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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日本人的精神世界

在中国,墓地都在远离人烟之处。而在日本,活人与死人却经常居住在一起。在东京的居民区,每走几百米你就会遇到一座寺庙,每座寺庙里都有一片片的墓地。

这一事实反映出两种不同的生死观。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死亡是可怕的,死人是可怕的。死人会变成鬼魂,《礼记·祭义》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许慎《说文解字》说,“人所归为鬼”。而鬼虽然似乎也有着和活人相仿的智商和能力,但在阴间都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偶尔还会游荡回阳间,可能施害于人,因此中国古来谈鬼色变。《论衡·论死》说:“世谓死人为鬼,有知,能害人。”汉代墓中多有“镇墓文”,严厉要求死者老老实实待在坟里,不要返回阳间。

而日本人认为,人死后不会变成鬼。变成什么呢?

信奉神道教的人认为,死者会变成神。

虽然日本引进了儒教和佛教,但是原始的信仰,即神道,仍然是日本人信仰的基础。周作人说,中国的儒教、印度的佛教以及西方的哲学是构成日本文化的表层,而神道思想是日本文化的核心部分。

神道是从原始的萨满教演变而来, 神道教认为万物有灵,任何东西,一块石头,一棵大树,都有灵魂,在日本神道观念中,不但人,万物死后皆为神。所以日本有“八百万神”的说法。

人死之后,他生前的罪孽都会一笔清空,他的灵魂会升到天上成为神。当然,神与神不同,也有等级之分。我曾和一个日本人讨论过八百万神的说法,他说,在他的理解中,神界也是分层的,上面是天照大神等高级神灵,中间是土地神等“中层干部”,下面是他的祖先变成的神,相当于神界的民众。

信奉佛教的日本人则认为,死者不论高低贵贱,都会成为佛。“日本人的国民感情认为,所有的人都死后成佛。”

不管怎么样,在日本人的观念中,通常死人是不会为害活人的,死人成神或成佛后对活人是充满善意的。所以中国人对死者灵魂敬而远之,指路送灵,让祖先灵魂不留恋现世,不留恋后代,快去阴间,不要再回来。而日本人通常是亲而近之,认为“祖先在近旁会感到安心”。

日本汉字当中也有“鬼”字,但日本的鬼是和中国的鬼完全不同的一种东西,它不是死人变的,而是一种吃人的妖怪,在“鬼”这个汉字传入前就已经存在于日本的传说当中。它有固定的形象,长着角和獠牙,口一直咧到耳朵,裸体,腰围虎皮裙,手持棒子,性格残暴,捉住人便吃。因此它是无情、怪力、勇猛的象征。

高平鸣海在其作品《鬼》中提到:“在日本,鬼是万恶之根源。具备人所不具备的力量,令人们惧怕的东西,这是鬼的最基本条件。从外表定义是长着角,有数个手脚的异形的东西,会掠夺,实施暴行,诅咒人,吃人。”古代中国人认为鬼是怕见到日光的,只在夜间出现。而日本的鬼却不会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能随时出现。因此日本的鬼和中国的鬼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

不过,日本文化中,还有一种叫“怨灵”的东西,和中国式的“冤鬼”有些相似。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灵魂都会顺利升天为神,也有极少数含冤而死的人,会成为“怨灵”,飘荡于世间,作祟为害。

这种观念是大化改新之后,可能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才发展起来的。785年,桓武天皇之弟早良亲王被冤杀。不久平安京及全国相继发生瘟疫,早良太子的母亲和桓武天皇的皇后染病死去。人们认为这是由于早良太子的灵魂作祟。 这是日本历史上较早的灵魂作祟事件。

菅原道真灵魂作祟的事件对日本信仰史的影响更加大。菅原道真是平安时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因受藤原氏的排挤,在失意中死去。他死后六年,日本开始流行菅原道真亡灵作祟的说法。比如909年,藤原家族多人陆续死去,人们普遍认为就是菅原悲愤之气郁结为怨灵的结果。930年,雷电击中天皇宫中清凉殿的柱子,击毙大臣数名,之后醍醐天皇也因受惊吓而死,人们认为这是菅原的怨灵化为火雷神作祟。为了“镇其魂”,朝廷修建了北野天满宫来祭祀他。

