权的稳固。一直到了高丽文宗王徽时期，才立法限制内婚，但是外戚专权不久就死灰复燃，导致高丽政治出现重大动乱。
但是内婚制度也有漏洞。我们知道，天皇传统上要娶皇族之女为皇后，但可以娶其他家族的女子为妃。苏我稻目把自己的女儿以妃子的身份嫁入宫中。一般来讲，只有皇族之女生下来的皇子才能继位，但是由于苏我家势力太大，在苏我氏派系的强力扶持下，苏我氏妃子所生的皇子成为天皇。从此之后，拥有苏我氏血统的皇子成为天皇就成了一个传统，苏我氏一族因此就以外戚的身份任意操控天皇，他们的势力甚至发展到看哪个天皇不顺眼就可以换掉的程度。
《日本书纪》记载，崇峻天皇在位的时候，有一次，有人给他献了一头山猪。深受舅舅苏我马子控制丝毫不得自由的他，不小心说了一句不应该说的话。
五年冬十月癸酉朔丙子，有献山猪。天皇指猪诏曰：“何时如断此猪之颈，断朕所嫌之人！”……苏我马子宿祢
闻天皇所诏，恐嫌于己，招聚党者，谋弑天皇。……乃使东汉直驹，杀于天皇。
崇峻天皇不懂得“戒急用忍”，试图挑战苏我马子的权力，而且言语不慎，流露了自己的意图，遂被苏我氏指使亲信东汉直驹刺杀于殿前。崇峻天皇死后，苏我马子干脆安排自己的外甥女继位，是为推古女王。
推古女王时代，中国终于结束漫长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分裂时期，进入了大一统的隋朝。推古女王的侄子，在当时执掌朝政的圣德太子热爱中国文化。他痛心于苏我氏专权，羡慕大一统的中国皇帝的权势，试图向中国学习，提高天皇的地位。
圣德太子将“大王”的名号改成了“天皇”。如前所述，日本的“天皇”此前一直叫“治天下大王”。在607年建造的法隆寺金堂药师像上所刻的铭文中第一次出现“治天下天皇”的称呼。
同年，推古女王和圣德太子派出使节前往隋朝通好，国书中也开始自称“天皇”。这一做法当然是为了提高大王的权势，突出大王在贵族中的独一无二的地位。
圣德太子还制定了《宪法十七条》，试图对贵族们的行为进行约束。当然，这个“宪法”并不是真正的“法”，只是一个行为规范，中心内容是提倡儒家的“三纲”“五常”，强调臣民对皇权的绝对服从，提出“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国靡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
当然，这两招都是“虚”的。具体如何把中国的制度移植到日本来，把天皇从虚君变成实君，他也弄不清楚。于是他派出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批留学生，随遣隋使团抵达中国，进入中国的太学学习，深入研究中国的政治运作。隋朝被推翻后，日本又紧接着向唐朝派出遣唐使，继续向中国取经。“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这就为后来的大化改新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