不过在后来的日本文化中,只有著名的“怨灵”才比较可怕,一般的冤屈而死者,只要请和尚做做法事就消气了。各种怪谈里,怨灵即使为患,也不过是和活人开开玩笑,吓唬吓唬活人而已。

成神、成佛、成为怨灵,日本人死后这三种去处,鲜明地体现出加藤周一所说的日本的“杂种文化”特点。

因为人死后去的地方不同,日本人的祭祀方式和祖先观念与中国人也不一样。

中国人,特别是南方人普遍有宗族,有家谱。中国人的观念中,鬼在阴间的生活方式似乎与活着差不多。所以中国人必须生儿子,必须保证后代世世代代来上坟,来烧纸,有的还烧纸扎的房屋、汽车、电视乃至“小三”。否则就无法幸福地过活。

而日本人不这样想。日本人上坟是不烧纸钱的。他们只带些水果。日本人的祖先,一般算到祖父母、曾祖父母,再往上就不计了,绝大多数日本人也没有家谱。反正人是从神的世界中来的,死后还要回到神的世界。

当然,这个话说起来简单,细讲起来也复杂。日本的“杂种文化”特点导致很多东西既有本土特点,又混合了中国传来的观念。因此死后为神,也不是一个瞬间完成的过程,似乎是吸收了中国朱子人死之后,“气”也就是灵魂慢慢消散的理论。柳田国男的《话说祖先》中认为,祖灵在经过了一定时期后,逐步失去了个性,单个的祖灵慢慢融合,而渐渐一体化。

具体来讲,随时间流逝,三十三年或者四十九年后,死者灵魂的个性逐渐消失,最终与其他祖先融为有共性的整体。民俗学者堀一郎说,随着忌辰数的增加,在祭祀者的记忆中,死者逐渐丧失个性,被美化、纯净化、类型化。在最后一次祭祀结束后上升为“祖灵”,最后升华为一个整体的“神灵”。

所以日本人死后一段时间内也需要后代的祭奠,但时间长了就不用了。日本人只为自己记得的父母、祖父母或其他近亲的灵位供奉食物。“只设立六七个最近去世的亲属灵牌。”甚至对曾祖父母的墓碑也不再去刷新重书,三代以前的祖先会被很快遗忘掉。因此有人说,日本的家族联系被削弱到了西方的水平,同法国的家族最为近似。

也因此,日本人不太在意有没有儿子,更不在意必须多生儿子,以增加在地下的保险。他们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养子来继承家业,心理上也没有什么不适。而这在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

神道教信仰在日本文化中一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使“全盘唐化”之后,日本仍然通过大宝年间(701年—704年)的《神祇令》把神祇官署置于中央机构的最高位置,让神道祭祀制度国家化。《令集解》职员令“神祭”条载:“神祇者是人主之所重,臣下之所尊。祈福祥、求永贞,无所不归神祇之德,故以神祇官为百官之首。”

因为属于原始宗教,神道教没有什么高深的哲理,也没有什么经典,供奉的有山神、蛇仙、狐仙等林林总总的神,全国各地神社有数万个,但供奉的大多各不相同。我老家中国东北农村,村头巷角也往往有微缩版的“小庙”,供的也是“黄仙”(黄鼠狼)、狐仙之类,也是萨满教的遗存。区别只在于日本的神社建筑精致华丽,中国的小庙建得矮小潦草而已。

一般来讲,神道教认为,本地的某种神灵掌管着本地的事务,因此需要好好祭祀它,让它保佑一方。日本人向神灵祈求的内容也都是关于现世的,而不是来世的。比如祈求国泰民安、事业顺利、婚姻成就、考试通过之类。

和一般萨满教不同的是,神道特别崇尚“明净”,忌讳“污秽”,因为神最厌恶的是“秽”。“秽”不仅指不净,而且泛指一切非正常的“异态”。据说这种变态会造成人神间的隔阂,招致神怒,带来不幸。与“秽”相对的是“净”,即“明净正直”,只有明净的身心,才能与神感应沟通,得到神的冥护。因而祭祀的前提是诚、净与真实。

所以日本的神社、庙宇都非常干净。最常见的祓式是“手水”和“修祓”。神社都有清水充盈的“手水舍”,人们在参拜前在此洗手漱口,清洁污秽。

日本人是酷爱清洁的。据说,关东大地震之后的废墟中,很多人仍然用找到的一点水来沐浴。“在这样的大灾难后,仍然把洗澡这件事看得如此重要,这恐怕除了日本之外,在世界上很难见到。” 日本人对洗浴的热爱,除了日本降雨量大所以沐浴方便外,应该更与神道信仰有关。

神道以白色为洁净之色,因此古代日本人一向崇尚自然、朴素的色调,日本的木结构建筑,大都不施彩绘,保持原木之美。日本的园林、庭院比中国式的更崇尚自然、素朴的美,这都与神道塑造的审美观有关。

神道教对日本人精神世界的另一个影响是日本文化的“现世性”。神道教是处于偶像崇拜阶段之前的原始宗教,不强调来生,不追究死后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加藤周一在回答“什么是日本文化”时,说“日本人的精神结构,首先是以非超验的原始宗教为背景而形成的”。“从社会层面上说,(日本文化的特点)是强烈的集团主义倾向,它体现为典型的非个人性的集团主义,与此相关,在思想层面、心理层面上,不需要任何超越的价值观,或者说不喜欢任何超越性的价值观。这两者互相关联。”

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一个类似之处是务实,对抽象的精神问题不感兴趣。现世生活是第一位的,这也影响了日本哲学的深度。

除了神道教之外,佛教对日本人精神世界的影响也很大。不过日本的佛教和世界上大部分地方的佛教不同。日本佛教的最大特点是“神道化”。如前所述,日本普通民众心目中,所有人死后都能成佛,这实际上就是神道教中“所有人死后都成神”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这在世界所有佛教国家当中是独一无二的。“不管什么人,甚至身份最低贱的农民,死后都能成佛。日本人供在佛坛上的家属灵位就称作‘佛’。这种用语在佛教国家中没有第二个。”

日本的佛教也不宣扬轮回转世和因果报应。“尽管日本是一个佛教大国,但轮回和涅槃的思想从未成为日本人民佛教信仰的一部分。虽有少数僧侣接受这种教义,但从未影响过民间的思想和习俗。在日本,没有把鸟兽鱼虫看作是人的转世而不准杀生的现象。……不仅一般民众没有这种思想,僧侣们也对它进行加工改制而使之消失了。……日本人对死后世界的空想从来不感兴趣。他们的神话都是讲关于神的故事,而不讲逝世的人。他们甚至拒绝佛教关于死后因果报应的思想。”

所以日本的佛教经过了深刻的日本化的改造,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佛教有着本质的不同。本来是禁欲主义的佛教,到了日本,居然也开始“纵欲”了。江户时代的朝鲜使臣注意到,日本不仅“游女”成风,连和尚都不持两性戒律。日本的僧人可以“挟妇而居寺刹”,甚至和尚和尼姑也经常“同宿”,而且并不避人。《老松堂日本行录》记载,朝鲜使臣宋希璟曾问一位居于全念寺附近的朝鲜人:“此寺僧尼常于佛殿同宿,其年少僧尼无乃有相犯者乎?”和尚和尼姑住在一起,能不出事吗?此人笑答:“尼孕则归其父母家,产后还。” 很简单,怀孕了就回娘家生出来,完事回来继续当尼姑。

确实,从日本净土真宗创始人亲鸾公开主张僧侣可“娶妻生子”开始,现在日本大部分寺院的和尚都可以结婚生子,这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日本名僧莲如上人甚至有妻妾五人,子女二十七人。 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期间,曾经娶了一个十六岁的美丽的日本女孩,叫大月薰,两个人还生了一个孩子。不过后来孙中山离开日本,两个人就断了联系,后来大月薰无可依托,就嫁给了一个和尚,还生了一个儿子。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父亲也做过和尚。日本传统时代职业世袭,很多寺庙也世袭,住持也子承父业。这在其他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

日本的寺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军事化,庞大的寺产由武装和尚保护,成天打打杀杀。戴季陶说:“极平和的佛教,到了日本以后,顺应着封建时代的人心,也变成了一个‘强性的宗教’。或者是为宗派打仗,或者是为拥护一派的护法大名打仗。……佛教爱人爱物无抵抗的精神,在日本封建时代,一变而为牺牲的争斗精神。把‘罗汉道’杀内贼的功夫,用在杀外敌的上面,也就和武士道没有冲突。”所以他总结说,日本的佛教,“比起中国艰苦而枯寂的佛教来,的确是大不相同”。即使是传统日本知识分子,也一直强调“神佛一体”。他们的佛教信仰中,一直带有神道教的神秘主义色彩。

因此加藤周一说,“我认为,后来传入的佛教,其超验层面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本人的精神结构。佛教传入日本,改变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佛教”。

中日文化的区别在神话当中也有明显的体现。

中国神话的特点是正邪分明,道德高尚。中国的神灵,可以黑白分明地分成正邪两派。除了一小撮犯上作乱的坏分子比如共工之外,大部分都是道德楷模。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神农尝百草,大禹治水,都是为国为民辛勤劳动,只求奉献不图索取,都可以评上“感动中国的道德模范人物”。

中国读者对此习以为常,但事实上,这在人类文化中是非常罕见的。世界各地的神话,很少有这样高度道德化的例子。从苏美尔到希腊,它们的神话人物都更像普通人,个人主义,有七情六欲,贪婪、粗暴,动不动就乱发脾气。比如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宙斯”,是个“乱臣贼子”,把自己的父亲放逐到了地狱,才登上了最高位。宙斯成为主神之后,并没有如同中国的玉皇大帝那样,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而是成天闹绯闻:或者变身成一只天鹅去勾引美女勒达,或者变成一头白牛去勾引少女欧罗巴。

不过,虽然各国神仙们的道德水平大抵不高,但是大部分也有其道德标准,有些坏事,神仙也知道自己做得不地道。

而日本神话人物的最大特点,是正邪不分,没有道德标准,或者说,人类不对神做的事进行任何道德判断。我们说过,伊奘诺尊的左眼生出了太阳神,右眼生出了月亮神。接下来,他又从鼻子里生出来一个海神素盏鸣尊(又名建速须佐之男命)。

这个素盏鸣尊性格狂暴,胡作妄为。他来到姐姐天照大神那里,和姐姐通婚,生了好多个小孩。但是姐弟俩经常吵架,素盏鸣尊便想方设法折磨姐姐。“在天照大神的大饭厅里乱拉大便,而大神与侍者正在饭厅里举行尝新仪式。他毁坏稻田的田埂,这是滔天大罪。最坏的,也是西方人最不可理解的是,他竟然在姐神的卧室的上端挖个窟窿,从中投入‘倒剥皮’的斑驹(即男性生殖器)。” 这些荒唐、污秽和残忍的行为在神话中并没有受到批评。“他仍然是日本众神中一位招人喜爱的神,受到应有的尊敬。”

日本神话中还有很多其他残忍的行为。“有一次,大国主命的兄弟劈开一棵树,用楔子顶住缺口,把他强行推入缺口,然后拿掉楔子,把他夹死了。也是基于纯粹的恶意,这些兄弟骗一只受伤的野兔到盐水中沐浴,然后躺着被风吹,身体因起泡而受苦。另一个故事描述一位王子用最鬼祟的方法,趁其兄正在大解时把他杀死,然后将其四肢扯下来丢弃。”

世界其他地方的神话中并非没有这样的残忍行为。但在日本神话中,残忍似乎很普遍,同时从来没有受到过道德谴责。因此,日本人的善恶观有其特点,在伦理上属于恶的事,但是因行动力出类拔萃,也可以受到崇拜。 “从单纯动机(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无论聪明还是愚蠢)出发将自我能量释放出去,这种行为既是可畏的,又是可敬的。”

所以日本人的善恶观自古就与中国不同。后世的日本人甚至曾给一个叫鼠小僧次郎吉的小偷立碑,他是江户时代的神偷,多次光顾贵族富室,把自己偷成了巨富,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日本人去参拜他的墓地。

韩歇尔说:“日本神话的独特之处是避免做出善恶的道德判断,某些行为被责备、惩罚,但没有道德说教。举例来说,素盏鸣尊只是因胡作妄为被驱逐,未被谴责为邪恶的。神祇与他们尘世的后代在道德水平上没有区别。行为依据情况被接受或否定,不是依据任何明显的普遍原则,这正是当今日本许多评论家评论行为的模式。这样的行为显然源远流长。”

而这种神话叙述方式,显示日本神话保留了更多的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文化特征,而世界其他文化则更多地经历了后来的改造。在世界各文化当中,中国文化对原始时代的神话改造力度是最大的,不符合文明时代伦理原则的内容几乎被删除净尽。

日本的儒教也是这样。儒教对日本人的影响也很大,但是这种影响同样没有改变日本人的精神结构,只是改变了其表象。

专门研究日本儒学的王家骅先生认为,大化改新后,许多日本人虽已热衷于全面吸收中国文化,在道德领域的理想层次上也以儒家道德为“理想道德”,但是在道德的实践层次上,仍然是日本固有的道德观念在发挥作用。例如,《万叶集》中的大多数恋爱,可以毫不隐讳地直抒男女思恋之情,这和中国文化早期的《诗经》颇为相似,与后来儒学化的中国不同。《万叶集》中表现的亲子关系也主要以“情”为基调,与中国儒家“无违”和“父为子纲”所表现的“敬畏”关系形成对照。

津田左右吉说,日本虽然是因为接受了中国文化才开始得到发展,日本知识分子受中国古典文献的影响也很深,但普通日本人的实际生活与中国人又完全不同。虽然日本过去的知识人的知识,很大部分来源于中国,但是却与普通日本人的实际生活相距甚远,在日本人的实际生活中并没有产生直接的作用。

津田特别对儒教与日本人观念的不同之处进行分析。他认为儒教“无视活生生的人性,无视人类的内在要求,是从外部任意强加、干涉人行为的规范”,与日本崇尚自然的国民性格格不入,因此,“儒教并没有渗透到日本国民的生活中”。

确实,原始时代的文化遗存给了日本一份与中国不同的发展动力。儒教文化的特点是对人的自然本性,包括身体本能的深入“驯化”,以至于音乐人高晓松夸张地说,汉人天生无乐感——“汉族在能歌善舞这一单项上可排名倒数第一”,只有填词能力非常强。而日本人则长于旋律创作,八九十年代的港台金曲,很多翻唱自日本歌曲,因此有人夸张地说,“日本的原创歌曲养活一半的港台乐坛”。日本人的音乐能力相对更强,可能与他们原始文化因素保留较多有关,具体地说,可能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日本人的“歌垣”基因有关。

所以津田左右吉说,日本社会虽然表面上受中国文化影响极大,但是日本文化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而是有本质的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社会组织、政治形态也不同。”

加滕周一则认为日本文化特征是“土著世界观的执着持续及其外来文化体系的日本化。”

因此,千言万语一句话,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表面相似,骨子里不同。为什么中国文化并没有深入地渗透到日本人的实际生活当中,日本的大化改新,为什么最终失败,日本历史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了怎么样的特点呢?要弄明白这些,我们还是得在下一编从头讲起。 yN7GCwG1HKQ6HP6tSOtXytz0FkXeIbZJ5+D9Z1KLciw0OYTw+BthU6bxmMn2+D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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